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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新现实主义”
　　８０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改革转型期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把它大体上概括为“新现实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人们不再以某种过于简单的抽象的口号或“主义”，去大而化之地涵盖复杂的现实问题。而是运用经过“汉化”处理的、源自国际社会通用的学术“软件”或学术概念工具，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广泛领域中，在较厚实的学理基础上，通过更为实证的方式，来对“问题”本身进行研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对理想与主义的追求，而是不再以泛道德的“主义”来作为判识中国具体问题的坐标或解释框架。这一时期人们更注意的是，对中国国情的具体调查，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的约束条件的认识，以及对建立新制度所必需的中介环节和因素的探讨。如果说，自五四以来，以“主义”来压倒“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的主流特点，那么，从“问题”中寻求实现“主义”的约束条件与中介，则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趋势。这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中国精英中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心态变化。
　　与这种文化相呼应的是，从哲学人文学科层面上，自五四以来受中国知识分子偏爱的欧洲大陆唯理主义思潮（它在中国曾成为“主义决定论”和乌托邦的理论基石）开始受到批判的反省。北大一位青年学者高毅写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一书正是这一反思的代表之作。该书印数已达八千册以上，这在当今中国大陆学术书刊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说已经是颇为惊人的数字。从社会科学层面上看，近年来，在西方受过较系统的学术训练的新一代学者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上海一些青年文化人类学者在对江西、湖南农村宗族现状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北京一些青年学者对中国基层的“单位组织”现象与体制改革的关系的研究，均可以看出新一代学者的求实的学风与学术根柢。
　　与８０年代中、前期相比，８０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求实而平和的心态已经取代了焦虑、亢奋与浮躁的激情，如果说，此前的文章以华彩、激昂和浪漫的激情为其基本特色的话，那么，严谨、深沉、厚实乃至冷峻，已经成为此后学者们约定俗成的风格。中国十多年渐进式改革的实效已经大大地缓解了知识分子因文化滞差而产生的焦虑感和亢奋心理。这又使人们能更为冷静和理性地去认识中国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情感激越的大言高论，已经不再能哗众取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固然有摧折理想主义的负面性，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了以抽象的“主义决定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式的思维模式，鼓励了讲求实效的价值观的发展。
　　　　知识分子政治理念的变化
　　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在政治层面的最突出特点是，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权威性的认同程度较八九年前后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首先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渐进式改革的实效，使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即使不是在政治理想和价值层面上，至少是在政府权威对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功效的意义上，在知识分子中已经得到更为理性的认可。前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发生后的短暂时期内，一些心态上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浪漫情绪曾一度有过回光返照，但前苏联激进改革神话的破灭，则进一步强化了原来已经出现的对渐进改革选择的认同倾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姓社姓资论”的否定，随后的经济热潮，以及国外对中国发展的积极评价，使八九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权威性的认同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在政治层面的另一个特点是，知识分子的直接政治参与的程度比过去时期有所降低。相对于改革初期的政治参与亢奋心态而言，这种政治淡化反而是改革进入中期阶段后的正常现象。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初期知识分子“爆炸式”的“政治参与”是与“五四”式的焦灼而亢奋的“主义崇拜”相联系的，８０年代后期以来经过多元化和分流化，人们可能从政治以外的其他方式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改革初期，受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的熏陶而尚未分化的知识分子的“千军万马”，涌向政治参与的“独木桥”，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改革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在８０年代前、中期，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程度不大，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均呈同质的“板块性”，他们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彼此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动员”的入世使命感相激励。各种文化沙龙虽然层出不穷，然而讨论的差不多是同样的话题，政治倾向与心态上也大同小异。这种情况与“五四”时期颇为相似，知识分子的分化情况在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北京尤为典型，因为京城历来作为全国“首善之地”，来自各地的各类人才纷纷云集，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为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化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而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对社会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力，使相当多数的人文知识分子纷纷向商潮蜂拥，从而使上述分化显得并不十分明显。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９０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化趋势毕竟已经出现，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民间社会的发展而日趋清晰。
　　大体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分子各自的知识学理的不同类型，他们在学术和社会分工上的自我定位，他们与政治决策中心的接近程度以及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把９０年代以后的改革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划分为以下四种基础类型。
　　　　一、经世致用的“国策派”
　　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有较主动的与决策层协作的倾向。他们力求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知识，对中国当前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并力求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国情报告和经济趋势与危机的预测分析报告，对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定位问题的研究，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政治理念上，一般均具有这样的共识，即通过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以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现代化。他们目前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人口与资源关系；国家权威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转型期危机发生的机制；社会问题研究与对策建议等等。
　　胡鞍钢可以说是国策派的突出代表。这位原来在东北插队的学工科的中国科学院博士，在耶鲁大学经济系深造两年回国后，运用统计经济学的方法，根据自己选择的七百多个变量，对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９２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二万多个有关国民经济的数据，进行电脑处理，并在这一基础上成功地预测了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他与留美学者王绍光在计量研究基础上完成了长达十七万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与地方分利化倾向急剧发展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这份报告和他们提出的分税制建议，受到政府与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当前分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与八九年以前的青年幕僚相比，９０年代以来出现的“国策派”一般均受过更严格系统和规范的学术训练，他们能更自觉地从中国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某种抽象的既定目标出发，来提出自己的学术或政策主张，他们也更具有学术上的独立性。由于近年来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危机现象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决策层与知识分子中重新出现对理论与对策问题的关注，处于前沿的国策派，势必更为活跃，更具“进攻性”和主动性，并将具有包括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研究在内的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政府首先是通过这些“国策派”知识分子，认识到非幕僚式的、独立的学术研究对于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决策的必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呈多样化与复杂化，决策层将越来越认识到有学术根柢和独立创见的国策派的作用与价值。国策派无疑将成为今后政府决策层与知识分子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沟通的重要桥梁。
　　　　二、恪守学术本位的“学院派”
　　与国策派不同，学院派有意识地与政治动作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关心政治，但却并不想直接影响政治，他们对知识分子中的浮躁、亢奋与激进浪漫的心态有过相当的反省，并认同决策层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渐进的现代化改革。他们与前述的国策派一样，同样也有着相当强烈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并力求从中国现代化产生的“问题”与困惑中寻找学术关注点。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应以学术为生命，通过发展学术，引进国际规范化的概念工具，正本清源，并使之成为反省历史、认识现实、展望未来的学术“软件系统”。他们认为，对于中国民族来说，最需要的是“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只有通过思维方式的规范化、严格化，才能改造国民性中的偏执、狭隘和教条化心态并发展理性精神，而这一事业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如果把“国策派”的学术比喻为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应用科学”，那么，“学院派”则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他们关注的是一些更深层次、也更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中间组织、儒家传统的转化与中国民族性、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等等。
　　　　三、以清流自好的“文人派”
　　与国策派与学院派不同，“文人派”可以说是与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最为疏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自己所崇尚的人文主义与理念相当的执着，甚至怀有一种近乎审美的热情。他们最常用的语汇是“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人的个体性”“拒绝媚俗”，他们对现实中的政治与社会没有多大兴趣，理念与现实的不协调而产生的精神挫折感，使他们中一些人甚至提出“退出历史”这样的命题。
　　文人派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精神最为孤独、心态最不平衡并充满心理张力的人群。一方面，他们从芸芸众生向商海狂跳的世俗化潮流中，感受到“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人格的侏儒化与动物化”，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又非常不合乎他们的口味与理念，于是成为茫茫社会人海中的一个个的“孤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精神上可以依托的支点，而且，也不像前两派那样容易得到企业界的经济支持。而内心又不愿与“举世皆醉”的社会“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只能回归到自己所钟爱的理念世界中去。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愤世妒俗，孤芳自赏，并以清流自许。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有传统士大夫“文人气”的人群。
　　在文人派看来，国策派过于“浅薄”，学院派的研究也过于功利化，并且缺少“知识审美趣味”和“永恒的主题”，他们生于中国，但却不像前两派那样有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他们崇尚的是普遍主义，诗人顾城用斧头杀妻而后又自杀，在一些文人派知识分子中引发的却是一片大发幽情的唏嘘。他们从中发现的乃是“诗人的性灵”问题，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的精神本体，他们是作为“世界人”生活于中国的。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只是“文人派”的典型画像，实际生活中的文人派知识分子作为个人当然会现实一些。文人派对精神理念的执着追求，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也应有他们的地位，尤其在中国精神生活领域出现过度的世俗化的条件下，作为一种反向的思想精神运动，他们在继承与发掘中国文化精神、拓展社会的精神视野、介绍与传播世界思想文化成果方面，具有其他知识分子类型不可取代的作用。
　　　　四、浪漫激进的“社会批判派”
　　如果说，中国当前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流是在保持现存体制的历史连续性的条件下，渐进地走向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的民主，那么这里指的“社会批判派”是那些对这一主流趋势抱批判态度的具有“浪漫主义”政治与思想倾向的人。他们的人数相当有限，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在知识分子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右派是原来主张全面推进西方式的多元化民主的、全面认同西方价值与政治理念的人，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走向实现主义之后，他们仍然怀抱过去的理念而“守其孤忠”。
　　“社会批判派”中的“左派”则与右派在政治价值与目标上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在理论上崇尚西方“左派”的依附性发展理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称之为“新左派”，他们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那样将会成为“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牺牲品，他们从西方新“左派”那里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即“资本”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和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和成本。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走“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新左派”中不乏有在西方留过学的博士，但他们大多数年龄尚轻，没有经历过“文革”与插队。对中国实际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是从价值追求上，而不是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来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新左派”，中国大陆的上述主流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主流知识分子尊重“新左派”对理想主义的执着，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新左派”的理想过于“唯美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实现。
　　以上两种在政治取向上绝然不同的“社会批判派”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其中的右派是利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实现其“人权”理想，而“左派”则把民粹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而言，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与多元化，以及功能上的分殊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精神现象。思想价值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无疑将使２１世纪的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世界，呈现出过去所未有的层次与色彩。无论中国在未来的命运如何，“板块”式的大一统的文化局面将一去不复返。知识分子的分化趋势如何发展与演变，将会成为关注现代化命运的人们日益感兴趣的问题。
　　
　　
　　
北京青年报3京004D4中国政治萧功秦19951995 作者：北京青年报3京004D4中国政治萧功秦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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