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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迁，既影响和推动青年的社会发展，同时又以年轻一代的成长进步为动力。考察15年改革实践与青年发展的关系，为青年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改革15年我国青年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
　　1.思想解放阶段（1978～1982年）。中国社会突破僵化模式，启程进入世界现代化潮流，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有三件大事极富历史意义：一是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广大青年从中受到极大教益，从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打破种种禁忌和束缚，激发出强大的自主性。之后，全国性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热潮再次引起青年对自身的关注，尽管他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本质尚未深切了解，但对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极大兴趣，从朦胧中开始醒悟。这是当代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时期。二是由安徽农村肇始并迅速波及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是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意义不仅是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更重要是打开闭锁的国门，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社会开放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必要条件。创办特区，借助“窗口”功能，有利于中国青年开放视野，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国际追求和全球归属感的公民。由思想解放、农村变革、对外开放所组成的第一次现代化冲击波，使中国青年开始挣脱和放弃旧的意识、观念和心态，产生对现代化社会的急切追求，驱使青年逐渐了解、吸收、学习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新生事物。
　　2.实践创新阶段（1983～1987年）。80年代前期，中国青年由以破为主变为以立为主，由批判心态转为建树心态，在社会变革大趋势中投身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其间有三种活动影响较大：一是商品经济活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传统单一计划模式作了重大突破，引发了青年经济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脱贫致富”与“万元户光荣”的舆论宣传，更激励着青年想方设法谋求致富门路，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第一次“全民经商热”。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增强，刺激中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尝试新的政治活动方式与体制结构。三是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物质生活收入相对提高，青年产生了强烈的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愿望。但这一方面同传统意识观念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同“左倾”思潮下一贯提倡的先公后私的思想发生矛盾。在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推动下，这场讨论迅速向全国扩散，成为广大青年关注的热点。上述趋势对青年发展具有二重效应，首先是年轻人勇敢地投身变革实践，不论成败利弊，作出了尝试，也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初级商品经济体制逐步转化。其次，经济活动培育了青年的竞争意识，以及以竞争观为核心引伸出效益观、进取观、交换观、经营观等商品经济意识。政治活动激发了青年的参与意识。新生活方式讨论引发出各种生存观、劳动观、消费观、发展观等大反思，促使年轻一代摒弃旧的参照坐标，主动接受新观念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带来种种负效果。从表层上看，是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从深层上看，是造成青年的心态混乱。集中表现在各种观念意识、行为准则的扭曲变形，使人们无所适从，陷入困境。中国青年实践所产生的困惑，成为现代化推进必须解决的课题，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契机。
　　3.意识调整阶段（1988～1991年）。这是现代化转折时的矛盾充分激化，使各种冲突公开化并引出调整导向措施的阶段。中国青年对前一段实践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包括官倒、特权、腐败、投机等严重不满，产生两股急于改变状况的潮流：一是希望于中国加速“西方化”发展，模仿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正轨；二是寄希望于中国恢复旧的社会主义权威模式，靠高度计划体制来推进与西方有根本区别的现代化。回顾该历程，加强对青年现代化理论知识的教育导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对此前引进的观念、意识、准则进行反思与改造，使其符合中国国情，并指导青年卓有成效地参加社会实践。许多清醒的理论界人士和中青年干部，就在这两股思潮的夹缝中，开展艰辛的教育导向工作。既引导青年不崇洋媚外、不追求全盘西化，而是针对国情吸收外国长处和发挥民族优势；又劝告年轻人抵制极左冲击，避免陷入僵化思想，保持追求变革与进步的活跃心态。同时，他们扎扎实实地介绍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对未来发展有较清醒的认识。经过努力，中国青年的心态发展呈现出较为健康的势头，其政治追求从多样化转为明确化，经济活动从直接性转为规划性，文化生活从新奇性转为实用性，人际交往从利用型转为互益型，人格模式从分裂型转为协调型，社会认识从幻觉型转为现实型。青年素质发展的新趋势，表明他们在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斗争之考验中逐渐成熟，具有相对自主的选择能力。
　　4.自觉发展阶段（1992年至未来一段时期）。这时期迎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转机，即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进一步改革。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党的十四大召开，都重新鼓励中国青年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验。但两次机遇有所不同，70年代末起始的改革和80年代初确立的商品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国内“前无古人”的探索，90年代初的发展市场经济，却是以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的改革实践为典范。这就对广大年轻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前者使人对民族现代化缺乏坚实的信心，后者使人增强了开拓创新的勇气。所以，这次发展市场经济，将全国各地青年，包括最落后地区的青年也激发出热情，纷纷渴望把握机遇。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此时期中国青年自身现代化，就由靠外因刺激作出反应，到自觉主动发展自己；由受多种因素冲击而产生矛盾心态和行为冲突，到有意识地协调适应。现代化因素已逐渐融入青年的深层人格之中。
　　由于年轻一代接受现代化的渠道不同，就形成三种主要的人格类型，包括理性人格、市场人格、中性人格。理性人格是符合理性规则和有效性准则为基础构建生活的个人行为特征，对中国社会变迁具有二重功能：一方面，理性人格激发了中国青年的奋发进取，拼搏奋斗精神，有利于凝聚力量推动现代化；另一方面，它依据西方模式刺激中国青年的行为反应，就容易出现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不切实际地进取等弊端。市场人格是指以获取现实利益和经济利润为目标，并构建实惠性生活模式的个人行为特征，对中国变革亦具有二重功能：一方面，青年的市场人格发挥作用，使追求效率、讲求效益成为社会的时尚，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另一方面，市场人格注重短期利益与实惠世俗，故在促进社会短暂繁荣时往往不顾及长期发展战略，甚至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青年中性人格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中具有极强适应性而导向稳定有序生活状态的青年个人行为特征，对中国现代化亦有二重功能：一方面，它强调对变革过去及新旧交替的适应性，使青年增强忍耐能力和承受力，有利于化解现代化面临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顺利发展；另一方面，它诱使青年注重适应而回避或忽略主动、进取、竞争，阻碍社会活力的增强，甚至间接导致社会停滞。三种人格类型各有利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转化，并相互交叉、融合。其趋势是讲究理智、追求效益、积极适应等有益因素逐渐被广大青年所接受和具备，而以个人为中心、短时行为、不敢进取等消极因素则被摒弃或改造。现代化人格素质对社会进步发展有着潜在而深远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青年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归纳出具有特殊性的几点因素。
　　其一，青年发展由浅层向深层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从生产者行为的解放逐渐转向对体制、结构的冲击，相应地，青年发展则体现出“观念——行为——人格”推进的轨迹。事实上，现代化不断深入，并非必然频繁更换观念，而是将新意识逐渐渗透到青年内心。从80年代初期倡导竞争观念，到80年代后期形成竞争行为，再到90年代塑造竞争性人格，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竞争，才真正影响中国青年的素质。其余的现代化因素也是借助改革的不同阶段，而由外向内地影响年轻一代，转变为他们的内在素质，塑造出现代化的公民。
　　其二，青年发展是曲折和复杂的过程。现代化过程必然包含新旧矛盾、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使其在前进中出现波折。激进或倒退，是其曲折反复的表现形式。中国变革初期，改革者曾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同样，中国青年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与反复。由于社会的复杂因素，传递给年轻人的信息也就模糊多变，从“西化”的极端主张，到“左倾”的僵化思想，都对青年正确认识的形成有所干扰。所以，中国青年在思想解放初期的实践创新中就出现诸多问题，再次解除束缚，投身市场经济活动又产生人格冲突，都是自身素质曲折发展的反映。
　　其三，青年发展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年轻一代参与变革时，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甚至是互相对立因素的影响。经济改革起步之后，有来自欧美模式的诱惑感，试图使中国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体系中的边陲国；有来自苏联东欧模式影响，希望使中国以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有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拉美模式”、“四小龙模式”的影响，劝告中国走依附性发展道路；同时，还有来自各种“国粹主义”的影响，要求中国为保持民族特性而不惜牺牲经济发展目标。参照多重因素，提炼有益成分，建构中国式的现代化架构，是必须努力的方向。青年自身素质就在交错因素影响下发展和更新。
　　其四，青年发展存在类型差异。中国青年的现代化，亦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具有不同组合的类型。首先是地区差异，当先行一步的沿海青年已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实践中更新变化时，贫困山区、封闭地区的年轻人仍固守自然经济模式，仰赖计划体制保护。所以，改革深入后，出现“观念北伐”、“南风北渐”，正说明青年现代性形成中的差异，具有交流和互补的可能性。其次是群体差异，即先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青年企业家和干部与文盲半文盲的低素质青年之间，具有较大差距。倘若忽略差距的制约功能，盲目加速社会变革，就会引起对抗、混乱甚至分裂。中国改革和青年发展之所以异常艰难，亦受此影响。再次是人格差异及虚饰表现。中国现实存在多种人格，青年的个性、利益千差万别，这将牵制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然而，中国人的二重心理、虚饰习惯，又使其善于掩盖内心真象，人格表现模糊难辨。重视这些差异和特性，才能使中国现代化政策、措施有针针性，对不同类型青年都产生较深刻的影响。
　　其五，青年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复杂功能。中国青年发展本身是曲折反复的，其作用于社会也会产生种种后果。一方面，青年自身素质的更新与发展，有利于形成社会进步的动力，加速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这是普遍认同的道理。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在自身变革中出现失误就会波及社会，干扰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造成消极后果，这是理论界近年较为注意的问题。再一方面，青年从个体而言合理的有益的素质更新，从社会而言却超越现实条件，不符合社会背景，亦会产生不良后果，这在中国有特殊的警示意义。由于地区差异大，人口成分复杂，某地区成功的经验应用于另一地区却可能产生负作用。中国青年传统习惯于依赖“大一统”、“简单化”管理方式，同时又千方百计满足特殊利益，这种矛盾会削弱正确导向的效果。因此，注重青年现代化的复杂功能，对国家、民族的稳妥进步是极必要的。
　　　　　　　　　　　　 李学铭、谭建光、余冰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
　　
　　
　　
中国青年研究京44-46D42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学铭/谭建光/余冰19961996 作者：中国青年研究京44-46D42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学铭/谭建光/余冰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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