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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的根据
　　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问题，是哲学发展与变革中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只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也不是仅仅针对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现状而言。而是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总结人类认识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占有的位置和应起到的作用，它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时间上系指世纪之交人类处于转折的关头和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的发展；范围是指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和世界哲学；内容包括对旧有的一切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观点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批判。重新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正实质与内涵，弘扬唯物辩证法，恢复唯物辩证法的绝对权威。用唯物辩证法去启发人们的头脑，真正去武装民众，将之普遍应用于人类现实生活之中。
　　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不是近代欧洲启蒙哲学的当代翻版，但与17－19世纪初在欧洲各地先后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有相类似之处，这就是“启蒙”的思想背景和进步意义。恩格斯对欧洲启蒙思想，特别是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所谓启蒙思想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那些“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他们对当时的宗教、教会和封建制度中的最黑暗最残酷的东西，对高级僧侣和贵族腐化堕落的生活作了尖锐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要求改变现状，去建立一个理想的“合理”社会，建立一个符合“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主张与论述的“启蒙辩证法”不同。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于1947年出版了《启蒙辩证法》，书中汇集了三篇论文、二篇附录和部分札记与草稿。在这部着作中，他们所提出的“启蒙”这一概念，并不是指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而是通过剖析启蒙，揭示出启蒙由于其内在的逻辑而走向反面：启蒙已成为迷信、极权和历史的倒退。进而说明整个人类文明的悲剧性结局。该书的第一篇论文“启蒙的概念”，认为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问题在于启蒙不仅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而走向了反面，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都充满着巨大的不幸。这完全是一个逆转的过程。从破坏迷信与神话的角度说，启蒙最终成了新的迷信和神话；从反对思想的盲目、单一和重复来说，启蒙最终伦为思想的桎梏；从争取平等、自由的角度来说，启蒙转化成了新的统治和奴役。他们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揭露和批判比较深刻，但是由此而否认文明史，否认启蒙精神，侈谈启蒙的自我毁灭，这是片面的、错误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观。
　　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与辩证法在当代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辩证法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是曲析的。自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同黑格尔决裂并叛离黑格尔以后，似乎出现了对辩证法的“抵制运动”，他们不仅诋毁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大肆攻击，时而故意沉默，好象辩证法已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辩证法从来也没有消声匿迹，而是在外在的攻击、抵制和内在的自我批判的挑战中前进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唯物辩证法发展的曲折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遭到当代西方哲学某些流派直接的攻击，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罗素曾毫无根据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都是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凡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思想都是不科学的，最好是把黑格尔主义的礼服脱掉，马克思主义应完全抛弃辩证法。卡尔纳普则公开宣称：“我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下于我们拒绝自称为能起逻辑作用的黑格尔辩证法”。因为“辩证逻辑和近代符号逻辑不相容，而符号逻辑是我们认为直到今日最发达的逻辑科学。”波普尔则攻击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是“以一种不严密的、胡涂的说法为根据而已”，说辩证法是不科学的，它是形而上学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用它，甚至说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比辩证唯心主义更坏，等等。可谓对唯物辩证法的叫骂声不绝于耳。但是唯物辩证法仍然在斗争中前进，是不可阻挡的，这也是事实。
　　所谓当代辩证法发展的曲折之路，是指自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受到广泛的注意以后，由于它的真理性和不可超越性，迫使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向辩证法“靠拢”，从而出现了辩证法形式的多样化。它们在特定的方式上促使辩证法向前发展，特别是促使唯物辩证法的自身发展。但这些各式各样的辩证法，从本质上看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有些甚至在“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对这些辩证法进行分析。
　　“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这一概念是卢卡奇提出的。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中指出：“总体性辩证法概念似乎把自己放在和现实在相距很远的位置，它似乎很‘不科学’去构造现实，但实际上，它只能是理解和再现实在的唯一方法。因而，具体的总体性是决定现实的范畴。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只有在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放在我们方法的现实的、物质基础上时，也就是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上的时候，它的正确性才能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卢卡奇提醒读者注意，这一方法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构成了从存在到实在的辩证转化。他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较之部分总体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卢卡奇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基础上，指出总体性范畴与本体论原则是紧密相联的，历史的本体论体现了总体性原则，“总体性范畴不仅决定着认识客体，而且也决定着认识的主体。”在卢卡奇看来，这个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因此，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具有明显的本体论特征。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揭露和批判比较深刻，他的思想对其同代人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把总体性范畴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特别是卢卡奇片面批判自然的本体论，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说恩格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这些都说明卢卡奇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人学辩证法”。明确提出人学辩证法的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萨特赞同卢卡奇总体性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但萨特理解的总体是人，声称辩证法来自个人。他用“总体化”代替“总体性”，总体化比之总体性是更深刻更能动的范畴。萨特认为总体化的根源在于个人的实践，总体化就是实践，实践就是总体化。于是萨特又把实践与辩证法等同起来，认为辩证法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实践。它包括个人的实践，人群的惰性实践，集团的共同实践。个人的实践为“构成的辩证法”，人群的惰性实践为被动的辩证法，集团的共同实践为“被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是以构成辩证法为基础的，也就是集团以个人为基础。
　　萨特主张人学辩证法，声称应创造一种关于具体的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全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钥匙是辩证法。萨特说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硬化了，忘记了具体的人，忘记了辩证法，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心有一块具体的人学空场，他要用“人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
　　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攻击是具体的。他说，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辩证法变质为一种纯粹外来的，与具体的人相分离的“教条主义公式”，它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他把辩证法的源泉说成是个人的实践，说辩证法应该来自各个个人，而不是来自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萨特还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说应该把自然辩证法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它是恩格斯把思维硬加在自然界的产物。萨特歪曲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只有在历史的和社会和世界里，才真正有辩证理性的问题，把这种理性搬到自然界中去，是生拉硬套，恩格斯剥夺了辩证理性的合理性。
　　事实上，萨特所主张的“人学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他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的真缔。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攻击是武断的、没有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来没有忘记人，它关于主客体的学说是相当丰富的。恩格斯所论述的自然辩证法是客观存在，而不是无中生有，生拉硬套上去的。所以，我们说，萨特的所谓“人学辩证法”本身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问题是萨特对东欧机械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里面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这或许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结构辩证法”。结构辩证法是20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物，其代表人物是阿尔杜塞。阿尔杜塞并不赞成萨特的“人学辩证法”，而是把辩证法看作“结构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的结构和改造，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指出，不可能设想，只凭一次“脱壳”的奇迹就可以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包括很多层次，不仅有黑格尔的思辩哲学，还有他的体系，也包括他的辩证法本身，其辩证法的结构同他的世界观有密切的联系，不是简单的颠倒才能完成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
　　阿尔杜塞否定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强调它们之间的彻底不同，这样就否认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来源，否认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改造。同样，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他说，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其它困难，也有许多谜。例如哲学的谜，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除了提出少数几条过于概括而无法从字面上领会，以及过于模棱两可而令人费解的公式之外，没有说过任何东西。他还歪曲说，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的沉默以及根据他的着作重新确定他的哲学立场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打开了通往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道路。
　　阿尔杜塞的“结构辩证法”总的说来，是从特定的结构角度谈辩证法问题。我们不反对从各个角度来探讨辩证法，但是离开历史和辩证法史的常识所做的这种“探讨”，是不可取的。至于他对萨特人学辩证法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份强调结构，而否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否定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一切的理论基础。否定辩证法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马尔库兹等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历来用辩证法自我标谤，把辩证法作为学派区别于其它思潮和批判其它思潮的武器。但这种辩证法明显地具有否定一切的性质。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就是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继而连“启蒙”本身也加以否定。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道尔诺主张的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因而它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不满，是由于其中有扬弃并含有肯定的因素，而阿道尔诺则是绝对的否定，不含有肯定的成分。阿道尔诺也反对黑格尔“矛盾是对立面的同一”的观点，认为矛盾所揭示的不是对立面双方的同一，而是双方的绝对对立，矛盾双方没有同一关系，只有非同一的关系，他以“非同一性”理论为根据，提出“否定的辩证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消除对一切概念的崇拜。
　　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主张绝对的否定，否定一切，从实质来说，已经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所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也违背了黑格尔提出否定之否定学说的初衷。这样一来，必定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对资本主义否定一切到只有肯定的方面而没有否定的方面。例如马尔库兹在《论辩证法的否定概念》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力量非常强大，甚至使否定力量变成肯定力量。“否定辩证法”的缺陷是明显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很深刻的。例如对“启蒙”自身的否定以及“矛盾的非同一性”等等，应引起唯物辩证法的注意。
　　上述总体性辩证法、人学辩证法、结构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它们只是二十世纪中辩证法发展的不同表现形式。此外还有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德里达的“解构辩证法”等等。在众多的辩证法发展的形式中，葛兰西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合理的辩证法”，而不是唯物辩证法。德拉——沃尔佩则称之为“科学的辩证法”，其中也夹杂许多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我们还注意到系统科学在当代的发展，虽然系统科学的创立者们并没有以辩证法来称谓自己的哲学，但是系统科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比较丰富。
　　辩证法的前进之路是曲折的，在中国也是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从中国国情出发，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盲目地照套照搬外国的经验，已成为严重的历史教训。在哲学领域内，不提哲学基本问题、不讲主客体关系，不讲实践的重要性，不讲唯物辩证法，偏离唯物辩证法，已延缓了哲学前进的步伐。人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如从“哲学万能”论”，把哲学庸俗化，转向“哲学无用”论，贬低和鄙视辩证法。相当一些人只限于对唯物辩证法作表面、简单化的理解，并未懂得辩证法的实质，这就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启蒙、教育是非常需要的。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坚持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刻不容缓的任务。
　　尽管辩证法前进的路是曲折的，但二十世纪辩证法发展形式的多样化表明了辩证法的地位呈上升态势，任何学派要想回避辩证法是不可能的，而唯物而辩证法更是不可超越的。系统科学的成就证实并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越来越引起当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注意，它的真理性已被客观现实所承认。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哲学流派在辩证法的幌子下贩卖自己的货色，但这从反面更说明辩证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仍具有较强大的吸引力，唯物辩证法将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无疑的。
　　　　　　三、唯物辩证法与当代西方哲学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分析当代西方哲学，这是唯物辩证法当代启蒙的任务之一。我们看到，当代西方哲学种种谬误的产生与主要错误的症结及失误之处，都与脱离和违背唯物辩证法有关。
　　1、关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继承。 这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存在的普遍问题。一般说来，西方哲学家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传统哲学，他们往往割断历史，排斥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孤立、静止地进行分析、研究。不去分清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而是一味地进行否定，更有甚者，将传统哲学全盘否定，彻底推翻。这种否定一切的结果，使得某些哲学家走到否定哲学自身的道路上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类智慧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智慧思想的成果是一种“积淀”。前人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启迪了后人。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进行批判、总结和再创造。针对这种过程，德国古典辩证法曾使用“扬弃”（aufheben）这一概念，它同时具有否定和肯定的双重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这一概念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使用，这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原理。例如否定之否定的唯物辩证法规律，使“扬弃”得以真正实现。
　　我们主张正确地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主张正确地把握批判精神。什么是批判？从本质上说，批判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扬弃、创新和发展。批判决不是一味地否定，更不仅仅是“破坏”，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继承是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它把精华和积极的内容继承下来，而不是将其彻底地抛弃掉。
　　黑格尔是近代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思想家。黑格尔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启迪着无数后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辩证法思想的营养，萨特等哲学家无不接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无论是赞同黑格尔还是反对黑格尔的哲学家，都无不承认黑格尔在哲学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样，被恩格斯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是承上启下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无疑，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是全盘否定的，他们把这笔宝贵的财富比作监牢，从而叛离了康德和黑格尔。
　　罗素、穆尔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此英美分析哲学转入了逻辑分析与语言研究的轨道。紧赴其后尘的哲学家们，更加彻底地反对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说形而上学是伪命题，没有任何意义，哲学走向终结。然而，罗素和穆尔是否会想到，自逻辑实证主义创立以来，哲学已经发展到只剩下了逻辑和语言，它被论证为不提供知识，不提供世界观，甚至发展到哲学消亡这步田地呢？对罗素和穆尔的反叛以及对传统哲学的全盘否定，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比较公正的评论，还有比较严历的批评。例如马尔科姆·诺克斯这样写道：“……遗憾的是，黑格尔的优点却没有为当代哲学家们所吸取。英国哲学在经验主义中衰落了，而且很难超过休谟，信仰在欧洲的瓦解，使哲学沦为实证主义，或沦为源于基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基尔凯郭尔没有资格，大概也没有能力理解他的老师。（［美］施泰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他还指出：“某些当代的作者试图使我们相信，在黑暗的世纪以后，哲学进入了黎明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于弗雷格、或者罗素、或者维特根斯坦、或者赖尔、或者艾耶尔、或者奥斯丁？他们都盲目无指导。他们的判断标准，似乎一直是古怪的。……它们对形而上学的抛弃，与对宗教的普遍不关心是一致的。他们关于道德陈述是情感的呼喊或表达的哲学主张，既伴随着道德标准的变化，也伴随着许多学术领域或教会方面对行为的自然状态的辩护，而这种行为会使我们为了原始和野蛮状态而抛弃文明。这会使人想到，这些哲学家犯有知识分子的背叛之罪。”这一批评，或许过于尖锐。但是，许多西方哲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要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摧毁对“知识”的信任和对“哲学”的信任，事实正是如此。
　　我们从上述简单例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逻辑实证主义为开端的分析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全盘否定，是根本错误的，这是认识思想史上的一大教训。这一教训表明，背离辩证法，将会离真理越来越远。
　　2、关于研究方法的分析与综合。 这也是当代西方哲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分析与综合是认识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作为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获得关于事物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知识。分析是思维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的方法；综合是思维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种因素联结成一个整体的考察方法。研究任何一个对象，既要分析对象的各个方面，又要综合地把握对象的统一整体。
　　然面我们看到，当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往往各自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把分析与综合对立起来，这一现象较为普遍。例如分析哲学家普遍注意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把语言的分析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把语言作为哲学的唯一对象。这样，他们就把哲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强调形式分析和逻辑分析，片面夸大分析方法的作用，甚至把分析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由于他们在哲学观上反对探索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反对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所以在方法上，也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反对综合的方法，主张对哲学问题的解决从小问题着手，强调对细小琐碎问题的论证，强调论证的形式化、精确化，如对某一概念的反复推敲、论证。这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是忽视和拒绝研究的。因此，他们脱离现实社会生活，背离哲学的本质，变成纯粹经院式的哲学家。
　　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们与分析哲学家正相反，他们强调哲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强调哲学的综合特征，对分析哲学家的分析方法不屑一顾。由于人本主义哲学家在哲学观上注意对本体、本质问题的思考，注意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样，在方法上主张概括、综合是必然的。在人本主义哲学家的着作中，很少有逻辑命题分析论证的内容。他们虽然在方法论上主张综合，但并不象分析哲学家把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那样，也把综合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轻视分析方法的，从他们对分析哲学的激烈抨击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实际上，分析哲学家的分析方法、实证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有它的合理性。极力夸大它的作用固然不对，但忽视乃至摈弃这种方法也是错误的，单纯地强调综合，未必就是真理。
　　如前所述，分析与综合相分离，在分析哲学家和人本主义哲学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怀特指出：“……试问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哲学家，即使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下，是否相互理解呢？……他们会发现这种学说：即有一些方法可以超越理性和经验直接达到知识；他们会发现，分析与综合表述的区分，就会藏着理性和经验的针锋相对的、站不住脚的二元主义。他们会遇到所谓的伦理学的规范性表述和科学的叙述性表述之间的类似的对比。……那些自封自命的道德学的监护人认为他们是以特殊的方式认识他们自命认识了的东西；那些逻辑学家以为，只要看一下意义或者文字就能证明他们的公式。”W ·考夫曼也写道：“我们这时代中一个最可悲的特点就是我们面临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分歧：一方面有些人，他们致力于理智的明晰和严整工作，但他们却不讨论任何重大的问题，只讨论那些微小和琐细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某些存在主义者，他们讨论那些重大而有趣的问题，但是他们讨论的方式，却使实证主义都把他们的任何努力视为注定失败的活生生和证据。”
　　引述上面两位哲学家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根本分歧的论述，目的在于看到它们各自的极端性。目前，它们虽然有合流的趋向，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正确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向唯物辩证法靠拢，接受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
　　3、关于语言和哲学的关系。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 越来越重视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我们看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对语言的研究（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也注意语言的研究（现象学、解释学），这就促使我们对语言与哲学的关系进行再思考，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这个问题。
　　关于语言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许多科学精碎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35页）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直接现实，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必须以语言为物质外壳，思维的产生、进行、结果都离不开语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和人的生产活动的发展相联系，同样，也与社会交往形式的发展相联系。这就表明人的本质和社会实践与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密切关系。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历史实践相伴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强调注意作为知识领域语言的历史，并把它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个出发点。这些论述都涉及到语言与外部世界或意识的关系问题、语言在思维或认识中的作用问题、语言形式对认识内容的影响问题。因此，它们不仅仅是语言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从哲学本身本说，它是抽象的逻辑思维，它的全部概念、命题、推理和证明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注意到了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认为对语言的分析及其开展起来的语言哲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无论是符号学的研究，还是语言的逻辑分析等，都推动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进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特别关注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哲学的研究，认为它们在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合理的、重要的。但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与日常语言学派在语言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把全部哲学问题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作为哲学的唯一对象。他们片面夸大语言在哲学中作用，把语言绝对化。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语言批判，语言休息的时候，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日常语言学派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概念分析和语言分析，斯特劳森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从语言角度考察概念结构，把语言分析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奥斯汀说，对日常语言的这种研究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这样做的结果，语言哲学必然会出现如下根本错误：a.否定哲学的世界观意义。b.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c.脱离现实，孤立地研究语言。如果说当初分析哲学提出“语言学的转向”，仅就提出语言哲学的问题来说，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后来一直固守语言哲学的分析领地，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孤立片面地进行研究，这种转向的保守性就暴露无遗了。所以，分析的语言哲学隐入困境，也是一种必然性。
　　4.关于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也是当代西方哲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与唯物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看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陷入相对主义，似乎成为一种定势；有人甚至把当今的时代称之为“相对主义的时代”、“相对主义的世纪。 ”（〔美〕L·J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而新托马斯主义者仍然坚持“绝对者”、上帝的信条，存在主义者则寻求“新”的绝对。总之，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问题，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病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鉴于此，唯物辩证法应当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
　　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谬误比较明显，容易识别。绝对主义只承认绝对，否定事物的相对性，用普遍规律代替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征比较明显。但是相对主义却不同。表面上看，它承认事物发展的相对性，这是对的。但是它把相对绝对化，归结为相对主义，走到与唯物辩证法完全对立的方面上去。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既包含着相对的方面，又包含着绝对的方面。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和绝对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没有相对，无所谓绝对，同样，没有绝对，也就没有相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并通过无数相对来体现；在相对中有绝对，离开相对的绝对是不存在的。列宁曾说，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相对主义正是如此。
　　相对主义与约定论具有密切联系。约定论主要创始人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认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不是现实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约定、协议的产物。他指出，某些物理学家想要采纳一个新的协议，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这样作；他们认为这个协议更加方便一些，只不过如此而已。应该指出，在科学方法论中，假说具有约定因素，语言系统和逻辑系统内的人工语言和前提、定义、公理都有约定成分。由于人类的认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性，不可能很快准确无误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不同的科学家对同一对象可能有多种解释和看法，于是只能约定一些假说或理论。但是不能把这些约定因素和成分无限扩大，把它们看成是主观随意的，否认它们的客观基础。约定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认科学理论的客观内容，把它们仅仅看作是约定、协议。约定论的思想对分析哲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分析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与约定论紧密相联。例如操作主义者布里奇曼认为，确定一个物理概念，是根据这个物理概念对于解释某种物理现象较为“方便”较为“简单”，而不是根据这个物理概念反映一定的物理实在。逻辑实用主义者奎因认为，本体论的问题实质是语言问题，是为科学而确定的某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问题。一个人对一种理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一种理论是否“方便”和“有用”，与客观实在是否相符无关。可以看出，布里奇曼与奎因的观点是明显的相对主义，也是典型的主观主义。
　　　　　　四、唯物辩证法是时代的主旋律
　　二十一世纪已遥遥在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世界的历史，哲学也会成为世界的哲学。正如马克思的预言，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统一学科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世界哲学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哲学没有消亡，哲学也不可能消亡。如果说二十世纪哲学是被怀特称为的“分析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多元综合的时代”，唯物辩证法是时代的主旋律。现在，综合的态势正日渐明显。这并不是哪一个哲学家的某种愿望，而是哲学的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然。从总体上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是一种综合的趋势，现代科学整体化、综合化的潮流越来越强大。由此，必然影响到哲学上的综合。事实上，已有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思考这个问题。系统学家E ·拉兹洛主张建立“综合哲学”的体系，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倡导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并对东方文化整体综合的特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海德格尔晚年思考的哲学问题冲出了欧洲，表现了对东方语言、文化的追求。所有这些，都给哲学的综合带来思想、精神的动力。
　　我们说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是多元综合的时代，并不仅限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综合，也不仅限于整个哲学的综合，而是从整个科学的发展来考虑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交叉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是哲学与科学结合、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联盟和与文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建立联盟的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一方面越来越分化，另一方面又促成整体化必然加强的结果。于是，各门学科都会涌现出新的“生长点”，哲学也不例外，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将会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单一学科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时代需要哲学家不仅要“专”，更要“博”，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强调唯物辩证法是时代的主旋律，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认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唯一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作为世界观，唯物辩证法体现了世界观的意义，作为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正确的方法论原则。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各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将越来越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功能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同时，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将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在一切科学的方法论中，起着主导作用。
　　强调唯物辩证法是时代的主旋律，是因为时代是发展的，历史也是发展的，而唯物辩证法本身也是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从来反对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唯物辩证法不崇拜任何权威，它本身是批判的、革命的。换言之，唯物辩证法在批判和革命中永远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其中也包括对自我的否定与发展。二十一世纪的唯物辩证法，将结合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结合新的社会实践，而始终保持自己批判与革命的生命力。由唯物辩证法来充当时代的主旋律，是当之无愧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京76～84B1哲学原理赵智奎19991999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所 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京76～84B1哲学原理赵智奎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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