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vs周嘉宁：青春不堪回首

簡體傳統

“嘉宁现在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承认早年的作品，包括《流浪歌手的情人》、《陶城里的武士四四》等，那里面的情感表达还是非常强烈和浓郁的。你现在问她写过几个长篇，她只承认自己写过一个，就是刚出版的《荒芜城》，前面的作品已经不认了。”
——张悦然

文 | 新京报记者伍勤

11月15日下午，周嘉宁带着自己的新书《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来到了北京字里行间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并邀请了好友张悦然作嘉宾，从聊新书开始，叙旧似的谈论了关于近年来的生活以及成长等稀松平常的话题。两人是十分熟识的朋友，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还一起合作编着《鲤》系列。

活动现场，张悦然妆容精致，举手投足间似乎仍被“美女作家”的光环裹挟着。周嘉宁看起来则朴素很多，黑色的衬衣，牛仔裤，运动鞋，坐在张悦然旁边显得过分腼腆了些。虽然是张悦然采访周嘉宁，但是周嘉宁这些年的生活状态、成长轨迹大多是从张悦然口中道出。面对张悦然抛来的问题时，周嘉宁常常显得有些局促，时而把求助的目光再投回身旁的采访者。

▲周嘉宁

早期作品是周嘉宁的雷区

过早成名的过往作品似乎已经成为了周嘉宁十分避讳的禁忌。

当两人在这次活动中聊到了写作时对情感表达的把握时，两位女作家看似轻松的交谈间出现了微妙的张力。周嘉宁说，“我无法沉浸在喷涌的情感之中，喷涌的情感对我来说有点可怕”，然后她笑了笑，把这个特质归功给自己的星座，“我是个半死不活的水瓶座，无法和人距离太近地相处，也不太喜欢你们水象星座强烈的情感表达，那种表达总让我十分焦虑。”

天蝎座的张悦然似乎被踩到了雷区，她有些“别有用心”地去揭开周嘉宁不愿再提起的早年创作阶段。“你觉得你对情感表达的克制在这些年是有变化的吗？在你早期的小说里，情感表达还是很强烈很充分的。”然后她转而更直白地对现场的读者说，“嘉宁现在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承认早年的作品，包括《流浪歌手的情人》、《陶城里的武士四四》等，那里面的情感表达还是非常强烈和浓郁的。你现在问她写过几个长篇，她只承认自己写过一个，就是刚出版的《荒芜城》，前面的作品已经不认了。”

周嘉宁脸上划过一丝尴尬。

张悦然看上去咄咄逼人地转向周嘉宁，“你现在宛如失忆一般的把那个过程忘记了。那现在的状态和你忘记的那个阶段比起来，变化是不是还是很大的呢？”

“那怎么办呢，我都说了我忘了，你还把早前那些名字都报了出来”，周嘉宁无奈地笑了笑，“变化肯定很大，现在长大成人了，不幼稚了。”

▲张悦然

如何逃离“青春文学”的烙印

周嘉宁在这次活动中自嘲着说：“我的生活其实离‘绝望’这个词特别远，我前几年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大多是因为觉得这个词挺好看的。”说完她笑了，笑中带着点坦然，好像已经可以和令她抬不起头的懵懂青春挥手告别了。

十几年前那批被“新概念”捧红的、曾声名大噪的八零后少年作家，悄然开启了“青春文学”流派。今时此日，张悦然进入了作协，在人民大学文学院做起了讲师；周嘉宁则专注于写作，业余翻译欧美文学。然而，已过三十岁的她们，仍然没有逃开十年前贴在身上的“青春文学”标签。在当年那一批八零后青春文学作家之中，这个标签被其中一些人继续消费着，读者群成功地移向了九零后继而零零后。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成为了不堪回首的黑历史、令人感到羞愧的烙印。

张悦然曾经把被“新概念”捧红的那一代人的创作特点总结为“形容词文学”：“动词萎缩得厉害，以至于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关注自我感受、辞藻繁复而华丽是那一代作家共有的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抛弃和改变它”，张悦然说。

周嘉宁也曾把自己过去的创作时期总结为“双脚离地、没有长大的时期”。她甚至在以往的访问中提及过，从前的作品不该被出版的，那时是被书商过度炒作了。这些年来，她一直努力在和那个阶段划清界限。

这些年来，两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完成着从青春文学少年作家到成熟作家的转型。教书工作对于张悦然，翻译工作对于周嘉宁来说，都让她们成长了不少。逐字逐句地研究一些作家的写作，成为了外界对她们开的一扇窗户，进行营养的补给和空气的对流。在不断地阅读、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和勤勉地练习中，她们作品中一再被评论界诟病的那种 “女作家自恋式”的对自我的执念也就越来越弱化了。两人都在成长过程以不同的方式自省着，探索着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三十岁在创作道路上像一个标志，周嘉宁和张悦然都表示越来越能接受日常生活中单一、专注和枯燥的状态了。不管两位作家日后往哪个方向走，她们都离过去的“新概念”作家越来越远。然而，当年那些过早出版的“疼痛青春”小说，似乎成了一些这一代作家年长后的痛，该怎样和自己年少时期和解，似乎是仍将是一个会伴随他们很久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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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对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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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负能量”

张悦然：《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是一个非常有负能量感的书名。有人说嘉宁把所有的负能量都写在了这本书里面，写完后她就变成了一个生活上更加积极、“正确”的人。这本书是不是就像一个管道一样输出了你生活中的负能量？

周嘉宁：我对读者们对我书中负能量感到疑惑，我也是所谓“正能量”的质疑者。

张悦然：其实你非要在一本书中找到正能量的东西，抓到某种力量，也许你选择阅读文学就是一种错误，你可以去选择去读励志书籍，可以满足获取“正能量”的需要。而在文学当中，需要的并非是把你托起的力量，在绝望中多逗留片刻不是更好吗？绝望和孤独并不那么可怕，这些情绪变成能够日常做伴的朋友，习惯了它们的陪伴时，便不再可怕，也没必要把它们驱逐开。

周嘉宁：越成长就越可以自处。负面的灰暗的能量不再是敌人了，它们长期默默潜伏在生活当中，我可以和它们亲切交流。

▲周嘉宁新书《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封面

“这一代作家过度的自我关注”

张悦然：有没有人说你小说中的人物都离自己很近？

周嘉宁：前些日子被一些好朋友指出这一点，说我小说中“我”的部分太多了。他们说的没错。写完新长篇《密林中》后，发现自己有了变化，对自我的审视和自我挖掘已到了边界。之前所好奇的“自我”已不再是困扰我的问题了。突然间发现对世界的兴趣点，和世界的交流方式以及和人的交流方式全部都在这个长篇完成后发生变化了。

之前对自我的过分关注把我对外界的知觉蒙蔽掉了。我从前在乎的都是别人不理解我，而现在在接受人和人之间互不理解的状态成为常态后，就安心了很多，对于“我”过分的重视没有以前多了。

张悦然：在我看来，文学有的两个指向，向内指向对自我的发掘，而向外指向怎样打量世界。

两个方向都是对的，没有一定需要转换。但对自我挖掘时会面临“经验”问题，无法避免自我经验，自己的经验反复运用，成为困扰。

周嘉宁：我觉得讲故事是我的缺陷，我没有耐心好好讲一个故事。虚构能力匮乏也导致了对自我的关注过度，造成了困扰。另外，城市中长大的这一代作家，丧失了故乡感，作为中文写作者，却和中国这片土壤没有连接。上海城市化进程太严重，像一个泡沫，不带给人强烈的故乡感，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地域感的人，所以写作中也不太带故乡和本土意味。

“直视规律而枯燥的写作生活”

张悦然：嘉宁是跑步健将，上个月刚跑完上海半马拉松。她和大家想象的女作家古怪而颓废的生活状态非常不一样。她作息规律、健康，坚持跑步，生活中是温和的不能再温和的人。

周嘉宁：跑步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和写作一样。生活状态越来越让我接受一切无聊的事情。写长篇特别枯燥，每天重复，常年在困境当中，每天睁开眼，那个困境就出现了。我有时候觉得才华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东西。很多人有才华，那些才华灵光一现。如何把它固定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如何转化成文艺工作者的关键，这个过程很枯燥。这些年来我已经对于多姿多彩的生活没有追求了，觉得没有意义，反倒是觉得日常的枯燥是生活本来的面目。比如我觉得环游世界毫无意义，是真空的生活。

张悦然：那么你对恋爱还有兴趣吗？

周嘉宁：恋爱也没意思，对人的好奇心已经不再通过需要亲密的相处方式来满足了。我从前在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渴望了解别人，渴望被了解，然后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发现自己并不善于和人近距离相处。所以我发现疏离感是最好的状态，让人更自由也更有美感。

张悦然：这就好像你这本书中，人与人的对话从不直指核心，而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浅尝辄止。和你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同一种风格。

“不敢和朋友们再聊文学了”

周嘉宁：十年前，朋友聚在一起时总爱聊文学。张悦然曾经会一宿一宿地抓着人跟她讨论文学。但现在我们凑在一起时再也不聊文学不聊写作了，除非是喝多了。但不是说它们不重要了，它们仍是那么重大的事，但聊天时只是会绕着那些重大的问题转一圈，回避它本身。

张悦然：小说家之间不聊文学，因为重大的问题往往产生很多分歧，把矛盾和分歧摆在桌子上。绕着重大问题转圈也许是一种试探，大家互相试探几个回合，可能才能发现能多说那么几句话的人。

周嘉宁：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胆子不够大，不敢聊了。前一阵大家喝酒后开始聊文学，我开始时试图回避，但后来发现无从回避，然后我就想，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有人要跟我聊小说了。但是经过那么久的长谈后又特别被大家现存的真诚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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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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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宁，1982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专业写作，业余翻译。着有长篇小说《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往南方岁月去》、《天空晴朗晴朗》，《荒芜城》短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杜撰记》、《最后一次忘记你》、《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等。翻译有《写在身体上》、《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现任“鲤Newriting”书系文字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