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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往事（第3辑）

1.

期盼中，《沈从文家书》（上、下）终于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可是，没有想到，新拿到手的《沈从文家书》，一处又一处由出版方作出的莫名其妙的删节，却让人对这一版本失望之极，复有难以言说的悲哀，为沈从文，更为我们读者自身。问题主要出在下册。1965年-1977年之间的家书，删节注明和空格天窗随处可见。奇怪的是，哪怕是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已经收录的家书，此次居然也没有避免…（李辉《沈从文：开天窗的命运》，读库0603）

周有光：没有常识，缺乏常识，也不允许有常识。到今天还是这样子。我的书不是出版好多了吗？把我里面讲到民主的地方都删掉了，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更笑话的是，有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沈从文家书》，那是60年之前的书了，可是现在出版时把里面讲到民主的地方都删掉了。很悲哀啊。

2.

杨宪益英文自传于2002年在香港出版，书名是《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该书出过两个中文版本（《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杨宪益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两版均为薛鸿时译），都是删节版。（范玮丽《我与杨宪益先生交往二三事》）

3.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布坎南《自由的界限》一书，有书页被整齐撕掉，被撕部分多为由汪丁丁教授所作的5000余字的序言。对此，汪丁丁发长篇博文表示，撕书是出版社和编辑室行为，为此“感到可气又可怜”。

“当天下午，我才第一次收到这本书责任编辑叶敏和浙大出版社王志毅的来信，并希望我不要公开回应外界言论。我回信批评了他们两人的政治无知，我告诫他们不要再出版我的作品和我主编的学术期刊。我在博客里声明，此事与中央政府完全无关，纯系浙江或浙大某脑残官僚的愚蠢行为。”（汪丁丁，2013年5月14日）

汪丁丁序言链接：http://wangdingdingblog.blog.163.com/blog/static/481207982013496497631/。

4.

在中国出版作品的西方作者也无法逃脱中国更为严苛的标准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就不情愿地与出版社的审查者进行了合作。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记，但这本书的大陆版省略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形容词，还删节了一整段关于邓小平的内容。但傅高义表示，为了让那些对本国基本完整的历史如饥似渴的读者读到这本书，这些删节是必要的。

少数情况下，作者没有向审查屈服，而是选择了放弃出版交易。《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的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决定不在中国出版此书的译本，因为编辑此前告诉他，他们要删去关于艺术家艾未未和仍处于监禁之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内容。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我看来，删除这些内容并不是在与中国读者交流，而是会把他们孤立起来。”

有些国外作者在作品出版前根本不知道作品内容的变动，直到出版后才知道。当《忧郁》（The Noonday Demon）一书作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得知自己的书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被更改之后十分生气，更改后的版本删除了他提到自己是同性恋的内容。“我认为，有人会建议，因为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中国内部的审查标准。”所罗门说，“讨好中国，不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做法，说好听的叫天真，说难听的叫虚伪。”（《纽约书展中国走红，中国作家抗议出版审查》，《纽约时报》）

5.

自从中国始皇帝的统治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一直重视审查制度。公元前213年，这位皇帝下令焚烧了儒家的着作。如今，要想在中国出版一本书，外国作家必须接受出版社内部的审查员的评判。这些审查员会从书中找出中共认为使其面上无光或威胁政治稳定的人名、词汇及历史事件，如果出版商在审查时漏掉了一个敏感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权令图书下架，并惩罚责任人。类似的严密审视也适用于电视节目、电影和广播节目，政府格外密切地关注着广播电视，因为其受众最多。关于中国的审查制度的一个已知事实是，它正在不断扩大。（纽约客》记者欧逸文在《纽约时报》撰文）

6.

李昕《曾彦修：自问平生未整人》
发于2015年03月09日《晶报》

删去以下篇幅——

这本书（曾彦修作品）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很期待它的面世。但是，我也很惭愧，实在对不起老人家，因为书稿是我所约，但是我未能将它出版。原因在于，书稿中涉及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时还牵扯到一些上层人物，根据中国内地出版管理规定，需要首先履行送审备案程序，然后才可以考虑出版。红线在此，我无法超越。

例如，曾先生回忆延安整风，记录了某些党内高层人士被抢救的过程，这是内地已公开的党史材料中所未见的。他还讲到整风开始前毛泽东谈学风问题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有一着名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过去通常被解释说，这是讽刺大城市到延安来的洋学生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但是作者说，这副对联批评的是某些苏联归来的党内领导人，尤指张闻天。而张就是在此文发表之后，意识到自己将成为整风运动的对象，便自愿下乡做调查，从此淡出中央领导核心，把延安让给毛泽东。这样的观点，显然出自作者独到的观察和思考，与党史研究的一般说法并不一致。

再如，1984年初，曾先生刚刚从人民出版社社长岗位退休，该出版社便受到中央某意识形态主管领导的严厉批评，说该出版社陷入了“三信危机”，成了“自由主义出版社”。面对这种＂左公＂的论调，曾先生拍案而起，写下了3万言的《申诉书》，分送中办、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反复要求那位意识形态领导人向人民出版社道歉。尽管这件事随着“清污”运动一风吹而不了了之，但是毕竟中央不曾作出结论。

看到书稿中的这一类独家史料，我很担心送审备案能否顺利通过。我知道，这些内容对于作者来说极为重要，如果删去，这本回忆录就会面目全非，作者定不接受；但是如果不删，恐怕审稿部门的专家也不敢自己做主拍板，因而书稿的出版就会被无限期拖延。

于是我请李晋西向曾先生建议，这本回忆录就不必履行送审备案程序了，因为备案的结果很难预测，所以可考虑直接在香港出版。但是曾先生坚持认为，他的书是写给大陆的广大读者的，到香港去出版，大陆人读不到，有什么意思？

于是李晋西把书稿交给北京一家出版社，那出版社果真按程序备案了。但是拖了至少有一年时间，审稿机关没有给予答复。我一开始估计的情况果真出现了。

眼看在内地出版无望，曾先生同意将书稿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前，曾老为这本回忆录取了一个书名：《微觉此生未整人》。

（完）

禁忌游戏 2015-08-23 08:5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