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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50年下半年，在经济形势渐趋好转的同时，发生了朝鲜战争和中国被迫出兵的重大事件。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战争和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从而刺激着国内的生产和贸易的规模也都相应地迅速扩大起来。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新政府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大宗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于党政军等政府部门，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使原本在进城后就已经普遍发生的贪污腐化现象进一步突显了出来。1951年11月，中共华北局揭露出河北省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受贿数以百万元的严重事件。进而调查发现，仅河北省1950年最后3个月处理的贪污腐化者有107人，而1951年1月份一个月处理的贪污者就达到102人。华北全区1950年一年处理了这类分子303人，而1951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分子531人。[47]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从1949年春至1951年秋，已发现的贪污分子就有650人，贪污总额约15亿元。[48]“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个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这个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三千五百一十四户商家的贿赂。”[49]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在全国各有职工30余万人，根据已经发现的情况，估计贪污人数都在全体职工总人数的30-50%。其中中央贸易部“严重的贪污行为(贪污人民币三千万元以上)可能占到总人数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中央财政部“五千人的贪污案件中，贪污公款约五十三亿元，平均每人一百零六万元”。[50]甚至就连在部队里，贪污的风气也已极其盛行。据不完整的统计，仅一个华东军区，“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月，因贪污、腐化、盗卖公物、拐款潜逃而被判刑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占同期内军纪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强)。此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中，计贪污者三百八十人，腐化者七百四十三人，盗卖公物者三百零一人，拐款潜逃者八十八人。在这些贪污分子中，有科、团级干部八人，排、连、营干部五百七十二人，班以下及旧职人员九百三十二人，有党员五百七十九人，团员四十八人。排以上干部及党、团员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51]不难想见，共产党干部贪污腐化及其受贿案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了遏止这一现象继续发展，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完成，就马上从1951年冬天起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明确讲：“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在他看来：“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贪污分子“是资产阶级存在我内部的堡垒，不肃清要遗害将来。”[52]由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53]因此，随着各地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贪污浪费现象的背后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情况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马上就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54]鉴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京后因腐化而惨遭失败的教训，他们并且得出了“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结论。[55]鉴于很快发现私人资本家偷漏税现象，乃至于偷工减料以谋取暴利，和通过行贿官商勾结以盗取经济情报的现象十分普遍，于是，本来是一场反对党自身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转瞬间就扩大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去了。[56]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务必“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57]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毫不例外地相信：“资本家没有一个干净的”，[58]可以想见，这场斗争的矛头实际上迅速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是要把它当成一场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59]

至此，中共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周恩来公开宣布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罪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除了对资本家中间种种违法现象要施以打击以外，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对过去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说法加以修正，强调：“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60]

既然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公安部长罗瑞卿特别介绍过当时党内高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他说：发起三反运动时，我们“对资产阶猖狂进攻这一点，开始还忍着，以后总理、薄一波同志就公开骂，讲资产阶级怎样坏，怎样猖狂进攻，忘恩负义。如果不反，就要成为资产阶级，要求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反，将来就要流血。现在也流血(如宋德贵)，但是少数。讲资产阶级各种卑鄙无耻的行为，什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都没有这样丰富。资本家女儿、小老婆专门出来勾引，有些干部受贿不多，但国家损失很大”。故毛泽东提出，我们有12条整资产阶级的办法，包括抗美援、镇反、整党、国营工业、银行网、合作社、互助组、思想改造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些效果，但“三反运动最厉害”，因此这次一定要搞彻底，否则共产党一定要垮台。[61]

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产阶级的全新口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负责编辑《学习》杂志的于光远等人，马上接连组织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重点文章。1952年第1期是于光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许立群(杨耳)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王惠德的《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2期是许立群的《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吴江的《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季云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3期是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这些文章固然并没有否定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但它们的激烈批判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与排斥的心理。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固然是团结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合法的，但是，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内四个阶级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们国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不允许其自由泛滥和破坏、削弱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对国民生计有利的限度内容许其一定的发展，决不允许其自由泛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以在各级代表机构和政府组织中担任一定工作，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组织内占有主要的地位。[62]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注定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依据薄一波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即“腐化堕落的思想”，绝不能允许其自由传播和周恩来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判和改造的说法，他们并且强调：今天除了对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斗争、经济上限制以外，还必须“比较全面地、比较彻底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和它整个思想体系的腐朽性”。因此，他们对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面的看法，明确提出批评。断言：“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两面性，在过去恰恰反映了其思想的反动性，而今则不过是“以其积极的一面掩饰其反动的一面，以合法帽子遮盖其非法手段，以糖衣裹着炮弹”。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靠剥削工人发财，而且要无止境地发财”：“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就是“自私自利”。即使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真的还有些积极性的话，那也“不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主要还是从‘追求利润又利润’出发的。”总之，如果任由资产阶级发挥其积极性，恐怕只能是发挥了其“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63]

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从1952年1月起，连篇累犊地“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主党派以及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上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普遍紧张。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一连三个月均没有提出异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专门起草了要求干部普遍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指示稿，[64]形式上旨在杜绝资产阶级对党、政、军各部门的渗透，实际上已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划为另类。这一政策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排斥心理。包括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把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排挤出去了。[65]

不过，如果仔细研究毛泽东这时在内部的各种指示，其实可以发现，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他这时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戒备和愤激之词，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他在反复强调三反斗争的严重性以及防范资产阶级的必要时，也还一直在强调要注意统一战线，要照顾民主人士。1月底，毛泽东提出的对资本家的惩治范围，也还是高度重视争取大多数的。他提出：我们只是“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因为，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打垮资本家，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66]

毛泽东这时顾虑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很清楚，以目前国营经济的能力和公私合营的程度，要想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就取消私营企业，刚刚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一定会陷入瘫痪。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到1952年2月，各地就已经发现三反、五反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了。天津市委14日即报告称：“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效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着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67]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和缓的策略，主张各地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为此，凡尚未开始五反的城市，要暂缓进行。凡已经开始了五反运动的地区，要迅速对95%的资本家实施“只退不罚”的政策，即偷税者补税一年即可，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即免予罚款，以便让绝大多数资本家虽然受到一些触动，但不会丧失信心，从而推动他们尽快恢复经济生产。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99%的资本家都不要捉，就是对完全违法的占总数1%的资本家，也只做到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刑，关几天即许其取保释放。因为捉他们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刑，对资本家判多了是不利的。个别人罪大恶极，必须判刑，也不宜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多。至于必须判处死刑和没收财产的，除要报中央批准外，也不要杀得太早，否则不利。[68]总之一句话，不仅不能让大多数资产阶级因为运动而感到恐惧和绝望，还要使他们对党和政府，包括对维持和发展生产有相当的信心。

注意到这种情况，不难想象《学习》杂志这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其实未必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如果说头两期《学习》杂志的文章还多少注意肯定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的话，那么，第三期艾奇思《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与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两文，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就连一直在紧跟中共中央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思想上也乱了阵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报告称：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即“剥削群众，不劳而食……的腐化堕落思想”的观点之后，已经引起了某种“混乱”。如代表工商资本家的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就要求会员们要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69]

3月5日，民主人士、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在民建会发言，主张民建必须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企图，转而确立工人阶级和中共的领导权，以团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并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工商业者，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国工商业者为宗旨。这自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看到发言纪录后，他批示道：“完全错误，一塌糊涂。”[70]毛随后找了工商界头面人物、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私下里向他重申了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既定政策。毛泽东突出说明了共产党的目所在。他说：“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二、不能让私人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只要做到这两条，共产党对私人资本家依旧是坚持“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的。[71]

27日，毛泽东读了《学习》杂志第三期的文章后，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时，明确地对以《学习》杂志为代表的党内排斥资产阶级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72]

由于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毛泽东的秘书，同时也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陈伯达，自然也就负起了在中宣部转达和纠偏的责任。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意见，中央宣传部马上召开了专门会议，起草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前此种种“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的宣传，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是“左”倾情绪的反映。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73]

1952年4月，《学习》杂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篇文章曾于3月24日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被毛泽东肯定“观点是基本正确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有些缺点”[74]后，事实上成为反映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观点的一篇公开的宣言。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评价并没有丝毫改变。[75]

冯定的文章是如何谈论资产阶级的呢?冯文开篇即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即：“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起家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单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如果说它还有过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因此，“不管为了追求不知厌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它毕竟曾经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只可惜，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的作用，仅仅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相比较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反动势力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因而还演奏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的“尾声”。但是，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在革命过程中的软弱、动摇与叛变也一样接连不断。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它也同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因为，就像马克思说过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正是“由于本性恶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又复为非作歹”，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实行了对国家人民的疯狂进攻”。冯文与《学习》杂志此前文章的最大区别之处，其实就在于文章最后依照毛泽东的观点，突出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具有两面性;强调对资产阶级中间不同类型或不同个人要做具体区分;强调只要群众经常监督，经常劝导，再令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方式中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继续晓以政策，责以法令，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的。[76]

(四)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对资产阶级留有余地，并不能改变“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三反”“五反”交叉进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单位搞“逼”“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经属于相当稳重的城市了，但仅3月中下旬一段时间里，就有公交公司、中蚕公司、邮电管理局、中国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上海办事处等二三十个单位把一些商人或资本家捉去拷问。22日，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77]陈毅虽以市长名发表讲话，宣布纪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素。就在陈毅广播讲话第二天，上海就发生税务局干部会同工人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一时缴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众，和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怡昌五金号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3亿元，六七人围殴，致被打得满口喷血的情况。其他像元丰毛纺厂工人继续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业基层工会100多人围殴，并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见。[78]

资本家违法经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甚至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等，确属司空见惯。但是，这固然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职业秉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缺少健全法制和相应的监督机制，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良有关。再加上抗战以来，经济始终不景气，内战乃至新旧政权交替造成更多的混乱，更是使许多工厂，特别是生存困难的中小企业产生种种偷机心理，常常铤而走险。但是，第一，并不是所有资本家都是利欲熏心，自私自利;第二，用“三反”、“五反”运动来解决问题，把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的一群，使其变成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固然能够极大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却也根本恶化了劳资关系乃至于资本家在社会上的形象，使许多资本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失去了信心。[79]在这中间，尤以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之死最为令人感慨。卢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一心希望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共产党胜利后，卢对新中国充满幻想，马上想方设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资产迁回大陆，并且最早与政府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他同时亦热情响应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一直努力试图跟上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然而，当运动来临，虽然公股及其公司的党委也想善待卢，然而在社会和舆论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热潮之中，少数职工却并不在意政府方面的关照，揭发、指责不一而足，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和上纲上线。这种情况使卢作孚一时无法接受，深感绝望，终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药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80]

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81]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偷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者。他们通常对自己都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以上海着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为例。其能在全国发展到两家工厂、6个分店，靠的就是信誉和质量。但因建国初经济不景气，“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再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洗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事实上，洗从做陈皮梅的小本生意创业，一生省吃俭用，有钱就用于发展事业，连子女都无光可沾，确实无钱可拿。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跳楼自杀了。[82]

“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83]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虽然当时公安局一般都报称，这些人自杀多半与欠税或发不出工资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欠税及发不出工资，并非“三反”、“五反”运动中才发生的情况。早在运动发生之前，这种现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时并没有发生许多人自杀的情况。如此之多的资本家在这时选择自杀以了却人生，毫无疑问与这场运动使他们对前途彻底绝望有直接的关系。

资本家的绝望，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这时还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84]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等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85]

“三反”、“五反”不过几个月时间，各地的资本家就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这种情况反而让中共中央颇感被动了。设法笼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商界资本家的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据此，周恩来专门对各地负责统战工作的负责人说明了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因为两年前我们为了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使他们得了大利，以致于得意忘形，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发动了五反斗争，“把资产阶级斗得很臭”。有些同志甚至因此开始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错，“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是要让他臭一下”，“如果忘掉这个，只以为他们是四个朋友之一，只看见他们有香的一面，而看不见他们有臭的一面，那是危险的”。[86]但是，如果因此否定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不了解现在还“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也是不对的。当然，资产阶级就其本质而言，一定不会循规蹈矩，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行事，这决定了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不过，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并且，他们中“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87]

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和黄炎培谈过，并通过黄炎培转告给工商界人士。[88]在这一年9月初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特别表示过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前途的高度肯定态度，称：共产党并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想剥削赚钱的事情。现在就谈社会主义“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当然，资产阶级当中也有少数有远见的人们，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欢迎这种人，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他们也可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并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89]

中共中央当然不是没有想过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但是，自1948年底1949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就始终在强调革命的阶段性，相信新民主主义的这种过渡办法至少要搞十几年的时间。如今才不过短短的3年时间，就出现了大批资本家自己要交出产业改变身份的局面，显然太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还无法很快取代私营经济的地位，一旦私营经济大批转为合营或化为公有，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也无力应付。届时造成大量工厂倒闭、歇业或停产，全国经济马上就会出现大恐慌。因此，中共中央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在发现众多资本家企图撂挑子之后，中共中央不能不马上指示各地劝阻资本家这样做，除了进一步提出在退款等问题上政策要尽可能更加宽大以外，并且开始大力推动各地政府以及党政军各个部门，用新一轮加工订货合同，来促使资本家重新鼓起维持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90]

不难看出，“五反”运动过后，资本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的继续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足够准备，不得不主动采取退让和安抚政策的一种结果。但是，恰恰是这种情况，反而极大地激发了毛泽东等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讲：“现在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改造，跟两年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不着太多顾忌资产阶级的想法了。因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已经搞臭了资产阶级，使它们陷于孤立。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已“别无他路可走”。[91]

1952年6月6日，鉴于“三反”“五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已经毫不犹豫地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92]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断定，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彻底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9月24日，即毛泽东通过黄炎培转告工商业资产阶级，安心与共产党合作之后不过半个月时间，他就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颇为兴奋地提出：中国完全可能在未来的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工业私营与国营是三七开，商业私营与国营是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所占比例会更小，“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何况，现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性质也变了，“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93]

正是依据毛泽东的这一估计，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时，就已经受命向斯大林请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意见，即：“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94]此一建议，也当场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这样一来，毛泽东自然也就很快开始具体规划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了。

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就是旨在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强调各项工作要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心的方针。[95]而这一任务的提出，不可避免地就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毛泽东依旧相信，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必须有步骤地进行。在他看来，关键还是在经济上。[96]因此，他这时的想法，还“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97]而他最初设想的过渡办法，也还是要和平改造，逐步过渡，要从“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开始入手，即是要在资本家自愿的前提下，先搞公私合营，把私人资本公营化，将其逐一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范畴内，然后再进一步将这种公私合营式的企业，转变成完全的公有制企业。[98]至于对资产阶级，鉴于各主要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头面人物一直表现出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积极态度，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的估计普遍比较乐观。毛泽东明确讲：“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99]

当然，既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与过渡，那么把资产阶级视为主要的敌人，对共产党人而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在内部明确讲：要相信我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改造资产阶级，但必须要把资产阶级成看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就要犯错误。[100]因此，在干部中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仍旧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各种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中间推行的划清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以及清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在全面展开之中。一旦出现严重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斗争，毛泽东更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和破坏。[101]这种情况自然不会使深受“三反”“五反”刺激的工商界资本家们处之泰然。原本准备稳扎稳打的所有制改造刚一开始付注实施，本来就如坐针毡的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甚至是敲锣打鼓地把他们的工厂企业统统送给了政府。结果，原来计划要10到15年才应当完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转瞬之间就轻松地实现了。只不过，毛泽东不久就发现了一个让他始料不及的相当吊诡的情况，即：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却不等于就消灭了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逐渐地愈演愈烈了。

参考文献：从略。

网载 2015-08-23 08: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