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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向以拥有“近乎完美”，能“创造源源不绝的利润”的制度和拥有“发展最迅速、体系最完备”的管理科学自诩；又长期以世界经济、科学、技术中心，包括管理科学中心自居。就是这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在受到日本“挑战”与“威胁”之余，认真地提出了“应该如何来应付这项挑战”的问题，同时掀起了对管理科学的大探索。这场大探索是从风行美国的研究日本“成功秘诀”、描述“日本第一”，人们称之为“日本旋风”开始的，它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反思和呐喊、觉醒和变革，逐渐进入了探索创新时期。（注：《结合论——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结合研究》，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477～500页，第549页。）
    　　　　一、美国管理大探索的新特点
    这个探索创新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作为前期：它是在反思基础上进行的，表现出深切而谨慎；它是在“新经济”“持续”高涨环境中进行的，突出谋求长盛，表现出了狂热而自信；它是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条件下进行的，突出谋求垄断，表现出了重视信息化和重视信息的正确解读。这种探索创新，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在现阶段，客观环境又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特别是在“9.11事件”与美国“新经济”神话受到挑战、经济发展低迷、复苏艰难的背景下，这种探索创新则具有一些新的特点，管理界与管理学界所寻求的东西，就不能不带有背景特色。我们从《商业周刊》评选出的2003年度十大最佳商业书籍中，大致可以看出这种特色，大致可以看出美国管理学界在寻找什么。
    1.寻求防御性（安全性）策略。美国人深知，当今不变革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但要变革创新就会有风险，甚至有可能给企业、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怎么办？十大最佳着作中，有两部就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的。《革新者的解决之道：创造和维护成功的增长》一书提供了对待革新的新思路，即把新想法或技术转换成那些能完全改变游戏规则，赢得消费者并产生更高增长率的产品。该书更多的是告诉人们如何去想而非如何去做。《新金融秩序：21世纪的风险》则提出了一个重新设计世界金融体系的方案。尽管它津津乐道一些至今仍无法抵御的“最大风险”，却也提出了一些不管做得到还是做不到以致被认为“仅仅是刺激新年期间灰色情绪的噱头”的具体设想和方案。
    其实，此前“危险管理”“风险管理”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设计一套如何评价股票选择权和其它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美国学者，生动地表明了风险规避的研究水平。上述那两部着作被列为十大最佳着作，则进一步说明了它受美国管理界和舆论界的高度关注。
    2.寻求重新振作的动力。“二战”的“珍珠港事件”曾使美国的民心受到重创，但之后的“新经济”神话又使美国人受到鼓舞。然而，“9·11事件”及其后的经济低迷，使美国人很难拾回往日的自信。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外强”的表现，实质上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内虚”，朝野都在致力于寻求重新振作自信精神的风幡。十大最佳商业书籍中有3部直接反映了这种需求的心态。《世界的车轮：亨利·福特及其公司乃至一个世纪的发展》一书叙述了福特的生平、汽车以及福特公司。引人注目的是它列举了“福特二世”使汽车制造业从20世纪中叶的低速状态中振兴起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和由此而来的汽车业的成功。《特立独行者及其创造：托马斯·沃森爵士与IBM公司的诞生》一书描述了IBM是如何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威震全球的企业”。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书作者认为沃森“最伟大的成就却是发现了公司文化的力量”。《伟大的财富：洛克菲勒中心史诗》一书讲述了标准石油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小约翰·洛克菲勒，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前夜开始启动，成功地完成了曼哈顿中心15座楼群的建设。该楼群成为纽约最吸引人的观光亮点，并被证实是一个商业上的成功。书作者想告诉人们，即使“在大萧条时代最黑暗的年份里”，资本家只要振作起来，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3.寻求新的发现。探索是为了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要谋求在社会发展方面有所发现，往往是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总概括中去寻找，或者是从各种事物间的本质联系中去探索，然而，其通常都是以对历史实践的反思为先导的。以下5部论着基本上都是通过反思而有所新发现的。《公司：革命性想法的短史》主要讲的是一项“曾改变了世界”的“古怪发明”——股份有限公司，投机性股票的产生、发展和“反对者们的呼声”。书作者用不到200页的篇幅描述“涵盖了所有要讨论的领域”，评论家说该书“短处”就是“它的篇幅实在太短了”。表明了人们对这一“讨论”的关注。《公司的主人：股票期权的真相（和为什么每个雇员应该拥有它们）》一书在对硅谷的实践作深度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管理层拥有过多期权，鲜有证据证明它能给公司带来更高效益”；（注：引自《商业周刊　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1期之《2003年度最佳商业书籍》。）而“当股票期权被广泛分配时，公司生产率将平均提高四个百分点”。（注：引自《商业周刊　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1期之《2003年度最佳商业书籍》。）股份公司与投机性股票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物，美国管理界仍十分关注这类“领域”“曾在几百年前就出现的”反对声和对新经验总结的“新发现”。这是意味深长的。
    《此行之冠：关于安然公司奇迹般的崛起、臭名昭着的堕落》一书“主要讲述了公司弄虚作假的问题”。它不仅直指那“一群势力很大”足以“吓倒”上帝的“派系”与“难逃指责”的CEO和董事会主席，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解释了安然在帐目上所做的手脚”。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安定，历来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宣扬其制度的模板，也是发展中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向往美国的偶像。然而，《双收入陷阱：为什么中产阶级夫妇走向破产》一书却发现美国个人财政破产正在打破历史记录，2003年高达150万人，其中90％的人被归入中产阶级，生活与子女教育迫使他们扩大按揭贷款，从而走向破产。该书确如评论家所说，象“一枚手榴弹剧烈地掷向过度消费理论”。上述两书，也都如同一把利刃从一个侧面拨开了“近乎完美”制度图景掩盖下真实的一角。
    《不确定的世界：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艰难抉择》，作者是前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另一作者是卫斯贝格。该书涉及了一系列全球经济危机和不断膨胀的联邦预算的管理问题。他们“讲述了当年新当选的克林顿总统继承了一个不合理的并且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作为继任的克林顿，“一方面实施需要大量高额花费的项目，另一方面要消减政府赤字”，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矛盾，也是一个常见的“国际现象”，出路何在？鲁宾认为“缩减赤字和降低利率两因素的结合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强劲恢复的关键”。（注：引自《商业周刊　中文版（月刊）》2004年第1期之《2003年度最佳商业书籍》。）
    可见，这一时期的大探索，不管书作者和评者基于何种考虑，或抱有何种目的，它的确比前期更深入、更广泛、更具有实际意义。同时《书评》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号，2003年这十大最佳商业书籍的作者，80％以上是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和咨询人员，个别是前政府官员，高校教授为主的作品权占两部；20世纪末，两部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也不是出自管理学家之手，其中从实践上发起对美国管理现状抨击的《呆伯特定律》作者，是太平洋电话公司的中级技术人员；从理论上发起对管理理论质疑、对管理学权威迷信抨击、对“满街走”的管理学家挑战的《巫医——就教管理大师们》的作者，则是杂志的编辑和记者。然而，无论如何，《商业周刊中文版》2004年第一期的《书评》是值得一读的，对于我国的管理学界来说，确应引发深思。
    　　　　二、我国管理学家的时代使命
    我们注意到：我国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已经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社会对管理科学革命产生了空前迫切的需要，国家为管理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舞台，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然而，管理科学的发展，仍严重地落后于客观变化的要求和管理实践的实际，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它集中表现在：（1）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基本上是关于企业内部管理的理论，经营环境问题虽然已经被广泛重视，但多系被动利用，机会问题尚未被作为管理的本质来认识与把握。（2）一些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基本上是关于物质生产的理论，或关于生产过程（流程）的理论；人的因素虽然已经被重视，但在某些管理学家眼里，人的作用，企业家、科技专家、工人阶级的作用和企业在创造精神财富方面的使命与职能，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连他们在创新和创造财富过程中的角色、责权利均未获得科学的定位。（3）在诸多管理理论中，尽管把企业当作一个开放系统的越来越多，但人们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当作一种处于平衡态或近似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非线性、非平衡观念淡薄，缺乏培养高度应变能力、信息解读能力和有效把握与利用机会能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准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些管理思想和理论，正在障碍改革和创新，正在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管理思想革命，已经成为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1.现在，严重问题在于教育管理学家和教育管理教育者。管理学家、管理教育家在这场管理思想革命中负有特殊的使命，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条件下，当专家、教育者同党政领导结合起来的时候，其作用与影响就更加巨大。但是，许多管理学家、管理教育者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中，则往往不是站在最前列，言必称“哈佛”、经唯取“西天”，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不甚了了，对中国管理科学的成就置若罔闻，对探讨回答现实问题作为不大。有的将计划经济时代，或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籍以成为“权威”的“理论体系”自奉为经典，对中国管理的新经验、面临的新问题漠不关心；有的以这个“士”那个“衔”吓人，以“大师”自居，夸夸其谈，到处指手画脚，不向实践学习，不看实际需要，不解决和不回答实际问题；有的机械地去寻求“学界公认”的东西，孤立地去构建“自己的科学体系”，集中力量去进行“学科建设”，无视新的管理思想，无视理论创新成果，无视应用领域的研究开发与实践。20世纪50年代我们说“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今，现实已经郑重地向我们指出：是到了应该提出“严重问题在于教育管理学家和教育管理教育者”的时候了。
    2.时代要求管理学界重兴大探索的新热潮。管理是驾驭生产力诸要素和协调生产关系的科学。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管理，而生产力是最活跃的、不断发展的，环境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不断的，管理科学要与之相适应也就应不断发展。因此，管理科学不仅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也是一门永远年轻的科学，探索是管理科学本质的要求。
    当代，管理科学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是一个宏大的学科群，一个宏大的学科群落，一个宏大的学科门类。那种管理科学是“二级学科”或“一级学科”的争论早已过时。大综合与大分化不断在学科内外进行着，这种大综合与大分化必将继续进行下去；而综合与分化的过程，学科建设的过程，都是科学探索的过程，大探索是管理科学发展大趋势的要求。
    在社会方面的探索过程中，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概括并反思实践中成功的或不成功的经验，往往是科学探索、知识创新的必由之路或者必要基础。对客观事物进行探索、对社会实践进行反思性的探索是艰难的，而对自己的“理论成就”、“科学成果”进行反思，重新进行探讨，则是更难的。那些仍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管理学家，一旦新的发现、新的理论到了需要他们同自己成“家”的传统理论决裂时，尤其十分痛苦；但是，没有勇气和胆识作出这种决裂的学者，是很难有重大新发现的，也很难提出与构建重大新理论。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成潮流，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进展，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新一轮的创新与创业结合浪潮正在兴起，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规模化、经营集约化、体制科学化与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正在迅速发展，管理革命与管理思想革命已经刻不容缓。
    管理学家面临严峻抉择，要么迎头赶上，走在这场革命的前列；要么自我淘汰，被管理革命的洪流所抛弃。
    3.要以探索中国改革与发展中重大与现实的管理问题为重点。在管理学界，对探索重点问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把共性与个性、同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统一与综合、科学与文化等对立起来或混同起来。其实，我们说管理是科学，乃因管理科学是探索管理的本质、规律及其在实践中应用的科学，而科学就应实事求是、从实践出发，这是各国各种管理科学都应具有的共性、共同特征，可以互相借鉴的基础。实事求是则要求管理科学应该反映和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反映和适应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同时，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制度文化，因此，管理与管理科学就须具有时代特色和国家（或民族）特色，各种管理就具有个性、差别性，就有其特殊规律。一个有出息的民族是善于学习别国先进东西的民族。“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同国际接轨也好、学习国外先进管理也好、进行大综合也好，主体都是中国，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探索的重点都要适应我国的实际与需要。管理，是一个异常广泛的领域，当前，亟需强调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管理中重大关键问题。如战略问题，过去一般较重视战略的理论与制定的研究，而对战略实施及其管理的研究则十分薄弱，亟须加强，建立战略实施学势在必行，特别是众多的现实急迫问题。二是学科建设问题，建立和发展具有时代特征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学科群落问题。三是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质量高超的、结构合理的管理与管理科研人才队伍问题。
    这一切，都首先要求管理学家重新认识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自觉“整顿学风”，重振探索精神，坚持创新之路。
    　　　　三、大综合时代已经到来
    科学探索是实现知识创新的必由之路。综合也是一种探索，而且，只有综合，才能实现管理科学的大飞跃和大突破。管理科学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历了两次大综合：
    第一次大综合，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里，代表者为法国亨利·法约尔。长期担任企业最高领导且在多种行业进行过调查研究的法约尔，从企业整体和全局考察，系统综合了管理的职能和过程，形成理论体系，被称为管理过程学派。法约尔不是把不同管理学派（包括泰罗主义）当作对立的竞争对手，而是当作互补的理论，并在实践中使之结合应用；同时，强调了管理理论的重要性与普遍性，强调了人的因素和管理教育的重要性，推动了大综合的进展。
    第二次大综合，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代表人物是美国人赫伯特·西蒙。西蒙和詹姆士·马奇发展了巴纳德管理领域中的社会系统理论，特别是决策理论。他们继承管理就是“协调”的思想，提出“管理就是决策”，以“管理人”代替“经济人”，用“足够好”代替“最优化”。西蒙由于在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被授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社会系统理论和决策理论是综合汲取了古典管理科学一些成就，吸收了系统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成果而发展起来的，它对组织的本质和决策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把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起来，但联系企业实务和经济实务不够。
    第三次大综合，必将在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中实现。管理科学大综合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1）社会发生了大综合的迫切需求。在20世纪70年代后战略环境发生时代性变化的基础上，高新技术群带动了产业革命的大发展，工人“金领”化、高教普及化进程加快，国际多极化、经济活动国际化发展迅速，科技经济活动中心逐步东移，新机会、新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新要求等等层出不穷、瞬息万变，传统的经营管理严重落后，管理科学理论严重脱离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单一的理论创新已经回答和解决不了面临的问题，迫切要求管理科学的大综合与大突破；（2）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特别是探索三大起源的重大进展，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的传输、解读、存储、处理技术的大突破，都为大综合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技术基础和条件；（3）科学方法论的日益发展。它有三个层次，一是哲学方法论，这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其中的矛盾论与实践论）把它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准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特别是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它们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是一种各具特色的综合模式；三是具体学科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学的发展，都为大综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的基础；（4）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管理活动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公司制与跨国公司发展历史悠久的基础上，在高新技术带动下，商品结构、设计、生产、加工、信息处理、销售网络技术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那些与生产力性质相联系的、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大科技、大生产、大经济的发展与运作，以及从而产生的新的管理观念、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推动了管理革命的进程，为大综合创造了必要的实践基础；（5）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不仅为大综合作了舆论上、资料上的准备，而且为综合作了一些概念性、分散性、基础性的理论准备，管理科学新一代的优秀人才正在脱颖而出。
    管理科学领域的第三次大综合，可能将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1）它将重点围绕探索和回答战略环境在新的时代性变化的条件下，管理的本质、规律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来进行。在人类社会中，管理是一个永恒的范畴、一种永恒的活动，管理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与浓厚的时代色彩。如在20世纪的四个25年里，人们都对管理的本质作出符合当时实际的理解。那么，在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管理的本质呢？探讨和回答这一问题，可能是实现大综合、大突破的关键；（2）高水平地实现第三次大综合，是管理科学的大突破与大飞跃，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崭新的同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同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相适应的管理科学的新理论、新知识体系（包括理论管理学与应用管理学）；而且带来的将是一个宏大的多层次的学科群、学科群落。同时，它还将带动科学的大分化，带动一批相关学科的发展和一些新学科的诞生。管理科学将不再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将会以一个重要的学科门类出现在世界学科之林中；（3）第三次大综合是一种大科学，它需要广大的管理者与管理科学工作者参与，需要众多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参与，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这是一项规模宏大、前无古人的科学探索活动，必须由一支质量高超、兵种众多、协同作战的探索大军来承担。（4）这支探索大军的主战（或领军）重任将历史地落到中国管理学界的双肩；我们拥有13亿人口的伟大民族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我们拥有位居世界前列的宏大的管理科研队伍和管理教育规模，我们拥有居世界前列的吸纳国际投资的规模、政策和伴随而来的来自各方的各种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我们拥有和平友好、国际交流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拥有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一切有利条件，科教兴国战略已是国家的主战略，推进知识创新、发展管理科学是国家长期政策。其实，我们有些管理学家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总之，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待中国管理学者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重整雄风，肩负起时代重任，求真务实，统一规划，协同作战，奋起向管理科学大综合进军，用5至1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取得大突破、大飞跃，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为人类作出新贡献！
    注释：
    ⑤《结合论——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结合研究》，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477～500页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福州75～78C3管理科学曾德聪20042004“三农”问题一直横亘在我们心中，拂之而不能去。用社会学视野观察之，是想让具有乡土情结的人“倾听它的声响”。本期论坛主要讨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组合竞选”谁与之争峰以及影响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陆学艺教授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格局。郭书田研究员认为，突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在十四个方面予以改革；石山老先生认为，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辛秋水研究员认为，在村民自治中创造的“组合竞选制”模式具有科学规范、公平合理、简便易行等优点，值得推广；同春芬博士则在全面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本研究问卷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崇林同志执行的。陈崇林同志还对数据进行了初步计算和分析。Fertility in China:How Much Has It Really Declined?
   Robert D.Retherford is Coordinator and Senior Fellow,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East-West Center;Minja Kim Choe is Senior Fellow,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East-West Center;Chen Jiajian is Senior Fellow,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East-West Center;Li Xiru is Director,Section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Population Division,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Cui Hongyan is Deputy Director,Section of Population Census,Population Division,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曾德聪，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作者：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福州75～78C3管理科学曾德聪20042004“三农”问题一直横亘在我们心中，拂之而不能去。用社会学视野观察之，是想让具有乡土情结的人“倾听它的声响”。本期论坛主要讨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组合竞选”谁与之争峰以及影响农民职业流动的因素。陆学艺教授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格局。郭书田研究员认为，突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在十四个方面予以改革；石山老先生认为，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尊重和依靠农民跳出历史周期律；辛秋水研究员认为，在村民自治中创造的“组合竞选制”模式具有科学规范、公平合理、简便易行等优点，值得推广；同春芬博士则在全面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本研究问卷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崇林同志执行的。陈崇林同志还对数据进行了初步计算和分析。

网载 2013-09-10 2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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