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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家、北大终生教授汤一介先生于2014年9月9日在京去世。汤一介先生一生际遇可谓与中国文化同命。青年时代，他身处中国社会剧变、“中西古今”杂陈交替、传统文化飘零的转型时代，潜心于释道研究；中年时期，他一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去，随后却迷惑地见证了极左思潮对精神文化的毁灭；天命之年，他再次回归哲学研究，探讨思维要义，反思理论是非，抱着深切的关怀意识和使命意识，在日益复杂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契合点。

家风承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1927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是湖北黄梅县。他一岁到了南京，四岁又到北平，抗战期间在西南大后方，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先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的缘故，所以举家迁移、漂游无定，直到抗战复员后才在北平（北京）定居下来。

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做过甘肃渭源等县的知县和乡试同考官，晚年以授徒为业，好汉易，喜吟《桃花扇》中之《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在他60岁生日时，学生为祝寿，作《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一幅，汤霖“自题”云：“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镇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些话，足能透显出雨三公做人处世之宗旨，亦为汤氏家风立定了规则。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1893—1964）是我国现代着名学者、一代佛学大师。他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回国后，历任东南、南开、中央等校教授。从1930年起，执教于北京大学，长达30多年，成为整个20世纪北大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几位台柱式人物之一。用彤先生在学术上“昌明国故，融会新知”，通贯中西，撷精立极，创辟一代风气；而在立身处事方面，则能承接家风，无违父训。他虽身处学界高端，有院士头衔，出掌过北大，但为人极其朴质无华，不以功名为意，谨言慎行，真正做到了“素位而行，随适而安”。钱穆在《忆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

汤一介从小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里，耳濡目染，后来又子承父业，不光在学术上深受先辈的影响，而且在做人方面也延续了家风。他极为看重个人的品行修为，于家风传承惶恐唯诚、念兹在兹。作为名人之后的汤一介，不仅在学术上继承先志、光大门楣，而且在家风的传承上又有进者，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发扬到了新的境地。

学思历程：我不是哲学家，只是不断提出新的哲学问题

已年届87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之学思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学毕业以前的青少年求学时期（1927—1951）；参加工作之后将近30年间、艰难曲折而又颇为沉寂的路程（1952—1979）；焕发出学术活力、对当代中国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新时期（1980—）。

虽然幼承家训，很早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汤一介中学时的兴趣却是西方文学，学习哲学更多是为着“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然则家学传承，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的他还是有着比他人深入的兴趣与思考。

1947年，汤一介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从此将根扎在了哲学研究的这片沃土。在北大求学的日子是汤一介收获最大的时光，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理论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还认识了同在北大共青团担任团干部的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成为汤一介先生一生的伴侣。

1949年以后，中国的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迅速占领哲学的主阵地，而中西哲学均遭到了边缘化。汤一介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变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喜好新鲜事物的情趣，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当中。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着作，因表现优异，还被北大的党总支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后来又干脆留了下来做教学工作，从而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

50年代初期的汤一介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在党校给学员讲《联共（布）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如果不是偶然的机缘重回北大，我们很难设想他后来可能要走的学术道路。1956年秋，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被中哲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委派给用彤先生做助手，他先后帮着父亲整理校对了《魏晋玄学论稿》等，并且参加了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筹备工作。从这时起到“文革”前的八年间，汤一介总共写了三十来篇文章，一类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另一类则是为参加当时的一些“学术”讨论而作，对此，他晚年做了深刻的反省和自我剖析。

除了断断续续的教学工作和扭曲的批判式讨论之外，汤一介也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攻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着作，对各种相关的史料都下了一番工夫，这无疑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文革”十年，更是好几代知识人都被耽误掉大好时光，正值韶华盛年的汤一介不但在学术上完全地寂然了，而且还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政治的旋涡当中。他后来痛切地说道：“作为一个教书的知识分子，十年没有读什么书，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惜的，而且这本来应是我生命中最能有创造力的十年，它正是我将进入‘不惑’的十年，而这十年恰恰是我被迷惑的十年。”

直到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始开“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专题课程。自此，他的研究活动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先后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部论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由之思想”的宝贵，认识到“自由”所带来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他开始思考如何突破上世纪50 年代以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的局面，以及“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这样的教条思想，先后撰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等文章，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起到了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引领作用。

此后，汤一介便延续父亲的学术研究，将视野集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研究上。他以敏锐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着作相继问世，成为了魏晋时期思想研究领域绕不开的集大成之作。

虽然谦称自己“不是个哲学家，只是个哲学工作者”，汤一介提出的哲学问题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引发思考。

他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而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阐述尤为精到，他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佛教、道教的关键命题。汤一介先生为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走出困境、开拓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成为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界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

现在的汤一介先生，可谓着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各种荣誉纷至沓来，甚至不请自来。但汤一介对此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反对别人将“大师”这样的帽子强加于他，他甚至认为自己连“哲学家”这样的称谓都够不上。因为哲学家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大师则是要提出一套让全世界都承认的理论。

汤一介认为对自己较为准确的定位是“哲学史家”，即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至于当前没有出现“大师”或“哲学家”，他认为除了天赋以外，社会环境的桎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惟有允许对主流思想的质疑，甚至是颠覆性的质疑，才能推动哲学的发展，才能促进哲学家的诞生。他这样反问道：“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怎么能产生大师，怎么能产生划时代的着作？”

文化思考：融通东西古今之学，思考“世界之中国”

构建一个中国哲学的内在体系谈何容易，汤一介先生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坚定地探索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分别把对中国传统的反思推到了前台。在这时代的大转换中，儒学的命运和学界对儒家的评判始终处在漩涡的中心。

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汤一介经历了一个“置身其外”和“投入其中”的过程。他说：“以前我对儒学没有兴趣，可以讲不研究儒学。我是搞魏晋玄学的，还搞一点佛教、道教。从1983年考虑新儒家问题、新儒家的基本观念。”这一年，他在哈佛大学访问，接触到了海外新儒学，并且与杜维明成为好友。

杜氏的思想或思考的问题显然对汤一介构成了很大的刺激，他不得不反思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问题，回应新儒家的挑战，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当年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他发表了《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讲演，引起极大轰动。这之后，杜维明到北大讲学，在国内几大城市发表演讲，掀起了复兴儒学的小小高潮，汤一介是最为有力的接引者之一。随后，他又和萧萐父、庞朴等，发起和主持了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的着作之搜集、整理与编纂的工作，对推动80年代后期的新儒学研究，贡献良多。

他本人也积极地思考儒学的当代发展问题，对儒学的历史定位、特殊价值、近代命运及其未来前景等，都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近十余年来，汤一介先生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入手，深入寻找儒、释、道三家内在的共通之处。他指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这三个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可以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质，亦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

对上述三个基本命题的探索进一步引发汤一介先生以建构三套相互联系的理论来深化其对中国哲学的深层次的透视。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这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这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进入90年代后期，汤一介开始关注解释学的问题，他倡导把西方的解释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方面，并且归纳总结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特征和规律，以创立中国自己的“解释学”。

90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件文化大事是围绕“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所展开的讨论，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到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这些引起了巨大争议的文本，昭示着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文明走向的离散化状态。

汤一介积极思考后现代文化中的各种问题，以高度的敏感和极大的热情参与这些讨论，尝试将中国文化的丰厚资源带入到当代文化的语境当中，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和未来发展寻求路径。

应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提出“和而不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为此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使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化解冲突作出重大贡献。

汤一介还提出，按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说法，公元前5世纪前后是一个原典文明破土而出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之思想的影响下，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多次的飞跃，而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局面，又有点像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汤一介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新轴心时代”的出现。

而展望新的时代，汤一介强调，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一定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既要继续奉行“拿来主义”的方针，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着力发展“送去主义”的策略，把中华文化的优良结晶推展到世界各地去。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投入到全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在世界各种文明的激荡、攻错和磨砺下，锻淬自身，取精去粕，谋求新的发展。只有开放的中国才是大有希望的，同样，也只有开放的中国文化和开放的中国学术在未来的发展中才是大有前途的。

晚年的汤一介相继的这一系列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而且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经年埋首书斋，汤一介先生谦称已无法达到父亲一辈的学术高度，也笑言自己比父亲更多地关注现实。他时刻以对于社会变化的深刻关切，投入对时代和国家的反思。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深层的应是一个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文化问题。所谓“现代”，就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共性，“自由”是一种现代的精神，人类的创造力源于自由，而“民主”则是一种制度，它的功用应是保证人民的自由得以实现，得到保证。

他还提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文化转型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和博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能得到发展。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