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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赵树理方向”极具时代光彩和现实意义！
　　赵树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着名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拿笔的战士！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用枪进行战斗的，另一支则是用笔进行战斗的。赵树理就是这用笔进行战斗的队伍中的一员，而且是先锋、骁将和号手。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作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形象、精神和业绩，将永远闪耀着鲜红的、耀眼的光辉！
　　从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４日到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赵树理的生命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足迹度过了６４个春秋，跨越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以自己扎扎实实的脚印，完成了有意义的人生之旅，撷获了缀满硕果的业绩和成就。他的约２００万字的作品，形象化地记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而光辉的历史征程，有血有肉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艺术形象，有声有色地描绘风云变幻、驳杂繁富的人生世相，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并用充满魅力的笔调，生动地表现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的丰富而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与感情波折。其中，尤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卖烟叶》、《十里店》等，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有的作品先后多次被改编为各种戏剧、曲艺和电影，频频搬上舞台和银幕，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有的作品被全世界４０多个地区和国家翻译出版，乃至成为饮誉欧洲、亚洲、非洲的全球性作家；有的作品则长期被编入大、中、小学课本，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及其作品更是独具特色、独领风骚和独当一面，他以自己丰富的、独创性的文学实践，高高地擎起了革命文学大众化的旗帜，并把它举向了新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境界。
　　赵树理早在烽火遍地、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就已是革命文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创作，一面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又成为最早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功范例。赵树理在中国革命文学的史册上，永远占据着不能抹煞、不可取代的极其光辉的地位。
　　那么，“赵树理方向”究竟是什么呢？
　　概而言之，从内涵意义上说，“赵树理方向”主要有五个方面，即：革命精神与党性原则；忠于生活忠于人民；鞠躬尽瘁与无私奉献；伟大使命与崇高理想；纯正人格与绮丽情怀。
　　　　二
　　革命精神和党性原则不仅贯彻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而且也渗透在他的思想、人格和生活里。不论做什么事，讲什么话，写什么文章，赵树理首先想到的和始终恪守的，便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按照党的指示、需要和要求去做－－这是天经地义和雷打不动的。任何诱惑，任何力量，也丝毫不能使他动摇这一信念、违反这一原则。
　　还在学生时代，赵树理就在第一次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积极参加了学潮斗争，为宣传新思想、推翻旧制度的伟大事业，献出自己青春的力量，爆发了自己生命的激情，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以笔当枪的，是为了革命而写作的。他是把作家当成战士来看待的。
　　正因为这样，在赵树理的创作中，始终都高扬着革命战斗精神，充满着鲜明而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他从不无病呻吟，不表现脱离时代和人民的那种“自我”，不为艺术而艺术。他总是自觉地、严格地坚持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从党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出发，举止言论，无不充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责任心。早在长治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在比他高两级的同学阳城人王春的影响下，赵树理的思想便开始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的照耀。一旦接触到真理，赵树理便自觉、坚决而迅速地接受了它，信服了它。在参加革命以后，写出《小二黑结婚》之前这段时间里，他尽管过着“像萍草一样的漂泊”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受到白色恐怖的压力，但还是坚持写出二三十万字的通俗文学作品，为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报刊及时提供了像旷野一样质朴、像炉火一样热烈的文稿。这是为什么呢？为了革命，为了党。赵树理本来并不是写通俗文学作品的，他的早期习作也是满纸的学生腔和欧化味的。他之所以要坚决转向写通俗文学作品，乃是因为他在写作实践中看到，广大农村文化阵地一直被旧文化占据着，广大农民兄弟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同时，更遭受着严重的精神饥渴的煎熬，那些洋腔古调的所谓“高雅”文化，压根儿与他们不沾边，他们读不懂，也不愿读；但在封建文化的包围圈之中，又难免成为封建文化的饮鸩者。　　　
　　这使赵树理痛心疾首，寝食不安。他思谋着，作为一个革命者，就必须拿起笔来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给广大农民兄弟源源不断地输送他们喜闻乐见能够启思惠力的精神食粮。于是，赵树理以战士的身份拿起了战斗的笔，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创作，步履坚定地走上了大众文学的创作道路，并且自觉地把通俗化、大众化和革命化融为一体，铸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姿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造就了自己卓着的文学业绩。他早就立下宏誓大愿，决心不做“文坛文学家”，而“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是我的志愿。”他认为，新文学若能在农村的庙会上把旧文学赶跑，这便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为此，在文学主张上，他用“为革命服务”代替了以前所信仰的“艺术至上主义”；用“为革命为大众而创作”，代替了以前所一度标榜过的“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用《歌生》、《有个人》、《盘龙峪》等通俗新颖、质朴活泼的作品，代替了以前创作过的洋腔洋调的《悔》、《白马的故事》等作品。他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１９３４年。”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它的意义，不但使赵树理由此为开端一步步地走上了杰出的人民作家和革命作家的道路，而且也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拓与发展起了破阵和先导的作用。１９３８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革命文艺要努力创造出真正“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无疑是对赵树理创作方向的肯定和提倡。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伟大功绩，在于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是，这种所谓的“白话”，却仍然是拘泥于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冷僻的词语、古训、欧化句式之类，始终是文学语言的基本构体。所以，即使是新文学，是革命文学，也还是很难直接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正如瞿秋白所说，这种白话文“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语言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为了克服这个缺点，鲁迅曾提出过将“活人的口头作为源泉”、“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意见。可以说，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田汉、巴金、冰心、老舍、曹禺、丁玲、贺敬之、艾青、孙犁、周立波、杜鹏程、欧阳山、刘知侠、柳青、马烽等作家都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成功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但是，从小说创作的特殊艺术形态和美学意义上考察，赵树理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独到的、特殊的、巨大的。孙犁曾说过：“他的小说，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这，突出地表现在从４０年代初期开始的赵树理的全部小说创作中。４０年代初，赵树理先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后在《中国人》周刊社工作，及至１９４２年底，又被调到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在这里，分派给他的具体任务是，“专门写通俗化作品”。于是，１９４３年５月，便有力作《小二黑结婚》问世。接着，《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两个世界》等，如涌泉喷，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在解放区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第一批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功范例，为中国新文学的辉煌史册揭开了划时代的光辉一页。同时，也因此而奠立了赵树理作为革命作家和人民作家的坚实地位，被誉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从而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独擎旌标的“赵树理时代”。
　　对此，赵树理是当之无愧的，他用文学的形式，生动、真切、诙谐、深刻地表现了随着改革运动的暴风雨的到来，而在中国广大农村中所展开的政权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和风习变革，并紧紧抓住矛盾斗争的焦点，满怀激情地描绘了革命的斗争场景，塑造了农村的先进人物，歌颂了站在时代前列的优秀代表，同时也善意地有区别、有分寸地鞭挞了各种处于不同程度、具有不同性质的落后的人和事，从而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生动、活泼、具体、翔实的材料，用艺术的形象和美学的力量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启示和激发了人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非常有力地起到了一个拿笔的战士所能够起到和应该起到的积极作用。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地板》、《催粮差》、《福贵》、《邪不压正》等作品，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当然与这些作品所具有的革命的思想内容、优美的艺术形式和从头至尾跳跃着的强烈的时代精神与革命脉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但也不仅仅如此，光具备这些条件还不行。还要能够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喜爱、接受、传诵。正是在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得天独厚。他的新颖、独创、大众化、生活化、通俗化、革命化的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给他的作品插上了翅膀，使他的作品不胫而走，四处传扬，沁入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心田之中。《小二黑结婚》自１９４３年９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后，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仅在国内，就有《新文化》、《胶东大众报》、《东北画报》、《东北大学》、光明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东北书店、《东北大学》、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处，先后１５次转载或再版。同时还在全国各地被改编成山东快书、弹词、评剧、鼓词、话剧、川剧、粤剧、眉户剧、歌剧、豫剧、电影剧本等。《李有才板话》在《群众》杂志连载发表后，也在短短几年间，便被《解放日报》、《长城》、《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通俗小文库》、《大众文艺小丛书》、大连大众书店、香港海洋书店、上海知识出版社、东北书店、晋察冀新体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东北画报》、上海合作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转载再版达３８次之多。
　　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在这些数字中，是有极其丰富的内涵的。它说明：赵树理所走的“三化一体”的文学道路，是正确的；赵树理的作品，是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它同时也说明：作为一个党员作家、一个革命者、一个以笔当枪的战士，赵树理的文学业绩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广泛和巨大的。
　　　　四
　　赵树理的大众化的文学创作道路，在本质上是实现了革命化、生活化、通俗化，并使此“三化”呈为一体状态而加以充分表现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三化一体”不是仅仅表现在语言形式、文字技巧和艺术风格上，而是渗透和贯穿在其从语言到思想、从形式到内容、从技巧到精神、从风格到意蕴、从句法到感情、从方法到方向的全部创作过程和艺术成品之中的。所以，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人们所感受到的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决不是表面的幽默和诙谐，决不是简单化地切近现实生活，而是从骨子里渗透着革命精神和时代风貌，同时也渗透着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的真诚的心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其中，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坚持什么样的创作原则的问题，对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常常是赵树理考虑最多、认识最笃、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贯彻得最正确、最坚决、最深刻、最全面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人格。
　　究意为什么人而写作？赵树理从一开始拿起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坚决而明确的：为了人民大众，特别是为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兄弟。出于这种考虑，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农村、写农民的。《盘龙峪》是这样，《小二黑结婚》是这样，及至全国解放以后创作的《登记》、《三里湾》、《表明态度》、《求雨》、《十里店》、《互作鉴定》、《卖烟叶》等，也同样是这样。他说：“我是个农村出身的人，是在华北的太行山区长大的。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的。”
　　赵树理这话不仅是真诚的，而且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长期坚持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深入生活，同农民一样扑下身子，做各种农活，下大力气熟悉农村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常常在农民的热炕头上谈工作、拉家常、叙乡情，在农村的节日中闹社火，实实在在把农民的心理感情摸透了，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不仅替乡亲们写对联、写家信、调解纠纷，而且把自己的钱拿去让乡亲们植树造林修水库，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甚至，就连别人的汽车辗死了村民的一只鸡，他也要寻到鸡的主人，自己赔钱，决不让乡亲们白受一点损失。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尽管仍不断下乡，但总嫌同农民兄弟的接触太少，就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同农民攀谈，交流思想，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为此，他出差乘火车，坐的是硬板；住旅店，睡的是通铺；看大戏也是同农民挤在一起，边看戏边聊天。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三里湾》脱稿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专人找他要稿子，他不给，却偏偏把稿子给了自知门楼太低而未敢上门求稿的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什么呢？赵树理心里揣着一本帐：人民文学出版社规格高，牌子亮，稿费多，印制精美，但也因此而使书的定价提高了。相反，通俗文艺出版社规格低，稿费少，印制一般，并因此而使书的成本降低了，书的定价也就低廉了，这样，也便会相应地减轻广大农民兄弟的购书负担。况且通俗文艺出版社出书不是求“雅”，而是求普及，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书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流行，真正起到为农民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６０年代初，当赵树理把自己新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时，丝毫没有想用这些小说攀登文学的殿堂，而是只一门心思地想把这些小说送进千千万万个庄稼院，用这些小说撞开千千万万个农民兄弟的心扉，博得他们的喜爱，并激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此，他独出心裁地给小说集起了个名字，叫《下乡集》，并写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一文，作为书的“前言”。他写道：“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从前有些写小说的硬说他们自己的目的只是‘写小说’，一提到小说是劝人的，他们就火了－－他们自以为有了‘劝人’的目的就俗气了。其实不论他们自己赞成不赞成，他们仍然是为了‘劝人’才写。凡是写小说的，都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赵树理不仅为了“劝人”才写小说，而且坦率、诚恳地告诉读者：“这本小书就要和同志们见面了。在本书各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我自己对好坏人、好坏事的认识有几分正确性，所写的人物有多少代表性，在写法上能不能引得同志们看下去，统统希望同志们在读了之后给我提出些宝贵的意见来，以便在重印的时候加以改正，在再写新作品的时候写得更合乎大家的要求。”
　　显然，在革命面前，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赵树理的感情、思想和心境，真如一泓清水那样澄澈，宛若一块宝石那样闪亮。他没有丝毫个人的东西。他只知耕耘，只知奉献，党和人民占据了他心灵的全部空间。
　　的确，在革命和人民面前，赵树理永远是一头牛，是一头负着重轭埋头前进的牛！但是，这头牛在温顺、绵善、勤奋、坚韧的性格底蕴中，也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屈服的倔强和执拗，那是当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的谦和宽厚，便会一下子变得气冲冲，火辣辣的。
　　在１９５８年的狂热日子里，赵树理的心境就像乱石击水一样，不断地泛起层层涟漪。是的，他不能接受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现代神话。他观察了许多现象，分析了许多矛盾，思考了许多问题；他找县委，找地委，找省委，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观感、想法和看法；他更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写了一系列“劝人”实事求是、切忌浮夸冒进的小说作品。《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锻炼锻炼》：乃至后来写的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等，就都是此种心态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赵树理从正反两个方面儆人忌虚，劝人求实，因而被称为“顶风文学”。
　　其实，对于赵树理来说，是无所谓什么“顺风”和“顶风”的，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和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党的原则，为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写什么，极力追求真实与理想，艺术与典型的和谐与统一。他说过：“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够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在回答为什么要写《实干家潘永福》这篇小说时，赵树理十分明白地告诉人们：这是为了提倡不务虚名，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坚持做实际工作的精神而写的。他在许多场合中，都曾一再表示，他的全部创作无非是要“为农民说几句真话”。直到“文革”罹难之际，他还告诉儿子三湖：“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他还对女儿广健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这就是赵树理！
　　　　五
　　人们常说从作品中可以认识一个作家。这话自然是对的，但未必十分完全。因为作品并不能包含作家的全部。只有从作品中和生活中同时认识作家，才会把握一个作家的全部，也才更可靠、更全面。　　　
　　对赵树理的认识，就应当这样，也必须这样。他的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空间，往往并不能全部包括他的人格和品德的光耀之处。比方，在物质生活上、赵树理作为一个蜚声中外的大作家，向来是粗茶淡饭，布衣简从，他抽的是两毛钱左右的玉叶烟，或者干脆就抽烟锅子。他戴的帽子，不但檐子塌了下来，而且帽边也因破旧而吊着絮絮。他在家吃饭多是稀饭馒头，即使有时上饭店，也是只到街头巷尾的小铺铺里吃碗素汤面或哨子面。他自己会烙饼，会煮饭，会编篮子，会炒菜。到地里，他是干农活的把式；到家里，他是转锅台的内行。
　　且不要以为赵树理这是“小气”。不，他可一点儿也不小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钱仅仅看成是自己的，更没有让钱占据自己的感情，沾染自己的灵魂。他是高级干部，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月工资已有３００多元，但他只要生活上能够过得去，就常常不去领工资。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但因公出差归来，只要自己兜里的钱勉强能够支付旅差费，就常常不去到财务处报销。他是作品颇丰的大作家，稿费源源而至，来自国内、国外的都有，但他却从不把这些钱只看作属于自己的，总是在思谋着如何用这些钱办更多的社会福利，或支援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或缴党费。而自己，家庭和子女，却一如既往地过着节俭到了清贫程度的生活。谁能相信，就是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大作家，临终时留给妻子儿女的全部体己却只有５００元人民币。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清白的共产党员，用党所赋予的笔战斗了一生，用生命和热血营造了辉煌的文学事业，用党性和革命铸就了高大的形象和光彩的人格！作为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革命，赵树理的一生是充实的，光辉的，但他自己却从不满足，从不自负。就在临终前不久，他还怀着十分内疚的心情写道，我“作为一个专业作家是有愧于伟大的时代的”，“我每个时期都没有能写出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来”！
　　这种永远自励自谦、永不自满自炫的精神，难道不又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赵树理的纯净而崇高的人格么！
　　正像赵树理生前所笃信的那样，不管“四人帮”怎样对待他、评价他，而社会都是会“自有公论”的。这自有公论的一天，在他去世８年之后终于到来了。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树理同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悼词中这样写道：
　　“赵树理同志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党的文艺工作。全国解放以后，赵树理同志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１９６４年，赵树理同志回山西工作，为便于进一步深入生活，曾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赵树理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的代表。
　　“赵树理同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先后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小说。建国以后，赵树理同志又创作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作品，还写了一些剧本和文艺理论文章。
　　“赵树理同志一生为工农兵而创作。他经常深入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赵树理同志在发扬文艺的民族传统、文艺的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赵树理同志去世了，但他的作品、他的精神、他的形象、他的人格，特别是他的创作方向，却活在人们的心里。古语云：飞红虽落风骨在，化作春泥更护花。赵树理不正是这样么！“赵树理方向”，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说，不啻是一种启迪和楷模！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071-07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艾斐19951995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071-07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艾斐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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