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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6)02-0001-05
　　胡适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上世纪50年代大陆对胡适的大规模的批判主要是借此切断中国当代文化与西方的思想和精神文化资源之间的联系。与此相反的是，在美国和我国台湾，像余英时、周策纵、唐德刚等知名学者则在中国学术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给予胡适很高的评价，如白话文的成果推展，“科学方法”之应用，思想的全面性，乃至认为胡适开一代思想风气的功绩正在于他的“浅显”。余英时还将胡适列入东方百名文化巨匠之阵营，将他的历史意义归纳为“启蒙性的贡献”和“圣贤阶层”的贡献[1]。大陆直到进入新时期，才勇追美国、我国台湾的“胡适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目前，尽管分歧依然存在，但是大家都认同胡适是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始终没有能够扮演独立的角色，招致是非，也就在情理之中。
　　对于胡适新诗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有人认为，它提供的是双重遗产——因为它是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一方面使新诗战胜了旧诗，而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专制、单一之类的弊端；有的人则肯定了它的大众意识；还有的人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将胡适重新表述为“新的诗歌品种的倡导者”，等等。
　　尽管胡适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红楼梦考证》之类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着作给中国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强烈冲击，但是胡适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引发、催生了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
　　这里，首先要提到胡适的实验精神，因为它是胡适比晚清“诗界革命”前辈更值得称道之处。这显然是得之于他的美国老师杜威。胡适自述，“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与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2]。而这种实验主义精神具体的体现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这一点。比如，他说，“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3] (P99)；“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4] (P575)；“实验主义注重再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4] (P575)。所以，胡适向来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5]。胡适不只在政治上、学术上如此作为，而且在文学改良上也是这样实践的。
　　实质上，胡适也属于晚清“条约口岸报刊工作者——文学家群体”(李欧梵语)之列。赴美留学之前，胡适就在1906年创刊的《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和小说，还翻译过许多英美诗人的诗歌。留学后，胡适更加明白必须“从底层做起”[6] (P843)，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报效国家的目的。这可以从1915年9月17日写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看出，“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槌)。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非，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正是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同时，也是这首诗在他和朋友梅觐庄、任叔永、杨杏佛之间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在论争中，胡适常常被朋友们给问住了。所以，他不得不常常对未来的新文学进行种种大胆的设想，于是他也就真的想出了一些诗界革命的新方法，比如他提出“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7]；同时，为了使自己的革命诗学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不至于是流于“纸上的主义”，他又在他的科学实验论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地试着写了许多与他的理论相配相应的白话新诗。随后也就有了《尝试集》和《尝试后集》中的那些中国白话新诗的最初的一批实验意味很强的新诗。
　　其实，胡适所谓的“文学革命”是改良性质的。所以，大约是1916年底，胡适撰写了着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在策略上，明确地将“革命”改换为“改良”，而且对“八事”原则作了删减和调整，这一点放在后面再说。
　　关于胡适的“文学改良”，我们也可以从他对待古典文学的温和态度上看得出来。当初，他就说过，“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实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8] (P392)。1922年3月，当《申报》创办50周年的时候，胡适为此而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9]。在这篇长达3万多字的论文中，前9节专讲晚清、民初文坛风云，最后一节才叙述“五四”新文学之状况。文章从《申报》创刊的1872年，也即桐城派古文中兴的第一大将曾国藩去世的那一年讲起。它考察了晚清、民初的古文，为时势所迫，它们也进行了“内部的革新”，也短暂地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应用的工具”。胡适列了四条：(1)严复、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方着作与小说，影响很好，但胡适认为，如果它们采用白话来翻译，影响面会更广；(2)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的议论文；(3)章士钊等人的政论文；(4)章炳麟等人的述学文。胡适也从言辞中抑制不住对它们的爱慕之情。但是，它们毕竟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因为它们不能普及到民众中去，不能起到开启民智的效用。胡适勾勒了两千多年白话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试图给以白话文为发展契机的新文学寻找历史的逻辑。何况长期以来“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所以，胡适决定要举起白话文这面大旗。
　　如上文所言，晚清、民初古文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为什么胡适就那么肯定地判断它们仅仅是古文运动的“回光返照”？为什么就得出了白话一定要取代文言？新文学一定要取代旧文学？这是因为胡适始终持有进化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的基础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说他在1915年至1916年的时候，“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之后，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还详细论述了它的意义。它具有中西两方面的渊源。所以，胡适自己说，“这种思想固然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10]。胡适先挖掘了它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予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11]。言下之意，胡适把这场新文学革命即白话文革命看成第七大革命了。接着，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还挖掘了它的外国文学资源——“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着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着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因此，胡适努力“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是如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
　　1. “三事”论到“前八事论”再到“后八事论”
　　首先，我们来看看胡适在创制中国新诗理论上是怎样进行“大胆的假设”的？换言之，胡适创制了哪些具有代表性的诗论或说文论？我想：他对于“文学改良”的“八事”[12] 主张，即我所说的“后八事论”：“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而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更非空穴来风。它经历了一个由潜在状态(在胡适的书信往来中)到公开发表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地进行修改、充实与丰富的过程。它的“胚胎”是胡适在1916年2月3日写给任叔永的信里所提出的新文学“三事”[13] (P268)论和同年8月21日写给朱经农的信里所提出的新文学“八事”[14] (P391-392)论。先来看看胡适所说的“三事”论：“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再来看看胡适早期提出的“八事”论——即我在下文所说的“八事”论：“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从“三事”论到前“八事”论再到“后八事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三事”论强调了做白话诗的内容、形式和文字。胡适特别指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诗之文字’耶？”[15] (P269)；而“前八事论”可以说是对“三事”论的在三个方面的引申，但把“文字”纳入到了形式里面从而分成形式和精神两大块。“后八事论”论只是在“前八事论”排列的次序上作了重大的“本末倒置”的更动——几乎把精神方面放在了形式方面的前面。但是，我以为，“前八事论””比“后八事论”的排列要科学些；换言之，“后八事论”的排列有些零乱，如果把第三条和第四条的位置调换一下，眉目就比较清晰了。从这些改动、变化中，我们至少可以挖掘出胡适白话新诗理论两个层面的诗学意义。
　　第一，从两次调改中，我注意到胡适在由最初的强调文字，到将文字归纳到形式里面，到最后又将形式排到精神之后(同时就将文字排后了)。由此可见，文字，在胡适的白话新诗理念中渐渐呈现出一种弱化的趋势。文字的弱化，精神的凸现，体现出胡适白话新诗理论变化的轨迹。1919年，胡适在总结白话文的胜利时，声明文字形式与文学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6]。胡适还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7]。在《尝试集·序》里，钱玄同在痛斥了使“文”与“言”分离的“民贼”和“文妖”的基础上，对胡适在新文学革命的领地里冲锋陷阵的先锋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对他在“文”与“言”取舍上所表现的犹豫不决和反反复复表示出“小小不满意”。本来，胡适一开始就是从文字入手来进行文学革命的。他当年也曾表示：从“文的形式”下手(即从文字和文体解放下手)，“白话实验优先着手”。所以，至今人们对胡适当年的这一宝贵的艺术思维还赞叹不已。比如，钱理群说：“正是在‘形式’变革这一点上，胡适比梁启超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因此而使‘五四新诗运动’很快就开创了‘诗界革命’所不可比拟的新局面。”[18] (P127)当胡适以语言为突破口在打破旧文学后闯开了一条血路后，渐渐感觉到要真正巩固这个难得的改革成果，就必须将文学的精神慢慢地凸现出来。我认为，这种新的艺术思维再一次表现出胡适作为革新家不断地相时而动的明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确乎远不只是文学形式甚至也不只是文学新精神的问题，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19] (P94)。如李泽厚所言，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与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民众的联合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胡适无法将启蒙与救亡分隔开来，所以，“在这个以喜剧形式出现的戏剧中，实际却蕴藏着无可逃脱的深刻悲剧：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现代独立性”[19] (P95)。
　　第二，胡适的“三事”和“八事”被有的搞中外比较诗学的研究学者认为是对英美意象主义(胡适和梁实秋等人曾把它翻译成“影像派”)诗观的中国化处理的结果。当年觐庄对此表示出极为不满，他毫不留情地说：“剽窃此种不值钱的新潮流以哄国人”[17]。众所周知，1913年休姆、庞德、弗林特在伦敦发表了三点意象主义宣言：要求直接表现主客观事物；删除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意象主义得益于中国旧体诗词和日本的俳句。所以，它和中国诗学的关系是属于那种反复的“回返影响”。可能是受到意象主义的启发，稍后，胡适把“三事”论进一步发展成下文要讲到的“胡适之体”所要求的三条完美的诗学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胡适的白话诗观，既是对外来诗学的中国化，又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而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前者并以前者来遮蔽后者，这是不符合胡适的白话新诗理论创造的实际的。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胡适的白话新诗理论是如何并在哪些层面上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的？比如，要考察胡适与白居易之间的关系：他的“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作诗如作文”同白居易的浅白诗风；同时他不喜欢白居易老是在诗尾将写诗的“本意”写出来的迂腐做法[20]。又比如，胡适在《〈蕙的风〉序》里提到了恢复女孩子的“天足”和童心[21]，所以我们不妨也去考察一下它与李贽的“童心说”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的诗歌诗论具有很丰富的文化传统。显然，周策纵在《论胡适的诗》里所说的“胡适诗最大的缺点是欠缺热情或挚情”[22] 是欠严谨的。之后，胡适在他的重要诗学论文《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里进一步提出：“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16]。他还曾以他的学生俞平伯的诗歌创作为例说明：诗最忌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23]。所以说，胡适的诗观还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它既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改良，也是对英美意象主义的改良。而不理解胡适白话新诗理论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是不能真正解读胡适的白话新诗的。因此，当时，国内的人嫌它“太文”，而国外的人嫌它“太俗”[17]。
　　2. “诗的经验主义”：首开以诗论诗的先河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着名的《问题与主义》[24]，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它曾长期被曲解为胡适在国内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质上，它要求人们把眼光向下，到实践中去。它大概可以视为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empiricism)的前期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三个月后，胡适正式在《梦与诗》的“自跋”里提出了这个重要的诗学理论。该诗是这样写的：“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梦，/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1931年7月8日在《题陆小曼画山水》里，胡适又写到：“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它都要求艺术家事事毕躬行。它说明的是直接经验对于艺术家创作的至关重要性。它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的萌芽。当时有的人称之为“写实主义”。正如茅盾所说：“初期白话诗的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25]。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胡适所说的“诗的经验主义”。它并不否认理性在诗歌写作中的作用。胡适深受西方意象派影响，但他并不对它采取“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胡适还说，“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26]。
　　在思考什么是文学时，胡适说，“一切语言文学，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27]。除了思想和情感外，胡适还给文学加入了想象的因素。胡适强调说，想象又来自于他理解中的“物”[27]。
　　胡适提出了新诗必须明白清楚、有力动人的美学原则，并一以贯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意象主义的影子。它们主张，删除一切不利于表现的词语。在《什么是文学》里，他说，“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与‘逼人性’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28] (P297)。1922年6月，在给汪静之的《蕙的风》作序时，他说，“如果真有深厚的内容，就是直截流露的写出，也正不妨”；同时，提出了新诗有三种境界——“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据此，胡适批评俞平伯的《冬夜》“深入而深出”之弊端[23]。1924年9月，他为早夭的侄儿的《胡思永的遗诗》写序时，甚赞它们“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1931年2月，他写信给陈梦家，指出他的长诗《悔与回》“不用标点，这是大错”[29] (P544)。因为标点是增强节奏的。1936年他在谈“胡适之体”时，总结出它的合乎理想的三大条件：“说话要清楚明白”；“用材料要剪裁”；“意境要平实”[30]。并把他的《十一月二十四夜》视为其标本。就是，到了195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台湾大学六位侨生时，重申了他的这一新诗美学主张[31] (P615)。
　　同时，胡适还倡导扩大新文学的表现领域。他批判晚清文学时说，“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大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同时，从正面指出，“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31]。还有，胡适也考察过文学发展之趋势问题。他说，“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诗的一方面，所重的在于‘抒情短诗’。像荷马、弥尔敦及但丁那些几十万字的长诗，几乎没有人做了(19世纪尚多此种)，也很少人读了”[20]。
　　总之，胡适在他的白话新诗的试验室里，以“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为两把利器，以“大胆的假设”指导“小心的求证”，以“小心的求证”促进“大胆的假设”，从而使他的白话新诗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胡适追求“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作为对现代汉诗意义的探索与建构，以白话的力量来否弃古诗的僵化和单纯含蓄的品格，选择“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写诗的方向来解构古诗文言分裂的格律传统，这应视为是具有现代性表征的诗艺探索与实践。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们的实验功绩和实验精神——“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杨四平20062006
胡适/实验精神/文学改良/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三事论”/“八事论”/“诗和经验主义”
胡适从实验的角度，在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的指导下，大胆提出了“三事论”和前后“八事论”，最后形成了他的核心诗观“诗的经验主义”，同时，指出了它的改良性质。
作者：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杨四平20062006
胡适/实验精神/文学改良/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三事论”/“八事论”/“诗和经验主义”

网载 2013-09-10 2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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