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叶曙明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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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编辑推荐

1.近代史研究名家叶曙明先生最新力作
叶曙明从八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与写作，其历史着作有《国会现场》《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草莽中国》等多部，每一部都有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史料扎实，文笔优美，深受读书界与媒体的好评。
2.第一部从地域政治解析近代中国的史着
关于近代史的着作已经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叶曙明先生从不人云亦云，他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对近代史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于众多相关着述中别树一帜。他的书，既是通俗的历史读物，也有专业的学术分量。
3.梁文道、何亮亮、余世存、解玺璋、张耀杰、十年砍柴、马勇等先生一致称道
梁文道、何亮亮多次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时事亮亮点》节目中，专题介绍叶曙明先生的书；着名思想家余世存、历史学者马勇等曾为叶曙明专门写序推荐；作家、学者解玺璋、张耀杰、十年砍柴等为叶曙明写过重磅书评，都是给予高度评价。国内上百家主流媒体有过其作品的报道。

作者简介

1.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
着名作家叶曙明先生，早年以写小说着称，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曙明一度与莫言、马原、洪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格非、北村、叶兆言等当代着名作家齐名，他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
2.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
叶曙明从1980年起开始在国内着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职，此后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杨逝世，这位八十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台湾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他的着作再次走俏。国内读者最熟悉的柏杨着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创造了销售210万册的纪录。2008年5月8日《南方日报》发表整版长文《＜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当年的责任编辑就是叶曙明。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
1990年代，叶曙明的《草莽中国》出版，首次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引起读书界的巨大反响，曾经风靡一时，以至于坊间出现盗版。着名作家余杰撰文，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叶曙明的《草莽中国》放在一起评论，认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2007年初，叶曙明的《大国的迷失》一书出版，又一次受到读书界的好评。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出版，凤凰卫视、广西电视台、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上百家媒体竞相报道。2013年，《国会现场》出版，成为当年历史类图书的一个热点。叶曙明还是最早研究并替陈炯明翻案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共和将军》。有人说叶曙明比历史学家茅海建更有才气，其才华直追海外的黄仁宇、唐德刚等历史学家。
4.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叶曙明对广东地方史料极为熟悉，关于广东的着作有《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计150万字）、《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辛亥年》、《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水城记忆：广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广东玉雕》、《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等多部。《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一书曾经引起国内关于广东人现象的讨论，叶曙明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序言：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马勇）
引言：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南方卷：异端与革命
第一章反抗大清：一场民族革命
一、洪秀全与曾国藩：南方的崛兴
二、依靠会党的反抗运动
三、会党革命，能创造美好的世界吗？
第二章反抗北洋：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
一、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对不对？
二、重蹈秘密帮会的老路
三、南方的联治运动的兴与败
第三章赢了军事输了政治
一、向北方伸出橄榄枝
二、与商人决裂：意味着放弃南方
三、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斩不断的龙脉
第四章帝都面孔：凝固与阴沉
一、北方草莽与官僚
二、恢复帝制的死胡同
三、北洋实业的台前幕后
第五章还政于清输得更惨
一、参战问题：北方乱象纷呈
二、帝国的叫魂：年月日
三、再造共和，还是膺品
第六章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标本
一、吴佩孚：是华盛顿还是岳武穆
二、没完没了的战乱
三、内圣外王幻觉的破灭
西方卷：固守着黄土高原
第七章土围子里的皇帝们
一、与文明的时差
二、阎锡山：山西土老财
三、冯玉祥：大闹天宫的农民
第八章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曹锟贿选：北洋溃败的关键
三、成则问鼎中原，败则退回西北
第九章南北相争中的“渔翁”
一、西北农夫如何谋取利益最大化
二、南方、西北和东部鼎足而立
三、东部击退了西南
东方卷：在高原与海洋之间
第十章夹缝中的奋斗
一、东部帮会的特点
二、农民大联合：西北与西南合作反蒋
三、更广泛的农民革命起来了
第十一章儒家与基督
一、在国际上试图强硬起来
二、白山黑水的沦丧
三、轮到上海：东部财团的崩坍
第十二章日落西方
一、一个低效政府的艰难运作
二、以空间换时间：东部的空间换没了
三、又回到了西北原点
结束语：历史的余音

序言

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叶曙明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风沙弥漫。
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会无缘无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气候不同，主要的粮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为主，水稻与小麦的种植区，大致以长江为分隔线。粮食构成的差异，一个吃米，一个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风各异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近两三千年内，经历过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汉，趋于饱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时代，长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达至顶峰，然后又趋于饱和，经蒙元的摧残，渐走下坡路，文化与经济的重心，继续南移。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便是看到中国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滨，前面是茫茫大海，再无处可移了，唯有与南宋偕亡。
北方从来不认为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站在黄河文化时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则离文明愈远，五岭以南是全中国最边远的蛮瘴地区，那里只有“短发纹身、口吐鸟语”的野蛮人。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则恰恰相反，愈往南行，离世界愈近，翻过了五岭，拥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广东，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时，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对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而对长江以北，则抱有天然的警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这五十万大军，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赘、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马上掉转枪头，烧绝栈道，自立为国，与北方为敌。
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但朝廷依然把岭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抑或蒙元铁蹄、满清八旗，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
历史学家在谈论岭南人的家世时，常说他们都是中原迁徙而来的，似乎以此证明南蛮子其实与“河南世泽，渭水家声”是一脉相通的，出自同一个文化体。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几乎没有谁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贬谪、发配，就是因战乱而逃出家园，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阴郁的、悲凉的、怨忿的。
纵观历史，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天下大乱之际，如两晋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残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惨记忆。岭南人重视“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虽然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背后隐隐透出一种“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强心理动机。
在南方的民间传说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残害、追杀、驱逐，流落到南方的记录，对南迁的记忆，绝不是愉快的。南方许多地方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开棺捡出骸骨洗净，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岭南地区甚盛。有些地方，还会葬完再葬，屡经起迁，遗骸残蚀，仅余数片，仍转徙不已。这种习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负先人遗骸，辗转万里南下的经历。
北方对他们来说，又爱又恨，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纠缠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试想，这么多心怀怨望的人，背着祖先遗骸，汇聚到南方，通过宗牒族谱与口耳相传，对北方的“选择性记忆”自然根深蒂固，成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会有“河南世泽”的血统，但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南方，却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顺民，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往往成为文化命脉存亡绝续的最后防线。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南方人有一种不肯认命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他们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一旦从海洋吸取到外来的养分，马上会膨胀发酵起来，直接挑战北方正统。这种情形，已被太平天国、同盟会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发动的政治运动所一再印证。
然而，当我们在审视南北文化的时候，不可忘了，中国幅员辽阔，除南北之外，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东部文化以江苏、浙江为代表，西部文化以陕西、甘肃为代表。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则更多是黄河文化的特征。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认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但夹在南北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独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气。它灵活、圆通、善变，无论是北洋当政，还是国民党当政，都能够左右逢源，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
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个要“武力统一南方”，一个要“饮马长江，扫荡黄河”。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北大决战中，东部地区时而支持南方，时而支持北方，最终倒向南方，成就了国民革命的北伐胜利。正当东部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东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淞沪抗战，国民政府迁往洛阳，西安事变，有如急风骤雨，令中国整个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间完全改观了。
东部这颗明星一夜陨落，而西部则像太阳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汉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后记

历史的余音
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和那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到抗日战争的发生，这二十几年，是奠定现代中国政治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谠论。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加诸中国人民头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无泪！
近百年来无数人都提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近邻日本，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它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明治维新”，而我们播下的龙种，却往往收获跳蚤？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几乎众望所归的美国共和制模式，在中国搞不下去？为什么中国非要“行秦政制”不可？在这个为中国政治制度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中，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以致后人在读史写史之际，恒怀“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之叹。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和病理变化的必然结果？
有人归咎于同盟会的软弱，有人归咎于袁世凯窃国，有人归咎于国民党背叛了孙文，有人归咎于蒋介石独裁。其实，凡此种种，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撇开纷繁的党派之争，透过表象寻找出更本质的文化根源，不难发现，地缘文化在中国历史走向中，所起的深刻影响。
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运动，如果是发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领导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而如果源自北方，则对现代文明多带有破坏性的色彩，如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多大的进步性，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十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两位南方的文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国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一一洋务新政。
义和团是一场带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的政治口号是“扶清灭洋”，幻想恢复九州一轨、天下同风的天朝旧梦，以为只要把洋人赶尽杀绝，天下就可享太平了。义和团运动从表到里、自始至终，都交织着谶纬图说和奉天承运的梦呓，成为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经之路。清末，大批知识分子从南方和江浙北上办学，利用朝廷举办新政的机会，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风气渐开，各种新思想蓬勃兴起，并以天子脚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大势。
北方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汇聚地。北方文化之所以对全国有巨大的辐射力，实与皇权政治有莫大的关系。一旦北方不再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将随之消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开始了它近几百年来最沉闷的一段历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坐在皇权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远瞩，耳鼻灵敏，当月晕础润之际，能够发现社会即将出现的变革。它可以为这种变革催产，但它却不可能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第一批的实践者产生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
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数长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领导的；近代史上开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宫廷政变——戊戌变法，是南方人干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军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团的统治，是南方人充当先锋；第一次尝试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则是在东部上海建立的。
尽管不能说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每一个举动，都必然为中国带来积极与进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看，正是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硬拉进了20世纪的国际舞台。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却的文化遗址。当世界已经进入民主时代，西北人好像还流连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下，缅怀着盛唐的繁华。西北有过最辉煌的历史，但现在却成了全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历史和现实的对照，难免使西北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对抗的天赋力量的象征。
共产党进入西北，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和日本的战争，蒋介石又对东部集团进行了破坏性的改组，为政府在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赢得了生存的条件。
但蒋介石的政府，是以东部的利益集团为依托的，一旦把这个基础破坏了，即使在抗战八年期间，仍能苟延残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但当民族战争告一段落，国共两党重燃战火以后，当年饮鸩止渴的恶果便马上显露出来了。在短短三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败如山倒，实在并不仅仅因为军事指挥上的失当。
对中国现代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件事情，一是领导层多为南方人的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二是西安事变，都和西北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固守观望。这竞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将取决于西北的向背。变革的浪潮席卷着南方和东南沿海，这只是一个开头，它最终能否冲破黄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随这种变革，才是成败的关键。当我们回顾1911年至1937年这段历史，镜头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读李白的诗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历史是会重演的，因为历史并不会消失。回首前尘，中国社会转型的来龙去脉，不仅有迹可寻，而且历历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读一惊心。
天不变，道亦不变。
2014年5月修订于广州

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
马勇
很久以来，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洋务新政没有结果选择了维新，维新没有结果选择了宪政，宪政没有结果选择了共和，共和没有结果重选了帝制……分析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
现实的中国，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历史的中国，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每一次历史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但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一定还会或隐或显呈现。
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用了很长时间，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不管怎样评估，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四民社会”渐渐解体，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发生。
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体用”分为两橛，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现代化。洋务新政确实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在三十年左右，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但是，“后发优势”又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进，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却不堪一击，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创造，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1895年之后的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共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久议不决，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于人类，也是残杀同类的利器。一直引领中国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怀疑资本主义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中国在学习西方六十年之后，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无奈，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见识太短，在对外交涉上留下了许多硬伤。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
恰当此时，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而且苏联新体制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确实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魔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力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糅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点，这是当年一度让中国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宁、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苏维埃体制，但对列宁抛给中国的橄榄枝，对列宁构建的政党、政体的纪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时的苏联，延续马克思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一样，狂热地推广共产主义。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