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家很穷，邻居家很有钱。看到邻居爱喝咖啡，连忙学样，逼着全家扔掉茶杯；偷窥到邻居穿花裤衩，又强令全家人换上花裤衩。喝了百年咖啡、穿了八十年花裤衩，才发现邻居的钱大多是父辈抢劫来的遗产。就此，又立马深爱上了邻居的祖宗，于是，天天在家骂完父亲骂祖宗，夜夜梦见自己原本是邻居家的儿子，后来索性给全家改名换姓。 原作者：我思故我在123ABC
骂祖宗与认洋人为主子，拒绝奋发图强------这就是百年前胡适等人的所作所为。
胡适等人所做的一切，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不如欧美，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和血统不如欧美。所以，他们坚称中国“百事不如人”。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惨局面，他们始终只干一件事：骂自己的祖宗，摧毁中国现有的一切，同时拜洋人的祖宗。
鸦片祸害国民；中国人沦为低端商品，被当猪仔卖；中国矿产被成船运回家；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葬送。被洋人抽打得满脸鲜血，清朝皇室始终不长记性，几十年里，不见有半点长进。后来大家决定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于是剪掉鞭子，辛亥革命成功了，启用中华民国年号，大家便欢呼革命成功。睡一觉醒来，军事大佬们发现，头上有没有辫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了皇帝：我的地盘我做主。大佬们都想做全中国的老大，那就打吧。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仅是中华历史上最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无耻的40年。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强兵！只有强兵，才能抵御外侮。对此，胡适们呲之以鼻。何况，热爱租界的胡适们，从不认为洋人驻兵中国有什么不好，一旦洋人都走了，没有租界了，胡适们住哪？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富国！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让全国百姓吃饱饭，胡适们同样是毫无兴趣。月薪300多大洋，一年的收入可在北京城黄金地段买一座三进大四合院。此时的中国，最最亟需什么？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富国强兵的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的增强、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偏偏，胡适们闹腾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
3、丑恶无知的新文化领袖
新文化运动有两大领袖：陈独秀、胡适。二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陈独秀是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斗士，胡适则是手摇鹅毛扇的军师。若干年后，陈独秀在穷困潦倒中死去，而胡适实现了自己“他日为国人导师”梦想，在成功与喜悦中寿终正寝。
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了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知识与眼界。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处处标榜民主与科学，开口闭口世界大势，实际上，他们对当时世界十分无知。1919年1月17日，北大毕业生，此时已身兼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的袁同礼，在《北大日刊》发表了一篇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章。他仅列出一份并不完全准确的1913年前诺奖获得者名单，对此后的可谓一无所知。专门负责搜集、管理世界学术信息的图书馆馆长如此，其他的教授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洋博士胡适应该比较了解欧美的实情。但是，胡博士回国后，主要给学生们教授“国学”，忙着写什么“白话诗文”。他的导师杜威博士来中国讲学，他做翻译，他翻译道：“美国男女平等，一点儿界限都没有”。当时，在欧美，妇女不仅没有实现与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没有选举权。显然，这要么是他的老师胡说而胡适（假装）不知道，要么是胡适乱翻译。
陈独秀十分天真，天真到近乎有点傻。当时，洋人的兵舰、军警在中国大地横冲直撞，驻北京的日本军队，更是动不动在北京城溜达一圈。就这样，陈独秀天天大骂军队是万恶之源，高呼中国取消军队、停止征兵。我们都知道，当年，倘若没有张作霖的数十万大军，东北早就被日本人包圆了。
1919年1月22日，日本毒死了朝鲜国王（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鲜，废黜其国王），引发了朝鲜的“三一运动”，超过200万朝鲜民众游行示威。对此，陈独秀撰文《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希望朝鲜独立以后，仍然保守今日‘民意不用武力’的态度，永远不招一兵，不造一弹，做世界各民族新结合（不叫做国）的模范。……我们希望日本人，纵然不能即时承认朝鲜独立，也应当减少驻留朝鲜的军警，许他们有相当的自治权利。……我想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这回悲壮的失败，都应该流几点同情的眼泪。”
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了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知识与眼界。洋博士胡适应该比较了解欧美的实情。但是，胡博士回国后，主要给学生们教授“国学”，忙着写什么“白话诗文”。他的导师杜威博士来中国讲学，他做翻译，他翻译道：“美国男女平等，一点儿界限都没有”。当时，在欧美，妇女不仅没有实现与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没有选举权。显然，这要么是他的老师胡说而胡适（假装）不知道，要么是胡适乱翻译。陈独秀十分天真，天真到近乎有点傻。当时，洋人的兵舰、军警在中国大地横冲直撞，驻北京的日本军队，更是动不动在北京城溜达一圈。就这样，陈独秀天天大骂军队是万恶之源，高呼中国取消军队、停止征兵。我们都知道，当年，倘若没有张作霖的数十万大军，东北早就被日本人包圆了。陈独秀有着专横之至的悲剧个性。胡适在充分利用他这一弱点之后，表扬道：“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陈独秀不容反对者说出一句话来。正是这种专横的个性、幼稚的思想，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几乎彻底毁灭了中国共产党。摆脱他领导后的中国共产党，在两三年时间里，便发展成拥有十万大军的政党。正是在坚决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谁反对自己的观点，便不惜采取排山倒海式的人身攻击，让他自此闭嘴，这就是陈独秀。与陈独秀一起英勇战斗的，还有一位名士叫吴虞。陈独秀、吴虞都仅游历日本，未在任何大学接受过任何系统的教育。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基本是来自对日本马路上的观感，拍脑袋想当然。可以说，是极端的性格，使他们爆得大名。凡是儒家提倡的，吴虞都坚决反对，什么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等，统统无条件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西方人从来不要这些。因为他论证了孝顺、家庭是“万恶之源”，一下子赢得了“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的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只要胆子大，缺德到一定级别，便可一夜成名。因此，每天都有雨后春笋般的惊世骇俗的学术成果诞生。比如吧，当时有“大师”研究后认为，孩子是父母快活时不小心弄出来的，所以，孩子没理由，也没必要孝顺父母。相比之下，当今性学专家李银河教授还局限于“性自由”阶段，尚未延伸到性自由之后的问题，实在是太肤浅。 胡适、陈独秀、吴虞等着名教授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北大教授集体嫖妓，有妇之夫的老师迎娶女学生，如此等等，成为当时臭名昭着的新闻。最有价值的实践，莫过于吴虞，他唾弃孝顺，便以拳头痛扁亲生父亲；他讨厌家庭，所以不给亲生女儿学费；他高呼妇女解放，于是，一边嫖妓一边娶小老婆。知识青年们的脑袋顿时炸了锅，醍醐灌顶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原来是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玩意惹的祸。思想被“解放”的小伙子们，抛妻弃子离家出走，当上了“文学青年”， 女学生也离家出走，当上了 “娜拉”。 “文学青年”一边与“娜拉”们爱得死去活来，一边撰文大骂父老乡亲父母兄弟姐妹。“娜拉”们彻底解放了身体与道德，一边与几个男人同床共枕，一边发表难以割舍其中一人的“爱情”日记。就这样，诞生了一大批着名的“现代作家”。 忠孝是愚昧，贞洁是罪恶，家庭是牢笼，祖宗是魔鬼，父老乡亲则统统是愚民，只有自己才是古往今来的最聪明、最伟大的圣贤。以忠孝、贞洁为基础结成的家庭铸就的中华历史、华夏国家与社会，自然是十恶不赦的。文学青年们以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一切。 他们这些惊世骇俗的新发现，构成了“现代文学”主流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众所周知，第一个鼓吹全盘西化的人，就是胡适。胡适现在所要做的，当然是用洋知识证明中国文化一文不值。胡适当然知道，反对忠孝仁爱，否定家庭和贞操，等于想与野猪野狗为伍，无异于反人类。胡适是怎样化解这一难题的呢？他说，忠孝仁爱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国传统，中国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文、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之类的玩意。这逻辑奇怪不：一个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块疤，便说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这难看的疤才是他独有的宝贝。倘若将这逻辑用到胡适身上，也很有趣：胡适家独有的宝贝，就是他老婆那双独一无二的小脚。胡适最大的长处，就是公然颠倒黑白。中国历史上什么最强，胡适就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的不行。他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我们知道，中国自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开始，便开始以纪传体记录历史，当时的欧洲人还在干嘛？仅就《史记》，其中的哪一个人物不是鲜活无比？当今有多少成语源自这一个个“传记”？他走上讲台上中国哲学史课，直接从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时期讲起。为啥不谈夏、商、西周的前十王？ 胡适说了：此前的中国历史不靠谱，“东周以前无史”，中国文明史也就二千来年。胡适当然知道有人正在研究殷墟甲骨文，不过，只有证明中国文化丑陋时，他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商朝，特迷信鬼神。胡适为啥要抹掉这段历史呢？因为此前的欧洲史，除了原始森林就是野人，连从西亚和北非抢几个神话胡编几个故事的机会也没了。 胡适就收手了吗？远没有。胡适亲手培养的顾颉刚等“专家”成长起来了。在胡适的精心呵护下，一下子，几乎所有的先秦时期的经典，都成了“伪书”。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论着《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文坛领袖了。以他30年代的着作为例，更有利于人们了解胡氏“学术”风格。 《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3、接着，大胆判案：“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4、接着，初步结案：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胡适猜想“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接下来，他不知依据什么，作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5、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6、于是，胡适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7、转眼间，胡适翻脸不认人，忘记“推想”、“大概”这样的字眼，出台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就这样，根据假设基础上的假设，依靠推测基础上的推测，胡适给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岗位：“丧礼大师”。 儒家、道家的祖师爷都是“丧礼大师”，很自然，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有事，----他们真的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上述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发现了“儒服是殷服的线索”。 最最奇特的是，这个所谓的“线索”，依然来自胡适“大胆的推想”：因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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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军事 2015-08-23 08:5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