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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by 马特·肯纳特

常和 译

大卫·贝利(born 2 January 1938)拥有终极版“摇摆的六十年代”(swinging sixties)的人生故事。这个出生于伦敦东区(East End)工人家庭、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进入摄影行当，到24岁时已经在时装界红得发紫。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在与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以及克莱孪生兄弟(Kray twins)等大腕称兄道弟的同时，还坐享由自己如日中天社会地位（以及与超级名模关系密切）而带来的种种风流韵事。

在他位于英格兰南部达特穆尔(Dartmoor)的别居坐定后，我问他上世纪60年代是否如传闻中那样棒。“没错，那是个伟大时代，”他说，然后陷入了深思。“唉，对于生活在伦敦的500个大人物是如此，你若是威尔士的煤矿工人，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贝利不是煤矿工人，但他每年要在这与世隔绝、建于13世纪的石匠房屋中住上一阵子。他25年前买下了这幢房子，地面一层有个面积很大的工作室。与其说是摇摆的六十年代生活，倒不如说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他喜欢与自己相濡以沫30年的妻子（有时还有三个孩子）居住于此却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对我说自己一直特喜欢恬静的生活，是媒体添油加醋渲染了他享乐主义的形象。

与公众对他的误解截然相反的是，贝利（妻子这样称呼他）33岁以后就滴酒未沾，也不太外出。他也许偶尔会“吞云吐雾一把”。我问他是抽雪茄还是香烟？“你要是有的话，就给我来根雪茄。”不巧的是，本人身上没雪茄。“当然喽，千万别在火车上抽，”他提醒我。“火车上有专门的检测狗。”

他家的客厅有壁炉与两张大沙发，飘荡着非洲部落风格的音乐，桌子上则杂乱地堆放着各种非洲塑像。贝利说“自己从记事起”就很喜欢非洲艺术，部分原因要归功于自己的叔叔，他游历非洲后就会带回来很多当地的纪念品。“他对我影响甚大，因为他到处游历——他甚至一天要更换三次内衣裤。”尤其是与毕加索(Picasso)以及超现实主义者（那些人也痴迷于非洲艺术）的交往让他对此萌生了兴趣。

贝利抱怨说：记者们来家里后，都说他的房子象“六十年代的古董。“说它象非洲旧货店也许还靠点谱，但绝对不能说是六十年代的古董，”他说。“这就是那些先入为主看法的由来，说我整天与那些六十年代的东西为伴，当然这都是关于我的老掉牙笑话了。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曾说，‘天那，可别再让我创作天顶画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的遭遇，两者道理是一样的。”

然而贝利也坦承自己不是米开朗基罗。他说自己从事时装摄影的原因是需要钱。“本人不是对时尚特别感兴趣，但这是我产生创意的唯一办法，”他说。“不能把摄影当作一种艺术行当来干，因为那样自己会挨饿。”他说如今自己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原因是读者“或许会买自己拍的那些照片”。

众所周知，虽说贝利所拍照片往往是名人站于前，身后则是白色背景，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比尔·布兰德(Bill Brandt)则是开创了英国摄影风格之先河。同时，理查德·阿威顿(Richard Avedon)在美国也作了类似的开拓类工作。事实上，贝利说自己是从另一位摄影师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那儿学到了摄影的理念。“约翰与我有点情投意合，”贝利说。“我觉得他很喜欢略带狂野风格的作品，即来自伦敦东区略带粗犷情色的风格。”

他问我是否在很多场合属于同性恋者。当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对我说：“你的工作就是到别人家去采访，打探对方的底细。”对于他这样在时装界功成名就的人来说，你很难做到完美无缺。

贝利还在从事摄影——他给我看一本不起眼的册子，里面大约有100张他朋友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脸部照片。此外他还画画，虽说他最近创作的作品让人毁誉参半。

我俩步入其工作室，它位于房子对面，由谷仓改建而来，里面堆满了画作以及镶有外壳的画架。“我画画的时间要早于摄影，”他说。“这对于我来说没啥差别，因为相机就是画笔，如同手指作画笔一样（如果用手指作画的话）。我不喜欢用手指作画，因为那样一来大家的水平都成了一个档次。”

贝利退居乡野，让这个出生工人家庭、脱胎换骨的保守党员的政见拥有了一丝乡野气息，他也会直言不讳地发表一通既犀利又笼统的言论。

鉴于他参加过反越战的抗议示威活动，我问他如何看待“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对，占领者当然会成功，”他说。然后他让我重复一遍问题。“谁将占领华尔街？”他迷惑不解地问我。我提醒他是占领美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哦，原来如此，这不可能成功。我曾见过这些抗议者脸上都涂抹了油彩。”他说自己不是保守派，虽说听起来他是如此，而且自己心里有个靠不住的政治人物。“我觉得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老是死揪住错误的事不放。”

对于贝利来说，目前全球只有一个简单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了。不要担心我的车烧了多少油，还是担心这事吧：从我俩开谈以来，又有10个孩子出生了。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但似乎没人去着手处理。”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中国人就做到了，”他回答道，然后说了一大通支持在英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的理由。“我内心很愧疚，因为我有三个孩子，你要怪的话就怪我妻子，”他很快补充说，并咯咯笑了起来。他的笑很有特点，因为他患有哮喘，所以有时说话带喘气声——整个访谈期间，他不时使用人工呼吸器。

贝利并不缺乏信心，他过去有恶棍的臭名，喜欢勾搭当时的漂亮女人。“自己有能耐与最漂亮的女人同床共枕，何错之有？”，他说。“我知道如何讨好女人，我会说，‘哎呀，您长得真是太美了，本人还是找个丑一点的吧。’”

这种大男子气概反映了贝利身上的孩童气质。他从来就没长大，因此他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理解。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在伦敦东区的莱顿斯通(Leytonstone)长大，15岁时就因受阅读障碍与动作协调能力丧失症辍学。贝利解释说那时的老师不懂得如何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结果导致他被分到了“差班”，他说。他随后因服兵役参加皇家空军，并在马来西亚度过了两年时光。“我看到了许许多多以前在伦敦东区从未见过的东西。”

看到他坐在德文郡(Devon)那座拥有1000年历史的房子里，感觉他仍然生活在那个梦境里。“要是不走运的话，我会一辈子生活在伦敦东区那个穷地方，”他说。“有时我仍然难以置信自己的运气。”

最心爱的东西

贝利最心爱的东西是一个鳄鱼头形的男性雕像（从眼睛看象是服了迷魂药）。这是他上世纪80年代从悉尼一位海洋艺术交易商那里购得的。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贝利说她是自己第二心爱之物）看上了这件东西，并恳求我说：“它太想与我们在一起了！”贝利藏有很多雕塑，多数是非洲风格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但这一件与众不同，多半是由于自己的个性，贝利说。他甚至给它取了个乔治的名字。贝利向我保证这可不是为了向哪位高官拍马屁。

英国摄影家大卫·贝利（David Bailey），他的照片与他的人生一样，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强硬与孤高作为底色，因此显得个性鲜明，风格强烈。贝利1960年代在英国摄影界亮相，以他那具有浓烈的青年亚文化色彩的照片震动了保守的摄影圈，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贝利的摄影手法不拘成规，于任意挥洒之间成就了一种豪放与精彩。贝利拍摄的时装摄影以大胆的情色渲染和模特的个性表现令人难以忘怀，而他的人像摄影，则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精雕细刻，在强化了被摄对象的外形同时，也深入到对象的内心世界。

贝利于1938年出生于伦敦东区贫民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1956年他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后从事摄影工作。1960年，他开始为英国《时尚》杂志工作，以其风格强烈的时尚摄影作品为世人所知，间或也拍摄人像摄影作品并马上得到认可。1971年，他在伦敦的国家肖像美术馆举办了展览。1984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1999年，伦敦巴比康美术馆也为他举办了一个回顾展。贝利出版了一系列摄影画册，其中包括《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再见与阿门》等。从1999年开始，他开始着手整理出版自己四十年来拍摄的照片，第一本书名为《大卫·贝利：档案1──1957－1969》。

问你能说说你的童年生活吗？

答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学校令人憎恶。我阅读有困难，我不能正确拼写。我知道答案，我也知道我要比教师聪明，但我就是无法写下我所知道的事。因此我被人认为是一个精神上有障碍的人。我教自己“看”词汇而不是“读”词汇。现在，我可以“看”所有的词，即使如此，我仍然无法把它们写下来。

问你是什么时候接触摄影的？

答我的童年生活不富裕，但也没有到食不果腹的地步。只不过我家里的厕所是在房间外面，在冬天，你常常不得不把冰敲掉。我的早年记忆之一是，我坐在那儿冻得发僵，透过在门上开出的三角形洞看外面的星星。大概是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摄影。我一直是个游手好闲的人，闲着就拿了我母亲的布郎尼照相机拍照片，然后躲在地下室里用菜盘子冲洗照片。因为当时还是小孩子，所以对鸟类学感兴趣，心里老是想着要拍摄鸟。我那时老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拍得更大一些。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一种叫长焦镜头的东西。

不过在那时我可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摄影家。我想我那时是喜欢爵士音乐。我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为了买一个小号。我想要成为切特·贝克这样的音乐家。那时我开始看所有的由比尔·克莱克顿做的那些西海岸音乐家们的唱片封套，主要是切特·贝克的，因为他是我真正想要成为的人。

在孩提时代，我还一直画画，这是我真正能做的一件事。那时也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插图画家，名叫大卫·斯顿·马丁，所有的诺曼·格兰特的唱片封套都是由他做的。然后，在1956年，他们让我去英国皇家空军服义务兵役，于是我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是军队艺术班的一员，我把我的小号借给了班长，而他却把它弄丢了。他是我们的头，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回来，也没有胆子让他赔偿。因此我就买了一个照相机玩。在新加坡，照相机便宜得出奇，因为那个地方免税。我买了个日本佳能仿莱卡的平视取景照相机。然后，我看到了法国摄影家卡蒂－布列松拍摄的那张印度女人远眺喜马拉雅山的照片。这一件事真正改变了我，使我完全摆脱了比尔·克莱克顿。在这之前，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冲胶卷，整天无所事事，但我看到了卡蒂－布列松的照片并因此意识到，摄影可以提供某种东西。正好在这之前不久，我也同时发现了毕加索，那好像变成了一种信仰。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问从军队退役后你是怎么会进入摄影界的？

答我回到英国时，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喜欢摄影，并且认为那将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向那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来自伦敦东区这样的底层社会，所以没有任何比较高尚的社会关系。因此当时我就只能是闲荡。我曾经想过也许我可以到伦敦印刷与平面艺术学院深造一下，但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经历，因此我无法进入那里学习。在大卫·奥林的摄影棚我找到了第一个与摄影有关的工作，那是个跑跑腿的差事。然后，在过了大约三个月后，我又转到约翰·法兰奇那里去工作了。

在约翰·法兰奇那里，他们用大卫·塞西尔牌闪光灯用品。它们看上去像拍摄电影用的卤素灯，因为它们是被有意识地用作闪光灯的。我想约翰是第一个这么用的人。他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8×10底片照相机，偶尔也用用罗莱克斯两镜头反光相机，虽然我们助手都劝他用哈苏120相机。我在约翰·法兰奇那里呆了11个月，然后到“影室５”去干了3个月，这是个由约翰·柯勒经营的摄影家群体。对我来说，法兰奇是一个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人。然后，英国《时尚》杂志给了我一个合同，我就去了他们那里工作。我开始在《时尚》杂志工作时，就用哈苏相机、罗莱克斯相机与各种35毫米小型相机。当电动卷片器这种新事物出现时，我毫不犹豫马上就采用了。当然，这还是要取决于工作性质。我不会用35毫米相机来拍摄肖像，我的肖像摄影更倾向于静态表现，但电动卷片器肯定给我带来了好机会。

问你在1960年代拍摄的人物肖像非常着名，从这些照片里，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激动。

答我拍摄的许多人物现在倒真已经成为1960年代的偶像了，这都是我为书做的东西。我为我的书《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什么的拍摄了这些照片，它们不是应《时尚》或其他杂志的约稿而拍摄的，大多数是为我自己做的。那时我确实还默默无闻，但照片自己站了出来，像拿着香烟的迈克尔·凯因、塞西尔·比顿与纽莱耶夫，还有戴皮帽子的密克·贾格。当然了，那个时代的有些人被我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比如，毕加索与导演奥逊·威尔斯。我曾经有机会拍毕加索的，法国《时尚》杂志曾经有好几次请我做，但因为某种原因最后没有做。回过头来看，我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很后悔没有拍摄毕加索的照片。现在我真心想做的一件事是拍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我确实认为他是现存的最后一个偶像。

问能说说你的拍摄方式吗？

答我在拍摄时往往会惹得模特们哭叫起来，因为我只拍摄一卷胶卷。我曾经问道：“你为什么哭？”她们会说“你很不喜欢我”。我说“你说的这不喜欢你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们只拍摄了一卷，但我们已经拍好了。”有时我只拍摄两张；在1980年代的某段时候，我一直使用11×14英寸底片的大画幅照相机，这种照相机的景深非常小，而这正好是我喜欢它的原因，用这种照相机，我通常只拍两张，仅仅是两张反转片。我认为我在那个时期拍摄的最好的肖像之一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但那也只拍摄了两张。根据不同题材，我的拍摄时间可以从五分钟到两三个小时不等，不过通常我在拍摄之前与对象谈话的时间要更多一些。有一次我拍摄电影明星奥列佛·斯通，他来了后对我说：“我只有五分钟时间，我听说你拍得跟阿维登（美国着名摄影家——编注）一样快。”我回答说：“是呀，我拍得是快，但可能我拍得没有他那么好。”他听了这话就笑了起来，在结束拍摄后，他在我这里还呆了半天。对我来说，一张肖像就是要从对象那里获得某种东西，而这也是我认为我的照片别人是无法模仿的原因。那实际上不是关于摄影的，而是关于在照片中的感情的。我不喜欢把摄影看成是摄影，我也不喜欢在电影中看摄影。当看故事或人时，令我感兴趣的不是构图。

问对你来说，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是一回事吗？

答对于我的成名，我想我的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不管怎么样，我想，对我来说，也许仅仅是对我来说，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是两个非常相近的领域。我的时装摄影照片是“人”的照片，而不是“模特”的照片。这就是这些姑娘们成了个性突出的“人”而不只是漂亮的“模特”的原因所在。

问有什么东西对你的摄影产生过影响？

答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一种影响。但如果说到对我的早期作品的影响，我想那肯定是电影。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每周总要看六七次电影。我们通常吃午餐，总是吃果酱三明治。后来我喜欢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用光方式，那种使用正面光但却让背景变暗的布光方式。那是我开始从外围使用闪光灯的时候，那种启示绝对是来自电影而不是摄影。当然我的工作现在已经扩展到几个部分了，就电影来说，我做了有约500部商业电影，还有15部纪录影片。我也已经为第４频道做了有点戏剧性的电影，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专题电影。

我喜欢许多摄影家的作品，像法国摄影家拉蒂克、美国摄影家柯特兹、法国摄影家布拉塞、英国摄影家布兰特等。也许拉蒂克的摄影是唯一的纯粹原始——虽然英国摄影家比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我认为拉蒂克是最诚实的摄影家，他从来没有为了钱而拍摄照片。他只是为他自己拍照片，我认为这太吸引人了。

问你对摄影作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答对我来说，也许标准比较极端，我认为，照片只有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之分。不管是主题性的报导摄影、时装摄影、人像摄影，还是风景摄影，都只存在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这两种照片。而在这两者之间，则不存在任何东西。

有些人把我的大部分作品称为“色情”。可我真的不知道“色情”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如此抽象的事物，也是一件如此个人化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趣味”的问题。不是“好趣味”，因为那太乏味了。当这个问题来到我面前时，我想我要决定的是，它对我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必须为你自己作决定。

问你还没有考虑过退休的事吗？

答不。不。我的上帝。我想那种观念已经过时了。退休什么的是属于另一个世代的观念，不是我这一代人的观念。我想年龄已经改变了太多了。我是新老人的一部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完全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还没有获得特别的优势，在我起步的时候，还有老时尚摄影师，而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我忙于巴比康美术馆的展览，我仍然拍摄肖像，也仍然拍摄纪录影片与商业影片，我有可能接下来会制作一部莎士比亚电影《麦克白》。

除此之外，我的《档案系列》是一个一直在进行中的项目。《档案2》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从1970年到1977年。我在1970年代的照片数量要比1960年代的多得多。我想至少要有四个《档案》甚至可能是五个才能结束。只要《档案》长到足够我每天有事做。这可是秘密，你不要对人说。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