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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作者:胡德平、周海滨

耀邦书记总说自己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没想到会做到总书记;还一个是没想到退了以后还那么多人怀念他。

胡德平：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1942年11月生于延安，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受父亲胡耀邦被打为“黑帮”所牵连，在北大被整，1968年下放北京军区农场劳动，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机器厂“接受再教育”，1972年“落实政策”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调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先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曹雪芹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起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胡德平太忙了。

这位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胡德平的日程由其夫人王豫颖打理。王豫颖现任中华慈善总会形象大使、天诺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端庄而秀丽。我先后三次与王豫颖联系预定访谈时间，在所接触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显示胡德平根本没有周末，一直在持续地忙碌着。于是，我们最后约定“兔年”春节后再访问。但是好消息不期而至，1月26日，王豫颖发来短信息说：“你好，周先生，我们的时间略有调整，你可周五下午两点前来采访，胡德平夫人王豫颖。”

2011年1月28日，周五，农历腊月二十五。

胡德平的家与中南海一墙之隔，沿着长长的南长街一直向北，一路高耸的院墙显示这里住着中共的高级官员。

从临街的门进去，转过几个门就到了胡家。这个胡耀邦生前住过的地方，胡德平和兄弟胡德华等一起照料母亲李昭。警卫先领我进入一个办公室，墙角上堆放着一大堆未拆包装的书籍，写字台上放着一台宽显示器电脑，而会客桌上放着一套茶具。稍后不久，胡德平来了。没想到，他酷似父亲胡耀邦，热情地伸出手，谦和而亲切。言谈之中，他的学者气质尽显。

他指着一堆书说，正好昨天(2011年1月27日)刚出来这本书，我送你一本，你从上面参考写吧，节省下时间。

我从胡德平先生手中接过他的新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我说，我有幸成为受赠者。我也送给胡德平先生一本《家国光影》，他说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的。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是胡德平最近几年的作品集。与父亲胡耀邦一样，胡德平勤思敏行，经常在主流报刊上刊发文章，一是研究父亲胡耀邦的思想;二是对经济领域发表观点和建言。在身份和学者的双重因素下，胡德平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

与我访问的其他领袖人物后人遗憾没有与父亲好好谈心不同，胡德平不仅与父亲交流思想，而且及时记录下父亲的谈话内容。在胡德平撰述的文章中，来自自己当时与父亲谈心时的“日记”，成为第一手价值难得的史料。这或许与胡德平学历史出身有关，他深知，父亲这样一位领袖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深思熟虑的，胡德平的聪明让我们知道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和他对时势的态度和判断，价值斐然。

对于我提的一些问题，他说，子女说父辈的经历，说不好，也许会有倾向性。另外，有些事情我没有切身经历过，有的虽然我经历过了，但是也是断断续续的。

他解释说，我更愿意谈观点、谈胡耀邦的观点，他对现在形势的预判，他的民富观念，他的反腐等。

比如，胡德平曾回忆说，1982年，父亲认为东欧的一些改革，“包括我们认为是最成功的匈牙利的改革，他说未必成功”。胡德平回忆说，父亲是这样解释的：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经济的改变，仍然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做法，中国到底要走哪条路，他希望(全党)来探索。第一个就是苏联的高积累、低消费、剥夺人民，强制发展生产的道路，他说这个我们不学。同时，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又出现一个高举债的情况，借来的资金多用于消费而不用于生产。他说这条路，我们也不能走。第二条路是资本主义的路，我们不走。就是过度的竞争，让人都异化、都变形了，完全追求利润了。他说这个我们也不能学。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生产和消费应该怎样来配备，他说这个我相信五年、十年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来。

耀邦书记总说自己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没想到会做到总书记;还一个是没想到退了以后还那么多人怀念他。

有人这样解释说，真正为民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父亲的“两个没想到”，胡德平解释说，“我觉得这确实是个特殊的情境。‘文革’刚刚结束，给全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非常之大，作为当时新的领导人，粉碎‘四人帮集团’，这个功劳是很大的。没有这个进展，以后的问题也都谈不上。但还有一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完全回到“文革”以前我们的治国方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他也出不来。他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呼吁者。我觉得这是个特殊的历史情况，应该把这点也说清楚。”

那么，胡耀邦的改革思路的框架是什么呢?

胡德平说：“父亲提倡改革，就是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党内各种的改革。这是他1978年或1979年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些就可以印证我的观点：即特殊的情景，一是打倒‘四人帮’，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新的领导人尽管有功劳，但是也有思想不解放，坚持‘两个凡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推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改革也是，改革的形式要再往前走一步，不是要回到完全的特有的教条时期，这也说它是特殊历史阶段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党选择的领导人还是要回到17年前，那么他(胡耀邦)也出不来。”

对于“耀邦同志也不愿意动华国锋”的说法。胡德平解释说，“因为在当时，他(胡耀邦)觉得，只要党的路线方针确定了之后，只要真理标准讨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他说华国锋可以继续来工作了。关键还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了之后，华国锋也做了自我批评，可以不要很频繁地变动。”

20世纪80年代，党内的一些领域出现腐败现象，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胡耀邦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胡启立曾回忆说：“(胡耀邦)在首都八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件事震动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实说，我当时是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义无反顾。我至今记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对我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

对于“胡耀邦下令搜查政治局委员家，反腐震动中南海”的说法，胡德平解释说：“这都是传言，没有这回事。反腐是认真的，胡启立的一篇文章就说到这事了。他说，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父亲这句话的意思是反腐要及早展开，展开的早、态度坚决，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如果搞得晚，不进行这方面的斗争和纠正，这样的腐败行为会越来越面积大，那时候再动手就是一路哭了。蒋经国好像也这样说过，坚决要把反腐问题进行下去，不要怕得罪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而自此之后，人们对胡耀邦的怀念绵延不绝。胡德平说：“父亲口碑好，和当年平反冤假错案有关。另外，大量启用中青年干部。他主张要大批的中青年干部上来。至于干部子弟，尤其是开国元勋的子弟要关照爱护，但是干部子弟如果要提拔要先下去锻炼，在机关里一步一步提升不行。”

胡德平披露说，我并没有带胡锦涛主席来我家见父亲，这个传言是失实的。我和很多国外记者说过这事，但是他们都不报道。2007年，日本的《产经新闻》后来终于报道了，今天我和你说，你写的时候要提下《产经新闻》曾报道过。我说，我一定会写。

他解释说，这不是说与胡锦涛同志没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视察湖北，胡锦涛陪同前往，我当时任湖北整党联络组组员，也与之同行，在一路上也有交谈。

事实上，每年的春节期间，胡锦涛都会去胡家看望。

父亲出任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1952年7月，父亲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任常务副部长，部长的后备人选是陈正人同志。陈正人同志早年随毛主席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士、老资格。胡陈二人相识很久，彼此关系很熟，我父亲很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

我想，传言比较可靠，因为这事是我外祖母告诉我的，她都知道，可知传言范围之广，可信度也就大了。为此，父亲十分兴奋，能为全国城市搞基础建设，为老百姓修建房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在北京翠明庄，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陈丕显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时他正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那里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父亲到团中央工作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就给他出了两道题目：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另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第二年，毛主席借团代会召开之际，亲自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毛主席讲话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他高屋建瓴的判断和气势一下子吸引了到场所有的听众。正当大家关注毛主席怎样阐述党团关系，什么是独立性这样重大严肃的政治问题时，毛主席却话锋一转：各地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团的特点搞些独立活动。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都不能过重，青年人就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他们一要身体好;二要学习好;三要工作好。在场听众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会讲出这么一番话。体贴入微的话语叫人凝神屏气，讲话时的魅力风采又令人赞佩倾心。毛主席意犹未尽，又谈到学生的睡眠。他认为8小时不够，要9小时，因为学生们容易神经衰弱，经常睡不着醒不来。这真是对青年慈父般的关怀。说到这里，毛主席态度一转断然说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要强迫执行。革命带来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这是谈话的第一个层次。

谈话的第二个层次是怎么选拔青年干部。团中央提名的团中央中央委员，30岁以下的只有9个。经毛主席、党中央审议后增加到六十几个，毛主席认为人数还不多。他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他还诙谐地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谈话的第三个层次是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在十五天之前刚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问题做了重要讲话。在对青年团干部的讲话中，他先是从青年特点、生理需要、青年工作娓娓道来，最后归结到党的总路线，话语不多，画龙点睛。“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他的结语既指出了青年团今后十五年的奋斗方向，又为团中央今后独立工作留下了广阔空间。

毛主席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认为这里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现在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在我父亲任青年团第一书记的当年，毛主席签署文件，调“小伙子”陈丕显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因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在华东军区上班，第二书记刘晓、第三书记刘长胜即将离任，中央对陈丕显同志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红小鬼”与儿童团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陈丕显“红小鬼”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

谭启龙伯伯的回忆录中，说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他和父亲列入“AB团”反革命分子名单，在生死危亡之际，冯文彬同志敢作敢当把他们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脱离了险境。谭伯伯以后没有再受审查，我父亲仍然在被审查之中，这使他很苦恼。一次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到我父亲所在单位指导工作。一天晚上我父亲鼓足勇气，敲开他的房门，向顾作霖同志诉说了他的家庭、经历，如何参加共青团，如何离家来到莲花县苏区。激动之处，竟已是边诉边哭起来。顾作霖听了大半个晚上，也是动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个14岁的儿童出来参加革命，有什么根据去当特务加入反共的AB团，他看出了父亲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断然作了不再继续审查他的决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共产党”打倒GongChanDang真是天下第一奇闻。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l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这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我见到的父亲唯一一次痛哭失态

父亲是湖南人，很爱家乡的花鼓戏。但在延安，他迷上了京剧。他简陋的卧室中有一台留声机，珍存了一些京戏名角的唱片，跟着唱片《打鱼杀家》、《空城计》中的萧恩、诸葛亮学唱几段，就是他很好的娱乐休闲。他经常向朋友们诉说心中的向往：“什么时候能到北平，听听梅兰芳梅老板的《霸王别姬》呀!”

1945年12月22日，耀邦同志来到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城市的规模、设施令他吃惊。他回忆那时的心情是：

对一个从延安来的人讲，一切都让我惊讶。心想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大得出奇的城市真难想象。

历史的机缘让他1946年4月1日来到北平，但不是欣赏京戏来的，而是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翠明庄，进了北平的军调部工作。

在随后展开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曾担任过政委的华北野战军三纵、四纵都在华北地区作战。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战争后期，部队逼近北平城，曾在昌平的十三陵、延庆的康庄、京西的石景山、房山的琉璃河、平谷的靠山集一带作战。北京密云水库有一处叫石匣的淹没区，华北野战军三纵在此歼灭过蒋军数千人。他离开三纵到太原前线担任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在平津战役中，三纵在友军的配合下，全歼傅作义王牌部队三十五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1952年7月离开他担任书记的川北行署到京，除去两三年时间在湖南、陕西工作，“文革”中在河南信阳黄湖农场团中央干校劳动外，一直住在北京。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已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父亲给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

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改革，但不能绝对化。“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经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我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弊端。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同志，均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的要求，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不满。

父亲把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父亲在拥护“大跃进”的旗帜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一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泽东主席。

父亲在建言信中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并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父亲在建言信中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来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了。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父亲在20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其占据经济总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我国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泽东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资源是全民的，国家可以开矿，地方政府可以开矿，社队企业可以开矿。也就是说，他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共享，人尽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泽东让他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只要不发表任何言论，拥护‘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员。但他说，除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可以通过上级规划，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的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父亲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后来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1964年12月30日，父亲调到陕西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父亲在陕西工作期间，明确主张开放农贸自由市场，不赞成批斗投机倒把的群众，强调“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并把大批被关押的社队干部释放出来，对他们边工作边考察。结果他在陕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叶剑英同志携他乘飞机回京。直至来年3月9日，邓小平同志路过陕西，针对批胡的会议做了“灭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温。不料此火虽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个西北局，整个中央领导，几乎无人幸免，或被批斗，或受冲击，天下真是大乱起来了。从中可知，对于中国应走什么发展道路，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矛盾尖锐极了。

在“文革”九大期间，父亲以“待罪”之身，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前他向毛泽东写出这封建言信。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现实思想，为以后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历史注脚。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

网载 2015-08-23 08: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