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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进辅仁

我能进辅仁大学，并一直工作到现在，还要从邵老伯和唐老伯说起。我十一岁时，他们帮助我家募集了2000元的七年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到十八岁，这笔公债已用完了。那时我刚中学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唐二位老伯对我真叫负责到底、仁至义尽、善始善终，他们认为最稳妥的长久之计是为我谋一份固定的工作，于是在我二十一岁时，找到四川同乡傅增湘先生帮忙，他慨然应允。

傅老先生是我曾祖的门生，（图 傅增湘先生画像及书法作品 见《藏园老人遗墨》）他在参加殿试时，我曾祖是阅卷官之一，在他的卷子上画过圈。傅老先生在当时是着名的社会名流和学者。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当时书院的山长是桐城派着名学者吴汝纶，他十分欣赏傅老先生的诗文。光绪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入翰林，任编修，又升为直隶提学使。当时改革风气初开，傅老先生率风气之先，创办女子学校，培养了大批女子人才，直到晚年，当时的女学生还常登堂求教。北洋政府时，因教育成就显着，受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时政，尤其不满当局干涉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而辞职。后又将精力转向筹办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又任辅仁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对辅仁大学有开创之功。傅老先生博学多闻，退出政界后搜罗古籍，校勘群书，达一万六千馀卷，后都无偿捐献北京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大量有关古籍的专着。傅老先生与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交谊笃厚。他任教育部总长时，陈校长任教育部次长，他下野后，陈校长接任他作护理部务，掌管大印，相当于代理总长，后来辞去政务，应英敛之之请，专职任辅仁大学校长。二人之间可谓长期共事，于是傅老先生决定为我的事去找陈老校长。而老校长从此成为我终生的大恩师，为了能更清晰地表述陈校长对我的培养，不妨先对他作一简介，特别是我见到他之前的一些情况：

陈校长名垣，字援庵，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广东新会人。（图 见《启功画传》第27页上）幼年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但他自称“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陈垣来往书信集》），研读了大量的子书和史书，接受了很多实用之学。但受时代风气所限，仍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费了，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方法，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这期间他参加过县试、府试。二十一岁时先取为新会县试第一名（案首），同年参加广州府试。按惯例，各县案首府试无不取之理，但主试的广州知府施典章对陈垣先生文章中表现出的新思想不满，竟在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所以最初陈垣先生不再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而复试的题目为“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显然是针对陈垣先生初试文章的“狂妄”而发的。但这次陈垣先生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作起了八股文章，那位施知府也无话可说，于是陈垣先生顺利通过府试和院试，考取了秀才。后来他在回忆这次经历的时候曾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同年又参加顺天府乡试，广东甄某请陈先生代考，于是陈先生在考试时一口气作了两篇文章。张榜结果，自己的那一篇没中，而给甄某的却中了。“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和当时口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工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见《陈垣年谱》）但也有收获――得到甄某3000元酬金，把历年从家中支出的钱全部还清。第二年又补为廪膳生，即可以拿到“廪”――实物和“膳”――伙食的双重补助的生员，再次参加开封乡试，仍未录取，从此彻底放弃科考，投入宣传新文化运动及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曾参与及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宣传革命。后又大力兴办教育，在新会、广州教过小学、中学，又考入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又与广州医学界的中国名流创办光华医学校和“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2年与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人欢迎孙中山并摄影留念。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又创办北京孤儿园，北京平民中学。这时期他的学术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在历史考据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瞩目。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亲自上街游行。由于社会影响日益显着， 1921年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2年起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辞去教育部任职，专心于办学与学术研究。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26 年任辅仁社社长。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71年故去，享年九十一岁。陈老校长毕生投入到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史学家。他的学术着作《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都是史学界不朽的着作。陈老校长作为史学家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他最擅长宗教史，他出身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归依基督教，所以对基督教史，特别是中国传入史有非常深入、精辟的研究，后来他又广集佛教典籍，因此对佛教历史典籍也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如《中国基督教史》、《开封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考》、《元也里可温（即天主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 教入中国考》、（以上四种合称“古教四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二是非常强调把中国的各民族当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来研究，强调中华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整体文化，如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即是这样的代表作。三是充满爱国激情，把历史学和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他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致之一。”而他的《通鉴胡着表微》就处处渗透着抗敌御侮的思想和用心。试想，能到这样一个大学者手下工作不是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吗？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傅老先生介绍我与陈校长会面时的情景：

我先到傅家，把我作的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交给傅老先生，算作我投师的作业。他嘱咐我在他家等候，听他回信。然后拿着这些东西直接到陈老校长家。当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我渴望得到它，又怕失去它，为了它两位学术大师，一位前总长，一位前副总长亲自过问它，这怎么能让我不感动。好不容易盼到傅老先生回来，他用平和的语气传达了令我激动的消息：“援庵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又叮嘱道：“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作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就这样我得以去见陈校长。初次见面还未免有些紧张，特别是见到他眉宇间透出的一股肃穆威严之气，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道：“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一句话说得我放松下来，还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但事后我想，老先生早已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对封建科举制度看得那么重要，他这样说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情绪，老先生对青年后生的关爱之心可见一斑。

之后，老校长即安排我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图 辅仁附中教职员名录 见《启功画传》第32页）在交派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教的是什么，怎么教的？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况报告了一番，陈校长听了点点头，又嘱咐我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子不同，你站在台上，他们坐在台下，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万不可对立。中学生，特别是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也正是脑筋最活跃的时候，对他们一定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可对他们有偏爱，更不可偏恶，尤其不可随意讥诮讽刺学生，要爱护他们的自尊心。遇到学生淘气、不听话，你自己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你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就是师表，你要用你的本事让学生佩服你。”上班后，我自然不敢怠慢，按陈校长的嘱咐，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几十年后，还有当时的学生记得我和我的课，称赞我的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使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该说我的教学效果还不错，但一年多后，即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按张怀字百龄）刷掉。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说我中学都没毕业，怎能教中学？这与制度不合。于是我一进辅仁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陈校长却认定我行，他也没有洋学历，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我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我到美术系去任教，但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钤印等。（图美术系时照片见《启功画传》第33页）说实在的，凭我的绘画功底和从贾老师、吴老师、溥心 先生、溥雪斋先生、齐白石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作个美术系区区的助教绰绰有余；实践也证明我我能胜任，很多当时美术系的学生至今还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分管美术系的仍是那位张院长，孙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年多后，他再次以资历不够为理由把我刷下。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事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作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

那年正是1937年，七月七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北平。北平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用说流离失所的难民了，一般的小康家庭都难以为计，更何况我刚刚工作又失业，生活又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我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再靠写字画画卖些钱，勉强地维持生活。

到次年三月，我的八叔祖看我生活实在困难，出于好心，想帮我找个工作，他本人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作小职员，给我介绍工作也只能从这方面找，严格地说就是找伪职，当伪差。他从商店买了张履历卡，填写上姓名、年龄、籍贯等。我一看他把我的姓名写成“金启功”，就很不高兴，因为我爷爷早就发过誓：“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于是我争辩道：“我不叫金启功啊。”他连哄带压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不是也叫金禹宗了吗？”当时家族的势力还很强，宗族观念还比较重，虽然一提金启功我心里就恶心，但又不好当面坚决抵制，这样就迫不得已地叫了一回金启功。他把履历表交给当时任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王克敏手下的祝书原。正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恰巧又赶上日本顾问与王克敏被刺事件。当时刺客向他们开枪，王克敏先趴下，日本顾问被击中，倒在王克敏身上，王克敏算是躲过这一劫。日伪政权当然大为恼火，全城戒严，到处抓嫌疑犯，形势非常紧张。很多人受到牵连，如王光英先生就被抓进煤渣胡同的特务机关。当时我如坚持不去，也很容易被怀疑与此案有牵连。我母亲和姑姑也吓得束手无策，乱了方寸，都劝我说：“别惹事了，还是去吧，看看再说。”这样我就身不由己地干上了伪职。那个单位属于秘书厅下的一个科室，按职位排有科长、科员、助理员、书记，我作的是助理员，一个月能挣30元，勉强养家糊口。但幸好的是，机关里的工友听差还都叫我启先生。就这样我心神不宁地一直干到夏天。没想到这时我的救星又降临了――陈校长找到我，问：“你现在有事做没有？”我咬着后槽牙说：“没有。”“那好，真没事，九月份发聘书，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国文吧。”听到这个意外飞来的好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我本来就不愿干伪职，只是迫于生计和叔祖的好意，更不愿就此真的姓了金，正好像是在苦海里挣扎，这回总算是得到解救。我赶紧回家告诉母亲，激动地想起一句戏词，攥起双拳，仰天大叫：“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啊！”我的母亲和姑姑也都高兴得直哭。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秘书厅找到负责人祝书原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老咳嗽，昨天我去看病，医生说我是肺病，我只能辞职了。”也不知他信不信我这套假话，反正他没强留我，只是问：“谁能接替你啊？”我说：“我们这儿比我位置低的只有那位书记，他可以。”祝书原就按我说的向上边打了报告，真的就这样定了。事后这位书记还常给我写信，很感激我对他的推荐，直到去年还给我来过信。可见人都是很善良的，为人家作了点好事，人家就会感激你，虽然我当初推荐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无意中又得罪了那位科员，他知道后好一阵埋怨我不该推荐那位书记，原来他想把自己的人塞进来。就这样我于1938年9月第三次回到辅仁，直到今天，六十六年再也没离开过它。

回想我一生，除了秘书厅这件事，我从没作过不清不白的事，1938年春夏之际的三个多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解放后不久，曾发起“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我积极响应号召，真的十分忠诚老实，把干过几个月伪差的事原原本本向组织作了交代。当时开会的地方在女院（恭王府），散会后我就直奔南院校长办公室，找到陈校长，非常惶恐地向他说：“我报告老师，那年您找我，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有，是我欺骗了您，当时我正作敌伪部门的一个助理员。我之所以说假话，是因为太想回到您身边了。”陈校长听了，楞了一会儿神，然后只对我说了一个字：“脏！”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

二、 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

这次回辅仁不但心情特别愉快，而且特别塌实。（图 启功在辅仁国文系工作时的两幅照片 见《启功画传》第40页）陈校长让我和其他几个人各教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而他自己也亲自担任一个班。他一边教他那班学生，还要带我们这“班”青年教师，我们可以在同一课程内直接向他请教，请他指点，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也可以说，陈校长为培养我们这些人，特意创造了一个可以手把手教我们的机会。他提携诱导年轻后学真是煞费苦心。他在开学之前又谆谆教导我说：“这次教大学生又和中学生不同。大学生知识多了，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教一堂课一定要把有关的内容都预备到，要设想到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免得到时被动。要善于疏通课堂空气，不要老是站在讲台上讲，要适当地到学生坐位中间走一走，一方面可以知道学生们在干什么，有没有偷懒、睡觉、看小说的？顺便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好不好，学生记下了没有，没有记下的就可顺便指点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创造一个深入他们的气氛，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环境，让学生们觉得你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到了大学更要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要多让学生写作，所以上好作文课是非常重要的，批改作文一定要恰到好处，少了，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收获，多了，就成了你给他重作，最好的办法是面批，直接告诉他们优缺点在哪里，他们要有疑问，可以当面讲解，这样效果最好。要把发现的问题随时记在教课笔记上，以便以后随时举例，解决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陈校长在实际教学中也给我们作出了表率。我常去听陈校长的课，听了他的课，我更加深理解了老师为什么要选这篇作品，教授它的重点、难点、要求是什么。我不但为老校长精彩的讲解和渊博的学问所折服，也学到了很多教学经验。比如，最初我看他板书时每行（竖行）只写四个字，非常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就知道了。我一试，才明白写到第四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看完整，再多写一个字，就被讲台挡住，学生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得见。仅此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老师是多么用心，多么细致。

除了我到陈校长课堂上现场取经外，陈校长还经常到我的课上把场传授。每次听完我的课都要指点一下，指点时照例以鼓励夸奖为主，一如他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态度那样。对于问题，他总是用启发的口气同你商量，而且总是提一个头，不再多说，剩下的让你自己考虑，比如说：“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很重要”。怎么重要呢？他点到为止，我下来就要仔细地查一查，而每到查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还鼓励我们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那时的大一国文都要开书法课，陈校长就建议我拿些帖拍成幻灯片，打出来给学生看。为了让学生看清楚，陈校长和我特意选择了辅仁大学东北角的阶梯教室。课由我讲，但指挥由陈校长担任，他用为上几何课预备的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放一张新幻灯片。这时课堂上就会爆发出一阵感慨声，看到好的，大家会由衷地表示赞叹，看到不怎么样的，如“龙门造像”中有的作品本来就很差，再一放大就更难看了，大家就会发出嘲笑声。等到感慨声稍微平静下来，我就给他们具体讲解这件书法作品的有关知识，并从用笔、结字、行气、篇章详细分析它的特点。讲得差不多了，陈校长就用尺子再敲一下桌子，于是又进入下一张的欣赏和讲解。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校长当时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对我的鼓励，我讲起来也特别能放得开，准备的讲得很充分，没准备的即兴发挥得也很生动，我和老校长的合作犹如演出了一场“双簧拉洋片”，配合得格外默契，同学们听得也格外带劲，一堂课很快就结束了。就这样，这几节书法课使学生收益很大，每次课前课后都不断地有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还详细地与我进一步讨论这些碑帖，说明这些课确实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这一切都是与陈校长的亲自设计与亲自指导分不开的，他非常注重教学的灵活性、生动性，并手把手地把有关方法传授给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而一旦他们能取得一些成绩，就和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陶醉其中。

陈校长非常注重写作训练，对作文课抓得非常严。当时学生的作文都用毛笔写在红格宣纸本上，他要求我们在批改时也要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来写。陈校长还有一个高着儿――定期把学生的作文及老师的批改张贴在橱窗内，供大家参观评论，有时他还把自己的“程文”也张贴到橱窗内，供大家学习。每到展出时，我们都格外用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但是学生间的一个小型的作文竞赛，而且也是老师间的一次相互观摩，所以我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总是提起十二分的警惕，拿出十二分的用心，不管是天头的顶批，还是最后的总批，每处都兢兢业业地写。每当展出时，看到我的字确实不至落在学生后面时，心里就感到一丝欣慰，这也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教学相长。而陈校长的这种做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的书艺，特别是小楷，他虽然没有直接教我书法，但他这种办法无疑是对我的极大促进，使我长年坚持练习，一点不敢马虎，而且一定要写得规规矩矩，不敢以求有金石气、有个性，而把字写得歪歪扭扭、怪了怪气，更不敢用这种书法来冒充什么现代派。

说到展出的橱窗，还有一点顺便的补充。这些橱窗平时是为贴告示用的，如哪位老师生病请假，就事先公布在橱窗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某一个老师长期“请病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此人必定出事了，而出事又不能明说，结论只有一个――被日本人抓走了。学校也可以通过这种默契的方式向大家公告不好公告的消息，据说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约有十来人被捕过。当然，一旦有人被捕，大家都会尽力援救。这里应该提一提曹汝霖。“五四”运动后，他在大家眼中成了汉奸，他自己为了表白自己，坚决杜门不出，既不与人来往，也不写文章。他七十多岁生了一个女儿叫曹庆稀，在我教的这个班上念书。当很多辅仁的老师被捕后，有人找到曹汝霖请求他出面保释，这虽与他长期的处世态度不合，但他仍勉为其难，真的找日本人斡旋干预，最终很多人都获救释放了，看来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是件很麻烦、很复杂的事。

大一国文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为什么选它，它的重点是什么，通过对它的讲授要达到什么目的，陈校长在事前都有周密的考虑，并向我们这些年青的老师讲解清楚。学年末全校的大一国文课要统一“会考”，由陈校长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这既考了学生，也考了老师，很有“竞争”的味道，大大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每到这时，我总是加班加点地为学生辅导，所幸我在历次会考中成绩都不错，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陈校长不但教我们怎样教书，而且教我们怎样读书做学问。陈校长做学问非常严谨，他强调治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时，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时一定要“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并不是指写文章时要把这些材料都用进去，而是要熟悉全部相关的材料，做到心中有数。对老师的这种治学方法我有两次亲身的体会。一是老师家中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臧经》，他开玩笑说：“唐三藏不希奇，我有四藏。”但我每到他家，看到这“四藏”，心里总会浮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的经典老师都翻看过吗？不久得到了回答：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有什么用处，之后又带着我们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能知道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主要的，但仅查目录，怎能知道那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曾一一过目，心中了然的。二是为查历史年月，他得知日本御府图书寮编了一种《三正综览》，就花了200银圆托朋友在日本抄出副本，自己又逐月逐年地编排演算，最后写成《中西回史日历》。编到清朝的历史朔闰，老师就到故宫文献馆中查校保存下来的清朝每年的“皇历”。后来我买了一本印出的《三正综览》，不但发现它的编排远远不如老师所编的醒目，而且清朝部分与老师的多有不同，就拿去请教老师。老师自信地说：“清朝部分是我在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每年的‘皇历’，自以我的为确。人不能什么事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只有亲手占领了第一手资料，才敢有这样自信的宣言。

老师见了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多数情况下并不急于考问我们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而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个具体问题进行指点。比如老师的家里总挂些名人字画，案头或沙发前总放着画卷和书册，谈话的内容往往就从这里入手。比如他曾用三十元买了一幅章学诚的字，字写得十分拙劣，他只是为聊备一格挂在客厅里，我们这些门生去了，他会指着它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而且能说出一些相关的问题，他必定大为高兴，连带地给你讲出更多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趣闻，全是即兴讲解，而且十分生动，如果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学术札记。可惜，我那时手懒，没记下更多的内容。如果你不知道，他就简单地告诉你，“他是一个史学家”，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因自愧没趣，或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回来赶紧查阅这个人的有关情况，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老师又必很高兴。但又常在我们所说的棱缝中再加一点，如果你还知道，他必大笑点头，加以称赞，这时我也像考了满分，感到得意；如果说不上来了，他必再告诉你一点头绪，容你回去再看。

当然，他也会具体过问、指导我们写文章。我最初不知从什么方面、角度入手，他就帮我谋题目。他问我：“原来你都读过什么书？其中哪些读得最多、最熟、最有兴趣？这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我说：“我原来随戴先生读了很多经史一类的书，但我的兴趣还在艺术方面，我也接触、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他说：“那很好，艺术方面有很多专门的知识，没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切实修养，还做不了这方面的研究，你很适合做这些题目。”在他的鼓励下，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有关《急就篇》研究。《急就篇》本是史游编的童蒙识字课本，很多书法家都喜欢书写它，就像后来许多人喜欢书写《千字文》一样，因此流传下大量的法帖。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老师也给我很多具体意见和知识，再次体现了他的博学多闻。特别是这篇文章的题目究竟怎样命名为好，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重要的概念――“章草”究竟指什么，老师早就对这一概念发生过疑问。因为《急就篇》又称《急就章》，又有用章草一体所写，所以后世竟有以“章草”代称“急就章”。这样一来，章草的概念就非常混乱，有人说是汉章帝所写，所以叫章草，这是从篇章的角度出发；有人又说章草应指字体的特点，如故宫所藏影印邓文元写的《急就章》用的字体是章草；而罗复堪给他定的题目又叫“邓文元章草”，此处的章草是指字体名还是指篇章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后来我终于想明白，陈校长的老家广东可能有这样的习惯，即把字体名和篇章（急就章）名合在一起都叫章草。不管怎样，老师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由辨明概念入手，才能把这篇文章写好。经过与老师反复的斟酌、推敲，最后才定下文章的题目：《急就篇传本考》，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考辨，并对失传及在传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后来，我又根据出土的汉朝木简考证了《急就篇》中第一句所说的“急就奇觚与众异”的“奇觚”指的是什么：原来古人有用方木棍作书写载体的方法，如果把方木棍按对角线劈开，使之变成两个三棱形，这样就可以由四面书写，变成六面书写，大大节约了材料。木简在三棱体的斜面上只写“急就”二字，既不称“篇”，又不称“章”，在另外两个直面上写正文，每面三句为一行，这样又把《急就篇》研究深入了一步。说到木简，还应补充一点。现在很多人把出土木简泛称为“流沙坠简”这是不确切的。“流沙坠简”是罗振玉根据法国人沙宛所藏的敦煌木简出的书翻译的书名，意思是“从沙漠中刨出的遗留的木简”，它是特指，而不是泛指一切木简。

后来，在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又写了《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篇论文。如前所述，我早就喜欢董其昌的画，但又发现很多画画得不搭调，一会儿这边水高，一会儿那边水高，当时认为或者是赝品，或者是代笔人水平太差。后来听贾羲民老师说，才知道其中也不排除董其昌本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很有启发，而且发现给他代笔的松江派画家都是很有功底的，画起来都是有板有眼的，于是就对这些代笔人及其画风发生了兴趣。我把这些想法和陈校长说了，他认为这个题目很有意义，鼓励我把它写出来。在我写作过程中，老师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朱彝尊曾在《论画绝句》中提到赵左和僧珂雪曾替董其昌代笔，并亲笔把这条资料抄录给我。这是一首七言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替香光（董其昌）应接忙。泾渭淄 终有别，漫因题字概收藏。”朱彝尊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陈校长读书有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习惯，即遇到有用的资料就随手抄录在纸条上分类备用，现在看这条资料对我有用，就寄给我。这条资料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说明早在清初就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当我写好文章，呈给老师看时，他十分高兴，夸奖了一番。我也很得意，至今认为它是我论文中的得意之作，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和老师辛勤指导、具体帮助分不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光对我如此，老师对所有的后学都倾注全力地加以培养。如柴德赓写过一篇有关“谢三宾”的文章，专论清初那些反复无常、时而降清、时而反清的降臣叛将，内容暂且不说，仅为他文章的题目，陈校长就不知和他商量了多少次，时而改成这样，时而改成那样，也够得上“反复无常”了，真可谓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但体现了老师严谨认真的学风，而且寄托了对后学晚辈的殷切期望。

陈校长不但教我们怎样教书、怎样做学问，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如何做人。日寇占领北平后，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学者，他只能以笔代枪，把他的爱国思想、爱国情绪寄托在他一篇篇史学论文中，他常引用《论语》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这就是他写这些文章的苦心孤诣。有时直接给我们讲解其中所蕴涵的内容和情感，每到此时，忠愤之气溢于言表，再加上他本来就眉目威严，使我不由想起陆放翁《跋李庄简公家书》所云：“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慷慨，形于辞色。------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他还专对辅仁大学中年青的中国神甫进行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教育，这些行动都是对后学之辈很好的爱国教育。

在这方面，陈校长对我更是耳提面命。他有时看我给学生作文的批语或写的诗流露出一些消沉的情绪，就委婉地批评我思想不要太旧，要不断地除旧布新；有时看我有些偷懒，就鼓励我加紧努力。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也对我平生影响最深：

光复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立夫、国防部部长陈诚曾到北京，在宣武门内路西市党部举办招待会，招待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意在拉拢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支持。我那时已是副教授，所以也参加了。会上陈立夫和陈诚不但不关切长期处于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反而责怪我们“消沉”，对他们的到来不够欢迎。陈校长当即反驳道：“你们说我们消沉，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消沉？不问问我们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是怎样在日本人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生活的？”说到气愤时，竟激动地直用招待吃点心的叉子敲盘子。接着燕京大学的校长陆贽伟也慷慨激昂地说：“不知二位部长听说过这样的民谣没有”？于是一边用叉子敲着盘子一边念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气得陈诚大叫道：“那你就投好了！”会场上哄然大乱，可见当时的民心所向。接着一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又操着浓重的湖南常德土音，继续大骂国民党，可惜我听不懂他的话。据说散会后，此人又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讲演，国民党特务朝他扔臭鸡蛋，他在左派学生的掩护下才得以离场，听说后来跑到解放区。这次会上陈校长的凛然正气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常说“身教胜于言教”，陈校长以身作则，告诉我在复杂的社会中应该怎样堂堂正正地做人。

光复不久，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出任北平市某一局局长，想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一个“自己人”作帮手，帮他管一个科室，不知怎的，想到了我。如果纯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的薪水比当一般教师要高得多。我当时真有点动心，但又拿不准，和一些人商量，也莫衷一是，便去请教老师。老师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她不太懂得，让我请教老师。”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老师揪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我恍然大悟，立刻告辞回来，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向那位教授对我的提拔表示感谢，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写好后，拿过去请老师过目，他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值三十元。”这话真是大有禅意，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确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宝，而帮我指点迷津的恰是陈老师。他指导我怎样正确衡量自己，认识自己，怎样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选好自己的人生舞台。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时从了政，即使干得再好，再顺利，至多使社会上多一个可多可少的官员而已，而我的专长和才华（姑且这样说）就不能得以发挥。所以陈校长不但是我的业务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1963年我根据一篇发表过的、读者反映很好的论文，经过多年的修订补充，整理成一本专着《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前我想请老师题签。老师非常高兴，问我：“你出版过专着吗？”我说：“这是第一本。”又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后，忽然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一岁”。老师又忽然放下我，历数起很多学者的寿命来：“全谢山（祖望）只五十岁，戴东原（震）只五十四岁-------”正当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老师忽然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努力啊！”说罢欣然命笔。我愣了一刻，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一方面为我的成长高兴，高兴得好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浇过水的小草开花结子，便高兴地喊人来看；一方面又以长者的经验告戒我，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要抓紧大好时光多出书。这时，看着他为我题签的身影，我几乎掉下热泪来。老师的书斋名“励耘”，老师用他全部的身心和热血为我解释了什么叫“励耘”，如何作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园丁，如何做一个提携后进的长者。

过了一两年后，我又起草了一本《诗文声律论稿》，带着它去请老师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禁不得劳累，但见我这一叠稿子，非看不可。我只好托词说还须修改，改好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我又想，老师以后恐怕像这样的书签也不易多写了，不如把将来准备出的书也求老师一次写了，但又难于为自己以后的着作预设好题目，于是想起“启功丛稿”这样一个名称，准备把它作为总称，下面可以放进任何文章着述，于是说还有一本杂文，求老师一并题签。老师这时已不太能多谈话了，但仍毫不犹豫地答应我马上就写，我就退到旁边的屋子坐等。没多久，秘书刘乃和先生举着一叠墨笔的书签来了，每种都写了若干张，任我选择，（见图见《启功画传》第86、85页）我真是喜出望外。但痛心的是这本《诗文声律论稿》中经文化大革命，一直拖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见到了；还有惭愧的是我的《启功丛稿》下面的着述还不够丰富。但每当我看到这些题签时，都不由地想起当时的情景，老校长殷切的话语仍响在耳边，老校长慈祥的面孔仍历历在目------

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我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却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时，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就像“护犊子”那样护着我。我自幼丧父，我渴望有人能像父亲那样关怀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它，我就能感到踏实，增强力量，充满信心，明确方向。现在老校长把老师的职责与父亲的关怀都担在了身上，这种恩情是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图启功与陈垣 见《启功书画集》第369页）

在这里我还想为老校长说几句公道话，或曰打抱不平。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介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解放后参加了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老校长逝世于1971年，当时还是祸害横行的时代，所以他死得很凄凉。他那时住在辅仁大学对面的兴化寺街，主要靠秘书刘乃和先生协助他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但文革时刘乃和先生被扣在学校隔离审查，其实造反派审查刘乃和的目的并不在她本人，而是通过她来挖些整陈校长的“黑材料”。于是那一阵陈校长只能一人在家，我们几个学生也都被扣着，关牛棚的关牛棚，隔离审查的隔离审查，也都无法去照顾他。他子女的情况也都如此，家里只剩下一个管做饭的袁姐。一天，老校长因行动不便倒在地上，两个多小时没人管。后来陈校长的二孙媳，我称她“曾大姐”急了，冒着危险到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处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一情况，要求赶紧把秘书放回来。这封信还真的起了作用，不久就把刘乃和放了出来，好整天看着老校长。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校长曾为这次史无前例的浩劫忧心忡忡。我想直到他死也始终也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像我们这些劫后馀生的人，事后毕竟得到一个说法。一个洞察历史的老人就这样代着遗恨走了。我失去了最崇敬的导师，最可亲的长者，我把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幅挽联，想在追悼会上挂出来，但那时我连进到大厅当面鞠躬的条件都没有，只能在院子里默哀，明智的朋友看了我这幅对联又是用真情所写，都劝我不要挂出来。幸好黑暗终于过去了，现在我可以一遍一遍不断地向他老人家的亡灵吟诵了：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三、 辅仁逸事

辅仁大学创办于1929年，它的创办与我的满族老前辈英华先生的努力分不开。英华先生姓赫舍里氏，字敛之，号万松野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学识渊博，曾主办大公报，又办温泉中学，该校旧址门外南面山上所刻“水流云在”四个大字即是他的手笔。西方学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曾在明朝、清初先后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始终没有广泛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列强开始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兴起办学之风。在这种背景下，英老先生写信给罗马教宗，请求派专门人才来中国创办学校。最初由英老先生联合同仁办了一个学术团体叫“辅仁社”，后来罗马派来一个天主教的分会办起辅仁大学。陈垣先生家世是基督教信徒（路德派），本人又是历史学家，特别是宗教史专家。他在作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时，曾以自己搜罗的元代“也里可温”（天主教）的历史记载向英老先生求教，英老先生即高兴地把自己收集的材料补充给他，于是二人结下友谊。等辅仁大学建校时，英老先生即延聘陈垣先生任校长。当时很多天主教同道不赞成聘任不同教派的人任校长，但英老先生不是拘泥教派成见的人，他深信陈垣先生的人品学问，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正式聘请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的校长，从此辅仁大学成了学术的大学，而不是教派的大学。

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后，曾延聘多位学者到校任教。他看重的是真本领、真水平，而不拘泥哪个党派属性、哪个大学出身、哪个宗教信仰。物理、化学多请西方专家，文学院请沈兼士任院长，国文系请尹石公任主任，接替他的是余嘉锡先生，历史系请张星烺任主任，教授有刘复、郭家声、朱师辙、于省吾、唐兰等先生，可谓人材济济，使得后起的辅仁大学顿时与避寇西南的西南联大南北齐名。得益于是教会学校，尤其是董事会的权利实际由德国人把持，所以在沦陷期辅仁大学处于一种极特殊的地位：由于日本与德国是同盟的轴心国，所以日本侵略者不敢接管或干涉辅仁大学的校务，只派一名住校代表细井次郎，监察校务，而这位日本代表又很识相，索性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并没给学校带来什么更多的麻烦。为此日本投降后，陈校长还友好地为他送行，真称得上是礼尚往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因此，在沦陷期，辅仁大学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那些留在北京继续工作，又不愿从事伪职的学者，那些想在北京继续学习，又不愿当日本的亡国奴的青年，便纷纷投向辅仁大学，使它的力量陡然增加，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辅仁大学的，我有一首《金台》诗就是咏这种情景的：

金台闲客漫扶藜，岁岁樱花费品题。故苑人稀红寂寞，平芜春晚绿凄迷。觚棱委地鸦空噪，华表干云鹤不栖。最爱李公桥畔路，黄尘未到凤城西。

金台即指北京，因北京八景有“金台夕照”一说，“故苑”二句即咏沦陷区景色之凋零，“觚棱”二句是写沦陷区“人气”之衰微。李公桥即李广桥，辅仁大学所在地，“黄尘未到”就是指日寇的势力还不能笼罩辅仁大学之上。

我能从黄尘压抑的敌伪机关来到这黄尘未到的清净之地，心里自然有一种解放的、甚至扬眉吐气的感觉，心情特别好。我这个人本来就非常淘气，也时常犯点儿坏，心情一愉快，便时常针对时局和学校的一些事编些顺口溜。如当时在一般情况下两个银元可以买一袋白面，但和股票似的，时涨时落，学校管财务、收学费的就要算计，到底收银元好，还是收白面好呢？我就作顺口溜道：

银元涨，要银元，银元落，要白面。买俩卖俩来回算，算来算去都不赚。算得会计花了眼，算得学生吃不上饭。抛出惟恐赔了钱，砸在手里更难办。

当时的校医由生物系的主任张汉民兼任，他做生物系教授挺高明，但做医生却不太高明，动不动就给人开消滞隆（一种退烧药），要不就是打防疫针，总是这两样，好像《好兵帅克》里的那位军医，动不动就知道给人灌肠一样。（现在想起来也不能怨他，那时学校肯定也没有别的药，再说日本人对得疫病的真活埋呀。）而且，他忙于工作和实验，到校医院找他经常扑空，于是我就给他也编了一个顺口溜：

校医张汉民，医术真通神。消滞隆，防疫针，有病来诊找不着门。

当时美术系办得很萧条，特别是西洋画，只学一点低劣的石膏素描和模特写生，而那些模特的水平也很差，都是花俩儿钱从街上临时雇来的，于是我编道：

美术系，别生气。泥捏象牙塔，艺术小坟地。一个石膏像，挡住生殖器。两个老模特，似有夫妻意。衣冠齐楚不斜视，坐在一旁等上祭。画成模像展览会上选，挂在他家影堂去。

我还给连续刷我的那位院长写过顺口溜，他当过市参议员和国大代表，解放前，赶最后班机逃到台湾，于是我写道：

院长张怀真不赖，市参议员国大代，心要一歪是张坏。事不祥，腿要快，飞机不来坐以待。

解放后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写信邀请他回来，保证他不会出任何问题，他真的回来了，入华北大学等革命大学学习培训后，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他还特意让他的后太太，也是我认识的辅仁美术系的学生，请我到他家去叙叙。我觉得去见他难免两人都尴尬，特别是他要知道我给他写的顺口溜，里面还有大不敬的话，非得气坏了不可，便借故推辞了。

编顺口溜是我的特长，其实我小的时候跟祖父学的那些东坡诗，如《游金山寺》等，就是那时的顺口溜，我早就训练有素，所以驾轻就熟，张口即来。编完后还要在相好的同仁间传播一下，博得大家开怀一笑。这时，乖巧的柴德赓学兄就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千万别让老师知道！”是啊，我当然明白，他好不容易把我招进辅仁，我尽干淘气的事，他知道了，还不得狠狠 （kei）我。

淘气的还不止我一个，余嘉锡之子余逊也算一个。当时辅仁大学有一位储皖峰先生，曾做过国文系主任。他喜欢吸烟，又不敢吸得太重，刚一嘬，就赶紧把手甩出去，一边抽，一边发表议论。他有些口头语，和他接触多了常能听到。比如提到他不喜欢的人，他必说：“这是一个混帐王八蛋”。不知是不是受他的影响，我现在评价我看不上的人时，也常称他为“混帐”。又比如他喜欢卖弄自己经常学习，知识面广，就常跟别人说：“我昨天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当别人发表了什么见解，提出意见时，他又常不屑一顾，总是反复说：“也不怎么高明”，“也没什么必要”。于是我们这位余逊学兄把这几句话串起来，编成这样一个顺口溜：

有一个混帐王八蛋，偶尔得了些新材料，也不怎么高明，也没什么必要。

试想，不淘到一定的水平，能编出这样精彩的段子吗？所以这则顺口溜很快就流传开了，闻者无不大笑。当然那位柴德赓学兄又要提醒道：“千万别让老师知道。”我至今也不知道，老师和储先生知道不知道这段公案，可惜已无法查对了。

全文较长，此处有所删节，详见爱思想网。

本文选自《启功口述历史》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

燕南园爱思想 启功 2015-08-23 08: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