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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笔，长须飘胸、道貌岸然的冯先生似乎就在我的眼前。冯先生是讲究行状气象的，这大概就是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圣贤气象吧。
　　冯友兰，在大多数知道他的人心目中，是一个中国哲学史的权威。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给孔丘一个回马枪”（这是当时一个知识青年在给冯的信中赞扬他的话），从而赢得了当时左派们的青睐，又遭到了后来人们的非议。其实，冯友兰远比一般人所了解和议论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要说争议，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冯友兰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创作是建立在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与新实在论有深刻的领悟，杜威、伍德布里奇、蒙太格都曾是他的老师。杜威曾说过：
　　Mr.Fung is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re.（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三十年代中期，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使他成为第一个用现代眼光真正将中国哲学“打通”的人。仅此一点，就足以青史留名。然而，他不愿只做哲学史家，而立志要成为哲学家，这是他的使命。就在他理想转换的关头，抗战爆发了，这一事实，更强化了其使命感。
　　《易经》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冯友兰把自己在抗战期间写的六本哲学着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统称为“贞元六书”：
　　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贞下起元”用一句时髦的也是很符合《易经》原意的话说就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教书匠所能为者就是鼓动民族自信，一个哲学家所能为者就是为这种自信提供民族哲学的依据，一身二任的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些。据冯先生当时的学生韦君宜回忆：
　　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失守，学校南迁。大家分散，学校先搬到长沙，大家挤在圣经学院内。来的人先报到，一下子开不了课，学生们只有在街上遛弯，吃凉薯和米粉。回到宿舍免不了对学校和个人前途发发议论。我在苦闷议论中间，觉得应当下决心，已经打算了先去武汉找党的关系。一天，在小街迎面遇见了冯先生。在打招呼为礼之后，在路边稍站了两分钟。我说：“冯先生，我想离开学校不念书了，我想抗战，想找个机会参加抗战。”冯先生听了这话，沉思片刻，便点头说：“好啊！现在正是你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和我握手道别。冯先生这次，并没有教我在混乱的局面下，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平心静气动心忍性去读书（这是我预先猜想的），却在街头庄严地鼓励我——一个青年去抗战，这印象，一直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其实，韦君宜如果知道冯先生这时正在潜心写《新理学》，正在为民族自信、自立、自强寻找形上学的根据的话，她就不会预先那么猜想了。当时冯友兰住在着名的南岳衡山，十年后，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中国哲学演说时，曾深情地讲起南岳的哲学故事：
　　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着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前开始写的着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
　　的确，冯友兰的新理学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也融进了其师蒙太格新实在论的思想，但它绝不是“宋明理学和实在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而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一尝试虽有败笔甚至漏洞，人们尽可以批判其所谓唯心的谬论，但谁也抹煞不了其“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特点。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
　　“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熊氏哲学体系中，“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考问题，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和感情，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我们应该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认识冯友兰哲学的历史地位：立足于中国看文化，则先有南北文化交融而有中国文化，然后有中印文化交融而有东方文化，然后有东西文化交融而有世界文化。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就哲学说，南北文化交融就是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结合，中印文化交融就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东西文化交融就是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结合，而冯友兰哲学的构成恰恰有机地融铸了道家、儒家、佛学、西学，因此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世界现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它扮演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中介角色：在可信与可爱之间周旋，使其成为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中介；在中学与西学之间涵泳，使其成为纯哲学意义上复古与西化的中介；在思古与忧今之间穿梭，使其成为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中介；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求生存，使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在旧邦与新命的天平上权衡损益，使其成为今天与明天的中介。……
　　老黑格尔断言，没有中介便没有真理，这就从哲学上为我们论证了冯氏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而张申府先生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一段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话，则为冯氏哲学提供了文化依据：
　　中国文化，要孔子、罗素和马克思三位一体结合起来。《新理学》已经是有代表性的杰作！这番话当时就遭到了进步文人杜国庠、侯外庐等先生的批判，但它所表达的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再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愿望，大概无论进步还是保守人士都不会轻易否定吧？
　　除了在哲学上的贡献之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
　　许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发觉，要对中国的传统经典有所钻研，首先还要向冯先生请教。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这些都增强了我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在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中国人要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我常说，冯先生可超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平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于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ｃｈōｕ＠①，析理之精，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人们要对中国哲学有一个大概而有系统的了解、要对中国文化品头论足，恐怕不能不借助冯友兰的着作。美国学者D·布德博士写道：
　　在中国，冯友兰名望很高，因为他既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史学家，又是有所创新的哲学家。在西方，他的声誉主要基于他撰写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着作，其中有我译为英文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他用英文写作经我编订的《中国哲学简史》，后者更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这两种哲学史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何止是教材！许多举世闻名的鸿篇巨制也常以此为重要参考材料，如着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着《历史研究》中，就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冯着的观点，并称其为“现代的中国权威”。李约瑟博士也十分重视冯友兰的着作。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因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大概不会算夸张。
　　冯友兰在中外学术界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在其有“二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代运用语言的大师、一代杰出的哲学教育家，其着作之流畅明晰、语言引人入胜，在当代哲人中堪称一绝。那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是一种真佛家常之言。
　　冯先生一辈子不甘寂寞、不甘落伍。他的哲学迫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追新族”：贞元六书无一不冠之以“新”名，晚年巨着仍命其为“新编”。“求新”是他的着作也是他本人的使命、生命与宿命！冯友兰之心路乃“新”路，冯友兰之心血乃“新”血，冯友兰之心声乃“新”声！难怪一位终生敬仰冯先生的学者深有感触地说：冯氏哲学与其说是唯“心”论，不如说是唯“新”论。不仅在顺境中新意迭出，而且在逆境中常发奇想：自我批判批得有鼻子有眼儿，即使是歌功颂德也胜常人一筹。不仅在古稀之年有“新作应需代旧刊”的宏愿，就是在近百岁之际，每每口若悬河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使许多风华正茂的学子自叹弗如！临终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喃喃自语：“住在医院里，又懂得很多道理……”
　　何以如此？一是其“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使命感使然；二是他所理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使然。有一次，冯友兰闯进一位西方学者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冲着人家发了这样一通议论：
　　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这位西方学者深有感触地说：“我认为这是我听到的对西方思想方法的最有见地的一个评论。”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中国哲学之神髓最有见地的体悟。有了这段话，对冯友兰一辈子“变来变去”、一辈子与时俱进，难道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人们议论纷纷的许多事儿可能也会因此而自动烟消云散了吧？
　　无庸讳言，冯友兰解放前曾两度加入国民党，两次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哲学；解放后，不仅对自己有过过火的自我批判，也以左的腔调批判过别人；批林批孔运动中，又跟着所谓评法批儒走了一阵。以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于此不能无微辞。然而，脱离历史条件着意渲染，甚至送上“蒋介石的高参、四人帮的顾问”这样吓人的大帽子，恐怕也言过其实，起码是缺少宽容精神。冯友兰两次加入国民党（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9年），都是国共合作时期。两次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哲学（1943年、1944年各一次），都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就是这些问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知情人心中都觉得够彻底的了，但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先生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就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两位老朋友哭得如此凄惨，在场的人无不转身拭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觉的思想改造与扭曲的舆论引导相结合，造就了冯友兰“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心理定势。50年代中期，冯友兰与张岱年同为北大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冯友兰主张讲课时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应先批判后讲解，可刚毅木讷的张岱年脑袋还没“开窍”，固执地认为怎么也得先讲清楚了再批判，两位教授就为这一今天人们看来近乎可笑的“问题”着实“争论”了一番。冯友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首当其冲受冲击，每次他都发自内心地说“受到了不少的教育”，但总的说他还是被动地被人们牵着鼻子走。批判别人、批判自己在他看来绝不是迎合什么人，而是哲学日新、日日新的体现。所以，很多次他是以其自觉追求真理的良好初衷，给别人当了谋取政治资本的垫脚石。可悲的是对给人当枪使以致引起自我毁灭的危险并没有一点儿察觉。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有关部门就印发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历代反动派都是尊孔派》，奇怪的是这一帮历代反动派的第一人居然是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冯友兰！冯友兰当时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挥笔上阵了，两篇文章一出手，便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着称的梁漱溟先生认定这是“谄媚江青”，北大哲学系不少干部、教师、学生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更有不少不明真象的普通百姓写信大加表扬。真实的背景是：冯友兰的批孔文章不仅“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看了如获至宝，而且毛泽东看了也给予了肯定。冯友兰对毛泽东的敬仰是由衷的，他是真心诚意把毛主席当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和他自己的引路人的。回想那天昏地暗的“运动”时期，狂风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目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能有几人？有多少人自觉追随？有多少人噤若寒蝉？有多少人以死了之？我们怎能苟求于一个呆若木鸡的八旬老翁？！我宁肯把冯友兰个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悲哀，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悲剧！
　　我愿以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的结语结束我喋喋不休的议论：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作者：范鹏，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责任编辑：苇一）＊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纟加由
　　
　　
　　
学术月刊沪106-109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范鹏19961996 作者：学术月刊沪106-109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范鹏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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