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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从１９３６年抗战爆发前夕至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这一期间集结于延安，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这一群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而形成的，她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这一群体与近代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有着显着的特点，为世人所瞩目。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从其形成的深层原因考察，主要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
　　忧国忧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感品质，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这一情感品质已逐渐地积淀为一种制约与影响知识分子思想及行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鸦片的烟雾、列强的进犯、国人的饥寒交迫，以及自身也遭受了精神上的奴役与生活上的贫困，使得他们中的一批敢于反叛传统、具有近代意识的人们，以崭新的文化姿态和人格形象，出现于国人面前，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这一爱国主义情感品质，由一种被动的情感反应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象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１）］。“九·一八”事变后，仅上海一地，学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有３５个，所组织的抗日集会达６７次，发表的抗日爱国宣言、通电达９４个，先后二次进京请愿［（２）］。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走上了一条以自身为主体的救亡道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将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之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觉悟和力量，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依赖性。然而抗战时期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对依赖对象和救亡途径作出了新的抉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在一百多天里全部沦入敌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联合抗战，但仍然推行片面抗战的路线，难以在抗战中有大的作为。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抛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寻找民族的、精神的新“支点”。正如上海大学生向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中所述：“是政府自绝于国民，而非国民先绝于政府”［（３）］。
　　这时，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与红色首都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一方抗战热土。中国共产党自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被国民党围剿、封锁、追杀的艰难境地。而在国难当头之时，共产党人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上，毅然决然地举起全民族抗日的旗帜。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共产党人又从抗日大局出发，敦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先消极抗日，不断制造与共产党的摩擦；而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进步立场，并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延安成了有志于抗日救亡与正在流亡中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
　　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作了积极的努力。党中央将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多次通知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要象与敌人争国土那样争取知识分子；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社会媒界与知名人士，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仅在１９３８年５月～８月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２２８８人。
　　为了更广泛地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政策上也作了探索和改进。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随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党长期以来在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基本动力”。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特点、阶级归属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较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进一步明确了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２年间，先后创办了抗大、鲁艺、女子大学等１７所院校。为了使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多地了解延安，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欢迎中外人士参观采访，扩大共产党与延安在民众中的影响。到了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历史潮流。至１９３８年底，赴延知识分子人数已达十多万，形成了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群体。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一）思想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指导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依其演进历程，自辛亥时代至抗战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代人。辛亥一代知识分子因其刚刚从陈腐的士大夫集团和旧式教育中挣脱出来，推崇的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民主学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承续了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注重于以“科学与民主”及反传统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建设，追求知识分子自身个性的解放，结果，“主义”与“学说”纷呈。大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因其是在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大多已领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尝试的错误之后，其中的先进分子开始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经受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阵痛之后，一部分人将自己的重心移放在文化事业上；一部分人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其指导思想游移不定。上述四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其传统文化“情结”影响与制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较肤浅，思想流程多变，以致未能在思想上对一种主义或一种政治主张形成一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成为延安各界知识分子统一的指导思想，一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接受与实践过种种主义和政治主张，但最终均未能实现其社会理想。“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正处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以重重一击，使他们不得不对中国的出路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而正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旗帜，勾画了拯救中华，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蓝图，延安即成为新型社会的雏型，这给身临延安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鼓舞与真实的启引。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中确立了崇高的威望。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抽象，那么，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和路线、方针则是具体的，可以感受与直接验证的。因此，对于急于要寻找救国之真理与道路的延安知识分子来说，具有较强的感染性和吸引力。再则，毛泽东本人在共产党内与延安知识分子中伟人地位的确立，也是一大因素。这一切，都有助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二）弥补了历代知识分子自身的一大缺陷，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上阶层，有较浓厚的士大夫意识，在思想情感方面与劳苦大众有着一定的距离；在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的探索中，常常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局限在“主义”与理论的论证上，未能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而延安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结合创造了良机。这是由于，民族危亡的共同命运和抗日救亡的共同任务，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维系在一起。而且在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这是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再则，在延安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朝夕相处，使得原有的隔阂和距离在共同的生活、工作、战斗中逐渐得以消除。
　　延安知识分子实现与工农的结合经历了一个过程，共产党的积极引导，加快了这一结合的进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组织座谈，以帮助知识分子解开“扣子”，纠正错误观念。在由许多知识分子参加的着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还现身说法谈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转变的过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下，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学工农、当工农、写工农、演工农，使其思想品格及作品的思想内涵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被毛泽东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着名作家丁玲，从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到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三）改变了阶级属性，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
　　延安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转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谋求“抗日救亡”这一共同利益与在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经过艰苦的革命实践而得以实现的，这是一个艰难而且痛苦的过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利益成了全体国民所谋求的共同的、最高的利益，并压倒了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与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之间，在其革命目标、思想情感方面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以转变的一个历史条件。
　　为了促使知识分子阶级的属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延安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自１９３７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１７所学校，组织成千上万的延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校学习。党中央还选派李维汉、凯丰、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吴亮平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校任教，为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课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洛甫、陈云、李富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各校讲课，作时事报告，使延安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系统的学习和教育。中国共产党为了在进一步消除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不良倾向的同时，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于１９４２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延安是革命圣地和革命熔炉。在这里，众多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社会实践，逐步转变阶级属性，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者。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至１９３９年６月间共培养学员６０００余人，其中约有３０００人被发展入党。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６０９人，毕业时有４２７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４）］。
　　　　（四）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实现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不仅队伍庞大，而且结构完善。他们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沦陷区，有一部分是南洋和欧美国家的华侨青年，还有延安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汉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在职业上也是全方位的，有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明星、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教员、青年学生等。该群体的素质也是优良的，其中不少人在赴延安前就已是名人、名家，如“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黄华，姚依林、蒋南翔等；集结于延安的文学艺术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更是不胜枚举，如周扬、高士其、徐懋庸、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萧、艾青、何其芳、丁玲、萧三、贺敬之、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延安成了各界知识分子名人名家的聚集地，真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史，延安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是空前的，他们不只是形式上的聚集，而是在思想、精神、意志上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陈慕华、丁雪松、郝治平在回忆延安抗大的战斗生活时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延安，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彼此都很坦诚，谁也用不着戒备谁，你完全可以把心胸全部敞开。”［（５）］从延安走过来的不少人，之所以一直怀念延安生活，正是这种令人心情舒畅的新型人际关系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促成延安知识分子“大团结”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即“抗日救亡”，继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再向社会主义迈进。延安知识分子正是为了这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集结在一起的。其次是共产党的领导。在此以前的几代知识分子均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其“群体结构”是松散的，无组织状态的，互相间主要靠一种“文化”的联系。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克服了散漫性和自由主义倾向、有严密组织、统一领导的整体，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革命队伍。第三是在文化的构建上有了共识，各界知识人士都在为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努力。前几代知识分子间的那种“文人相轻”、各持门户之见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
　　　　三、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的成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一大批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抗日战争开始时，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线最缺乏的是干部和人才，尤其是知识型干部。毛泽东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６）］，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干部的准备。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创办各类干部学校来加速培养抗日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
　　为适应抗战的新形势，１９３７年３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除了继续从部队抽调干部进行培训外，同时开始招收从全国各地来陕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在赴延安知识分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又相继成立了陕北公学等十几所学校。这些新型学校，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各种人才。如陕公，它在建校三年中，训练了１万多名学生，其中有８０％以上到敌后去工作，１０％在边区各部门工作，１０％到大后方工作。［（７）］１９４６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调集１０万军队和２万名干部开进东北，与东北的抗日力量会合，发展和控制东北。在这２万名干部中，就有９０％是延安知识分子。
　　通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和社会的斗争实践，大批学生出身的、在抗战前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被锻造成为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队伍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统计，“党政方面”，“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８）］，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很好”［（９）］；“后来的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来”［（１０）］。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这批知识型干部，不仅在抗日救亡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们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根据地的文教和科技事业方面作出了卓着的贡献，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１、教育事业　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极不发达，就陕甘宁边区而言，它虽然是中国政治最进步的地区，但仍然“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１１）］。至抗战初期，全边区仅有１２０所小学，在校的“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１２）］，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有当地人口的１％。
　　中国共产党立足陕北后，把兴办教育事业视为当务之急，积极倡导与广泛发展民众教育。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为边区解决了小学教育和群众教育的“师资”问题，使得边区的小学教育迅速发展，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两年间边区受教育的小学生数增长了１０倍。在成人教育方面，创造了识字组、识字班、冬学、夜校、半日校、民教馆等六种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在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方面，不少知识分子先做学生，后当教员，形成了干部与高等教育的良性循环。延安知识分子所作的上述努力与探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普及工作、党校与团校等政治学院的建设、发展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２、文化事业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贯彻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深入农村、工厂、部队，掀起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高潮。他们建立了各种文艺社团，如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众多的音乐团体、美术团体；同时，还组建了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延安平剧研究院和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等。不仅使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有了组织上的保证，而且也为新中国诞生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边区以至全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如《兄妹开荒》、《白毛女》、《赤叶河》等一批戏剧深受边区人民喜爱。《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不少优秀歌曲，在我国音乐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文学创作方面，不仅硕果累累，而且迎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新时代，奠定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基石。
　　３、科技事业　三、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经济与现代工业相当落后。到了１９３８年，延安集中了一批科技人才，有留德的教授和博士，有在国统区执教的青年教师，有从事各种专业的科技人才，他们为发展边区的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工程师沈鸿，１９３８年春，带７名技术人员和１０部车床来到延安，与其他技术人员合作设计了印刷机、油墨机、造纸机、制药机和煤油机，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基础。在晋察冀集中了一大批学理工的大学生和留学生，创办了军事工业和军工研究室，能制造常规武器，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延安光华农场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当地棉花栽培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为解决当时缺棉少布的困难立了大功。陕甘宁边区还有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精湛的医疗卫生队伍，在延安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疗系统和医学教育系统，为各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医护人才。
　　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同时还在科技理论研究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探索。１９３９年，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既注重解决抗战和边区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又着力为全国胜利后所需人才做准备。自然科学院的教师们带领学生对陕甘宁边区的生物植被进行普查后，向中央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随之掀起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１９４０年成立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有会员３２０人，下设机电、农学、地矿、炼铁、生物、医药、航空、气象、土木工程等十多个学会。这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为边区以至后来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和组织形式、社会实践方面的宝贵经验。
　　（三）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经过抗日救亡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促进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从而确立其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一是实现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并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抗日救亡这一全民族的共同目标驱使下，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与引导，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氛围里实现了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促进了自身思想品性的改造，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性，逐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一“结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直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推崇和仿效。
　　二是延安知识分子作为抗日救亡的主体力量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重实践”的新价值观。抗战之前的几代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中，偏重于理论的争辩，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将抗日救亡落到了实处，直接参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科技事业的建设，注重从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这一价值取向的形成，使延安知识分子真正走出了“象牙之塔”，获得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劳苦大众的机会，拓展了思想空间，强化了革命意识，提高了思想的敏锐性，这也是延安知识分子得以健康成长的一大内在因素。
　　三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的组织领导过程中，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克服了旧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自由散漫的思想作风。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每一成员，是作为一名抗日救亡的战士而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的。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利益，使他们在思想意志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因而从根本上抑制了以往的“散漫”作风和个人主义倾向。知识分子之间，以及他们与工农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同志式的紧密团结的人际关系；长期的集体生活，逐渐形成了守纪律、服从组织领导与管理的自觉性。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上的这种深刻变化，使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立于工农群众、立于社会之中。
　　在中国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长链中，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只是其中的一环，但她却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开创着中国知识分子辉煌的未来。她的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可磨灭，她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注释：
　　（１）《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第３０９页。
　　（２）《中国青运史研究》丛书之六第４１页。
　　（３）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３日《申报》。
　　（４）《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９２页。
　　（５）１９８６年６月３日《人民日报》第４版。
　　（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２５６页。
　　（７）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８日《新华日报》。
　　（８）（９）《陈云文选》第１４５、１１３页。
　　（１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６２页。
　　（１１）（１２）《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浙江社会科学杭州020-025K4中国现代史刘悦清19951995 作者：浙江社会科学杭州020-025K4中国现代史刘悦清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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