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 叶曙明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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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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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近代史研究名家叶曙明先生最新力作
叶曙明从八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与写作,其历史着作有《国会现场》《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草莽中国》等多部,每一部都有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史料扎实,文笔优美,深受读书界与媒体的好评。
2.第一部从地域政治解析近代中国的史着
关于近代史的着作已经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叶曙明先生从不人云亦云,他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对近代史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于众多相关着述中别树一帜。他的书,既是通俗的历史读物,也有专业的学术分量。
3.梁文道、何亮亮、余世存、解玺璋、张耀杰、十年砍柴、马勇等先生一致称道
梁文道、何亮亮多次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时事亮亮点》节目中,专题介绍叶曙明先生的书;着名思想家余世存、历史学者马勇等曾为叶曙明专门写序推荐;作家、学者解玺璋、张耀杰、十年砍柴等为叶曙明写过重磅书评,都是给予高度评价。国内上百家主流媒体有过其作品的报道。

作者简介

1.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
着名作家叶曙明先生,早年以写小说着称,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曙明一度与莫言、马原、洪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格非、北村、叶兆言等当代着名作家齐名,他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
2.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
叶曙明从1980年起开始在国内着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职,此后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杨逝世,这位八十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台湾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他的着作再次走俏。国内读者最熟悉的柏杨着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创造了销售210万册的纪录。2008年5月8日《南方日报》发表整版长文《<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当年的责任编辑就是叶曙明。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
1990年代,叶曙明的《草莽中国》出版,首次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引起读书界的巨大反响,曾经风靡一时,以至于坊间出现盗版。着名作家余杰撰文,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叶曙明的《草莽中国》放在一起评论,认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2007年初,叶曙明的《大国的迷失》一书出版,又一次受到读书界的好评。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出版,凤凰卫视、广西电视台、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上百家媒体竞相报道。2013年,《国会现场》出版,成为当年历史类图书的一个热点。叶曙明还是最早研究并替陈炯明翻案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共和将军》。有人说叶曙明比历史学家茅海建更有才气,其才华直追海外的黄仁宇、唐德刚等历史学家。
4.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叶曙明对广东地方史料极为熟悉,关于广东的着作有《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计150万字)、《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辛亥年》、《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水城记忆:广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广东玉雕》、《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等多部。《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一书曾经引起国内关于广东人现象的讨论,叶曙明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目录

序言: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马勇) 
引言: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南方卷:异端与革命 
第一章 反抗大清:一场民族革命 
一、 洪秀全与曾国藩:南方的崛兴 
二、 依靠会党的反抗运动 
三、 会党革命,能创造美好的世界吗? 
第二章 反抗北洋: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 
一、 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对不对? 
二、 重蹈秘密帮会的老路 
三、 南方的联治运动的兴与败 
第三章 赢了军事 输了政治 
一、 向北方伸出橄榄枝 
二、 与商人决裂:意味着放弃南方 
三、 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斩不断的龙脉 
第四章 帝都面孔:凝固与阴沉 
一、 北方草莽与官僚 
二、 恢复帝制的死胡同 
三、 北洋实业的台前幕后 
第五章 还政于清 输得更惨 
一、 参战问题:北方乱象纷呈 
二、 帝国的叫魂:年月日 
三、 再造共和,还是膺品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标本 
一、 吴佩孚:是华盛顿还是岳武穆 
二、 没完没了的战乱 
三、 内圣外王幻觉的破灭 
西方卷:固守着黄土高原 
第七章 土围子里的皇帝们 
一、 与文明的时差 
二、 阎锡山:山西土老财 
三、 冯玉祥:大闹天宫的农民 
第八章 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 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 曹锟贿选:北洋溃败的关键 
三、 成则问鼎中原,败则退回西北 
第九章 南北相争中的“渔翁” 
一、 西北农夫如何谋取利益最大化 
二、 南方、西北和东部鼎足而立 
三、 东部击退了西南 
东方卷:在高原与海洋之间 
第十章 夹缝中的奋斗 
一、 东部帮会的特点 
二、 农民大联合:西北与西南合作反蒋 
三、 更广泛的农民革命起来了 
第十一章 儒家与基督 
一、 在国际上试图强硬起来 
二、 白山黑水的沦丧 
三、 轮到上海:东部财团的崩坍 
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 
一、 一个低效政府的艰难运作 
二、 以空间换时间:东部的空间换没了 
三、 又回到了西北原点 
结束语:历史的余音

序言

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叶曙明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风沙弥漫。
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会无缘无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气候不同,主要的粮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为主,水稻与小麦的种植区,大致以长江为分隔线。粮食构成的差异,一个吃米,一个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风各异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近两三千年内,经历过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汉,趋于饱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时代,长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达至顶峰,然后又趋于饱和,经蒙元的摧残,渐走下坡路,文化与经济的重心,继续南移。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便是看到中国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滨,前面是茫茫大海,再无处可移了,唯有与南宋偕亡。
北方从来不认为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站在黄河文化时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则离文明愈远,五岭以南是全中国最边远的蛮瘴地区,那里只有“短发纹身、口吐鸟语”的野蛮人。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则恰恰相反,愈往南行,离世界愈近,翻过了五岭,拥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广东,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时,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对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而对长江以北,则抱有天然的警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这五十万大军,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赘、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马上掉转枪头,烧绝栈道,自立为国,与北方为敌。
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但朝廷依然把岭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抑或蒙元铁蹄、满清八旗,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
历史学家在谈论岭南人的家世时,常说他们都是中原迁徙而来的,似乎以此证明南蛮子其实与“河南世泽,渭水家声”是一脉相通的,出自同一个文化体。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几乎没有谁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贬谪、发配,就是因战乱而逃出家园,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阴郁的、悲凉的、怨忿的。
纵观历史,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天下大乱之际,如两晋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残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惨记忆。岭南人重视“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虽然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背后隐隐透出一种“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强心理动机。
在南方的民间传说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残害、追杀、驱逐,流落到南方的记录,对南迁的记忆,绝不是愉快的。南方许多地方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开棺捡出骸骨洗净,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岭南地区甚盛。有些地方,还会葬完再葬,屡经起迁,遗骸残蚀,仅余数片,仍转徙不已。这种习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负先人遗骸,辗转万里南下的经历。
北方对他们来说,又爱又恨,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纠缠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试想,这么多心怀怨望的人,背着祖先遗骸,汇聚到南方,通过宗牒族谱与口耳相传,对北方的“选择性记忆”自然根深蒂固,成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会有“河南世泽”的血统,但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南方,却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顺民,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往往成为文化命脉存亡绝续的最后防线。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南方人有一种不肯认命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他们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一旦从海洋吸取到外来的养分,马上会膨胀发酵起来,直接挑战北方正统。这种情形,已被太平天国、同盟会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发动的政治运动所一再印证。
然而,当我们在审视南北文化的时候,不可忘了,中国幅员辽阔,除南北之外,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东部文化以江苏、浙江为代表,西部文化以陕西、甘肃为代表。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则更多是黄河文化的特征。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认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但夹在南北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独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气。它灵活、圆通、善变,无论是北洋当政,还是国民党当政,都能够左右逢源,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
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个要“武力统一南方”,一个要“饮马长江,扫荡黄河”。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北大决战中,东部地区时而支持南方,时而支持北方,最终倒向南方,成就了国民革命的北伐胜利。正当东部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东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淞沪抗战,国民政府迁往洛阳,西安事变,有如急风骤雨,令中国整个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间完全改观了。
东部这颗明星一夜陨落,而西部则像太阳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汉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后记

历史的余音
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和那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到抗日战争的发生,这二十几年,是奠定现代中国政治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谠论。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加诸中国人民头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无泪!
近百年来无数人都提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近邻日本,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它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明治维新”,而我们播下的龙种,却往往收获跳蚤?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几乎众望所归的美国共和制模式,在中国搞不下去?为什么中国非要“行秦政制”不可?在这个为中国政治制度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中,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以致后人在读史写史之际,恒怀“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之叹。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和病理变化的必然结果?
有人归咎于同盟会的软弱,有人归咎于袁世凯窃国,有人归咎于国民党背叛了孙文,有人归咎于蒋介石独裁。其实,凡此种种,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撇开纷繁的党派之争,透过表象寻找出更本质的文化根源,不难发现,地缘文化在中国历史走向中,所起的深刻影响。
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运动,如果是发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领导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而如果源自北方,则对现代文明多带有破坏性的色彩,如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多大的进步性,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十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两位南方的文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国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一一洋务新政。
义和团是一场带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的政治口号是“扶清灭洋”,幻想恢复九州一轨、天下同风的天朝旧梦,以为只要把洋人赶尽杀绝,天下就可享太平了。义和团运动从表到里、自始至终,都交织着谶纬图说和奉天承运的梦呓,成为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经之路。清末,大批知识分子从南方和江浙北上办学,利用朝廷举办新政的机会,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风气渐开,各种新思想蓬勃兴起,并以天子脚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大势。
北方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汇聚地。北方文化之所以对全国有巨大的辐射力,实与皇权政治有莫大的关系。一旦北方不再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将随之消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开始了它近几百年来最沉闷的一段历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坐在皇权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远瞩,耳鼻灵敏,当月晕础润之际,能够发现社会即将出现的变革。它可以为这种变革催产,但它却不可能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第一批的实践者产生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
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数长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领导的;近代史上开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宫廷政变——戊戌变法,是南方人干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军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团的统治,是南方人充当先锋;第一次尝试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则是在东部上海建立的。
尽管不能说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每一个举动,都必然为中国带来积极与进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看,正是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硬拉进了20世纪的国际舞台。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却的文化遗址。当世界已经进入民主时代,西北人好像还流连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下,缅怀着盛唐的繁华。西北有过最辉煌的历史,但现在却成了全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历史和现实的对照,难免使西北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对抗的天赋力量的象征。
共产党进入西北,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和日本的战争,蒋介石又对东部集团进行了破坏性的改组,为政府在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赢得了生存的条件。
但蒋介石的政府,是以东部的利益集团为依托的,一旦把这个基础破坏了,即使在抗战八年期间,仍能苟延残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但当民族战争告一段落,国共两党重燃战火以后,当年饮鸩止渴的恶果便马上显露出来了。在短短三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败如山倒,实在并不仅仅因为军事指挥上的失当。
对中国现代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件事情,一是领导层多为南方人的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二是西安事变,都和西北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固守观望。这竞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将取决于西北的向背。变革的浪潮席卷着南方和东南沿海,这只是一个开头,它最终能否冲破黄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随这种变革,才是成败的关键。当我们回顾1911年至1937年这段历史,镜头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读李白的诗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历史是会重演的,因为历史并不会消失。回首前尘,中国社会转型的来龙去脉,不仅有迹可寻,而且历历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读一惊心。
天不变,道亦不变。
2014年5月修订于广州


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 
马勇 
很久以来,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洋务新政没有结果选择了维新,维新没有结果选择了宪政,宪政没有结果选择了共和,共和没有结果重选了帝制……分析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 
现实的中国,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历史的中国,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每一次历史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但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一定还会或隐或显呈现。 
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用了很长时间,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不管怎样评估,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四民社会”渐渐解体,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发生。 
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体用”分为两橛,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现代化。洋务新政确实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在三十年左右,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但是,“后发优势”又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进,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却不堪一击,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创造,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1895年之后的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共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久议不决,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于人类,也是残杀同类的利器。一直引领中国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怀疑资本主义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中国在学习西方六十年之后,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无奈,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见识太短,在对外交涉上留下了许多硬伤。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 
恰当此时,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而且苏联新体制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确实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魔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力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糅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点,这是当年一度让中国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宁、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苏维埃体制,但对列宁抛给中国的橄榄枝,对列宁构建的政党、政体的纪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时的苏联,延续马克思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一样,狂热地推广共产主义。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


网载 2015-09-07 19: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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