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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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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欠着堂叔家一笔钱，2000块。一直没还的原因是我们家没钱，而堂叔又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堂叔虽然住在村子里，但他不是农民，大家相信堂叔一家迟早会搬到城里去。我的父母的打算是，一定要在堂叔一家搬走前把钱还上，因为一有了距离，人难免会疏远，就不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期：赵志明(右）

那么好说话了。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之前，每到年前，主要是我的母亲就会上堂叔家的门，目的只有一个：打声招呼，钱是年看样子还不上了。我的母亲神态已经够羞愧，而堂婶甚至比我母亲表现出更多的不好意思来。他们忘了借钱给我们的好处，相反却好象突然发现借钱给我们是为了有巴望着我们还的想法，或者看到我们因为还不上钱表现出来的卑微，让他们有了压力。他们是喊我母亲为嫂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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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叔一家说搬就搬走了。他们把盖在村子里的气派的洋楼卖给我的一个堂哥，他的一个堂侄，据说是用这笔钱加上他们的存款，在城里的清凉花园买了新房。堂婶解释说，房子本来真不打算卖，卖了以后落脚的地方就没有了，根就没有了，你们不知道，在城里买个房有多贵，人都要脱层皮了。在城里买房当然贵了，那是有钱人才干的事。穷人想都别想，就算买的起房，难道可以在城里种地？这是当笑话讲。堂婶反复讲在城里买房的不易，我的父母就有了压力，他们以为堂婶这话是说给他们听的，是有意为此。虽然他们早就打算一定要在堂叔一家搬走之前把钱还上，可事到临头，夹在屁眼里的屎依然拉不出来。钱还不上，不要说面子，连夹里也没有了。那两天我父母灰溜溜的，走路都沿墙壁走，不敢抬起头来。他们怕被堂婶看见，到时候要是说什么钱不钱的事情，就落得尴尬了。堂叔一家的东西被二辆大卡车拖走，其实远不止二辆，更多的东西他们在搬家之前送给了隔壁邻舍。本来堂婶想要送我们家一个衣柜，我们家用的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那种老式衣柜，已经朽坏的厉害，结果因为找不到我的父母，就送给了永伢娘。永伢娘事后对我母亲说，你们也真是的，再怎么说，搬家也是大事，你们这样面都不露一下再有量为的人也要有点气了。我的父母意识到做的不对，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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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唯一或许可能的补救方法就是赶紧上堂叔新家的门。堂叔新家的地址留给村里的几个人，没有留给我们，这也可看做事情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的一个征兆。我的母亲讨来了堂叔家的新地址：清凉花园19幢乙单元302室。清凉花园该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吧，可能比我们所住的周家湾更大吧，一连串的数字让我的父母眼都花了，他们仿佛一下子陷入一个旋转的空间。他们都不认识字，不知道在一个迷宫样的花园里，怎么才能找到堂叔的家。尤其是那里面住的净是些有钱人，这让我的父母很茫然。等等吧，说不定有其他人已经去过堂叔的新家，知道具体的路线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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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堂叔家搬走已经快两个月了。两个月下来，我的父母没有下定决心去摸门，他们的惰性一直在作怪，每每要准备去城里，连捎带的东西也准备好了，第二天又打退堂鼓，不是地头有活没做完，就是和某某人约好了去镇上办什么事情，不是怕天气好去了有可能摸了冷大门，就是怕天气不好这样上城会把堂叔的新家弄脏了。以前堂叔家还在村里的时候，上门那真是太方便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笼络一下感情，借以达到放宽期限的目的。甚至上门的次数多了，堂叔一家觉得难以忍受，而我父母却怀着谦卑的态度暗自得意着。现在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首先，上堂叔家的门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能不能找到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在堂叔家因改变地理位置而焕然一新的房子里，我的父母农民式的狡黠在城市格局的套间里再也藏不住。真的，堂叔一家的态度其实左右着我父母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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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迟疑着没有上堂叔家在城里的门。这注定要让他们后悔不迭。城里的堂婶让人托话了。托话的是邻村的一个中年男子。他到我们家，第一句说的不是堂婶交代给他的话。他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说，没想到周家佬你外面也空了这么许多的债。意思是，你周家佬家底子虽然穷，可也没听过外面欠谁谁的钱，原来是伪装的好啊。事实上，也就空堂叔家那钱是大头，其他的生活用度钱是借借还还，没有失了信度。而空堂叔家的钱由于堂叔堂婶和我父母的默契，已渐渐不为很多人所知。这也助长了我父母拖欠的羞耻心。现在，堂婶让一个外村人传话，在堂婶也许是一时碰不到本村人，在我父母看来，这就有进一步将脸丢下去的危险。尤其是这笔钱数目也不算小，拖了多年不还，直到人家搬走也不还，就有了赖屁股的嫌疑。堂婶通过托话人的口告诉我们，他们家现在房子装修，需要很多钱，他们也已东挪西借了一些，无奈还差一两千块钱，别人指望不上，就指望哥嫂这里了，就算是帮衬一把，他们是不会忘掉这份面情的。可傻瓜也知道，为了让托话人完整把话从城里带到乡下，堂婶必须对此番话做一番怎样的铺垫。铺垫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我父母的老脸已经黄了。以前是我们家比堂叔家快上一步，抢先将我们的可怜相呈给堂叔堂婶，现在倒了个个，堂婶抢先一步说出了她的窘相。况且，有钱人的窘相必定短暂，古戏文里多的就是贵人落难，有袖手旁观，有倾力搭救，有落井下石等各种世情百相，我的父亲是个老戏迷，他自然知道其中的紧要。更况且，堂婶自曝的窘相也未必是真，有可能只是投石问路，探探我父母的动静以做进一步的举措。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就容不得半点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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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正是苦水月里。这是我母亲的原话。苦水月原意是青黄不接，筷子头沾不到油水，引申开来就是搞不到钱，缺钱，所以生活难免清汤清水，要熬过这段苦日子，等到庄稼出来了，在队里或给人家做活的小工钱结到手上，生活才会稍有改善。手头没有钱，还钱就是空谈。要去借吧，能贴心的也一样穷，处在苦水月里，也为钱的事坐在家里发愁。身边也不是没有有钱的亲戚，可人一有钱，眼眶子就高到额头上，即使借两钱，也像打发上门的叫花子，徒取其辱而已。对此，我的母亲从她生活出发，引用的一条俗语比较形象：苦瓜结在苦藤上。我的母亲感叹说，只有这样，那才是真穷，身边连一个能提拔照应的也没有，陷在穷里再也难拔出脚竿来。我的父母亲跑了几处估摸着能借到点钱的亲友，失望而归。明知道堂叔那里钱不还上于情于礼都说不过去，但也只有坐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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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婶托人带话，也没指望我们家就能爽快地把钱给送上城，她这样做，无非有两个伏笔。其一是给我父母一定的压力，如果能真能把钱给准备好在那，那么也就不会太伤和气。其二是为她进一步的举动打好伏笔，托人带话其实也就是提前通知，这叫先礼后兵。当然，也不就是礼之后紧跟着就来兵，礼兵之间有个缓冲，那就是我的堂婶突然下乡来了。下乡就要东家坐西家转，话话家常，互相奉承。堂婶此番下乡是搞的突然袭击，我母亲想避之已经不及，只好卑微地用毛巾在凳子上使劲摸擦，以让堂婶坐。毛巾被反复使用，直到黑印逐渐化淡，看不出来，犹自不肯罢手，要再换另一条毛巾。堂婶已一屁股坐下来，说，老嫂子，你也太客气了。我母亲又给堂婶上了一碗凉开水。堂婶说，不要倒了，我一路喝过来喝水喝的肚子都快要涨破了。然后就话家常。堂婶是有备而来，我母亲是仓皇应对，高下之势明显。两人之间的谈心好比是在拔河，堂婶要把聊天引到钱上面去，我母亲则奋力要把聊天引离开钱。当堂婶心满意足谈到钱的时候，我母亲就无法抵挡羞愧潮水般的袭击了。堂婶无非就是把托话人的传话再说一遍，但由于此番是亲自出马，不比托话人的说话要受制于人，堂婶的叙述显得更加的圆润和紧迫。一般欠债的迫不得已会拍着屁股或大腿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仿佛这是天大的道理，没有人不遵循。一般要债的会一脸后悔相痛心疾首说：借米好下锅，要米难下锅。以感叹要债之难犹如要米。由于我们是欠的堂叔家的钱，所以我们从来用不着向堂叔这样表态，这样表态隐隐有一种走投无路者的决绝和悲悯。堂叔家也不会用米这个典故来暗示我们还钱，因为这无疑骂对方是匹五辣子（匹五辣子，是苏北新化一带一个传奇人物，聪明多智，历代相传下来，竟讹化成为无赖的一个代号）。我的母亲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这意味着一个人他不光穷，更是穷的连尊严都不要了。也许，我母亲理解的尊严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最起码的面子问题，就是不能被人看不起。可是在聊天的结束，堂婶向母亲抱怨道：老嫂子唉，你不知道，现在的世道是借米好下锅，要米难下锅。当然矛头也不是直指我父母，堂婶说的是那些欠她家钱的人家，这自然包括我们家。我的母亲就安慰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放心吧，老婶子，这是赖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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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婶那次下乡之后，我们家依然不能把钱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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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开始卖小菜。一开始是把地头的小菜挑一些去市场里卖，一个早上，好歹也能卖个几块钱。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的母亲经历了一番折磨，很多东西她要重新学习，比如看秤，比如算账，比如招徕生意。前面两个是技术性的难题，在经过几次可笑的失误之后，母亲终于能够应对，虽然慢，可那损失的只是时间。后面一个则要困难的多。我的母亲舌头非常的笨拙，她常常羡慕那些能拦客的嘴巴，但她喊不出口，通常只是默默坐在自己的菜前，有人来问讯，她就由衷的高兴，甚至于让秤很多。这样，母亲慢慢也就像一个不太会招客的菜农。每天有几块小钱的进账，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励。她开始有意识地培植应景的小菜。如果不是欠堂叔家的钱是一块心病，母亲或者可以从卖菜中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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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在昏暗的灯下吃晚饭，结束的时候，又谈起了我们家欠堂叔家的钱，白炽灯越发的黯淡。总是这样，人的情感被转移到物上，然后再折射回来，弥漫成一片。那些被灯光照亮的地方，还有那些躲在阴影中的地方，仿佛都感染上了一种不知所措感，都在沉默中难受着。我的母亲和父亲交流想法，喟叹连连。然后他们把目光转到我身上。那时候我已经足够大，他们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有出息什么的。也许，就在那天，我的父母惊喜地发现，我已经长大了，个子比他们要高，嘴上有了胡须，虽然瘦弱点，但承载了他们的优点，也就是说，可以帮他们做点事了。我的父亲说，要是放在古代，我就已经可以讨老婆生孩子自立门户了。他们要我做的事就是上堂叔家一趟，把我母亲以前每到年前必讲的说辞再复述一遍，所不同的是由我来说，这隐含着父债子偿的善良愿望。堂叔堂婶必不会为难他们的子侄辈，何况这个侄子成熟在即，他们多少会把眼光放柔和一些。这件事之所以由我来做，一来我的父母去登门势必难堪，二来我多少读着书不至于找不到堂叔家的门。我觉得这不是难事，也并不丢人，答应去堂叔家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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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叫周小伟，小草的小，伟大的伟。堂叔的儿子叫周小亮，比我小一岁，是我的堂弟。周小亮虽然比我小一岁，但我们一直同年级上学。小学里是同班，初中分班后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上学放学依然结伴同行。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但由于周小亮出身有钱人家，他的前途就比我光明的多，这样他的成绩看起来也就比我显眼。到初三的时候，我学习上有些掉儿郎当，那些为我好的人就拿我的堂弟来说我，包括我的父母，还有老师。他们能接受我的堂弟不学好，却决不允许我自甘堕落，这无疑是怜悯心在作怪。同时教我和周小亮的任课老师做家访的时候，必到堂叔家，酒足饭饱之后，周小亮才来我家喊上我，在他家宽敞明亮气派的客厅坐下，听老师说话。老师其实也只是顺带着讲讲我们，他主要是和我堂叔说话。待到老师走后，堂叔才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对我们的建议或者批评说给我们听。待到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陪着我去听取堂叔的意见。中考成绩下来后，我比堂弟考得要好，我的父母难免有小人式的得意，而堂叔却着实为我感到高兴。录取通知书也是堂叔直接从学校拿回，亲手递到我手上。堂叔问我，这下高兴了吧。我的父母不会这样问我，他们只会从他们的角度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的意思是，相比我那不识字的父母，堂叔给我留下更多敬畏和感激的成分。还有，我和周小亮的关系肯定比我父亲和堂叔的关系要好。这也许是我的父母想要我去堂叔家一趟的原因，也是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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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周小亮。周小亮回电问我在哪。当时我站在煤建路上，一个公用电话旁，那是一家小店。我跟周小亮说了，周小亮说，煤建路啊，离我家已不远了。这样吧，你待在那别走开，15分钟后我骑车来接你。我就在原地待了15分钟，15分钟后周小亮还没出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渐渐失去了信心。我想，煤建路这么长，是不是周小亮在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也在焦急地寻找我呢。于是我就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后，我又想，要是周小亮这时候赶到，在那小店旁岂不是要看不到我了吗。我赶紧又往回走。回去站了一会，周小亮还是没有到，我怀疑是不是我地址说的不够准确，煤建路是煤建路，可煤建路上小店难道就此一家吗？这样一想，我就觉得除了我站的地方，整整一长条街的两面都晃动着堂弟张望的头颅。我开始沿着大街奔跑起来，先是左，后是右，我跑的那么快，快到只要堂弟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上1秒钟，我就不会错过他。我跑了几个来回，累了，又回到有公用电话的那家小店。我突然想到我干吗不再呼周小亮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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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建路是一条老街，它的两旁都是些不起眼的店铺，卖各式各样的物品。它们的柜台一律陷在屋子的暗处，好象一个老年人瘪嘴瘪舌的模样。在我奔跑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行人。这些行人真的是行人，他们一直走着，并不停下来向某个店铺看上犹豫的几眼，或猫着腰手臂搭在柜台上和老板聊上几句。他们一路走着，眼神一路飘着，好象他们不紧不慢只为赶往另一处地方。相反，那些店铺却对行人有着天生的好奇和渴望。这些店铺，无人问津，它们靠什么生存呢？很明显，它们不是展览馆，不能依靠展览就能存活下来。跑着跑着我觉得孤单起来。我真想走进店铺，和每个老板说两句话，装做对他们的某件物品感兴趣，问问价格和性能，然后说声对不起，再转进隔壁的店铺。这样我就能在这里详细把煤建路一条街搬到这里，像一个导游一般告诉你们这里有什么，忘了我此行的目的，任天空从我的眼里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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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亮问我到哪去了。我说没到哪去，我一直在煤建路上。周小亮说奇怪那我怎么没看到你呢。原来他也骑着车在煤建路上好一阵来回，一直在寻找站立不动的周小伟，就好象周小伟一直在寻找一动不动的周小亮一样。两个人真是一对小兄弟啊。周小亮说，现在好了，你就站在你站的地方别动，等我骑到你眼前吧。我于是就一动不动，果真看到周小亮，我的堂弟骑着车，吱嘎一声停在我的面前。他其实也没什么大变样，但我就觉得如果淹没在人群中，我还真不能认出他来。周小亮，他黑了，也更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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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亮骑着车带着我，沿着奶香路，转一个大弯，过一座小石桥，抬头就看到了清凉花园。在清凉花园里，我们下来推着车走，周小亮边走边告诉我留意哪些建筑，比如花坛，一定是要在六个角的花园左拐，然后是变电器，找到这个巨大的家伙，它旁边就是19幢，从中间那个楼梯上去就是乙单元，302在3楼，靠左手的那个门。这就到周小亮家了。周小亮比比画画，不厌其烦地给我寻找醒目的路标，就是为了我下次再去他家，就可以自己直接上门，不用他接了。（真实情况是自从那次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能够上堂叔家。）他们的客厅比原来乡下的那个客厅要小很多，一张八仙桌放在那里，古旧不堪，甚是寒碜，可那是正宗的红木家具，客厅靠西面的墙上挂着贺乔迁之喜的横匾，是堂叔所在的单位送的，有署名。客厅装修的很简单，地面是马赛克，没有铺木板，没有他们乡下的家那样光洁。随后我又参观了书房和周小亮的房间，觉得那才是城里人应该有的房间。堂叔堂婶都不在家。他们在下面。周小亮从哪里摸出来一只足球，在地上拍了两下，问我，我们去传会球吧。他换上足球鞋，足球服，给我找了一条大短裤，我穿的是假冒的运动鞋，便宜货，那时候所有的运动鞋我们好象都习惯称之为“耐克鞋”，可以跑步踢球打篮球。周小亮告诉我，他的父母在小区里开了家“水老虎”店，也就是锅炉房，卖开水，我们踢球时会经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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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开水房我看到了堂叔和堂婶。开水房除了冲开水外，还兼卖冷饮，一个冰柜放在门口。堂叔坐在锅炉旁的椅子上，一个电风扇对着他吹，这么胖的一个人，坐在锅炉旁，虽说有电风扇对着吹，可脸上没有汗也是让人觉得奇怪。我觉得堂叔奇怪了，就只喊了声叔叔，并没多看两眼。堂婶站在门口，见我们两个过来，就给我们拿冷饮，冰柜门给冻住了，堂婶费了很大劲才打开。堂叔问我，毕业后想在哪里工作。我说，可能留在常州不回来了。堂叔说，留在常州也好，毕竟大地方，人有发展。然后堂叔又说，你要是想回溧阳，我倒可以帮你找个好点的工作，常州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旁边堂婶说，你也别说大话了，以为还是那时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堂叔提前退休了。原因是，堂叔帮他自己的二哥，也就是我的另一个堂叔，在他的部门里谋了个职，那是前两年的事了。谁知道这个二哥突然在今年贪污了数目不详的钱，并且事情败露了。作为领导的堂叔除了逼他的二哥吐出脏款，还引咎辞职了，以换取单位不再追究他二哥的事情。可他的二哥并不领这份情，只骂堂叔牺牲兄弟保全自己。闹的凶的时候，二哥腰里别了一把小攮子扬言要杀了堂叔，大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终于兄弟之间再无走动。堂叔退休后，就在小区里开了这家开水房，每天出售开水，因为是夏天了，所以还兼卖冷饮。在我们等堂婶取冷饮的时候，有居民拎着水瓶过来打水，他们把一毛两毛的硬币扔在作为柜台的一张桌子上。堂叔任由硬币在桌上堆积，只有要找钱的时候，堂叔才会打开他身前的抽屉，那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硬币，在硬币上面，有一个塑料饭盒，里面才是整齐的纸币。我的堂叔，他老了，体态臃肿，神色困倦。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个堂叔竟和我们眼中最有钱的堂叔是同一个人。想到他每天看着角币纷纷洒落，每天笼络硬币，把它们按币值用报纸成十成百地卷起，每月或每星期把这些硬币再送到银行，我都为他感到难受。我的堂叔，他以前可是挣大钱的人。现在他却只挣这些小钱。一时间，我都为我的父母感到羞愧和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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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冷饮，我和周小亮在小区里找了块草地传球。一开始我们只是用脚把球尽量准确地往对方脚下踢，后来我们慢慢放开，盘带也有了，颠球也有了，传球也随意并且不隐藏力道和讲究脚法了。从小直到堂叔家搬走，我和周小亮几乎形影不离，度过了我们的童年少年，还有青春期的开始阶段。我们一起看动画片，一起做冰棒，一起捉泥知了，一起游泳，一起学骑车，一起学英语单词，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一起长小胡子，一起学会叛逆，一起去镇上理发，租书，打桌球，一起到邻村看露天电影，一起和别人打架，一起开始对女性开始朦胧的向往，一起玩游戏机，一起参加中考，然后我们分开。我们分开后，各自交了女朋友，各自学会了抽烟喝酒，各自看了A片，各自迷上了足球，各自在一个城市上学，一直到现在。周小亮抱着一只足球对周小伟说，我们传会球吧。周小伟想到自己的使命，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了，没有互为参照物地成长，好象彼此消失了一样。他们在这个小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星球的草地上踢着足球，他们的欢笑从草地上茂盛地往上长，他们的汗水流过身体，滴在傍晚的绿色的草地上。这块草地躲在几幢楼中间，从他们开始踢球的时候，这里就是一大块阴影，现在太阳更低，阴影的面积更大了。有时候，足球会滚到小区的道上，阻碍了一个行人或者一辆汽车的前进。他们吃惊地看着球在水泥路上滚，然后沮丧地由靠近的一方去把球拣回来。哈，你输了。失误的一方则更谨慎地玩球，直到又一次失误出现。他们相视而笑。他们好象不是两个人在玩着足球。经过的行人可以感觉到两个大小伙子的快乐，可看不到这两个小伙子身旁隐匿着那么多的奔跑的身影，他们把在各自学校踢球的经历全带回来了。他们融合在各自的球队里，奔跑，传球，进攻。在足球后面，是脚和身体的跟进，是喘气的咻咻，汗水的淋漓，喊叫的呼应，像潮水一样推动着足球。天很快暗淡下来，球依然在两个身体间传递着。两个痴小伙哎，堂婶出现了，她说，不要再玩球了，回家吃晚饭啦。

赵志明《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2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