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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君按：以下是《中国报道》杂志对周瑞金先生的专访摘录。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

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刊登《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署名“皇甫平”。之后，《解放日报》又相继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在1991年春节前，周瑞金在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家里，看到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讲话材料，“小平同志的讲话材料让我很激动，这激发了我撰写评论文章传播这一谈话精神的想法。”

于是在小年夜，周瑞金请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三人商讨共同合作，形成“皇甫平”写作班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

“皇甫平”系列文章之一

这些评论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激烈交锋。

“皇甫平”系列文章，让周瑞金受到了一年多的“围剿”，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这个“公案”才翻过来。虽然这件事情屡次被问起，他也说过很多遍，但再次说起，他依然很有感慨，“因为‘皇甫平’系列文章，我有‘一失一得’，这正是一场人生的悲喜剧。”

周瑞金本来是要到香港《大公报》担任社长，1990年底上海市委领导就通知他要做好到香港的准备，1991年初港澳工委领导催他早一点到香港，但因为这几篇评论文章，本来机票都已买好的周瑞金接到通知，不能去香港了。

“当初我很想去香港，是为了见证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时刻，了解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历程。作为新闻人，能够见证这样难得的历史时刻，也不枉我新闻一生。但我最终没有去成。”周瑞金说这是“一失”。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皇甫平”系列文章扩大了影响力，“皇甫平”三个字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猜测和想象空间，成为被历史记录的名词。

“我也因此被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调到中央机关报工作，这是‘一得’。虽然我在那里工作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作为媒体人，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拥有更大的视野，是难得的机会。‘皇甫平’系列文章使我的人生成为评论的人生，也是为改革鼓与呼的人生。”

“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为传播小平同志新的改革思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就这一点来讲，我感到非常荣幸，是历史给我的机会。”今年已经76岁的周瑞金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坚毅的神色，“皇甫欣平”的名字是他接下来继续“战斗”的代号。

问：2014年10月，您用“皇甫欣平”的署名发表了引起轰动的《终结腐败》，为什么会有“皇甫平”到“皇甫欣平”的变化？这个名字有何含义？

周瑞金：因为“皇甫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署名，“皇”用我们闽南话就是“奉”，而“甫”就是“辅”，当时的含义是“奉命辅佐邓小平”，不宜再用了。“皇甫欣平”有新的含义，主要有四个“新”：

新的写作团队，现在没有原来的人参加，而是有新人参入。

新的对象，当初的“平”是属于邓小平，是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今天我写的文章针对的是新的领导集体，为现在的改革思想和观念鼓与呼，所以此“平”非彼“平”也。

新的心情，当初面对改革可能走回头路，心情是很忧虑苦闷的；而现在我们写终结腐败的时候，看到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很鼓舞人心，这个“欣”是欣慰的意思，也是新的意思。

新风格，原来写“皇甫平”文章，是传达性的，也就是把中央的重要精神通过评论传达给读者；“皇甫欣平”文章，在传播手段多元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去“传达”，习近平的讲话精神都可以很及时地传达，所以现在是策论式的评论，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给中央提供参考。今后我写作的风格就是这种风格。

问：您刚才说到“奉命”，也说到“传达精神”，那么“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受指示撰写的吗？

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不是受谁指示写的。“传达精神”，这是出于我自己的责任感和职业的敏感；奉命，是奉历史、人民之命，不是奉哪个人之命。

问：在常人看来，您是“退休副部级干部”，也是经常针砭时弊的“政论家”，这二者可能会存在冲突。您如何权衡这两个身份？

周瑞金：我是个老报人，当然，也是一个有副部级身份的老报人。从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开始，就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干了几十年，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的这支笔。作为一名老报人，我只有把人民给我的回馈给人民。

周瑞金先生

我的人生价值不在“副部级”，而在“老报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笔是不能退休的。我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我还要经常的为改革发声，这是本分，就是损害到副部级身份，我也在所不惜。

问：您觉得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改革”依旧是当今的主题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改革？

周瑞金：改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体制改革，30多年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问题。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这些都超出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这是制度的腐败。当然还有社会问题、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加起来，形成阶层的固化，或者说利益的固化。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顶层设计，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但是起步艰难，落实艰难，涉及到真正体制改革的还动作缓慢。

总的来讲，新的领导集体，一手抓反腐，这一点抓得很出色，成效有目共睹；另一手抓改革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这两个要害抓住了，但还要再等两到三年看落实力度和效果。

问：那么，要更好地落实改革，您有何建言？

周瑞金：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看法：一是对集权的看法，集权是为了克服深化改革的障碍，加强权力执行的有效性。

但集权不能专断，如果不善于撷取集体智慧就会走向反面效果；集权不能包办，集权是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推动改革，如果没有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是要失败的。

二是对民主和法治的看法，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全面依法治国，本身就包含着民主，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而民主没有法治的话，就是民粹主义。法治不能变成公权来限制民权，要保障民权，限制公权，这才是依宪治国的要义所在。

三是党要领导改革，领导法治，要起到坚强的领导作用，关键的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本身，党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必须要触及的就是政治改革。在一些地方，党的领导变成了个人的权力垄断独揽、包办一切，这样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不改革行吗？

问：您是一位老报人，也是一位为改革鼓与呼的建言者，这么多年来，你有感到过无力和悲观吗？

周瑞金：无能为力之感还是有的，但社会前进遇到的问题都是客观的存在，个人再有忧国忧民之心，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希望演变。

虽然会有无力之感，但是我从不悲观。

我们不能只相信《新闻联播》里的中国，它的光明面太多了；也不能完全相信网络里的中国，它揭露的阴暗面太多了；我们更要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中国。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看，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让人抱有希望。

问：在这个年纪，回顾走过的路，您有什么感想？

周瑞金：我希望能成为有佛心、道骨、儒表的人。我对国事、社会事、天下事，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对家事、子女事、个人事而言，愿做无忧的清静者。

自己这一辈子前20年是一个学习做人、接受教育的阶段，后来用了15年时间真正熟悉新闻，采访、报道、评论、拼版都会了，真正发挥自己作用的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现在76岁了，大概还能干到80岁吧。

共识网 2015-08-23 08:4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