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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实现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来推动的，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健全而实现的。但在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势力和西方侵略势力的强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而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从诞生那天起，就把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当成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自觉地为中华民族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
    　　一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工业化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政治障碍。从此，尽快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尽早实现国家工业化，便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和中国共产党决策者们考虑的中心问题。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自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或直接或间接地都与此有关。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工业化和如何实现工业化有了崭新的和更加全面的认识，但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口号，仍然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按照中国共产党决策者们原来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建国后刚过三年，毛泽东又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重要情况，会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出现如此大的决策变化呢？
    那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面前摆着三条道路：一条是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另一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就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积极参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到充足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再一条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就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对内实行高积累，在国内原有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三条路对于中国来说，前两条不可能走也不应当走；后一条在1945年前后考虑建立联合政府和1947年以后考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也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让不是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上是在表示，中国打算采用第四条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即通过发展国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来积累资金，扩大技术装备和技术队伍，然后再着重发展重工业。但是，到了1952年，情况变了。
    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开始扭转，就已指定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一五”计划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对这些问题，编制者一开始并不怎么明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1](P290)他的这段回忆说明，“一五”计划在编制过程中，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确实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明确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办法的，是1952年5月中财委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李富春作关于“一五”计划指导思想与分行业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提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2](P421)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且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那次会议之后，中财委会同有关部门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于同年7月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个草案的要点是今后五年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以便在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五年内需供设备的清单。[3](P145)随后，中央书记处于7月12日、14日、17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3](P145)目前虽然还没有关于这三次会议的材料，但可以判断，正是在这三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讨论了“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最终敲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因为在这之后不久，中财委正式印发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以及《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明确规定五年建设的方针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也是在这之后不久，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前往苏联，与苏方进行商谈。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期间，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贷款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至于具体给什么不给什么，还需要用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后才能说。由于斯大林有了明确表态，周恩来、陈云等便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继续就具体问题与苏方洽谈。周恩来、陈云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薄一波回忆说，那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P213-214)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进一步映证了他的这个回忆，书中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4](P236、237)
    在中央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关于访苏情况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绝对不是。它恰好反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个重大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农业的大幅度增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出发，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统一调度全国的力量，把有限的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建设；同时，只有把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工业的国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另外，也只有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可能使农业大幅度增产。而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了。在此之前，中财委提交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就已经提出要“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2](P422)同年8月，为赴苏商谈援助而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中，也提出要“扩大人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5](P255)这些都说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既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在于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评价这一过渡的历史功过，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评价。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曾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讨论任何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中国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的帮助，当然不可能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当先进工业国，具体说是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为什么不应该不可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加快发展自己呢？苏联当时答应帮助我们，只是同意为我们提供技术、设备、专家和一部分低息贷款。而设备是要付钱的，贷款也并不多。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国内各种重大比例和经济利益关系的紧张，是必然的，是在所难免的。
    对于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中存在的缺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也是比较早就有所觉察的，而且曾试图加以纠正。例如，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在1958年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在1959年提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以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用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取代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提法。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周恩来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讲过：“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6](P133-134)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我们仍然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仍然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先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时间慢慢发展轻工业，等到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可以肯定，当时的人将不会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发展也不会建立在这么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
    　　二
    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在苏联也存在着评价上的分歧。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曾掀起过一场重评苏联历史的运动，其中对于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多数人认为由于过分强调重工业发展速度，阻碍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苏联解体十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史学界的多数人和代表政府的主流观点都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有强大的工业，这对国家是生与死的问题。苏联没有殖民地，没有外资，工业落后……又不可能走传统的从轻工业开始的较为缓慢的工业化道路。所以，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缩小市场的作用”，对农业采取“超经济强制”获取资金，使人民“勒紧裤腰带”等等，都是“迫不得已”的。对工业化的这种新评价，也使人们多少改变了对农业集体化问题的看法。过去，苏联和俄罗斯史学界对农业集体化是全盘否定的，但2002年出版并经过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历史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却有了新的观点，认为：“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条件。”
    对于尽快实现工业化的追求，给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带来过一些曲折的经历。这主要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所发生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实现工业化与总路线、“大跃进”的关联比较清楚，不必多说，需要说明的是它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搞人民公社是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似乎与发展生产力、促进工业化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件事的起因也不是为着改变生产关系，正是为着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业的需要而试图加快农业生产力，包括村办工业的发展。
    1955年下半年，为了解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到：现在办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此后，一些高级社的规模就比较大了，有的甚至达到了几千户。1956年冬季，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村又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需要投入大批劳力和资金，这不仅涉及合作社之间的利益，也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的关系，如果核算单位过小很难办成，如果按商品经济原则，谁投入多谁受益多，在当时条件下也很难做到。因此，人们自然会想到把相互协作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社。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上“大跃进”后地方工业遍地开花，造成农村劳力紧张。那时建水库、水渠，基本没有推土机、挖掘机，主要靠人海战术，男劳力不够，妇女也要上阵。一些地方为了尽可能腾出女劳力，让她们参加生产，也很自然地会想到办简易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这说明，办人民公社和办大食堂，无论是领导人最初的考虑，还是基层最初的动因，都是为了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尽可能多地解放农村劳动力。问题是，这种做法违反了客观规律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再加上工作中搞强迫命令，宣传上过分突出它在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意义，给它附加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而且“层层加码”，结果“喧宾夺主”，反倒使人们忘记了它的初衷。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那时，由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阶级斗争上，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即使在那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对国家工业化的追求，只不过把追求的方针改为了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靠“抓革命”当然是“促”不了生产的，但是，要通过“抓革命”来达到“促生产”的目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却是真诚的。正是毛泽东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明确提出了“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正是毛泽东批准了国务院1972年关于从西德引进一米七轧机、1973年关于从西欧和日本进口43亿美元成套工业设备的报告。也正是毛泽东对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使他们一度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骨干，整顿了生产、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的秩序，从而减轻了因动乱而造成的损失。
    在那十年里，由于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使有经验的老干部、科技人员受到排斥，群众组织占用工作和劳动时间打“派仗”；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新的飞跃”的口号，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例如，“四五”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2.25%，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重工业产值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这一方面使积累率高达34%，造成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多少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一些较为突出的成就。例如，建成了9条铁路、一座长江大桥和5个油田，发射了15颗卫星和一枚远程导弹，爆炸了一颗氢弹等等。
    在那十年里，南有美国侵越战争，北有苏联陈兵百万，东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共中央判断帝、修、反有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作出了全面备战和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这一决策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一面，“三线”建设也存在不讲效益、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弊病，但它对于改变中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前提。另外，大中小同时并举是毛泽东提出过的工业化主张。“大跃进”之后，“小土群”纷纷下马，而在’三线”建设中，由于强调大小“三线”同时建，使中小工业又有了转机，县、乡、镇的小钢厂、小煤矿、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得到大发展。这些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认真而深入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前30年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借鉴世界上后工业化国家在处理工业化与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关系方面的新鲜经验，逐步开拓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首先，对工业化的内涵有了比过去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过去，我们对什么叫实现工业化缺少一个明确的标准，只是知道斯大林曾经说过，只要工业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0%，就算工业化的任务完成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早在1975年就实现了工业化，但我们并没有认同这个标准。现在，国际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工业化，要看那个国家的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和工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是否高于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至于具体标准，国内国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中国的权威部门虽然没有对此发表过肯定的见解，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设想，把中国政府以前提出过的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推迟到了本世纪中叶。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已在20世纪末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7](P18、21)他还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就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现在的CDP中，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50%，农业增加值已经降到了17%，城镇化率也提高到了38%；尽管我们现在的许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已经名列世界各国的前茅，GDP的绝对数也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尽管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已经普遍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而且加工工业的能力堪称世界强国，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相反，我们认为要达到工业化的标准，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以及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还要进一步降低，工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城镇化率还要进一步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以及GDP的人均数在世界各国排名中还要大大前移，自动化在工业生产中的水平还要继续增强。正是这一认识和由此形成的对全社会的进一步动员，成为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和不竭动力。
    其次，结合形势变化，制定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化战略和体现这些战略的五年计划。2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提出和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在农村普遍推行了集体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确立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各种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到了充分涌流。同时，积极争取和充分利用国外的直接投资，除了建立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外，还恢复发行国债，创建证券市场，从国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和国际资本中吸纳建设资金，为推进工业化广开融资渠道，并筹措到了大量资金，进而又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思想，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去”战略，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等许多新的工业化方针，引导中国工业化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正是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手全国政权时，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难以相比的，即使与一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大国相比也是低的。但是，仅仅过去50多年，经过九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的工业化面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缩小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在总体上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原因固然可以说出许多，但根本的一条在于，领导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工业化这一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受到全中国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因此，可以预言，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中国在本世纪前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当代中国就一定会拥有一个更教学与研究京5～10K4中国现代史朱佳木20042004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在国内，因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应对，党内高层产生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在国际，中苏两国因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使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周边形势的紧张，使毛泽东加紧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因素，从而在全国开始了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即四清运动。[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立项课题“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环境 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01JA770028)；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迈夫曹永琴/阎宇波/Octavia Hill's System:A Way of Housing Reform for the Poor's Dwelling Conditio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ritain
   MEI Xue-qin,GUO 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BNU,Beijing 100875,China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作者：教学与研究京5～10K4中国现代史朱佳木20042004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在国内，因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应对，党内高层产生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在国际，中苏两国因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使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周边形势的紧张，使毛泽东加紧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因素，从而在全国开始了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即四清运动。[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立项课题“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环境 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01JA770028)；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迈夫

网载 2013-09-10 2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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