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下的女人成为生育工具

古代文学里生动鲜活的女人形象多数取材于青楼女子。让后人觉得可以触及的，更多是苏小小、李师师、陈圆圆、柳如是等名妓。写入文学作品的杜十娘、李香君也俨然成了活生生的人，而不像是虚构的人物。古代文人之所以喜欢描写妓女，是因为传统伦理下的良家女子，除了传宗接代外，基本上没有多少文化艺术的情趣。更像工具，而非大活人。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教育下，古代多数女子都是文盲，不懂诗情画意，不能歌也不能赋。玩弄丝竹、养花弄鸟都被诬为有伤风化，败坏道德。即便是大户人家接受过教育的女子，也不得有太多学问，不然有碍于道德。如果女孩子想汉子了，念一首情诗，那一定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对文人来说，从古代良家女孩中找个文艺女青年搞浪漫，概率如同大海捞针。

古代社会男女找一夜情的机会极小，所谓艳遇更是痴人说梦。很多女孩子很小就爬到绣楼上，结婚前都不能出门。这些常年搞针线活的姑娘，除了自己的亲爹外，几乎见不着像样的男人。在这种环境下，她们怎么知道浪漫？即便是冲破世俗藩篱，想浪漫一回，但也不知如何去浪。这样的女孩子，婚后除了低头颔首，听命于丈夫、公婆外，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可圈点之处。两腿扎在泥水里的庄稼汉也就罢了，有着艺术浪漫气息的文人断然无法忍受。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教育下，古代多数女子都是文盲，不懂诗情画意，不能歌也不能赋。

　　有性无爱的传统婚姻 男人渴望爱情

传统的婚姻多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婚夫妇洞房花烛夜之前，甚至没见过对方。这种婚姻形式下，不乏有先结婚后恋爱的成功例子，但更多是有恩无爱的机械结合。延续香火成了传统婚姻最为重要的目的，爱情与情感生活反而降为次要。传统婚姻生活极为枯燥又压抑人的本性，尤其让有浪漫情怀与艺术情操的文人雅士难以忍受。跳出婚姻枷锁，到社会上寻找那份让人渴望的温馨与浪漫，成了文人阶层心照不宣的共识，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古代文人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向来怀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豪情。“三从四德”的女人难以理解这种情怀，也无法与丈夫沟通这种复杂的情感。很多怀才不遇、抱负难以实现的读书人，想寻找异性抒发感情，获得同情与认可，也想获得一点安慰，来抚平受伤的心。传统的妻子或小妾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那些散布于青楼妓馆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妓女具备这种能力，能够理解，也能够沟通这种情怀。

很多文人不仅能在青楼女子处弥补传统婚姻中失去的爱，诉说仕途的坎坷，抒发内心的抱负，还能够在这里获得创作的灵感，写下传世佳作。由于文化素养相似，高素质的妓女很容易理解文人的作品，也很容易与之互动。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更加催生了文人的创作欲望。李白、杜牧、柳永、苏轼、白居易等大文豪都曾经在青楼中找到过自己的梦中情人，并收获了那份刻骨的爱恋。正是这些隐性的需求，催生了这个庞大的产业，塑造了妓女的素质与整体形象。

　　名妓都才色出众 艺术修养比容颜更重要

那些让读书人散尽家财、丢了性命的青楼女子都是精心培养出来的。为了迎合文人与士绅阶层，她们必须具备绝代的容貌与旷世的才艺。从外形上讲，这些女孩必须是美人胚子；从才艺上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各种舞蹈全都会跳，会填词作赋，能写书法，能画梅兰竹菊。总之，想成为万人仰慕的对象，必须是美女艺术家，而不能仅仅是美女文艺青年。受过专业训练的妓女叫做“文妓”。

她们满足文人雅士生理层面需求的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反而满足他们审美情趣与文化情愫的作用变得极为重要。“文妓”的才艺为文人墨客提供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带来了萦绕心怀的审美期待。这种与肉欲相伴生却又超越肉欲的情调，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文人狎妓。狎妓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这部分妓女与文人的精神沟通与交流，填补了传统伦理下男女之间所缺乏的精神沟通与艺术文化交流。

古代妓女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如苏小小、李师师、柳如是等。她们无不是具备倾国倾城的容貌，又有让人欣羡的才华。一代“诗妓”苏小小的墓位于杭州西湖边上，千百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驻足凭吊。后人所凭吊的是才华出众的苏小小，与她早已逝去的容颜关系不大。文学中的名妓也往往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以及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等。这些有容貌又有才华的女子，向来为文人钟爱，所以大文豪苏轼娶妓女的行为也就好理解了。

“文妓”的才艺为文人墨客提供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带来了萦绕心怀的审美期待。

　　明朝官员狎妓开始导致社会问题

中国的唐宋元明四朝，是官妓鼎盛的时代，上述文人的风流韵事以及名妓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官妓是唐之前“奴隶娼妓”的变体。官妓是官方专门设置的机构，在唐朝先属于“太常”，后属于“教坊”，由“乐营”管辖，说得通俗点就是有编制的“皇家歌舞团”。官妓的职责是侍奉官员，在各种正式场合，负责公关接待和歌舞表演。当然想事的官员也可以带她们出去开房，但完事了就要送回来，不然负责安保的军队可不会客气。唐宋的狎妓风气从皇帝到百姓都颇为流行，像今人的“国考”一样火。

明朝时期，因为官员狎妓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下令禁止官员狎妓，但并没有废止“官妓”，而是向商贾开放，以获得高额利润。到雍正年间，清朝政府终于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供养妓女。整个娼妓行业从官办转为私营，私营娼妓行业从此兴盛。从此以后，官员外出嫖妓，政府不再报销。娼妓行业由官办转为民营后，由于受成本限制，专业培训高素质的妓女回报率变得没那么高，所以娼妓行业慢慢恢复到解决生理需求的浅层次上。文人与妓女的精神交流慢慢淡化。

　　唐宋两朝政治宽松 妓女不能被随意轻薄

狎妓文化鼎盛于唐宋，这两个朝代都是社会开放、文化繁荣的时代。唐宋时期，中国的诗词绘画音乐都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高度繁荣的文化产生了一批各个领域的文化人。从政府高层到市井小民，整个社会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无数优秀的诗人、词作家、散文家、画家相继涌现，组成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人，他们是青楼妓馆的主要消费者。正是他们这个群体的需求，催生了一批高素质的妓女。

为了满足文化人的消费需求，经营妓馆的官方机构对妓女进行严格训练，甚至从娃娃抓起。很多优秀的妓女的文化素养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一流的文人，所以才让广大的读书人跪倒在绣花鞋下。可以说，高素质的妓女，是社会为文人精心打造的，因此有什么样的文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妓女。文人的素质决定了妓女的素质，妓女的素质折射了社会整体的文化素养。唐宋时代的妓女虽然不是自由人，但却是远离礼教，享有思想自由的群体。

狎妓文化下的妓女绝非给钱就可以陪睡的下贱女人，而是有一定选择自由的人。当红的妓女连政府高官甚至皇帝都不敢轻薄。宋朝时，大词人周邦彦和李师师有了一腿后，宋徽宗大怒，将他贬到外地去了。为了送别情郎周邦彦，师师姑娘放了宋徽宗半天鸽子。回来后，李师师噙着泪，撅着嘴，不理宋徽宗。宋徽宗怎么都哄不好，最后乖乖地将周邦彦调回了京城，还升他为皇家乐团的首席词作者。这时，李师师这才破涕为笑，继续为皇帝表演娱乐节目。宋以后，这类现象不再出现。

无数优秀的诗人、词作家、散文家、画家相继涌现，组成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人，他们是青楼妓馆的主要消费者。

　　明清专制社会 狎妓变成单纯的皮肉生意

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控制越来越严格，政治逐渐走向专制，文治衰落。元朝时期，蒙古部族统治中国，唐宋灿烂的文化风光不再。元朝的官妓有唐宋官妓的特征，但更像是唐之前的奴隶娼妓。由于统治层文化素质的限制，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偏低。明朝开国后，限制言论自由，将士大夫阶层视为“奴”，社会思想受到禁锢。洪武年间，官妓只对商贾开放，从法理上限制士大夫阶层狎妓。虽然从实践上并没有完全杜绝文人狎妓，但一定程度上让这种行为有所限制。这种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妓女的素质。

严格的社会控制、严酷的政治斗争、八股文的思想禁锢，让明代的士大夫阶层整体素质低于唐宋。如，明代文人张岱将自己“好女人”、“好娈童”的事直接写入《墓志铭》，而袁宏道将“目极世间之色”当作人生五大乐事之首，素质可见一斑。从明代《嫖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唐宋以调情等精神追求为主的狎妓文化，到明代已经开始变质。明代士人逛妓院，虽以调情开始，但满足生理需求慢慢变得比唐宋重要些。宋代苏轼欣赏王朝云，最后将她娶回家，而明代陈子龙为了前程则抛弃了柳如是。狎妓文化在明朝已经开始变味。

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算是中国文人狎妓文化的最后一抹彩霞。大清是满族部族统治的王朝，社会控制与言论控制更为紧，文人的整体素质较唐宋更为下降。此外，雍正年间，娼妓改为私营，这个行业承担的文化责任没了。文治的衰落、文人素质的降低、官营转为私营，这些让妓女所承担的文化责任全部卸了下来，留下的只是单纯的皮肉工作。随着清帝国的衰落，社会控制宽松，晚清民初的中国也涌现过赛金花这样的名妓。但是，这不过是狎妓传统的回光返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