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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7)01-0007-04
　　1979年我有幸考上吉林大学，成为哲学系首届硕士生，攻读中国哲学专业。我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新理学简论》。我也许是新时期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的第一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冯友兰哲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队伍也越来越大，并且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目前已出版的专着已有十多部(其中包括我和梅良勇合着的《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发表论文数百篇。总的来看，目前关于冯友兰哲学思想的研究尚处在“照着讲”的阶段。在冯友兰哲学思想长期遭到曲解和误解的情况下，“照着讲”无疑是必要的。只有讲清楚冯友兰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理论架构、思想特色、学术价值，才能排除种种曲解和误解，恢复冯友兰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中的应有地位。迄今为止尚不能说“照着讲”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必要讲下去。但是，毕竟不能总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在“照着讲”的同时，还应当转向“接着讲”。
　　一
　　“照着讲”是讲清楚冯友兰哲学本身，着重讲“怎么样”，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接着讲”是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发挥和发展，是创造性的诠释，着重讲“为什么”，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接着讲”当然应当以“照着讲”为前提，否则就不成其为“接着讲”，但毕竟有别于“照着讲”。“接着讲”关键在于讲出新意来，找到自己的讲法。王夫之说过“六经责我开生面”，这大概就是“接着讲”的宗旨之所在。套用王夫之的说法，也可以说“冯友兰哲学责我开生面”。我们应当接着冯友兰的话题自己讲，讲自己，致力于打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
　　冯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哲学纷无定论”。意思是说，人们无法给“哲学”找到一个确定的定义、一种公认的说法。古希腊人把哲学叫做“爱智慧”，并不是给哲学下定义，只不过是对哲学的特性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按照古希腊的这种说法，哲学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爱智慧”就是追求，就是探索，就是思考，就是创新。哲学是一个无尽的话题，永远没有讲完的时候。哲学既然是动词，当然讲哲学就需要不断地转型。哲学既然是一个动词，当然处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哲学。“转”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也就是“接着讲”，而不仅仅是“照着讲”。“型”有范型、范式等意思，是指相对稳定的理论形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发生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开始于1919年，第二次开始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第一次转型是从传统中国哲学转向现代中国哲学，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可作哲学史的研究；第二次转型尚处在过程中，但已有大模样。第二次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从“批判”、“破坏”、“斗争”等主题，转到以“建设”为主题，即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前进的大方向。我们接着冯友兰哲学讲，必须围绕着建设的主题、适应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讲。
　　那么，应当怎样“接着讲”呢？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冯友兰哲学中选择以下几个接点。
　　二
　　我认为重视确定性原则是冯友兰哲学的第一个主要特色。他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表明他的哲学思考以“理”为核心范畴、为最高范畴。冯先生坦然承认，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中程朱一派讲的。他之所以重视“理”，无非是要给世界万事万物的确定性找到哲学依据。
　　中国传统哲学通常侧重于人生哲学，思想家们并不专门研究存在问题。在中国现代，由于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这种情况有了改变。现代新儒家重视对存在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梁漱溟从主客二分角度思考宇宙存在的本体论依据，从主体出发考察宇宙，否认客体自身的实在性，把宇宙视为生活或生命的表现形式。熊十力提出“体用不二”论，用“翕辟成变”说解释宇宙的存在。梁漱溟和熊十力在本体论思考中，努力把握主体性原则，试图对客体世界的成因做出哲学解释，已经跨入现代哲学的门槛。但是，他们所建构的主体意义上的本体，只是动态的过程，并没有确定性；用没有确定性的主体所解释的客体世界，当然也没有确定性。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宇宙不是“一的宛在”，而是“多的相续”；在熊十力的眼里，宇宙不过是“刹那刹那生，刹那刹那灭”的“一团功用”而已。他们所描述的宇宙，都没有确定性。没有确定性的客体世界不可能成为主体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并不能真正成其为名副其实的客体。换句话说，在梁漱溟和熊十力的本体论思考中，实际上只有飘忽不定的、抽象的主体，并没有确定的客体。他们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解释力是有限的，他们只是接触到主体性原则，并没有具体地贯彻这一原则，没有展开地论述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没有对客体世界做出充分的哲学解释，没有充分体现哲学思考的现代性向度。在本体论思考方面，冯友兰比他们前进了一步。他建构了“理世界”本体论，用理的确定性解释客体世界的确定性。理作为“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具有确定性的；依照某种理而成为实际存在着的某种事物，当然也就具有确定性了。
　　冯友兰提出的“理世界”本体论，过分强调“理”的逻辑在先性，把“理”看成是单个存在物，存在着理论上的偏差。但他提出的确定性原则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道理很简单，只有承认世界的确定性，才能把世界当作认识的对象和改造的对象，才能为自然科学知识提供哲学依据；只有承认社会形态的确定性，才能把社会当作认识的对象和改造的对象，才能为社会科学提供哲学依据，才能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担保。所以，冯友兰对确定性原则的强调，对科学和民主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应当承认它的理论价值。在当今时代，确定性原则还是应当大讲特讲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友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弃了“理在事先”的观点，但没有放弃确定性原则。他多次申明“理在事中”，认为“理”不是抽象的共相，而是具体的共相。他已经找到一种“接着讲”的讲法，可惜由于他年事已高，来不及做深入而系统的阐发。我们应当接着他的这种讲法讲下去，即认同理的确定性，又不必对其作过度的本体论诠释。我觉得，冯先生关于确定性原则的讲法，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成为第一个接点。
　　三
　　我认为重视合群体性原则是冯友兰哲学的第二个主要特色。冯友兰的哲学思考是从考察世界存在的终极依据契入的，但他形成“理世界”本体论、证明了事物的确定性之后，并未进一步研究各种具体存在物的道理，而是着重探讨社会组织原理，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冯友兰哲学主要不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而主要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在他看来，合群体性乃是人类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
　　人们通常看到，冯先生很重视“理”，其实，他更重视“全”。他把“理”的总和称为“大全”或“宇宙的全”。在新理学体系中，“理”是核心范畴，而“大全”则是最高范畴。“大全”既是现存世界的形式因，又是目的因。一个人只有觉解了“大全”，才能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进入此种境界的人，就是儒家所说的圣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1] (页553)冯友兰把人类社会看做一个整体，称之为“社会的全”。一个人只有觉解了“社会的全”，才能进入人生的较高境界即道德境界；进入此种境界的人就是儒家所说的贤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社会的制度及其间底道德底政治底规律，并不是压迫个人底。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中，应有之义。”[1] (页602)无论是在道德境界中的贤人，还是在天地境界中的圣人，都是自觉地体现出合群性原则的理想人格。
　　在现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受启蒙主义的影响，顺应个性解放潮流，一般都大讲特讲个体性原则，而不愿论及合群体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突出合群体性原则，是很容易遭到误解的。但是如果只讲个体性原则，而不讲群体性原则，势必把人描述为抽象的人，并不能解决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的问题，并不能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讲合群体性原则十分必要。冯先生强调合群体性原则，可以说是对片面夸大个体性原则的思想偏向的纠正，对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对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是有现实意义的。冯先生关注合群体性原则，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替蒋介石说话”，而是在替中华民族说话。我们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冯友兰的合群体性思想，不可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在当今时代，合群体性原则还是需要大讲特讲的，至于如何正确地把握个体性原则和群体性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需要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我觉得，冯友兰关于合群体性原则的讲法，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成为第二个接点。
　　四
　　我认为重视建设性原则是冯友兰哲学的第三个主要特色。他把自己的主要的哲学着作叫做“贞元之际所着书”。“贞”是“贞下”，表示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元”是“元起”，表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冯先生把自己的哲学献给他所处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努力从即将过去的时代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寻找具有普适性的、可资借鉴的因素，力求为新的时代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与冯先生同时代的思想家大都致力于“破坏”，致力于批判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很少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换句话说，他们把着眼点放在“贞下”方面，而没有放在“元起”方面。冯先生与他们不同，明确地把着眼点放在了“元起”方面，高度重视建设性原则，表现出很强的超前意识。他已跳出新旧对立的框架，强调“新性”和“旧情”的统一应该是建设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冯先生指出，没有变革，没有“新性”的获得，谈不上建设；而脱离国情、脱离历史空谈建设也将于事无补。在他看来，建设必须是在“旧情”基础上的建设，必须在“旧情”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只有找到了“旧情”方面的根据，“新性”才会由可能变为现实。
　　冯先生眼中的建设，首先是物质文明方面的建设，那就是改变中国原有的“以家庭为本位”的落后生产方式，实现“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要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向已经完成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全盘照抄，而应当有所选择。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但不必学习耶稣教，因为耶稣教与工业化建设并不相干。冯先生特别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应当体现出民族特点。他在《新事论》中明确提出：“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1] (页314)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在现代新儒家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至今海外的新儒家们仍把“现代化不等于西方”视为他们的基本主张之一。站在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上，冯友兰反对“全盘西化”，反对照搬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主张探索有中国特色、有中国“旧情”根据的发展道路。他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1] (页365)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挚爱，对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充满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冯先生眼中的建设，还指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那就是帮助当代的中国人重建意义的世界或价值的世界。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开发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冯先生不否认在传统道德中的确有同“以家为本位”社会相应的旧观念，如忠孝等，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道德的普适性价值。即便是旧道德，也可以转化为新道德。“我们可以说，对于君尽忠，对于父尽孝，是旧道德；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是新道德。”[1] (页360)在传统道德中，除了忠孝之类的旧道德外，还包含着适用于任何社会的道德，这些道德无所谓新旧。他说：“照我们的看法，有社会，有各种底社会。有些道德，是因某种社会之有而有底，如一民族或国家，自一种社会转入另一种社会，则因原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旧道德；因另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底道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底。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社会。这种道德中国人名之为‘常’。常者，不变也。照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1] (页359)按照冯先生的看法，儒家一向倡导的五常之教，虽属“旧情”，但亦是获得“新性”不可或缺的根据。因此，无论中国将来发展成为什么种类的社会，这种道德都是需要的。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西方人的明显区别在于，西方人以宗教为指导，而中国人以哲学为指导。在现代中国，建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应当贯彻“哲学代宗教”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哲学，进一步弘扬重视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有人把冯友兰的这种看法称之为“抽象继承法”，并且发起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指责冯友兰复古倒退。这些批判者没有注意到，冯友兰的着眼点是获得“新性”，并非是维护“旧情”，因而他们的指责可以说是文不对题。
　　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期间关注建设性原则，似乎过于超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误解，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理论价值。冯友兰对建设性原则的关注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反倒引来一片非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本来应当及时转向建设性话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仍旧长期沉浸在破坏性话语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造成“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终于摆脱了破坏性话语，转向了建设性话语。现在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重温冯友兰先生关于建设性原则的论述，肯定会有启迪。我觉得，冯友兰关于建设性原则的讲法，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成为第三个接点。冯友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他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这笔遗产，接着冯先生所关注的确定性、合群体性、建设性三个原则讲下去，并且力求讲出新意来。在当今时代，我们不必再自我标榜现代新儒家，但我们应当讲现代新儒学，对包括冯先生的新理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做出新的诠释，建构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世界。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7～10B5中国哲学宋志明/张栋磊20072007
确定性原则/合群体性原则/建设性原则
“照着讲”是讲清楚冯友兰哲学本身，着重讲“怎么样”，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接着讲”是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发挥和发展，是创造性地诠释，着重讲“为什么”，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的转型，冯先生所关注的确定性、合群体性、建设性三个原则可以成为“接着讲”的接点。在当今时代，我们不必再自我标榜现代新儒家，但我们应当讲现代新儒学，对包括冯先生的新理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做出新的诠释，建构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世界。
作者：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7～10B5中国哲学宋志明/张栋磊20072007
确定性原则/合群体性原则/建设性原则

网载 2013-09-10 2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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