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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世界 芳香年代的伪风雅史

芳香的年代

舌头传奇

「小世界」

感官旗手

万历三十七年的一条船

崇祯二年中秋夜的那出戏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年生活

芳香的年代

那是一个芳香的年代，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丝丝若有若无让人心醉神迷的香气。那些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似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了香云缭绕中。他们头发上散发着香味，衣服上挂着香囊，洗澡的浴缸里掺着香料，读书时手边也放着个香烟袅袅的熏笼或长柄香炉。在这个有着古老的焚香传统的国度里，焚香一度被看做是秉受来自上天的意志。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皇帝焚香接受神喻，象征着一种贯穿天人之际的、活生生的、超自然的智慧。当这沁人心脾的香气随风散人16到18世纪缙绅阶层的世俗生活，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潮流，弥漫了从禅房经堂到青楼歌馆的所有空间，香料--这种以沉香为主要成分，再配以乳香、檀香、丁香、麝香、甲香提炼而成的奢侈的物品--被看做是一种能赋予生活以超凡脱俗意义的神奇物品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它能升华和净化污俗不堪的生活，并使一个人的感官所能享受的美感得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看到街衢上有人鼻翼翕动，请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很有可能他正在努力辨认空气中那鬼魅般游荡着的一缕缕香魂。

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江苏如皋名士冒襄美丽的妻子董小宛因过劳瘁死，一代名嫒香消玉殒。小宛归冒襄前，已是秦淮河上享有盛名的绝色佳丽，

冒氏初见她时的“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恣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

(《影梅庵忆语》)，可为一证。她的猝然去世，一时引发了富有想象力的江南士人种种猜测，一种最为离奇的说法是小宛并非病死，而是被多尔衮的部下掳掠北上，入了宫，后来又成了清世祖的宠妃董鄂氏。在这个故事中，冒襄--这个世上最为倒霉的丈夫--两个月后自扬州回到如皋，才得知这一灾难性的消息。四十岁的他陡失爱妻，数度北上寻访，甚至托关系找进了宫廷，得到的回答是不能放还。家门蒙羞，困窘的冒家开始只好假托小宛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不能见面礼客，后来看看重圆无望，又实在瞒不下去，只好对外正式宣布小宛病死了。近人高阳更是使出他惯有的“以诗证史”法，有《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对此言之凿凿。但这一小说家言，经孟森等史家考证，已被斥为“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事

实。"国

悲伤的冒襄写下了二千四百余言的痛切祭文《影梅庵忆语》，长歌当哭，文章的广泛散发，使得一代红颜“名姬董白”香消玉殒成了

大江南北无人不晓的公共性事件。文坛名流作诗哀惋者有之，曲笔质疑者有之。《影》文更是一时洛阳纸贵。随着《影》文广发天下，冒襄回忆他与董小宛闺房之乐时的“品香”“品茗”几节文字，不知安慰了多少酷好风雅之士的寒夜长梦。据冒襄自述，他和董小宛都是香品和名茶的热切爱好者，两人常常“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小宛善饮，自从嫁归冒襄，见夫君酒量不胜蕉叶却嗜茶如命，于是也好上了茶道，尤其喜饮一种叫“岕茶”的名茶。他们所饮的界片，必产自于半塘顾子兼

家。而为了品香，他们多方购求各种香材，再自行加工炼制。 187

黄熟香固定由一个叫金平叔的人供货。于今天上人间，银汉迢遥，这段炼香品香的日子，成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

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熏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舌头传奇

张岱早就想动身去一趟南京了。这个自称“茶淫橘虐”

感官世界

的生活美学鉴赏大师，向来目高于顶，自认吃喝玩乐方面的品位无人能匹，但对当下江南士林中名声日隆的品茶专家闵汶水却是仰幕已久。闵汶水在文艺圈能有今日之类高地位，引得名士大佬纷纷与之订交，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知味能力，他发达而敏锐的舌蕾细胞在他生活的时代几乎成了一个传奇，据说他可以分辨出五十种名茶的产地、成色和十多种泉水滋味。如此发达的感官能力构筑起的一个幽深精微的世界，在一个以风雅为尚的时代里怎不让人神往?大概三年前的一个春天，闵汶水带着新茶和一整套的茶具从南京跑到山阴找张岱喝茶，不凑巧的是张岱正好外出了，那次没能和闵大师喝上茶，以后的日子里让张岱一想起来就懊恼不已。

在桃叶渡的闵家，初见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还是让张岱感到了吃惊，17世纪尚欠发达的资讯使他一直以为闵汶水是一个喜好茶道的少年书生，却没想到是个比他还要老的清瘦的老头。看来想象和事实永远存在着距离。开始见面是在一种别扭的气氛中，这个瘦老头连起码的客气一下都没有，不问名姓，也不问他所从何来，他给张岱的感觉是一只容易受惊的野鹿，敏感，多疑，不好接近，甚至还有些微的敌意。张岱还想说些什么，他竟找了个借口说他的手杖忘在外面要取回来就走开了，丢下尴尴尬尬的客人，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张岱的叙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白，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留在闵家的客厅里是如何的坐立不安，但大致的

情状我们还是可以想见。闵老头故作的冷淡和清高反倒让他固执起来。今天难道就

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去吗?他为自己这近乎无赖的行径感到了好笑，

闵老头出去找手杖找了大半夜，回来看到客人还没走，也有些吃惊，乜斜着

眼睛看着他说，你还在啊，留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吗?张岱不失时机地拍了他一下，久闻闵先生精于茶道，今天我就是来借你的剩茶一解渴思了。这话像一剂春药立马让闵老头兴奋了起来，他亲自起身烧炉子煮茶，动作快捷麻利得如同急风骤雨，一点也不像七十岁的老人。茶一会就煮好了，闵汶水把客人引到另一间装饰典雅的房里，明净的桌子上，有名的荆溪产的茶壶和成窑、宣窑制的瓷瓯琳琅满目地摆了十几套。随后，宾主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场知识考辨式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促进了相互了解并进一步增强了感情。这是一场知味能力和感官灵敏度的较量，五花八门的茶具和香茗就是他们捉对儿断杀的疆域，当笼罩着话语的硝烟味散去，他们都为辨认出了对方而欣喜不已。张岱最后不无得意地向我们宣称，经过这场对话，他和闵汶水的友谊得到了提炼和升华，“遂相好如生平欢”--就像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了。

着名的《陶庵梦忆》的作者在这里把这场对话铺排得如同一出正在进行中的戏剧台词，同时在紧要处也不忘狠狠地抬举自己一把。如果不是真有闵汶水这个人，我们倒要怀疑这是不是张岱为标榜自己的感官能力编排的一出双簧戏了--

张:这茶是什么地方产的?闵:是阆苑茶。

张:[又喝一口]不要骗我，这茶是采用阆苑茶的制作方法，但味道不像。

闵:嘿嘿，客人知道是哪里出产的?张:[再喝一口]怎么很像是罗岕茶?闵:[吐舌]奇妙啊，奇妙!张:用的什么水?闵:惠泉水。

张:别骗人了，惠泉到这里千里之遥，难道水一点 189

不会受震荡，还能这样新鲜醇厚吗?

闵:不敢再骗你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家取水，必定要等到惠山人静的时候，在晚上掏干水井，洗刷多次，到黎明时分，涓涓细流积满水井，用大瓮装满，下面铺好花岗石，等到有了顺风再开船，这样水不会晃

感官世界

动，水性也不会变熟，所以与其他的泉水比起来特别的不同。

闵:[沏茶。倒茶]客人尝尝这茶。

张:香味浓烈扑鼻，味道很厚，是春茶啊，前面喝的，一定是秋茶了。闵:我年已七十，精通茶道也有五十年了，从没见过对茶道鉴赏如此高妙的客人，莫非阁下就是山阴的张宗子先生?

张:哈，哈，哈。

酷好茶道的人们往往会在清淡飘逸的茶香与孤芳自赏的清流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张岱在这里以传奇性的笔调描述的饮茶过程的种种细节，不无相互标榜的意味，而穿过这些细节，我们会看到他运用感觉器官营造了一个有别于世俗世界的精微、典雅的传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凭着他感官的触觉就能在人群中找到他的同类，如同上面这个故事里所说，张岱与闵汶水因为相互佩服对方的舌头而相互慕名，直至最终订交。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晚明感官文化发达之一斑

在这里，一个人的感官能力发达与否成了他能不能进入这一传奇世界的关键。生活于17世纪中叶的一个叫孙枝蔚的小品文作家批评了名士的形式化倾向和这种倾向带来的浮泛虚假的风气。所谓“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游尽贵也”，一个人不管穷到了什么地步，品茶(仰仗味觉能力)、焚香(嗅觉能力)、玩古这几样文人雅士标志性的癖好却是万万不可丢下的，即使你感官鲁钝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你也得学会虚张声势，以证明你是个真正的风雅人士。袁中郎在苏州吴县做县令时讲过一个麻城名士的故事;

麻城的朋友丘长孺来无锡玩，带回去三十坛着名的惠山泉水。他自己先回家，让仆人们随后把水挑回去。仆人们嫌水重，半路上都倒进了江里，快到家了才汲了附近的泉水灌上。丘还以为这水金贵着呢，第二日就遍邀城中名士来家品尝惠泉水。名士们围坐在书房中，一个个脸上十分欣喜，打开水壶拿来磁碗，盛上少量泉水，争相议论一番，然后开始非常隆重地饮水。“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汩汨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临走了还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你几乎可以看见他们一个个拿腔拿调煞有介事的可笑模样;把鼻子凑近杯子，用力地嗅着，咂巴咂巴再慢慢咽下，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脸上挂着感蠢而快乐的笑容。本来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不巧的是半个月后，仆人们在一次争吵中互相揭短把换水的事全给抖露了出来。愤怒的丘长孺把他们都赶走了。不知道那些

躬逢其会的名士们听到这消息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袁中郎叙述这个闹剧式的品泉雅会时，肯定是拼命地忍着笑的--那可真是黑暗中的笑声。品泉这种味觉活动在这里看起来更像是虚张声势的一个仪式，一个文人之间互相标榜、认同的社会性动作。名士们做有介事的刻意张扬活脱显出了他们的虚假与造作。然而这些好事者饮假惠泉而细咽长叹的造作之态，谁说又不是时代积习所致。在风雅相尚的时代氛围下，感官能力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认同或者区分的文化标记，不管你是否具有真正的品味能力，为证明自己属于文雅境界，证明你是上层人士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着这种感官的表演。

相比这些故作姿态的名士，袁小修就要显得旷达得多也可爱得多。袁小修也曾大老远地从无锡把两坛泉水带回公安老家，怕搞混了，他还事先特意用红笺纸写上泉名贴在一坛惠泉水和一坛中泠泉水的壶上作为标记。一个月后回到家，笺纸和字迹都磨灭了，二哥中郎问:哪一坛是惠泉水?哪一坛是中泠泉水?小修辨认不出，尝了味道还是辨认不出，于是两人相顾大笑。

“小世界”

文震亨是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出生于艺术世家的他写过一本叫《长物志》的奇特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以一种闲散的笔调讲述了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和操作法则。这本被官方评论家不屑地称为“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大抵皆琐细不足录”的志书共有12卷，其类目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细加考量，这些物的种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用途上则可以细分为艺品、食物、饰物、器物等等。在这本书里，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被一种奇怪的分类方式罗列在了一起。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日常必需之物，器物不是作为生产之用，食物也不是果腹必需的粮食。这些物，在一开始归类时就没有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寿中，所以它们被称作“长物”--多余的物，或者说奢侈的物。

如果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我们会发现，物的这种奇特的排列方式构

成了一种知识，一种从社会公共空间退据到生活私密空间的新颖的知识。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大致由这些方面组成:空间规划，器物赏玩，景物观赏，食物(零食)品尝，美观装饰。它不是汲汲于利益增值的，而是用于观赏把玩的。聚集起这些物，也不是为着现实生计的经营，而是超越于现实蝇营狗苟之上的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这个世俗世界之外的“文雅境界”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密实的针脚下缝着的全是两个字:无用。难怪乎庙堂之士一说起它总是隐含不屑讥峭之意。

说是无用，但一个时代的文人却要藉此建立起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就说房屋居室布置这样的小事，在文震亨看来却不外是一个“小世界”的营建，足可以投射情感寄寓性命。这个18世纪的室内装潢家以一个艺术家特有的细致和耐心指出，不管是堂屋、亭台还是私房秘室，布置都是繁简不同寒暑各异的，即使是图书碑帖、鼎彝之类的古玩，也必须安排得妥贴了才会显出它们各自的价值来。从下面他对坐几、坐具、椅榻屏架的摆放设计到花瓶、香炉和挂画位置的选择，无一不显出他对细节的沉溺和酷好，而这一切设计都可以归结到感

官的愉悦上来:把这些“长物”纳入个人的感官世界中，触摸之，赏玩之，渗透之，并以此承载这些“长物”的主人的情感和意趣。

如同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看着陈设和布置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房间主人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优雅的，怠惰的。他疏于日常营生的手指白皙而修长。他的脑子和精子都有着足够的空闲。屋子的主人或许有时会警诧于自己这般的颓废，但感官与物交会营造的优雅情境已让他欲罢不能，长久以来他就是这般的颓废着并陶醉于这种生活的芳香和靡烂气息。

把生命的重心从世俗的蝇营狗苟中退出，另外建立一个让“性灵”(他们发明了一个多好的词啊)张扬的空间，所谓“闲隐”的意义正在于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的生命活动空间以钟鼎、古玩、书籍、园林、砚、琴、花木、茶酒之类非实用性的物为基础，或者说，是以这些物为感官的延伸、情感的寄寓、生命投注的承载体。当对这些“长物”的赏玩与诵读庄骚、吟诗长啸、饮酒博弈、看书论道一起成为文人雅士们向往的日常生活情状，极力渲扬这种生活模式的《长物志》与《闲情偶寄》《遵生八笺》成为一时之着也就不奇怪了。

从这些十七到十八世纪风行的畅销读物中看明清文人的生活，真是些会享受的人!高度累积的物质文明使旧有的有钱人家、新进的暴发户和贫寒的书生都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并在室内设计、世俗消遣和装饰艺术品上追逐着一茬又一茬的时尚。你看他们饮酒，喝茶，沐香，把器官磨砺得纤细而敏感。和妓女交好，躺在不存在的园林里做梦，一人搂一个小姐谈哲学。要不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闲官，喝一点暖胃的小酒，发点小牢骚，生一场小病，做几篇小品文。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你方请罢我复请。再不济也要弄只装满酒和书的船，东飘西荡随水流转。尽管三年一度的上京赶考像间隙性发作的癫痫总让人手足无措，但有了这些小小的乐趣生命总算有了个寄寓的所在，飞扬着不肯安生的荷尔蒙也差堪有了着落。

一种生活形态，究其实质就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人如何攫取物，如何使用、支配物。当文震亨们以这些非实用意义的物(“长物”)构建着一种审美化的文人生活，他们的感官--眼、耳、口、鼻、身、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并参与到这种生活的营造中去，不管他们创造了一种如何绮丽的文化，感官世界背后生命的骑变却总是让读史者嗟叹不已。生命的情感有大小，生命的能量与气象有大小，对一朵花、一棵树的关怀总不能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相比，但是，要是热衷于“长物”的他们甘堕小道，就是安于这一花一世界的“小”呢?

感官旗手

享乐主义者袁中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罗列了人活世上的五件快活事，谓之“真乐”。他不讳言这些赏心乐事乃是感官享受的愉悦和欲望的满足;看遍世上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享尽世上鲜美的衣食;堂前排列着盛满食物的大鼎，堂后演唱着美妙的歌曲，宾客满席，男女混杂，香烛熏天，珠翠弃地;以千金买一只船，船上配备乐队一班，歌伎侍妾数人，游客帮闲数人，浮家泛宅，浑然不知老之将至……

岁月如花，乐何可言，在袁中郎看来，人生有了这些快活事中的一两件，活着就可以无愧，死也可以不朽了。临到末了，家产田地全都败光，狼狈窘迫得要跑到歌楼妓院托钵乞讨、在救济院里和孤独老人分食的地步，还恬不知耻地往来于乡亲之间，这才是快活到了极致。

荡尽家产、到妓院讨饭、到孤老院分食……这些世人看来放纵欲望的恶报也成了人生之一大快活，这大概可说是袁中郎倍受官场俗务烦扰之苦的激愤之辞。似乎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喜欢用一种极度夸张的语气来强调他们对现有价值的离弃。他就是故意要这么说，好像不这么说就显示不出决绝来。事实上，袁中郎一生纵然颇多声色犬马之乐，却也断断没有走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所以他说这样的狠话的背后是践踏世俗性社会价值的快感在起作用。“五乐”云云，确是泄愤之言，却也未始不可以看做他高扬欲望旗帜的严肃的人生观之表达。

看来袁中郎是决意做这个感官世界的旗手了。他在吴县县令的任上慨叹做这一七品小官的痛苦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顶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在那时写给姐夫的一封信里还直截了当地说:人生三十岁，怎么可以袋里没有余钱，囤里没有剩粮，居住没有高大的房屋，到口没有肥酒大肉呢，要这样的话，还不把人羞死!甚至写给父亲的家书也是这样一副浑不吝的口气:这几天与各位舅父大人相聚谈论佛事，是特别快乐的事情，“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没有必要预先为以后的幸福考虑。儿在这里安守本分过日子，也是自己受用，若有一点儿要还债，要养家，要买讲究服饰的念头，哪里还能够如此洒脱呢?家里的几亩地，留给妻子儿女过日子，我不管他们，他们也管不到我，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

“顺情遂性”的人生态度就这样把生命整个地推入一个纯粹的游戏情境里去。在袁中郎看来，社会已经令人欣慰地形成了一种追求“趣”的风尚，但是这种对趣的追求仅仅是在书画古董的赏玩辨析或烧香煮茶之类的生活形式上，这是皮相的，也是低级的。他进而指出，文雅生活不仅仅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最高层次的趣应该是一种完全出乎自然的“童趣”。他设想一种完全没有目的性的人生境界--一个儿童时代一般透明的“纯真”世界的最终到来，

在这里袁中郎暗示他的时间观，就是让时间回复到时间本身，“不图将来，不追既往”。这种未经社会化、儿童式的时间观下，时间只是用来消耗，用来赏玩，没有任何生产性或经营性的功利意义。袁中郎理想中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像废弃的衣服和鞋子一样乱扔的大婴房。他还写下了一首小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怒是尔猛虎，欲是尔深渊，功名是尔沸汤，勤思是尔砺锻。尔一不避，焉能尔免?”如果换成今天的语气，这首小诗是这样的:

愤怒是使你丧生的猛虎欲望是让你堕落的深渊功名是让你受煎熬的沸水苦思是折磨你的铁砧

你不知道躲避，怎么能免受祸害?

居官京城期间，袁中郎写下了一部专论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的着作《瓶史》。这本将在数百年后流传到东瀛并引发一场花道艺术革命的小书在当时却饱受学问之士的讥屑。身受官场聊绊之苦的袁中郎在这本书里流露了对另一种闲雅生活的向往。当卑微的官职拖累让他欲亲近山水花竹而不得，乃转而求诸于瓶中之花，以瓶花来替代自然山水。所以瓶花在这里由简单的生活饰品转化成了一种隐喻，承载起了一种有别于奔竟世俗名利的生命意境。袁中郎在这本花道指南手册里以一种鉴赏家的语气不厌其烦地谈到盛花的器物、花架、水与土的关系、每天清洁花瓣的必要性等等问题，当然，他更希望这本小书不仅是一本实用操作手册，更是他心史的记

录。

万历二十八年，袁中郎以国子监助教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没几个月就请假回家了，万历三十三年，他的顶头上司、礼部主事吴用先写信给他，劝他复出。袁宏

道回信说，自己之所以犹豫不出，并不是不爱富贵，而是实在太懒散。他还说，别人若从生计出发，劝他做官免受饥寒之苦，这样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但如果以建功立业这等大帽子来扣他，那他就非常之反感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进与退，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居朝市而念山林，或者居山林而念朝市，两等心肠，都是一般的奉缠，一股的俗气。退职后，他这样向小弟袁小修慨叹，为宦不及闲隐:“及人宦途，簿书鞅掌，应酬柴棘，南北间关，形瘁心劳。"

根据人与现实的关系，袁中郎把世间人分成四种: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袁中郎说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这种人，“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是天下最无关紧要的人。他们做和尚，戒行不够;做儒生，嘴里从不讲儒家经典，也不做什么仁义谦让这种事。熟悉袁中郎的人肯定把这看做了他的自我写照:做官不像官，务农不新躬，隐居不安寂寞，出仕又嫌烦琐，为儒不读圣贤，信佛六根不净，修真又不忘好色，这不是夫子自道是什么?在《人日自笑》里袁中郎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的:

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来，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着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

万历三十七年的一条船

这艘从《游居柿录》中游来的江南木制楼船有一个正式名字叫“泛凫”。袁小修把这条街托性命的船取作这个名字是想仿效伟大的《楚辞》作者屈原。“泛泛若水波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万历三十七年春天，两次会试落第将近不感之年的诗人袁小修驾着这艘收拾得风雅别致的楼船从家乡公安县沙头启程，顺长江而下，正式开始了他筹划了一年之久的吴越之行。

这是袁小修的第五次江南之行。前四次出游，基本上都是在考试落第之后出来散心解乏。说来难以置信，才三十九岁的小修已经有了八进考场的非凡经历。为

考取举人学位他参加过六次乡试，从二十岁考到三十五岁耗时十五年，为了取得更高一级的进士的学位也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记录。现在，船已解缆离岸，诗人袁小修要用吴越精致的山水洗涤“俗肠”了。甫离尘世的牢笼返归自然，他觉得自己像黄昏掠过河面的水鸟一样自由无羁。心情一好，自然手痒难忍，袁小修在舟中铺开日记，以《东游记》为题兴致盎然地记录起了沿途风光和经历。

上溯二十个年头，二十岁的小修对科举应该说还有很高的期待，但他那时已经开始谋划另一条人生途径了。是出仕还是退隐?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一问题，并在京城预购了一处房产“杜园”作为退路。他认为，现在这年纪，“心躁志锐”，未来人生的方向是显是隐尚不分明，但中年一过，生命的情势自然会像棋局一样分明起来，到时这个园子自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袁小修一面在科举的路途上继续蹭蹬前行，一面又不断地对为了功名奔走如牛马的人生产生质疑，退隐的念头不时在脑海中盘旋翻腾。在北京探望大哥伯修时，他发现大哥虽居高位，生活却劳累不堪。而当他见识到北京官员的奔劳时，更不禁自省:“家有产业可以糊口”，却“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实在是把人生的手段与目的颠倒了。

一次次的考场铩羽，一次次自尊心的饱受打击，小修不禁感叹:人为什么削尖了脑袋要往官场钻呢?当官真有那么好吗?(“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为之乎?”)他已经从实际的操作层面规划起了退隐后闲雅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袁氏家族自曾祖起已是当地的豪族，袁小修有经济实力设计这样一个士绅的现实生活构图:以一定的田产租金来作日常开支，在此基础上过着不劳而获的悠闲日子。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修在支付家人日常所需之外，尚有余裕来供应自己的“游玩度支”，也就是说，除了可以不虑衣食、无求于人之外，他还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发展休闲娱乐生活。这般有钱有闲的生活，自然不是像戴名世这样的没有恒产的寒士可比的。如果小修愿意，生活的经营自可以展开另一番不同的面貌。也即是说，小修已拥有足够的生活资本去经营另一种生活形态，一种充满着声色犬马的感官生活了。

科考入仕既成极为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博得功名的念头已像骨之蛆一样深人了袁小修这样的读书人的心灵深处，并一步一步地毒害着他的生活。虽深知仕不如隐，但他也无法截然拒绝仕途，正如我们看到的，购买杜园后，小修一直在科举的途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万历三十八年，再度应考失败后，小修向中郎表白;今

弟年亦四十余，升沉之事，已大可见，将从此隐矣。话虽如此，可他隐得了吗?

但在万历三十七年的春天，小修完全有理由把饱受打击的生活信心交付给这条向着吴越山水一路逶迤而去的楼船。本来他已经借了他舅舅的一条船，准备了足够一年之需的粮食，但临到出行，考虑到这只船太小不宣远行，他还是另行购置了一只宽敞坚固的船。他已经决意去过一种“煮鱼温酒，倚醉豪歌”的生活，从船上的布置我们也可以想见他那种闲放出尘的心态:船舱一壁挂着新购的沈石田的画，另一壁则是他喜欢的黄太史慎行的草书;苏合香在香笼里缭绕;船上矮几，摊开着他新写的字，边上的石砚里酽酽的墨汁散发着好闻的香气;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他喜欢的书。在这些“长物”的包围中，小修对着江水也对着自己发誓:“我拼此生住舟中，舟中即家。他不可必得，清闲二字更少我不得也。"

小修此行的计划，是经汉阳、黄石矶、繁昌、芜湖抵达金陵，然后游过镇江金山后再沿运河前往浙江。一路走走停停，到得南京已是五月仲夏。“泛凫”从上清河过江东门入城时，南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雨后的山色更加苍翠浓郁，几欲沾衣。正是端午赛船时节，俊美的少年们驾着五色的龙舟在河上飞渡，箫鼓声、歌声笑声震天动地，在桃叶渡口上下五六里间，男男女女结伴观看赛船的水边楼阁鳞次栉比，刺绣的门帘卷起一半，阁中妇女佩戴的珠翠头饰隐隐闪现，装饰华丽的游船

载着酒在河中漂荡，连水波也被映射成了丹砂般的红色。公安名士袁小修的造访南京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于是有了“词客三十余人大会秦淮水阁”盛会。这一天恰逢小修的生日，朋友在妓院里备下酒席为他祝寿，一路看去，歌声似雏莺宛啭，脂粉似赤霞一片，啊呀呀，那些个狐狸精般的女人，个个能诗善画，妙解风情，懂得芙蓉养纸，柳絮裁诗，怎不让袁才子蠢蠢欲动呢?

此情此景让袁小修似乎回到了秦淮河畔纵情声色的少年时代。早年的粉黛之癖致使血亏气虚让小修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一回到风月场中面对如此撩人的场面，如雷开蛰户，春萌草色，他早就不能自控了。尽管他一次次检讨自己的酒色之癖，但骨子里还是以为，情欲出自人之天性，是无法铲除干净的，“刚骨腻情，亦人之常态”。所谓刚骨，自然是指与世俗格格不人，情腻者，情欲多多是也。小修自认是骨刚情腻之人，所以不能断绝丝竹粉黛之好。可千里泛舟，难道就为追逐情色而来?晚上踉跄着回舟，可能欢宴时过分的血气浮动，吐出的痰里竟有了丝丝血痕，看着秦淮河里半轮妩媚的月亮，不免一番忏悔自责了。世间的种种繁华快活，那可都是“刀尖上的蜂蜜”呀，一经沾着，虽暂时可口，哪一天毒性发作，弄得个裂肠

破肚，怎生是好?

七月初，在镇江游过金山寺，友人陶望龄去世的消息终止了小修计划中的吴越之行。因为在小修的设想中，这次吴越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去绍兴拜访这位品行高洁的当代颜回，与他把酒言欢参证学问。心灰意冷之下，他掉转船头重回南京。接下来，当“泛凫”在返程途中将到丹徒县时，小修作出了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打发“泛凫”回公安老家，自己从陆路北上，准备去北京参加明年春天的一场会试。他的态度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坦然承认自己连年奔走场屋却还是“名根未断”，种种的享受不过是“锋刀上蜜，甘露毒药”，说不上有多少快活。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没有了主人的“泛凫”一路向西独自回楚，而我们的小修先生则在秋风中由京口渡江，经真州(仪征)，过扬州、高邮，渡过黄河，一路向北陆行进入帝国的心脏。两个月后，他将出现在北京西山一处僻静的地方，闭关三月，精心准备八股制义，用他的话说是“为人试资粮”了。

故事的结局几乎在我们的预料中，诗人袁小修在来年春天的这次会试中再度落第了。不仅这一次他功名未就，再过三年，他还是没有撞开那道专为他而设的门。而不幸的事件将要在他的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他视为精神导师的二兄袁中郎因血疾去世，再是两年后老父的死，再是落在自己身上冥顽不化的病。事情要在他守孝三年后参加第四次会试的万历四十四年才会出现转机，在第十次科考中，名满天下近廿载的公安名士袁小修终于取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进士资格，并得以外放就任徽州府学教授这一闲职。而这一切，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是看不到了。

载着小修一路东来的的“泛凫”在万历三十七年的秋天终于掉棹西去，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感官的磨砺和发达到了极致，生命离颓败就不远了，一种文化也已走到了崩盘的边缘。性灵诗人袁小修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风雅之士更为完整的内心图景:他们的半边身体享受着此间的声色，另半边，则像一张紧绷的弓，时刻等待着来自高处庙堂的感召。

崇祯二年中秋夜的那出戏

1629年10月2日，是为崇袖二年中秋翌日，张岱带着他庞大的家庭戏班，自杭州沿京杭运河，行经长江南岸北固山。此行他是前往山东兖州，为在鲁王府供职的父亲祝五十大寿。两年前，他的父亲张耀芳，这个屡试不中的老童生终于以副榜贡谒选，以“右长史”之衔，在山东鲁王府做了个小官。

深夜时分，船过金山脚下，从船舷一侧望去，金山寺大殿的飞檐虽在山树掩映之下，却也翼然可见。此时月光愈加皎洁，照在露气凝重的水面上，江涛吞吐，气象更是万千。镇江西北的金山一带，正是南宋名将韩世忠力抗金人南侵，鏖战八日，将金人逐退过江的地方，一念至此，张岱心中忽地冒出一个孩子气的想法，他命令船改变方向，驶向金山寺。

越地风俗，向来把十六作月半，月圆之夜，正好经行此

200 地，去金山寺过这个中秋之夜，岂非天意?于是一行人趁着

夜色，停舟系缆，施施然穿过龙王堂，进入大殿。一路但见林间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残雪一般。张岱特意关照随身小仆，把灯笼、道具、服饰全都搬上岸来。

不一会，漆静一片的大殿被挂在柱子上的灯笼撕出了几片亮光。锣，鼓，铙，钹次第响了起来，渐如急风骤雨。幢幢的灯影中，那粉墨登台的人，皆拖了长长的影子，这情景真是诡异莫名。被鼓乐声惊醒的僧人们从寮房跑出来，他们循着声响的方向来到大殿，眼前的一幕不由让他们目瞪口呆;只见一群伶人正在庄严的佛像中间咿咿哦哦地唱着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的戏剧，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则神色怡然，坐在大殿前厅独自看戏。

多年以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起繁华靡丽年代里自己一手炮制的这场中秋“金山夜戏”，还是掩不住一脸得色:“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搬眼翳，翕然张口，呵欠

南华录

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

想来僧人们是被这场没头没脑的戏搞得如坠雾中了。等到演出结束，已是天将破晓，这群人把乐器道具包裹起来，回到他们来时的船上，当他们解续过江，鼓起风帆驶离金山寺时，僧人们还是默默地伫立在山脚下，从他们惊愕、好奇的神情来看，就好像还在纠结于这群人到底是人，是怪、还是鬼。

这只是自称“纨绔子弟”的张岱平生无数放诞事之一。他此番北上，虽是去为父祝寿，但他却最看不得父亲对功名的热望。沉埋于帖括制艺几十年，一次次考场折戟沉沙，坏了一双眼睛，落下一身病痛，真是何苦来哉。所以他自己撞过一两回南墙之后再也不应那个劳什子试了。没有功名、公职算得了什么?那都是附骨坏疽呀。梨园，鼓吹，骨董，花鸟，华灯，烟火，精舍，优伶，园林，歌童，茶寮，这物质世界里的种种，哪一样不比做官风雅有趣得多。四十岁前的张岱，就这样周旋于读书、享乐之两端，满足于技艺和趣味为他带来的新名声;茶道高手，业余琴师，鉴赏家，旅行家，着名戏剧赞助人……

为了安慰张耀芳的一次次落第，从1616年开始，张家在女主人的张罗下开始大兴土木，造楼船，采买歌童演戏，园亭、娱戏不能慰藉一颗沉浸于功名的心，倒是让张岱一出世就落在了一个浮华世家里，练出了鉴赏家的眼和耳，传说张家戏班子只要张岱在座，伶人们就格外卖力，谁也不敢打马虎--“焉敢草草”。就在兖州之行的前一年，张岱听到魏忠贤倒台的消息，改编的一出传奇《冰山记》在绍兴城隍庙演出，观者竟达万人。三十岁的青年艺术家竟已有如此气场!

除了金山寺中秋夜戏，张岱还描述过苏州虎丘的中秋夜，“土着流寓、士夫眷属、女声乐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溪僮走空之辈”，全都出来赏月，月亮刚露半边脸，就铺开了百十处鼓吹，大吹大擂，“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这十丈红尘的喧器，他也能看出个好。但既为艺术家，就算他最为陶醉之时，也还葆有着一份自觉，也就是说，他看月，更看人。在《陶庵梦忆》的另一个着名的篇什中，他把西湖边的赏月之人分成五类，也真是后人说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窗上看你了。你道是哪五类?

--“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伪风雅派; --“身在月下实不看月者”，狎游派; --“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装B派;

“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心一看者”，短衫派;

-“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故作优雅的唯美派。或曰装酷派。

1629年秋天的这次兖州之行，除了在当地上演经修改的《冰山记》，张借还跑到曲阜谒孔庙，进香泰山，看起来兴兴头头，却也并不十分愉快。父亲在鲁王的尴尬处境让他难过。鲁王好神仙之术，张耀芳以道家引导之术才得以立足，看着父亲胸怀济世之志，一生襟抱未开，只能在虚无的长生术中求得内心的解脱，张伤只觉尘世的悲哀与无奈。四年后的1633年，张耀芳去世，张岱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先子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无长物。则是先子如邯鞠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

他为父亲感到惋惜的是，当年母亲试图用现世世界里的种种来点化痴迷于功名之途的父亲，都没有让他迷途知返。他感谢母亲，让他往另一个方向上去实现自己的人生。

但现实就像1629年中秋的那场金山寺夜戏，演戏的，看戏的，都是在戏中，待到曲终处，繁华摇落终成空，十五年后，亦即1644年的那场巨变后，他苦心经营的一整个世界摧毁了，他只能像剧终之后那些沉默的借人，目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不知苟活于世的“是人、是怪、是鬼”了。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年生活

看哪，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晨--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

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

从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的如皋城，一路向西，就到达大运河西岸的繁华城市扬州。在这里弃马登舟，坐上那种张着白帆、黑色舱盖的乌篷船，溯水南下，横渡长江，就是南岸的重要城市镇江。接下来的旅程，无锡、常州、苏州至南太湖的湖州，都是17世纪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旅行者无疑会在氤氲的烟火气息中获得极大

的愉悦。船到杭州，那条贯通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水道上的旅程结束了，随之转入的却是风烟俱净的富春江。那次第展开去的山水长卷，怎不让旅行者心神为之一振?

1634年秋天，李渔第一次从江苏如皋回祖籍地浙江婺州府兰溪县，走的就是这一条旅行线路。“渔虽渐籍，生于难皋”，他回原籍，是准备参加下一年秋天在金华府举行的府试。处于浙中丘陵地带上的兰渴，是婺州府下面的一个县。这一年，这个药材商人的儿子24岁。

府试的成功使他获得了“生员”的资格，这意味着他的偶生地位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但在四年后省城杭州的乡试中，自居八股文高手的李渔落榜了，他那一套“临去秋波那一转”式的作文法并没有打动考官们。他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计算了年龄和功名之间的距离，无奈而又解嘲地写道:“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为了纪念消逝的青春，他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诗集，为此他卖掉了琴、砚台和心爱的宝剑。

三年后的1642年，李渔准备再度赴省城应考。这一年，明帝国派驻山海关负责对清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官洪承畴的降清，使得帝国东北部大门完全洞开。地方上的骚乱更是愈演愈烈，李渔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严重危机和个人的不安全感。虽然在母亲的坚持下他又一次踏上了前往省城之路，但在半路上得知即将发生一次动乱的消息，他就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回乡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很久以后的一个晚上，他看见母亲走进卧室，温和地责备他耽于嬉戏荒废了功课，他醒来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梦。

32岁的李渔搬到了府城婺州，此时，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变。时局就像一幅色彩凌乱、变幻不定的后期印象派绘画，帝国在内乱外患下正面临全面崩盘。就在李渔移居婺州的第二年，一场由当地人许都领导的起义在邻县东阳爆发。他以前总以为杜甫那些记述战乱和苦难的诗作是在夸大其辞，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毁灭和蹂躏。一个多月后，婺州解围，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常。但实际上这座城市的灾难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南明溃军和清军的洗劫使它几乎遭受没顶之灾。接二连三的动乱中，李渔失去了他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房子、朋友、书籍和手稿。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徘徊观望之后，李渔带着他的家人从栖身的山林中走了出来。回到兰溪夏李村，他所做的两件事，一是剃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再是建造一座名为“伊山别业”的宅院。他亲手设计了全部建筑的图纸并亲自组织施工，据他自称，

别业内有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迁径、蟾影口、来泉灶等景观。又造亭一座，名且停亭。他开始了向着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转型: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

别业成后，他开始了自己说的“识字农”的生涯。耕读之余，写些诗文，不再为名利奔忙，“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他已经想好了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还不到四十岁的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别号“笠翁”。迁人新居，已届新春，窗外盛放的油菜花带给他真正的春天的感受。后来在《闲情偶寄》里，他说，当你走进油菜花地这个金色的海洋时，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这就是38岁的李渔为自己安排的未来生活图景。他后来回忆在伊山别业三年的生活，简直是“享列仙之福”:“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一到夏天，不去访客也没有客至，不但头巾不用了连衣服也成了累赘。“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假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在飞泉下洗砚，用

旧年的积雪来试新茶，想吃瓜了瓜就在户外，想吃水果了果子就挂在树上，“可谓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

虽然身处乡野，出生并成长于商业气息浓郁的如皋小城的他并没有停止对城

市生活的向往。经济的拮据迫使他不得不在三年后放弃隐逸生活，把房子出卖以养家。1649年秋天，李渔带着他的三个妻子，两个女儿离开了刚建成才两年余的伊山别业，前往省城杭州。

身上流动着商人血液的李渔相信，在那个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剧团，有着最好的剧场、书店的陌生的城市，他的小说和剧本一定会找到好的买家。路途遥远，他只带了一些随身常用的家什，其他东西全都扔掉了，包括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这一年他正好四十岁，心还不老。后来成为17世纪中国最为成功的剧作家和出版家的李渔，他的职业生涯当由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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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风气，讲究清高的节操，所谓“清节”，时时要彰显自己不在乎钱。那时的士人，牵着马从河边走过，马低头喝河里几口水，都要往水里丢铜钱，表示我是君子，绝不白占便宜，这叫“饮马投钱”。

2022-12-08 18:5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