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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研究，各种史学着作层出不穷，史着的体裁也丰富多采。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有了更新和发展，史学新体裁的探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白寿彝先生尝试的新综合体体裁尤为史学界所重视。
　　着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七十年代开始致力于新综合体的研究。他说：“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 页）白先生把这种新综合体运用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为大型史书的体裁创新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包括韩儒林先生在内的许多着名史学家都力赞此举。
　　多卷本《中国通史》每卷由“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编组成。“序说”编置于卷首，说明基本资料、论述和总结前人和时人的研究成果、交代作者编撰意图等；“综述”编是对旧史“本纪”的革新，也是全书的主干，除叙述历史发展的总象外，还反映研究对象时段范围内最富特色的历史内容；“典志”编设有地理、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社会生活、法律等门类，用于对历史现象进行剖析；“传记”编则为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人物群像。这四个部分承担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而构成一个整体。较之以往的各种史书体裁，这种新综合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具有更大的容纳量和更系统的组织形式。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八卷叙述的是元时期的历史，其编撰工作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南京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等五位元史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他们多是倍受海内外学人称道的由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的主要执笔人。除编委会成员外，参加本卷编写的其他各位作者，也都是在蒙元史、科技史及相关领域内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历时十年的编撰过程中，各位作者多次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和切磋，对自己撰写的内容反复修改和补充；目前，这部“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白寿彝“题记”）的断代史着作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一百二十万字，分上下两册，序列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十三、十四册。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以下简称《元史卷》）“序说”编中，用近十七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元史研究的国内外各种文字资料和自明朝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原始资料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元史素称难治、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元史研究目前已跨上了新的台阶，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每一位研究者都需要了解应当占有的资料以及当今研究的新成果，以便作出新的考虑和设计；《元史卷》“序说”编可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读者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前三章是资料介绍。每一种资料都详细介绍其编写经过、内容、版本、译本，并对其史料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被介绍的文献材料中，有不少是以往我国治史者没能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够的，如亚美尼亚文资料、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埃及的史书、叙利亚文史料、伊利汗国时期除三部蒙古通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萨甫史》）以外的历史文献，等等。
　　元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三十年代以来，以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元史学者之所以能把我国蒙元史和边疆史地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得力于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和科学方法，而且与他们了解和搜集国外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密切相关。今后的元史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弥补存在的不足，更是不能故步自封，必须始终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元史卷》“序说”编第四、五、六章介绍了明清以来的国内蒙元史研究情况，第七章介绍了国外的蒙元史研究。举凡1995年以前国内外蒙元史学者及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专着、论文、考古发现、史料整理等，都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使读者对蒙元史的研究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其统治境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政治、经济、文化之复杂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自然带来许多应如何认识的问题。正如本卷“序说”编“编写旨趣”所说：“如何评价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需要结合史实，予以全面考虑的，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公平的。”（上册，第243 页）因而作者尽量避免就这些问题作繁琐的论说和匆忙下结论，而着重于史实的辨析和归纳，力图让读者通过较全面、充分和准确的史实考述得到恰当的认识。
　　《元史卷》在“综述”编中，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蒙古兴起、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对有元一代的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元朝十三帝在位时期的重大事件、制度因革和政治利弊等，均可一目了然。特别是，元中期史历来为元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几年来尽管出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力作，但整体的描写仍不尽如人意，好多通史性或断代史论着把这段时期的历史一带而过；《元史卷》的作者在细心避免史实错误的前提下，凭着多年研究的基础，对元中期的历史补充了相当丰富的内容，而且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文笔生动活泼，人物形象鲜明丰满，读者仿佛置身于那段史实的环境。可以说，《元史卷》中对元中期史的叙述达到了这一领域前所未有的水平。
　　元时期西北宗藩虽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性质，但他们在名义上仍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研究元史不应当缺了这一块，然而多年来，除察合台汗国的研究有重大开展外，有关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历史的论文相当少见。《元史卷》中“西北宗藩”一章的执笔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活跃的学者”（萧启庆语）刘迎胜教授，本卷中这部分内容是他十多年深入研究的结果。作者综合运用域内外各种史料，阐述了各汗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与元和波斯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内的许多空白。
　　元时期内各少数民族的研究，多年来，除蒙古族、回回族研究比较充分外，其他的都还很不够。《元史卷》“综述”编“民族”一章中深入具体地记述了蒙古族、回回族、藏族、畏兀儿族的族源、历史演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元朝对他们的管理等，此外对云南和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作了描述。是章纵横相济，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文笔简明精炼。
　　元朝宗教情况以及对外关系也是以往元史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元史卷》“综述”编“宗数的兴盛”和“中外关系”两章着力于填补这两个领域内的一些空白和补充前人的论述中不够深入的地方，如聂思脱里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印度教）、萨满教等宗教在元朝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元与缅、暹、罗斛、真腊、爪哇、南海诸国、非洲、阿拉伯半岛、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两章广征博引，用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史实，展现出元朝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的历史面貌和有元一代鼎盛的对外关系的历史画卷。元朝色彩斑澜的宗教民族文化得到充分描绘；比前代更为繁荣活跃的中外交通、海外贸易，特别是以往历史上所没有的与许多欧洲国家建立直接联系的历史事实得到确凿的证明。
　　《元史卷》“典志”编中，利用丰富的史料考证了元朝的土地、户籍、赋役、漕运、钞法、职官、军事、投下分封、法律等制度，并对当时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礼俗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描述。
　　以典章制度为核心叙述史实，是中国传统史学着作中运用较多的一种编撰方式，如正史中的“志、三通、会要等。新综合体充分继承了这类体裁义例严整，考订该治的长处。举凡经济结构、土地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分门别类，详细说明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过程、演变情况和实施效果，力求真切地勾勒出更为广阔的历史真相。
　　《元史卷》“典志”编包罗丰富而又脉络分明，不少章节是在作者代表性论着基础上写成的。如“职官制度”源于作者发表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的论文《从大断事官到中书省》， “军事制度”源于作者专着《元代军事史》，“运河与海运”源于《元代海运刍议》，等等。
　　经济基础决定着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限度，只有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才能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法律、文化等作出恰当的说明和合理的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通典》以《食货》门为先，把历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放在典章制度的首要地位加以叙述。《元史卷》“典志”编前七章分门析目，全景式地刻画了元朝的经济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制度与地租”一章中，作者提出“在江南地区的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颇为流行”（上册，第794页）、“官田的兑佃完全合法化”（上册，第750页）的新观点，这是封建土地租佃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以往的元史学在元朝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没能从计量学上说明元朝社会生产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没能对元朝的生产技术进一步作出全面而非局部的估计，元朝畜牧业研究不够深入，商业和市镇究竟有何发展，元朝不同时期的户口数量能否作出较准确的推测，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殊非易事，《元史卷》的作者在这些难啃的骨头上很是下了功夫，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元朝为有效地巩固统一和治理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不得不在各项政治制度上作出因时因地的适应性变化；加上蒙汉两套政治体系长期并行，元朝的各项制度无一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不了解元朝政治制度中蒙古传统和中原“汉法”二元混合的特色，将无法深入地研究元史。“典制”编八至十一章逐一考察了元朝的职官、军事等重要制度，阐明了它们的沿革废置和实际运行情况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委，读者不难从行文中总结出它们的利弊得失。
　　元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元史研究中特别需要加以深入的一个领域。“典制”编第十二章在元朝的礼俗方面着墨较多，通过对元朝礼俗的五个主要方面，即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的考察，分析了元朝礼俗的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上册，第1018页）。由于元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可资利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在《元史卷》中也没能展开叙述，尚有待于历史工作者的继续探讨。
　　《元史卷》“传记”编中，除详细考察了元朝不同时期有代表性重要人物一百余人外，还用七个章节的篇幅系统介绍了元朝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新综合体在“传记”编中以人物活动为线索来安排叙述史实，充分继承纪传体史书中“传”部分“委曲细事”（《史通·二体》）、人物“区详而易览”（《文心雕龙·史传》）的长处，这是新综合体优于其他体裁的一个方面。注重长期不被人重视的科技史研究，是新综合体又一个鲜明的特色。
　　正史之一的《元史》被历代学者非议最多的要算是它的“列传”部分了。许多重要人物无传；即使立传，文字又多“陋劣”（《潜研堂文集·答问十》），且存在“一人作两传”、“重书年者”（《日知录·元史》）的现象。《元史卷》的作者从利用文集、方志以及明清以来的研究成果等多种途径，尽量准确、详细地叙述了在元朝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一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个性以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时代背景。对照旧史“列传”就可以发现，这部分内容在平实的叙述中包含了许多精细的考订成绩。
　　前三章是黄金家族成员的传记，主要为拖雷家族成员和元朝重要的几位东西道诸王的画像。四至六章考察的是蒙古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包括建国元勋、宰辅和汉地世侯。七至十一章是全编最突出的部分，考察的是元前期世祖朝的军政大臣，他们中有为元朝建国和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谋士、蒙古色目大臣、灭宋元勋以及阿合马等理财人物。第十二章为元中期人物的传记。受元中期史研究不足的限制，本章仅选择了哈刺哈孙、李孟、铁木迭儿、拜住和燕铁木儿等五位人物作为研究对象。鉴于元中期近四十年历史中，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和行“汉法”与反“汉法”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事实，应该说，还有不少其他人物值得评说的。不过，本章通过对所选择的五位传主的考察，基本上反映了这段时期政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倾轧以及其它重大事件，如延ｙòｕ＠①经理、至治新政等。十三、十四两章则是影响元后期历史命运的政界重要人物、拥有重兵的军阀争斗中的主角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十五至二十一章是元朝在科技文化各领域内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工程师、宗教界人士的群像，重点揭示了元朝文化的多民族特色。
　　这一百多位传主中，有些在《元史》有传，但语焉不详，《元史卷》对他们增加了许多内容；有些人物，如阿里不哥、拙赤、合撒儿、黄道婆、韩林儿等在《元史》中没有立传，《元史卷》则给了他们应有的地位。文史本不分家，优秀的史学着作同时极有文采。《元史卷》的多数传主都给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对他们的遭际和行为活动的分析鞭辟入理，一针见血。此外，在行文中还暗示了许多值得探索的有意思的课题。比如为李孟作传，追溯了他的家世渊源，读者是不是可以得到启示：李孟的沙陀血统也许与他能充当两种文化的中介角色有关？类似的例证很多，敏感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很容易捕捉到这些线索或揭示的。
　　“传记”编第二十二至二十八章是元朝自然科学成就的介绍，这部分内容都出于科技史专家之笔。在论证元朝文化的多样性和同前代相比有较大发展上，由科技史专家执笔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诚然，由于元史研究总体水平的制约，许多空白点和弱项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反映在这部《元史卷》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有些方面没能展开外，还有不少领域几乎没有涉及。断代史着作也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达到单篇论文的深度，如元朝社会结构和知识分子心态问题在本书中就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述。本书中有些新观点也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如认为忽必和莎余儿合勒有本质区别的见解等。
　　此外，纪传体体裁“前后屡出”（《史通·二体》）的不足本书中也未能很好地避免；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本书多少还有些参差不齐的现象。章节的安排不尽恰当，“传记”编中传主的选择也不尽合理。令元史研究者最感头疼的外来语译名，由于没办法统一，最好能有个索引。瑕不掩瑜，尽管存在着上述不足，《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仍不失为一部达到了当前元朝断代史着作所能够达到的高水平的史学着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加右
　　
　　
　　
史学史研究1京18～21K23宋辽金元史屈文军19981998 作者：史学史研究1京18～21K23宋辽金元史屈文军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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