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民国 —— 南京政府那十年》

簡體傳統

第一卷南北风云

　　本卷内容简介：

　　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场令国民党成功问鼎中原的战争。可是在此之前，北伐取胜的条件几乎全不具备，即便在战争爆发之初，国民党集团的实力也远逊于北洋集团的实力总和。然而，以“革命”为号召的国共两党在苏俄顾问、蒋介石等人的领导下，及唐生智、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究竟是凭借什么有利条件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呢？当北伐军由珠江流域一路横扫至长江流域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连同中苏矛盾、国共矛盾等一齐爆发了出来，一时之间，中国的命运再次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序言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的时代而已。
　　只是，这个时代距离我们今天非常切近，简直呼吸可及、触手可感，遂令我们耿耿在怀。
　　我下决心描述这个时代的初衷，诚然是为了表现这个时代的悲剧，但又是为我的那部《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作前传，揭示出一些相应的、复杂的时代背景问题。另外，这个时代对于今天也最富于启示意义，何况其间也时时穿梭着几个深具人格魅力的杰出人物。
　　这将是一部篇幅达上百万字的时代史诗大剧，初步划分为五卷。它会尽量全面地讲述各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诸如以下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会采取不抵抗的立场？为什么汪精卫会有从主战到主和的态度转变？为什么蒋介石始终坚持对日隐忍？为什么反蒋派都喜欢打“抗日”的旗号？为什么这十年中国的重工业没有太大起色……
　　从1927到1937这十年，常常被人称为“黄金十年”，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这是一个兵连祸结、腐败横行、民生极苦的时代，尽管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丰富多彩的时代，但随着日寇的进攻，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当然，“黄金十年”作为这十年的代称也未尝不可。
　　由于这段历史人物众多、头绪繁杂，且政治禁忌颇多，史料的问题更让人头疼，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正如有些人所感叹的——治民国史，比研究宇宙史都难！因此，不揣冒昧的我只准备重点描写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尤其侧重于表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派系之争，也就几乎等同于描写一部民国版的《三国演义》。
　　由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巨大的历史惯性，以及现实的某种变态，使得我们其中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权谋、权力之争，对于国人之间的内讧常常表现出一副欣赏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需要我们好好反思的。
　　在“黄金十年”这样一个内外煎迫、忧患重重的时代，国人之间依然充满了各种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这充分表现了国人好内斗的劣根性（大学教授里都能分出什么法日派与英美派这样严重对立的山头来）。如此劣根不除，我们这个民族何日能够真正成熟起来？
　　通常学术书只是负责揭示真相，且表达非常枯燥、缺少人文关怀，远远不能满足普通读者希望从历史阅读、历史探究中获得教益、能量和趣味的渴求；因此，我的这部历史立矫其弊，运用活泼的表达，将历史大事与人物的命运沉浮相结合，将事的历史变成人的历史，力求生动有趣。
　　不过，越是细节化的东西，越是难以辨别真伪，越是容易被扭曲，因此，很多时候我在处理时只能大处着眼、大而化之，望大家留意。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交代：
　　第一，在那个时代，“革命”成了神圣的东西，路线、权力斗争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最终的失败者总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革命”的历史，贯穿了中国20世纪大半以上的年月，对中国现代史影响至深，假如这笔账不清算明白，那么我们也仍旧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而事实上，我们尚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跌倒。
　　第二，“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这三个名词已经严重的政治符号化，为了去符号化，尽量还原历史真相，所以行文中将不再使用这三个名词，而是使用他们自己最常用的本名。
　　第三，为了这部大书，我搜集、阅读了很多相关材料，进行了个人前所未有的艰苦的前期准备工作，以期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和鼓励。然而终究年少识浅，气躁心浮，还望大家多多指教才是。
　　第四，我是以作传世之信史的态度来对待本书的，希望未来的一段时期里，当大家想要好好了解这段历史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此文。至于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也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

　　好吧，不罗嗦了。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从头讲起是不可能的，那就让我们从它的脖子讲起吧。

　第一章、蒋汪的第一回合

　　No.1 三月二十日的政变

　　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是一个血腥的日子，它预示着又一个政府的终结；在南国的广州，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却也在暗潮涌动。

　　3月19日上午，有一位病病歪歪的同志在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中正见面时，随口问道：“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是要去的。”

　　二人分别之后，到了9点10分，那位同志又打电话来问蒋：“黄埔什么时候去？是啊，几点去？嗯，到底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了三次，一向疑心病很重的蒋忽然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答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

　　原来这位带病坚持工作的同志正是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党代表的汪兆铭，最近他同苏俄、共产党打得火热，所以比较反共的蒋疑心汪会对自己不利。此时，广州政府内部斗争相当激烈，谁能保证汪主席的病不是“司马懿式的阴谋”？

　　下午1点钟，蒋又接到了代理海军局局长、海军局参谋厅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打来的电话，请求调回广州，预备给苏联参观团参观。
　　蒋随即不满地表示道：“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放下电话，蒋越发觉得事情蹊跷：这小子没我的命令他要开去黄埔，到回来了，为什么又来问我呢？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要开回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本来，蒋打算去汕头找陈洁如腻歪几天，连船票都买好了，可是现在觉得非常不对劲。思来想去，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蒋决定反击“阴谋”。这种心理状态，像极了那种整天疑神疑鬼、风声鹤唳、担心老公有外遇的家庭主妇。

　　下午5点，蒋召集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一军经理处处长徐桴、海军舰队司令欧阳格等自己人来开会。

　　在会上，蒋分析道：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与己不合，其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不如我们先退守潮州、汕头，徐图规复。

　　陈肇英则认为：我们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可收奇功；假使考虑退路，蒋校长还可以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1】。

　　蒋认为可以如此赌上一把，遂采纳了陈的建议，开始布置反击事宜。

　　会议开了整整一夜，到了凌晨四点，蒋前往第一军总指挥部，毅然下令镇压中山舰的“阴谋”。

　　蒋的具体命令如下：一，广州全城戒严；二，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三，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四，监视苏俄顾问，将其卫队缴械。

　“有名的三月二十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之变，其难解在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在结果。”这是陈公博的回忆录《苦笑录》（陈自以为又叫《洗冤录》）里提到的。

　　事变发生的时候，陈公博住在广州的东山，那里是广州最幽静的地方。蒋和他住得很近，沿河的地域则住满了苏俄顾问团。

　20日的早晨5点多，陈公博还睡着，站在门口的卫兵突然闯进来，报告了东山地区戒严和苏俄顾问团住宅被包围的事情。陈很纳闷，他想：这是准备解决哪一部分不稳的军队吗？如果是，自己这个军委政治训练部主任（还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汪的心腹也应该预先得到通知啊！如果是政变，自己的住宅也会被包围，自己已经被人视为很重要的左派人物了。

　　陈公博赶紧穿好了衣服，给国民政府打了个电话，是值班的副官接的电话。

　　“请问，政府办公大楼里都有什么人？”陈问。

　　“报告陈主任，现在还早，没到办公时间，没有什么人。”副官答。

　　“那有军队包围国民政府吗？”

　　“没有。”

　　陈公博生平最服膺和亲近的、视同知己的党内两个人就是廖仲恺和汪兆铭，廖已死，现在只有汪了。他又赶紧打电话给住在西华二巷的汪，不巧的是，无论普通电话还是军用电话都打不通，陈预感不妙，连忙收拾一番、穿上军服便直奔汪宅。

　　来到街上，陈公博注意到戒严的士兵都是第一军的，第一军是经过精心培养和改造的党军，被公认为是政治最可靠的，党军怎么可能有反党的行为？陈暂时放在心来，他忽而想起了前天晚上的事情。

　　18日的晚上，汪兆铭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资格，宴请了各军政治部主任，其中到场有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李朗如、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等人（第四军还未选定）。

　　席间，汪突然对陈说：“今日不知为什么，在黄埔军校演讲时，有些头晕，现在还是昏昏邓邓的，大概老毛病又要复发了。”

　　“汪先生是太辛苦了，应该休息一下了。”陈很关切地说。

　　“哪能够！我说给你们一段故事”，他对在场的人说道：“有一次，监狱里头有一个囚犯患了病，狱医来看过之后，说：‘最好你迁地疗养一下’，话是好听的，你想一个囚犯怎能可以自由地搬到别处疗养？我现在就是十足那个囚犯。”

　　大家都被汪逗笑了。其实他确是肝糖病重，办事的时候竟至屡屡昏倒。很快，汪夫人陈璧君就发现了丈夫的病状，汪是个惧内的主儿，因此被强行留在家中休息。

　　19日上午，汪与蒋碰面后，便准备请了病假不再到国民政府办公，他一连多次询问蒋的行踪，正是为了心里有个数。可是没想到蒋心虚如此、野心如此，乃至弄巧成拙！

　陈公博到了汪家，上了楼，发现汪主席并未在卧室，而是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上，面色苍白，显然病得很沉重。当时，曾仲鸣的夫人方君璧在调药给汪。

　　看见陈公博大清早到来，陈璧君好奇地问道：“公博，看你急匆匆的，有什么要事吗？”

　　“外间戒严，汪先生知道吗？俄国顾问的公馆也被包围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陈匆促地问。

　　汪见问，答说：“我完全不知道，刚才有人来报告，我还在怀疑。”语气中有不经意之感。

　　“我刚才打电话到这里，连电话也不通了。”陈想追究电话不通的原因。
　　汪立即解释道：“那是璧君因我病，怕电话嘈闹，故意把听筒搁起的。”
　　正当陈向汪汇报刚才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时，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进来了，这两位是不喜蒋的人物，但他们又是国民党的边缘人物，他们此次是带来了蒋写给汪的一封信。

　　信的大意说：共产党图谋作乱，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

　　谭延闿还汇报说：蒋已经占了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李之龙等人已经被扣，第一军中的党代表不管是否共产党，一律全体免职、概行看管。

　　蒋中正如此大胆，如此目无党纪，气得汪主席连忙坐起来怒斥道：“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说完，他禁不住一阵头晕，又倒在病床上。

　　“我看介石有点神经病，这人在外面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朱培德说道。

　　此时，大家都不明白蒋要干什么，说是要夺汪的权吧，但当时汪蒋的交谊非常深厚，大家有目共睹，两人还差点换帖成兄弟；反对共产党似乎也不可能，因为蒋最近的演讲中，还申明要消灭黄埔军校内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

　　“我也和你们一齐去造币厂。”汪又立直了身子，抓起一件长褂穿上，可是才穿到一半，就又晕倒在了床上。

　　陈璧君在一旁着急地劝阻道：“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

　　汪越急越气，最后说道：“好！等你们回来再说吧，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他蒋介石能反对掉的。”说完，便躺下了。

　　陈公博从未听过汪先生说出过类似的自负的话，他明白，这一次汪先生是真的气极了。
　　谭、朱二人正要出去，但是又担心会被蒋扣留，于是委托陈公博通知鲁涤平（谭的嫡系，二军副军长）和黄实（朱的嫡系，三军参谋长），让他们布置军队以防不测。
　　“两位只管放心去，通知两方军队的责任都在我身上。”陈坚定地说道。

　　谭、朱二人前脚刚走，时任财政部长的“国舅爷”宋子文和李济深又接踵而至，但是此时汪已经不能多说话，只好由陈介绍情况。

　　“我也想去造币厂看看。”陈讲完了情况，宋子文表示道。

　　“你去不得，过去对于财政，介石对你很不满意的。”汪不忘劝止宋道。

　　第四军是粤军，战斗力可谓是诸军之冠，所以身为第四军军长的李济深并不惧怕蒋翻天，而且他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所以当汪建议他立即回军队掌控大局时，他以素来慢吞吞的神气说道：“今日哪里有办法？不只电话电报给介石派人守住了，连铁路和轮渡的码头他也派人守住了。现在谁也不能离开广州半步，离开是有危险而于事无补的。”李济深的语气是安详的，他的弦外之音似乎是在说，盲动是不可取的，犯不上庸人自扰，此时不如先看看情况再说。

　　陈公博不管他们了，赶紧去通知鲁涤平和黄实做好应变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