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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生伯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脚吓破了胆，"色怖，泥首乞命”们。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这位朱明王朝的亲王，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2)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枭首示众。当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曹，今定何如?”下令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僚[3)。接着，响亮地向洛阳的贫苦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4]李自成的话鲜明地表达了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革命宗旨，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同朱明王朝作拼死的搏斗是个有力的号召。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史载:

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5]

除了开仓济贫以外，起义军还把大批金钱物资运往山区，充作军用。剩下的金银财物，李自成在准备移兵攻取开封时，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用以募兵守城。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

[1]《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吴伟业大概是认为福王“泥

首乞命”有失大体，在《绥寇纪略》里竭力加以掩饰，记作“福王趺坐于地，贼逼之。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

[2]徐树丕:《识小录》卷二,《襄福二藩陷没》条;同书卷四《福藩之变》条，记李自成之语

作“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问。

[3]《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又，吕维棋之子吕璜在《吕太傅

忠节述乞言》中，记李自咸诘责语为:“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议别，何遢人太甚?”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艺文》。[4]《绥寇纪略》卷八。[5]《球变纪略》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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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一权父。”11“御袖为湿”12，诸臣只好俯伏请罪3。史料又载，此后的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歌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健，心烦感，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悟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为之泣下，上亦丸澜者久之，诸官人莫能帅视。)这个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已经陷人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宁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乐园已经动摇，欢笑的日子确实不多了。

第三节 李自成起义军首攻开封和项城战役

李自成部攻克洛阳时，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正领着游击将军高谦所部官军。在黄河以北的怀庆地区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开封城守副将陈永福获悉洛阳失守，火急率兵往援。开封的守御力量因而非常单薄。李自成得到这个情报，决定奇袭开封。二月九日，他带领精兵三千、部卒三万从洛阳地区出发，急行军三昼夜，于十二日中午时分到达开封城下，立即大举攻城。明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唯恐重蹈洛阳覆辙，落个失城陷藩的罪责，急忙把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统统赶上城去固守。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和

[1]陈洪绶:《备陈一代兴亡班》，见《甲申就亭小纪》二编卷二。据当时参加这次召对的兵

活。”(见《依水园文集》前集春二。)

科都给事中张播度记载，朱山检说:“亲叔不保，背联不稳所致云云，言讫大病，掩袖流

[2]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3]张绪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4]《环宫遗录》春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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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七章 李自俄起艾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其他嗜财如命的藩王们有点不同，他奉行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保命哲学。在起义军兵临城下时，他一狠心把府中累朝积攒的银子搬出一部分，"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这一举措果然生了效，开封城内一批亡命之徒纷纷上城同义军为敌。尽管义军攻城非常勇敢，"射终日，箭插城如猬”【2)，但是，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计划却未能实现。这时，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听说起义军乘虚进攻开封，连忙带着军队两昼夜兼程赶回，十六日由水门入城参加防守

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李自成在十七日亲自到城下观察形势，以便决定下一步的攻城方法。不料行踪不密，被城上的官军射中左眼13]。后来伤口虽经治愈，左眼却从此失明。当时，起义军的领袖负了重伤，又有消息说左良玉的军队和保定总督杨文岳所统官军正向开封进发。只有“精兵不过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4]的义军首领明白，一旦明政府的援军到达，自己就可能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于是决定停止进攻开封，主功向西转移到登封、密县、嵩县一带。李自成部义军的首次进攻开封，遂以自动撤围而告终。

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由于与张献忠不和，率领部众到河南淅川，同李自成部义军联合作战5。当时，李自成部已经成为各支起义军中实力最

[1]李光壂:《守汴日志》。[2]《守汴日志》。

[3]究竟是什么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陈永福射的，崇祯十六

年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时还说过“亲集失于王目”的话。《守汴日志》、《豫变纪略》等书则说是陈永福的儿子陈德(时任明军守备)射的。还有的史籍说是官军士辛所射，陈德据为己功，向朝延请赏。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说:“究不知为何人所射，陈总镇逆攘为其子陈德之功，以守备擢游击。”又根据一种传闻，说是谢三所射，"三名不显，故为陈所掩云。"[4]《守汴日志》

[5]李自成、罗汝才两都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的时间。《国榷》记于九月,《怀陵流寇始终录》

记于八月，《平寇志》、《豫变纪略》记于七月。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三三六至三三七页所载《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崇桢十四年七月间，李自成与罗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县联合作战，故取七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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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纲领、政策和宣传口号等，必将大大推进一步。

第四节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二攻开封

项城战役以后，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乘势攻克了商水、扶沟、洧川许州、长葛等豫中州县。十月间，义军包围了叶县。奉命在这里镇守的是北舞渡副将刘国能，此人原是农民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绰号闯塌天，崇祯十一年投降官军后就死心塌地充当明政府的鹰犬，以忠臣孝子自命。义军围攻七昼夜，刘国能眼看难以据守，便自己缒下城墙进人起义军营垒，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向李自成、罗汝才声称:“凡所以防守之具皆吾自为之，与叶民无涉。今吾力已竭，不忍城破尽毙此民，特来请死”。李自成劝他投降，他却说:“吾大逆人，受朝廷厚恩，不敢负”，自刎而死。十-月初四日，义军攻克南阳，总兵猛如虎、刘光祚均被击杀，唐王朱聿镆也被处死121。接着，义军又攻克邓州，然后回师北上，在十二月间进攻襄城。襄城守将李万庆也是农民军叛徒，原先的绰号为射塌天。他同刘国能一样，在投降官军之后堕落成了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义军破城，李万庆被处死与此同时，义军还攻克了镇平、新野、唐县、泌阳，舞阳、汝州、许州、

[1]张永祺:《偶然逐纪略》。乾隆十一年《叶县志》卷八，《杂记·纪事》将起义军攻克叶县，

误记于崇祯十五年，与同书卷一《祥异附兵荒》所记“十四年十月，流贼李自成陷叶，副将刘国能、知县张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起又军攻破叶县于十二月乙卵(十四日 )，误。又顺治《南阳府志》卷三，《祥异》记起又军攻克叶县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2]朱幸键在崇桢五年袭封为唐王，至九年秋京师成严时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废为庶

人，围禁凤阳高墙。其弟来幸镇承袭唐王，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所杀。朱幸键在弘光帝登极于南京时遇教得出高墙。后来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十一月，流贼破南阳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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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家 李自成服义车在河南的大发展

打将四肢钉在城门上，壮烈地牺牲了。

起义军首领们总结了两次进攻开封失利的教训，决定改用长期围困的策略。除了把主力用于包围开封以外，还“分党四比，势如破竹”2，两个月内就攻克附近三十多座州县，使官军据守的开封变成了汪洋当中的狐息。为了争取城内明朝文官武将停止抵抗，义军曾以李自成的名义，写了一件文告用箭射人开封城里。告示原文如下:

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李示:仰在城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照得丁启睿、左良玉俱被本营杀败，奔走四散。黄河以北援兵俱绝。尔等游鱼釜中，岂能当(长)活?可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千天和。倘罪重孽深，仍旧延抗，本营虽好生恶杀，将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矣。慎勿沈迷，自贻后悔。[3]

这件告示很值得注意，它不仅表达了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力图减轻双方军队的伤亡和城中百姓的苦难等愿望，也反映了义军在政治上的更臻成熟和在组织上的变化。李自成长期沿用的“八队”(或老八队)营号，这时已经改为“奉天倡义营”，他自己的闯将称号也随之改为“奉天倡义营文

武大将军”。这说明到崇祯十五年五月以后，原来时分时合的各支义军开始

走向统一，李自成的领袖地位逐渐形成。“奉天倡义”的营号，明显地具有号召各路义军和广大群众共同推翻明王朝的意义。告示中命令开封城内的明朝官僚立即投降，并且宣布“照旧录用”，表明义军已有建立政权的明确

[1]白愚:《汴围湿襟录)。李光墼《守汴日志》中也谈到，有霍卖婆“假采菜出城”为起又军

提供城内消息，李自成赏以金银六锭，入城时被搜出，明政府“连禁妇女出城”。

[2]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疏),《明崇桢十五年河南开村府汜水县

知县周腾蚊揭帖》

[3]郑廉:《豫变纪略》卷四。白愚:《汴围湿穆录》也记载了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郑康

所记说，明朝文武官员如果“仍旧延扰”，起又军破域后将严惩不货，”置尔等于河鱼腹中”;白愚文本却说:"本营不日决黄河之水，恐尔辈尽葬河鱼腹中矣!”看来，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决河灌行之后，为了嫁祸于起义军，私自偷换了文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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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问。李自成发布的文告，给开封城里的明朝官僚指明了出路，然而，这批家伙仍然把希望寄托于明廷调集兵力把他们解出重围。他们对义军的文告置之不理，继续负展预抗，从而给开封城内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城，城内的粮食所余无多，普通居民大批地饿死，明官馆却趁机大肆搜刮。他们强行摊派民户交粮，无粮的折银交纳。开初每石食粮折银八十两，后来增加到一百三十两。交不出粮食和银钱的就“先捉幼男女以大针数百刺其肤，号叫冤惨”[1]。甚至有的富室交纳了上万两白银仍不免于拷掠而死。守城的官军持巡抚的令箭闯人民家搜粮，除郡王以上的府第外，无处不搜，“掘地拆屋破柱以求”12]。市上粮价飞腾，“米粟百金_斗、青菜千钱一斤”[3);后来完全断市，有钱也买不着食物。城里粮食告绝后，居民们吃牛皮、皮袄、药材、水草、瓦松、马粪、胶泥等以求苟延时日，最后竟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悲惨局面。官军更公然以人为粮，“将军密计抚军颔，肥瘠皆堪充军食。” [4]

到崇祯十五年九月间，明官僚见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开封城的陷落已经迫在眉睫。为了逃避失城陷藩的罪责，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决定把黄河大堤决开，企图放水淹没开封和围城的义军，自己则事先打造好船只准备

[1]《宁许日志)。

[2]《守汴日志)。义，马士骘《诈城国陆述》中记:“乃又有一二职官借养兵之名，借搜粮之

举，而不肖帅妗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胍杜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逐门挨户，掘地糟阔，不为人留一除毂，犹然日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夹仆婢，金珠银钱，

所有，以他贪升。"

无不思去。甚至接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室。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

[3]马士黑:《汴城围陷述》，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艺文》

[4]王常段:《火梁宫人行》，见郑陈《像变纪略》;又见康熙《开好府志》卷三四。《艺文四》《河南透志》卷七三,《艺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将军指总兵陈水福，抚军指河南巡拉高名衡，马士骘《汴城偶陆述》中也说:“玉午夏初，卷土重来，粮尽拨绝，掘罗无计:

存一二者，今百无一二实。”

屋饭茶男，午丝煮女，百姓之死于饥者几几，死于杀而机食者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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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 东自成又军在河南的大发理

逃命。九月十五日夜，官军决堤，大水如山的而至。除了一小撮反动官像拥簇着周王朱恭枵登身逃出以外，整个开封城和附近的居民都被淹没。义军战士急忙移到大堤等高处避水，被洪水冲走的仍有一万多人。时人陈之遴写了一首《汴梁行》说:“守臣登陴但垂位，面着尘土心寒灰。绣衣使者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九重闻报空痛心、缙绅万舌缄如暗。”揭露了明官僚决河灌汴的黑幕。

明官僚的水淹开封，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仇视人民的反动本性。事后，在朝廷上虽有一些官僚上疏，要求追查开封城守官员自行决堤淹城的责任，朱由检却认为他们在起义军三次进攻开封时始终负隅顽抗，表现了效忠明王朝的反革命气节，因此不仅不予处罚，反而“念其劳苦”，奖励有加。黄河大堤的被决开，给附近州县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侥幸逃生者也因田地屋舍被水淹没而号泣呼天，颠连无告。明朝廷对此竟熟视无睹。到崇祯十七年正月，这个罪恶的王朝即将受到最后的清算时，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竟然异想天开，提出派人去开封捞取水中沉银。崇祯皇帝听说有银可捞，立即食指大动，催促火速进行。大学士蒋德璟等人会商后回奏说:“至枢臣所奏汴城捞银一事，其名不甚雅。欲专责抚按，又恐别有漏卮。察得工臣周堪赓见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复之举，权令相度而去其积水，捞出余银，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饷之实，似亦事理之

[1]陈之遴:《浮云集》卷四。按，决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级文武官员串通密谋的结果，具体拉

行人为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崇祯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治河击奸疏》内说:“今覆按其自供狡贼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刘昌与总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迁徒，汴民惨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憾。皆云京一决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偿诸罪。(见李永茂:《枢趣初剧》)。陈之遴诗中所云，出奇算之“绣衣使者”即指严云京。崇赖十七年正月给事中光时亨在《王言更断疏》中，要求朱由检下罪已谣，也把决河灌汴到为明政府所犯罪过之一。他说:“款凿挖河堤以致汴城亿万化为鱼鳖，反开冒功幸赏之门，为亲藩避地之始者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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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自成息文军在河南的大发牌

非为汜水也，非为汴城也，亦非为周藩天潢宜轸、百万生灵宜恤他。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为天下腹心，开封又中原腹心，闯贼耽耽窥犯为谋甚狡。虽幸固守无意，然属邑丘墟，则开封亦块然孤城。倘一旦沦陷，天下事尚忍言哉![21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没有一个强固的据点。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却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第六节 侯恂督师和起义军一败孙传庭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用。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噪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

[1]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奏碗》。[2]郑二阳:《郑中丞益楼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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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船了义不。左庭五在扬用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等莫展，"往来依违其间，为良五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时人调之“左府幕客””"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

文蔬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般百。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措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121

对于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麾下兵多势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收罗来的义军叛徒所统的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朱由检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左良玉年轻时曾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帆风顺位至大将。由于有这一番遭遇，他对侯恂自然怀有好感。崇祯帝知道个中原委，认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关系加以笼络。崇祯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当时因事下狱的侯恂放了出来，任命为兵部右待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平贼”(指挂“平贼将军印”的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兵，让他组织官军南北合击以解开封之围。侯恂是河南归德府人，对家乡情况比较了解，接任以后就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疏中说:

寇患积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图也。由秦入豫，一败汪乔年，再败

[1]强方城:《让协堂文集》卷五,《宁南侯传》

[2]许多大籍记戴诞，起义军得到有人能被杀的消息后“的酒相庆，四、贺孩子死，取关中如拾莠也。”这种把贺人龙描给成又军助致的说法来必可靠。彭孙距在《平寇志》卷五中评论说:“天开县之清，陈州之逃，谁则为之了谓实勇组为城饼者，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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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县志》也说:“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雅、一样谷等由周始、新蔡而来，如风雨骤至。”!”这些猫述说明五营的力是相当雄厚的他们来到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部汇合，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各支义军由分散作战，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粉碎孙传庭部的进剿以后，李自成等人曾经准备乘胜尾追，夺取陕西。革里眼贺一龙却提出，汝宁的兵马还很多，不可轻视。李自成也"老诸军议其后”12，于是决策向汝宁进兵。闰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分道由上蔡、舞阳向汝宁进发。十三日，义军完成了对设宁的包围，开始攻城。杨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监军孔贞会以四川兵守东城。明崇王朱由横知道起义军势大难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场，主张开门投降，被杨文岳阻止[3)。十四日，起义军战士用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云梯如墙，一鼓百道并进，攻克了汝宁府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孔贞会都当了俘虏。李自成亲自审问杨文岳，杨坚持反动立场。破口大骂。自成大怒，命人缚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轰毙。明崇王朱由及他的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4)。自成封朱由为襄阳伯，不久，连同他的亲属一起处死于河南泌阳。

这样，从崇祯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到十五年闰十一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义军不仅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黄河以北的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和豫东少数州

[1]顺治十五年《沈丘县志》卷十三,《丛纪志·灾祥》。按，左髻王即左金王，格料雁即革

里眼。

[2]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一○。

[3]康熙《汝宁府志》卷一口,《武备·军功》记:“十四日展，有通谋崇王中贵，辨王旨议

降。或以告文岳，文岳大怒，举刀砍杜，厉声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戚自西北门入城"

[4]《平寇志》卷五，记崇王名朱由横，河阳王误书为河南王。《国榷》卷九八，记世子名为朱慈坡。这里是根据《明史》卷-一九。但《明史》卷二六二《杨文齿传》，亦记起义军“虏……河南、怀安诸王以行。”按情理，明封郡王不应以河南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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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说援军，从而为尔后彻底推翻明王朝的

统治奠定了基础，战果是极其辉煌的。

汝宁战段之后，起义军确立了对河南大面积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一义军对占领地区不再弃而不守11，而是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和屯田，同时派设地方行政官员。二、在流动作战阶段，起义军将士的家属随军行动，给作战带来一定困难;这时开始把家属留在某些城镇2)，从而提高了义军的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它的正规化。三、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过去只需要为数不多的文人充当顾问、军师，参与谋划和办理文书事宜;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则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当官吏。有的史料说，李自成在河南时已举行了科举，“自水渝汴梁，援兵覆没于朱仙镇，乃蓄大志，假仁义愚天下。禁杀掠，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3)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北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设的地方官员

[1]直到常短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自成起又军弄克洛阳时，仍然采取了拆毁域墙的措

晚:“因念成中肚兵与彼作难，道令伪将驱其男女平城。"(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开》)汝宁战段以后，史籍中不再见有平城的记载(指李自成为首的起又军;张献志郑国实力敬小，直到崇赖十六年三月攻克湖北薪水时仍然平城，同年五月占领武昌以后才改变策略，据域设中，开始建立大西政权)，两代之以派遗地方官员，如十二月“发糖兵千余骑，送襄阳徐秀才往邓州上任。”(李水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2]《绥寇纪略》骞九，记常福十六年九月孙传庭统兵出潼关，倾得起又军“老营在唐县，精

锐电暴阻”，乃添游去新增修领兵问透潜攻唐县。结果唐县被攻破，起又军“辐重俱尽，妻子细口被杀”。这虽然是半年多以后发生的事情，但起义军把安置家属和辐重的老营另行电胜，不再随精税部队还徒大概要早一些

[3]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按:李今尹即李模，

河南郑县人。据传中所说，李模当时也参加了考试，“鼻耳皆截去”，大概是属于故意不成章者。顺治年间，李模中了进士，殿试时清世租当面询问过那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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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通商费、募民县田，收其籽粒以饷军”11，使贫苦群众能够安心生产，义举对念官污吏和豪强富室实行“籍其家以赏军”12的政策，既打击了官镲地主，也券补了零队的食用。在起义军内部从上到下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龄测度，同心同熊地渡过难关。“所掠金房、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但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亮”)，精兵是作战的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其他士卒和家属只吃两顿。连季路成这样的院助人物，也在饭食上“粗粝与众共之”[4)，穿着方面“衣帽不穿人~8)，混在战士当中都使人难以识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平均主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16]从李自成初起事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7)，到崇祯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阳，义正词严地斥责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贵人剥穷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处死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困“令饥者以远近就食”，对其他“贪污吏及豪强富室”也“籍其家以赏军”181，都体现了农民们要求铲除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极其尖锐的贫富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千百万农民正是在这种当时“最革命的思想”1)鼓舞下呼啸前进，向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拼死的搏斗，创造了

[1]张岱:《石置韦后集》卷六三。[2]张岱:《石量书后集》卷六三。

[3]查继位:《国寿承》卷一,《徐一源传》[4]《怀授流寇始终录》卷十六。[5]《国寿录》卷一,《徐一源传》

7]费密:《荒书》

[6]退格斯:《反社林论》，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页

8]出处均见上引

二一七页。

[9]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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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七章 李自独贴又军在同街的大厦照

惊天动地的业绩。否定和贬低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都必然导致抹杀农民革都的正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封建统治的辩护士。其二，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体现在起义军内部的供给制度方面。他们所采取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然农民们憎恶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他们要求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把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起义军的鲜明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它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购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张岱记载说，起义军所过之处“秋亳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进攻开封时，李自成也发布过命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2)义军作战时的军令也极其严格，令行禁止，“临阵无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3)攻城时为了实施爆破或拉崩，命令军士每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的回营休息，不足数的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战士们仍然奋勇攻城。

起义军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明王朝官军的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南人民从事实当中认识到李自成起义军是自己的真诚保护者，由衷地欢迎和支持起义军。如史籍所说:

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

大。14]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通赋甚急，敲朴煎熬，

[1]《石匮书后集》卷六三。[2]《守汴日志》。

[3]《平寇志》卷十一。

[4]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中延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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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堪命。整是随贼，及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

迎阁王，闯王来时不的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1)

封建文人的笔下能出现这样接近实录的描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义军其所以能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统，把起义军斥之为犯上作乱、十恶不赦的盗贼。老百姓却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义军的片段记载，例如:“初，贼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饷之粮者，有贻之弓箭者”[2。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统官军“冒雪行抵裕州”，当地“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3]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扩展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虚声煽动”等诬蔑之词所能解释的。它归根结底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是深得人心的。

[1]《石匮书后集》卷六正。

[3]《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得四页。 [2]康熙五年《许州志》卷十四，《碑记》，吴尔撞:《许昌全城死节家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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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那跟还没站想只好顺江逃往九江。"十六日掳两岸船几尽。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瓶挈室托于粮艘，凡数千家，以粮艘可恃也。至是概椋之。一卒登舟，百人请命，刀声人语，鱼乱水飞，可怜哉!十八日，全师东下。福朝蔽江，张泣之音，十里相接焉。两郡(指汉阳、武昌两府)方幸得稍苏息。·左良玉部逃跑后，李自成起义军取道刘家隔，于正月十八日攻充了汉阳府、缴获船只四五千号。十九日，渡江进攻武昌。由于江水湍急。部队又不熟悉水性，许多船只被风浪打沉。李自成决定暂时停止渡江，于二十一日起营经云梦县返回襄阳12

在此期间，李自成起义军向黄州挺进时发布的《剿兵安民檄》，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民革命文献。檄文说: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婚主不仁，宠定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据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13]

这篇檄文笔墨不多，却旗帜鲜明。它直截了当地斥责明朝当今皇上朱由检，是不仁的“昏主”，并且历数他的罪状，指出绝对不能指靠他救民于水火。这对于朱由检多次下诏所说“爱民如子”之类的空话，是个有力的揭露。接着，李自成声称自己“十世务农良善”，同广大贫苦群众具有共同的悲惨遭遇，为了“拯民涂炭”，才“急兴仁义之师”。表达了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将士，为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决心同朱明王朝奋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1]魏雪延:《竹中记》。

[2]《明末农民起义变料》第四一二页。[3]《千寇志》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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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针对明廷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说成是“飘贼安民”"不得已雨用兵”的反革命宣传、李自成等义军领导人一针免血地揭得了明政制容不。“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是真正的盗战;啊亮地提出了“副兵安民”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得到了各受官军蹂瑞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明末着名官僚堵胤锡，在崇祯十六年给朝廷上的《救时二十议疏》中，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这种心理:“自“贼梳兵篦”之谣兴，而民想兵人骨。于是猾贼创为“剿兵安民’之说以愚的首，所到之处翕然从之一1日堵胤锡在疏中还说了一句老实话:“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哭之为也。”2]当然，他的意思是要求朝廷认真整饬军纪，同起义军争夺民心。最后达到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的目的。但我们却可从中看到，李自成发布的《剿兵安民檄》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为动员群众起来斩断朱明王朝的爪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檄文也反映了李自成在各部起义军中，业已享有领袖的地位。他自称“本营”，下文却宣布“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表明到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同罗汝才、革、左五营之间的关系，已从联营作战向建立一支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军过渡了。

第二节 起义军的走向统一和“罗、贺事件’

同许多史籍的记载相反，明末农民起义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逐渐实现的。大量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那种把高

[1]堵胤锡:《诸文忠公集》卷一。[2]堵胤锡:《堵文忠公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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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职官员，便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大顺政权及其前身不重视巩器地方。除面零零一两名文职官员外没有什么护卫力量。这是不正确的。在地方老和一些文献里，可以查到不少大顺政权地方武装的记载。到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的襄阳政权派设官员的地方，已经北至黄河南岸，南达湖南的

漕州、安乡、华容11，可以说是颇具规模了。

大规模地建立政权机构，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李自成便通过征聘和调集诸生考试，以选拔人才。如占领荆州后，在崇祯十六年正月考试诸生题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参加考试的共九十人，中试者七名。首名赏三百两银子，其余六名赏一百两;未中试者也赏给十两以资鼓励2)。在河南，也移文“防御使考取生员，一、二等者送伪吏政府选官，又提调府州县在籍乡绅，量材擢用。”[3]

在军制方面，随着起义军组织上的统一而作了重大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起义军划分为担负攻城野战的五营和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的地方军;二、授予各级将领以正式的职称。

先说五营。按照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的记载，可知其大致情形如下:权将军二人:田见秀、刘宗敏4。据说田见秀“为人宽厚”，能得众心，所以命他“提督诸营事”[5)。刘宗敏的主要职责是，充当李自成的左右手，

[1]崇祖十六年《兵部为寇报交驰防河孔亟事越本》中，引保定巡抚徐标的报告说:“据顺广

道副使宋权糖报，五月二十一日，闻寇四至洛阳，凡府、州、县俱另安官。又报大寇在沙梁来仙镇等处温近黄河。……二十三日据大名道副使朱延焕塘报，流藏安设伪官已至红王镇，濒河二十余里。(见《清代档索史科丛编》第六辑，一二四页)李自成在湖南遭州、安乡涨设官员的情况，可参考《澧州志林》和《安乡县志》[2]通灵武:《明李实录》时录《苍格兄酉阳杂笔》。[3]康熙三十二年《内乡县志》卷一〇,《头事》

[4]《因雄》基九九作:“报营总督权将军田见秀，帅标权将军刘宗敏。”

[5]狐税隆五十年《按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田见秀为绥施县福乐里人。他在李自成起又军宁地位很高，原露大约是适他车自成较早，为人又宽厚。但是，他的战功见于记载的并不多，后来在抗清斗争中，他的动格变节给大顺军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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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挥总部的直辖部队--中权亲军11。

中权亲军:在刘宗敏之下有帅标正威武将军张丽121，成武将军党守案副之:帅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忠，果毅将军谷可成副之131;帅标右威武将军学友;帅标前果毅将军任继荣;帅标后果毅将军吴汝义。

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左果毅将军马世耀，右威武将军鸡汝魁!。右营:制将军刘希尧(当作袁宗第)51，左果毅将军白鸿鹤163，右果将

军刘体纯。

前营:制将军袁宗第7，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右果毅将军田虎。后营:制将军李过，左果毅将军张能，右果毅将军马重僖。

[1]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说，李岩是中营制将军。实际上中营即中权条军，由刘宗数统率，直到进入北京时仍是如此。杨士聪说:“余睹其街云:中吉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甲中核真略》)。中吉营就是中营，为李自成西安建国时改定的名称(提康然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借国列传》)。但是，刘宗敏的权限并不仅是统率中营，在中营和他营共同承担一项战斗任务时，也往往由他指挥。关于刘宗敏参加起又以前的情况，目前知道得很少。《绥寇纪略》说他是蓝田县人;王世德在《烈皇帝遗事》中，说是陕而商南县人(见《野史无文》卷三)。赵士锦《甲中纪事》中说:“宗敏者，冶夫也，芬颜骨脸，日不识丁，为贼寇军将军。”其他史籍，也多说刘宗敏是铁匠出身，比较可信。

2]据我的初步查考，张鼐很可能就是李双喜。张蚕是本名，李双喜是李自成收他为养子后

改的名字，永昌元年正月在西安大封功臣，有的书记张盈被封为义候，有的则说又能是李双喜:李自成牺牲后，明督师何腾蛟给隆武帝的奏越内称之为张双喜，都进露了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3]这条记载可能有错误，因为果毂将军高于威武将军。另外，谷可成就是谷英，几个月之

后被封为薪侯，在大顺军里地位相当高。说他在襄阳时期充当威武将军辛思忠的制手。似乎不大合于情理。

[4]《绥寇纪略》卷九，在刘汝魁的名字下面，加了个小注说“称灶管”其实当作“非营”。因为这个营的旗盘规定为黑色。康熙二十五年《滑县志》卷-○,《丛志》《荒乱纪略》内，两次提到“贼将皂旗刘汝魁”，可责证明。

(5]根据右营经过的一些州县的地方志，右营制将军肯定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6]《绥寇纪略》和《见闻随笔》写作“白鸣鹤”,《平寇志》写作“白九鹚”，均误。

[7]上面已指出哀宗第是右营副将军，前营制将军究竟是谁，还弄不清楚。吴伟业把刘希尧列为制将军之一，是否将袁宗第、刘希尧两人的营别开错了，也存在疑问。就日前所见变料而言，左、右、后营的制将军刘芳亮，袁宗第、李过，都曾经独当一面倾兵作战。贺锦也曾统兵负责平定甘肃、青海，而刘希尧却没有这类事迹的记我。《国被》张九九。记划考尧为“左营副制将军”，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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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