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人是历史上最低贱的中国人。”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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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之人格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狱卒无故殴打一个犯人,犯人偷偷对狱卒说,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当你在工作,但你无故打我,就不是工作而是你我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总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两三年后犯人出狱, 又过了几天,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监狱的门口。
(有人称扬州没有监狱,扬州的确没有监狱,但有个扬州看守所。至于这个例子是真是假,作者如何得知的,我没有能力证伪,扬州本地的网友或能查明真相的请说下。另,关于扬州看守所监狱的新闻链接:http://www.yzcetc.com/Yzcetc/showinfo/showinfo.aspx?infoid=f45aae36-530f-468b-9bb3-929d2df6de01&siteid=1&categoryNum=001001)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抢了,就饿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对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对他人的残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的同情心指数非常低。在着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无一肯施予援手。其实这十八个人不仅只代表他们这十八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度不善良的群体。他们可以怒斥身边的乞丐,也可以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于自己的亲人的困难也极少给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不幸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杀的时候,这种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折腾。”

我们知道,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写过一本着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亚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草地上,等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温斯顿对茱利亚说,“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茱莉亚说,“完全明白”,温斯顿接着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他妈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腐败透顶”,茱莉亚回答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我们可以把这个看做是中国大陆人格的晚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怀疑,甚至痛恨。他们会对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极大地怀疑和仇恨。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就不再麻木,相反,变得极为愤怒, 而且还会极为暴戾,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他的万丈怒火,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而更为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体。

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作比方,我说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过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吴妈,连吴妈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幼儿园的孩子。其实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的屠童案就是一个明证。

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排着队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

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地编造;还有些人会认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道过,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

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终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躯。

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斗士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

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

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

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同样的盲目,也同样的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

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拼命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孔当,破坏规则。

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的情况,按常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几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 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

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 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 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死气沉沉。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个足协。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 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

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争相效仿。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子。

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

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 但是还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 又过了几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 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 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曰:如秋水长天。

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

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是极为脆弱。

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



葵花宝典 2015-08-23 08: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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