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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记

张爱玲

一

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上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极强烈的枱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晚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旧很耐烦地问了一声：「你要什么？」我说：「我把钟送回来。」二姨不言语了。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彷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处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罢──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找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需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彷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头，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腐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又道：「他妈的都是这样！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机关枪，啛尔库嗤一扫！妈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彷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櫈，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彷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

……

三

到永里去的小火车，本是个货车，乘客便胡乱坐在地下。可是有一个军官非常的会享福，带了只摇椅到火车上来，他躺在上面，拥着簇新的一条棉被，湖绿绉纱被面，粉红柳条绒布里子。火车摇得他不大对劲的时候，更有贴身伏侍的一个年青女人在旁推送。她显然是挑选得很好的一个女人，白油油的滚圆的腮颊，孩子气的侧影，凹鼻梁，翘起的长睫毛，眼睛水汪汪地。头发也像一般的镇上的女子，前面的鬅发做得高高的，却又垂下丝丝缕缕的前刘海，显得迭床架屋。她在青布袍上罩着件时式的黑大衣，两手插在袋里，端着肩膀，马上就是个现代化的轮廓。脚上却还是穿了布鞋，家里做的圆口灰布鞋，泥土气很重。她就连在嘘寒问暖的时候，虽然在火车轰隆轰隆的喧声里，仍旧显得喉咙太大了，是在田野里喊惯了的喉咙。那军官睁开一双黄黄的大眼睛，向她看了一眼。被窝严严地盖在嘴上，也许他曾经嗡隆了一声作为答复，也许并没有。随即又阖上眼皮，瘦骨脸上现出厌世的微笑，飘然入睡了。一颗头渐渐坠在椅背上，一颠一颠。女人便道：「可要把你的斗篷垫在后面枕着呢？」他又张开眼，一瞥，不作声，也没有表情。她可又忙起来，忙了一会，重新回到她的椅子上，那椅子很高，她坐在上面必须把两只脚踮着点。她膝前有个仆人坐在地下，一个小尖脸的少年人，含着笑，很伶俐的样子，并不是勤务兵的打扮。天冷，他把鞋脱了，孜孜的把脚贴在个开了盖的脚炉上烤。他身后另搁着一双草鞋。旁边堆着他们的行李，包裹堆里有两只鸡，咯咯的在蒲包里叫着。

车上的小生意人、乡农和学生一致注目看着那军人，看着他在摇椅上入睡，看着他的女人与仆人，他的财产与鸡只。很奇异地，在他们的眼光里没有一点点批评的神气，却是最单纯的兴趣。看了一会，有个学生弯腰系鞋带，他们不约而同转过脸来细看他的皮鞋的构造。随后又有人摸出打火机来点香烟，这一次，观众却是以十倍浓厚的兴趣来瞪视那打火机了。然而，仍旧没有批评，没有惊叹，只是看着，看着，直到他收了起来为止。

在火车的轰轰之上，更响的轰隆一声，车那头的一个兵，猛力拉开了一扇窗户。尘灰蒙蒙的三道太阳光射了进来，在钢灰的车厢里，白似的三道，该是一种科学上的光线，Ｘ光，紫外光，或是死光。两个小兵穿着鼓鼓揣揣的灰色棉袄，立在光的过道里。

有个女人在和一个兵攀谈。那女人年纪不过三十开外，团团的脸，搽得「胭脂花粉」的。肿眼泡，乌黑的眼珠子，又有酒涡又有金牙齿，只是身材过于粗壮些。她披着一头鬈发，两手插在藏青绒线衫袋里，活泼能干到极点，对于各方面的情形都非常熟悉，无论人家说什么她都插得上嘴去。那兵是个矮矮的身材非常厚实的中年人，橙红色的脸，一脸正人君子的模样。他一手叉着腰，很谨慎地微笑对答着，承认这边的冬天是冷的，可是「我们北方还要冷。」

那妇人立意要做这辆车上的交际花，遂又走过这边来，在军官的摇椅跟前坐下了，拖过她的脚炉，脱掉她的白帆布绊带鞋，一双充毛短袜也脱了去，只穿着肉红线袜。她坐在那里烤脚，叉开两腿，露出一大片白色棉毛的裆，平坦的一大片，像洗剥干净的猪只的下部。

军官的姨太太问军官：「现在不知道有几点钟？」她便插嘴道：「总有十点多了。」军官的姨太太只当不听见。至于军官，他是连他的姨太太都不理睬的。姨太太间或与仆人交谈，膝下的这个女人总也参加意见。到了一个站头上，姨太太有一点犹豫地向仆人打听这里可有地方大解，又说：「不晓得可来得及。」那妇人忙怂恿道：「来得及！来得及！」说过之后，没有反响，她自己的脸色也有点变了，但依旧粉香脂艳地仰面笑着，盯眼看着这个那个，谛听他们自己堆里说话。

姨太太毕竟没有下去解手，忍了过去了。仆人给她买了一串滚烫的豆腐干来。她挺着腰板坐在那不舒服的高椅上，吃掉了它。

那妇人终于走开了，挤在一群生意人队里，含着笑，眼睁睁地听他们说话，彷佛每一句话都恰恰打到她心坎里去。然后她觉得无聊起来。她怕风，取出一块方格子大手帕来，当作围巾兜在颔下。她在人丛里找了块地方，靠着个行李卷睡觉了。她仰着头，合着眼，朱唇微微张着，好像等着个吻。人们将两肘支在行李卷上站着，就在她头上说说笑笑，完全无动于衷。

车厢的活络门没关严，砑开两尺宽的空隙，有人吊在门口往外看。外面是绝对没有什么十景八景，永远是那一堂布景──黄的坟山，黄绿的田野，望不见天，只看见那遥远的明亮的地面，矗立着。它也嫌自己太大太单调；随着火车的进行，它剧烈地抽搐着，收缩、收缩、收缩，但还是绵延不绝。

寒风飕飕吹进来。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