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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蒙·阿隆(Reymlond Aron,1905-198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思考范围极为广泛，着述颇丰。其着作涉及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意识形态批判、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本文主要对他用以进行政治分析和判断的中心原理和假定做一初步分析。
　　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政治和社会常常是脱节的。自十九世纪的孔德(Auguste Comte)以来，社会学家一直秉承着将政治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传统，而政治学在社会理论取向上也显得很薄弱。阿隆自称追随由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托克维尔(de Tocqueviooe)开创的“法国政治社会学学派”传统[1](P222-223)。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根据社会和政治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来分析社会，显示出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倾向，但他们也只是用社会来“解释”政治，没有看到二者的互动关系。既坚持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的优先地位”，同时又看到社会条件对政治理想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制约作用，正是阿隆政治思考方法的独特之处。
　　阿隆政治思考的核心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成功地转变为社会的或政治的现实，要取决于现实的社会条件。理想或价值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与现实条件相联系，也就是说，从“价值——社会条件”的相互制约关系来分析政治选择，这就是阿隆政治哲学的社会学分析方法。
　　 一、终级价值及其政治制度
　　对阿隆来说，终极价值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不如说是一种康德式的目的。在终极价值问题上，阿隆坚持反意识形态的立场。阿隆对意识形态作过多种多样的定义，但是从他最常用的意义上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意识形态是指将终极价值赋予一套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实践的做法。[2]阿隆认为，对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可以设想的，即设想一种完善的社会类型——在其中，所有的冲突都得到协调，“欲望得到满足，人们以理性的方式生活。”——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设想可以为我们衡量现实社会的不完善提供一种标准，并为我们改进社会的不完善提供指导，但是不能把这种理想目标与具体的一套制度或已知社会相等同。因为我们不能确知理想社会到底是怎样的，而且这样做势必会将一套普通的政治制度过分神圣化，走向意识形态的统治。[3]于是，正如康德对待上帝的态度一样，阿隆有意将这种理想目标加以形式化，不把它当作终极真理和人类历史的必然归宿，而只将其当作一种道德假设、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加以接受。
　　反意识形态的立场与坚持终极价值并不矛盾。阿隆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应该带着自己的价值理想来参与讨论：怎样组织社会是最好的方式，应该选择怎样的社会类型，因为这不仅与我们社会的本质是一致的，而且也与人类的使命是一致的[4]。各种价值都有其理性基础，但是每种价值指向的选择都是特定的、有限的，“不可缩减为抽象的道德原则”[5](p326)，被赋予绝对的意义，在此前提下就如何改良社会所进行的争论都是合法的，而对这种终极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不做定论。
　　作为一位反乌托邦式的政治哲学家，阿隆认为，千年至福式的解决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人们针对政治问题给出的所有答案都是不完善的，所有的政治选择都是相对的，没有办法确定哪种选择就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人们选择政治制度时，应该准备既接受它的优点，也接受它的缺点，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是对整体的选择。政治制度是一个整体，表达着特定的价值，包含着特定的制度、偏见和传统，而且彼此不可分割，“从一种体制过渡到另一种体制，并不带来现有秩序的改善，而是以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6](P196)在阿隆看来，左翼激进主义者和右翼传统主义者的错误都在于：将截然不同的政体零散部分重新组装成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事实上，没有比这种乌托邦更危险的了。”[5](p279)
　　既然价值是多元的，而且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相互之间处于韦伯所谓的“多神之争”的状态，那么单纯就价值本身及其主张的政治制度作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能确定哪种政体类型是最好的。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统治方式，必须从价值及其政治选择之外寻找判断的根据。这就是现实的社会条件。阿隆要求各种价值的支持者们应该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实行“理性的合作”[6](P87-88)，即以现实的社会条件来确定价值理想和政治选择的合理性及其合理性程度。
　　 二、社会条件
　　阿隆将“政治问题”缩减为如何协调“人之为人的平等性及其在社会中作用的不平等性之间的关系”[7](P163-164)，“以此作为自己政治分析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如何保持一种社会，在其中平等性与等级性得以协调。他既不相信孔德关于“和平的工作将使战争这个技术和军事时代的遗产宣告消失”的说法，也不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业制度的改造将导致一场真正的革命、从而最终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理论主张。但是他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生产（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增长）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8](P23)，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理论都应当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
　　阿隆认为，工业化本身并不是目的，“把它当作最终目标就会陷入权力崇拜。”(9)(P91-92)它并不能自动地产生道德或精神的进步[10](P342)。它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它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各部分功能上的不平等，由此带来了权力、地位和身份的不平等，但是，他又认为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消除贫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每个人体面的生活提供条件。工业化可以增长社会财富，缓和阶级斗争，为建立一个可以容忍的政策，来限制在收入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冲突，提供了可能性。[11](p362-363)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完全实现经济平等、社会平等和机会的平等，但是工业化却为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增大机会的平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0](P313)而且，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平等的要求。它既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技术和知识，同时它所创造的财富也为青年人和穷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而又不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所以平等与等级的协调就内在于工业社会的要求和结果之中。“资源的增长和不平等的减少对人和社会的原有状态都没有损害，它使前者处于不稳定之中，而使后者处于等级之中。”[7](p165)
　　机会平等的政治前提是自由。阿隆对于自由主义所持的非经院式的观念使他能够对自由作出一种更丰富、更有概括力的定义。他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消极自由（不妨碍他人）和积极自由（参与），而且包括另一种自由，即在自己的面前拥有未来，有机会通过必要的牺牲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不是由于自己的出身被束缚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自由把人们从习惯中解放出来，并开拓新实践的前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这种自由也就是批评的自由，是对通过权衡和探索来追求真理的行为不加束缚的状态。不是普选权这个新颖而值得争论的政治制度。不是议会争斗这个政府进行决定的程序，而是探索和批评的自由，才使现代社会拥有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及大学的自治。所以说，对于西方文化来说，自由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它不仅反映这种文化，而且界定这种文化，它不仅是制度的创建者，而且是价值的源泉。正是自由为我们判断是非的视野，增加了传统和社会力量独立性的支持。只有自由才赋予了一个社会道德的意义，它是我们文明的精髓。“一个真正的西方人从我们文明接受来的只有自由，它是这个文明遗留下来用以批评自身并为自身的提高留下发展机会的东西。”[7](p69)
　　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平等和自由，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现实条件，它为协调平等和等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但它并不能自动地起作用，还需要政治制度的安排来保证其执行，而政治制度的选择又必须与这种现实的社会条件相符合。
　　 三、政治选择
　　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大厦，其结构要涉及托克维尔提出的古典性问题。托克维尔认为，所有现代社会都发展出平等的条件，但它们的政府形式则可能是专制的或是自由的。现代社会注定是工业的、商业的和民主的社会，但它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专制主义的，要取决于政治制度。
　　在工业社会这同一舞台上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是工业社会条件下可供人们选择的两种理想类型，即“多元立宪制”(constitu-tional-pluralist system)和“一党垄断制”(monoplistc-partysyst-em)，前者以西方民主社会为代表，后者以苏联社会为代表。阿隆指出：“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和西方，工业社会这两种版本的代表，宣扬的是相同的价值，它们都以开发自然资源、提高生活水平、控制富裕为目标。在政治上，它们竞相声称自己才是民主主义者，人民自由和大众政权的支持者。”[12](P63)而且它们事实上还分享着某些共同的价值，“经济发展和一般公民资格既是所谓的大众民主体制的特征，也是所谓的西方民主体制的特征。”[13](P306)而且，就政治制度层面上来看，两种模式都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多党制使政治争论合法化，并且给予被统治者以更多的保护，但同时与生俱来地存在政治冲突和腐败的危险。一党政体则暗示着统治集团的官僚一体化，并建立意识形态的遵从，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极权主义的危险。两种政体类型所遵循的价值都符合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条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它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又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没有哪种政体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甚至可以说，“倾向于一党政体的专制而否弃议会讨论的缓慢……并非是荒谬的。”[7](P169)所以，单纯就价值及其政治制度本身作形而上学的道德批判，难以确定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社会学分析方法既然将社会条件与价值理想相联系，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每种价值所导致的可能结果上来分析二者的合理性及其程度。于是，阿隆在引进了另一种方法，即比较的方法。比较就是从它们各自宣扬的价值与各自主张的政体可能导致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上考察，从而确定哪种政体才是真正保证自由，从而促进平等与等级协调的。
　　多党制充满走向寡头统治、政治煽动的危险，而且在解决国内和对外问题中的效率又很有限。阿隆将这种不完善称作“事实的不完善”。[14](P346)即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并不是内在于体制中的。多党政体则暗示着对立和对话是合法的，并且因为每种观点都值得挑战，所以每种观点都不能以暴力强加给社会。而一党制的情况则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体制宣称单一教条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社会是单一的，在基本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它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因为执政党以人民的名义来行动。当然，从它向社会只灌输一种教条的行为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承认社会并不是单一的，如果开放言论自由的话，在基本问题上也会有冲突。阿隆认为，这种不完善与这种体制的基本要素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内在于一党专制政体中[14](p347,350)专制政体暗示着将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终极真理的可能，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的承担者用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护这种教条的可能。
　　阿隆分析的结果显然是倾向于民主政体的。他认为，民主政体符合工业社会的现实条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政体的社会民主性取决于工业社会的多元性。正因为工业社会是多元的，“这个社会的人类真理就是交往，同意，敌对或冲突。因为多元社会接受对话……所以，如果不是任何集团都不能僭称掌握着终极真理的话，那么至少也不应该让任何一个集团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来运用暴力将这种以终极真理面目出现的东西，强加给人们去遵守。”[15](P366)所以，只有多元立宪政体才能保证自由，为人们提供机会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与等级的协调，保证社会结构的合理性。
　　 结语
　　既然任何选择都是特定的和有限的，都基于具体的社会条件，那么阿隆并不认为，适合西方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同样适用于不发达国家。他对多元立宪政体的选择并不是重要的，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政治思考的方法。他区分了诸如自由主义、言论开放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意愿的尊重等价值理念，与诸如政党、选举和议会等具体的政治制度；前者是现代工业社会普遍适用的，而后者则只适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或者说，阿隆政治思考的核心就是：把价值、目的或理想形式化，同时使具体的政治制度处于不确定的地位，政治制度的选择则取决于现实的社会条件，通过对价值与其可能的后果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和比较，来确定哪种政体真正符合社会的现实条件和道德要求。
　　阿隆的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把社会条件和政治选择联系起来，一方面破除了价值的绝对性和意识形态的迷信，避免了历史决定论；另一方面又把科学与选择、社会政治学与政治决定结合起来，避免了韦伯式的激进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阿隆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把价值和政治选择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维护了政治理性，这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或然的决定论”的具体运用。批判意识形态，维护政治理性，是阿隆政治哲学的核心，也是他对现代政治思考的根本贡献之所在。
燕山大学学报秦皇岛38～41D0政治学陈喜贵20022002社会学分析方法是雷蒙·阿隆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价值与社会条件的联系中来考察政治选择，将价值目标形式化，使政治制度处于不确定的地位，然后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最后对价值与其可能的后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从而确定哪种政体真正符合工业社会的现实条件。阿隆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决定论，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相对主义，对现代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终极价值/政治制度/社会条件/政治选择陈喜贵(1969-)，河北正定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98级博士生。（北京 100872） 作者：燕山大学学报秦皇岛38～41D0政治学陈喜贵20022002社会学分析方法是雷蒙·阿隆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价值与社会条件的联系中来考察政治选择，将价值目标形式化，使政治制度处于不确定的地位，然后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最后对价值与其可能的后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从而确定哪种政体真正符合工业社会的现实条件。阿隆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决定论，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相对主义，对现代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终极价值/政治制度/社会条件/政治选择

网载 2013-09-10 21: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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