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篇文章开头所言，从1936年开始，随着日军在中国华北军事行动的日趋猖獗，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也渐趋强硬。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2月26日，笃信法西斯主义的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了震惊日本朝野的“二二六兵变”，22名日本少壮派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在东京起事，袭击了政府首脑的官邸或私宅，打死、打伤多位日本政要，占领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和总理大臣官邸、警视厅及附近地区，要求陆军首脑果断实行国家改造，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以压制苏联，逮捕或罢免“统制派”军官。日本陆军当局本已预计到可能发生兵变，但因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建立新体制，故颁布了《戒严令》，然而，日本政界、财界和海军部却不支持政变，事态的发展遂转向武装平叛。

2月29日，陆军首脑正式下达镇压令，调遣地方部队抵达东京，随后，大部分叛军头目均被平叛部队逮捕，主谋者除两人自杀外，其余全部被处死，兵乱的思想支柱、法西斯主义分子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处以死刑。平定叛乱后，陆军当局彻底清洗了皇道派，确立了统制派对陆军的支配地位，大批与皇道派有牵连的人受到处分。“二二六兵变”事变后，冈田启介内阁辞职，广田弘毅组阁，日本军人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日本陆军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最终得到确立。。

1936年的整个上半年，蒋介石虽然还在大力围剿西北的共产党势力，但作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以及西北军杨虎城却已私下与中共媾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南方；同月，蒋介石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也在会上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牺牲的时候。”。此后，南京政府在对日外交交涉中，已不是唯命是从，而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既然日本的目的是侵略，那就必然是“无理可讲”，中日间的谈判遂陷入僵局。

1936年9月，“两广事变”得到解决，蒋介石终于再次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10月，中共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时间，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几乎都集中到了陕北，蒋介石也打算趁此机会将立足未稳的红军全部消灭在西北。由于当时张、杨二人剿共的消极态度已被蒋介石察觉，因此，蒋介石从南京调集大批中央军进入陕北，“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当时，张学良虽然已和中共联合，但还是不敢公开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于是只好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将“通渭会战”的计划暗中通告给共产党，红军因此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军西征因此开始，这部分我在过去介绍过。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中央军集中了三个军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猛攻正在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将红军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使红军没有完全渡过黄河。此间，蒋介石在西安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商剿共之事，张学良当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结果遭到蒋介石训斥，蒋介石给张杨指出两条路：一是参加"剿共"，二是调离陕甘。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寿辰，全国上下为此搞了一场“献机”祝寿的活动，南京有20万人聚集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献机典礼，为蒋介石的寿辰献上100架以上的飞机。蒋介石为了表示对献机祝寿的谦让，没有亲自去南京出席，而是在10月29日离开西安，飞到洛阳，与当时从上海飞来的夫人宋美龄相聚。张学良也于当日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趁机再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结果又遭到斥责。

随后，蒋介石先后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剿共军事部署。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随行而至的还有包括蒋介石嫡系将领陈诚、卫立煌和蒋鼎文在内的20多位文武亲信，以及正陆续向潼关集结的30多万中央军——事实上，从10月底、11月初开始，大批国军就已经开始向陕北集结了，这也是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令西路军暂停西进的原因。到达西安后，蒋介石下榻华清池，然后开始陆续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主要将领，并决定由蒋鼎文担任晋陕宁绥四省的剿匪总司令。此间，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怒斥，蒋介石提出，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服从剿共命令，全部开赴陕甘苏区进剿红军，要么就让出地盘给中央军去打，东北军调防福建，西北军去驻守安徽。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东北军和西北军是进退维谷。经过与红军的数次交手，张学良的嫡系部队损失很大，又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援和补充，反倒被取消了番号、扣除了军饷，更严重的是，当时东北军上下在思想上早已被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口号给争取过去了，因此，让东北军再次对中共开战，几乎是不现实的。西北军方面很早就和中共有联络，杨虎城因此一直受到蒋介石的猜忌，他们一方面不愿离开自己的大本营——西北，一方面又不能与东北军和红军分开，因为这样会导致西北军孤掌难鸣，最终被蒋介石吃掉。实际上，当初蒋介石在洛阳部署剿共计划时，有着共同意志和需要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就已经订了“君子协定”：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即西北军）决不再打内战，两军也决不分开，除非抗日作战需要。综上所述，张、杨二人对蒋介石给出的两个选择实际上是都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再次力谏蒋介石回心转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话到激动处，张学良失声痛哭，诤谏因此转变成哭谏。但是，张学良长达三个小时的哭谏仍没能打动蒋介石，在蒋介石看来，张汉卿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胆大妄为的公子哥罢了，根本不懂政治，不懂国家大事。最后，蒋介石拍案而起，怒斥张学良：“现在全中国只有你一个敢这样对我讲话。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眼见蒋介石至死都不肯改变他的“剿共”政策，张学良仰天长叹，转身离去，留下了重重的关门声。

12月8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两人一致认为，如今已是逼上梁山，劝谏不通，便只能“兵谏”了，于是，张杨二人开始了“兵谏”的密谋。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大、中、小学生一万五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西安市出动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打伤了一名12岁的小学生，导致事态扩大，群情激奋的游行学生纷纷涌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并要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身在华清池的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张学良对学生加以制止，否则格杀勿论，中央宪兵队也随即在华清池附近架起机枪，严阵以待。危急之时，张学良驱车追赶游行队伍，拦住了学生们的去路，劝说示威学生将请愿书交给自己，由自己转达给蒋介石，并保证在一星期内给出答复。几经交涉，示威学生终于掉头而归，一场一触即发的流血事件终于化解。

12月9日晚，张学良将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再次恳请蒋介石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蒋介石这次依旧是听不进去，仍然对张学良进行斥责，张学良就此下决心发动“兵谏”。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正式通过第六次剿共计划，并决定在12日发布动员令。12月11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亲信部队发出了准备“捉蒋”的命令。当天上午，张学良照例来到华清池觐见蒋介石，不过这次，他的身后多跟了两个随从，一个是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一个是团长刘桂五。张学良名义上是向蒋介石请示派白、刘二人赴热河开展敌后战争一事，实则是为了让白凤翔和刘桂五趁机熟悉华清池的道路和地形，并到蒋介石处“认脸”。当晚，蒋介石留张学良、杨虎城和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共进晚餐，席间，蒋介石宣布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12月11日晚八点多，张学良离开华清池。此时，在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宴会厅里，一批来自南京的文武大员正在开怀畅饮，直到10点才散席。午夜时分，新城大楼杨公馆里仍是灯火通明，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围坐在一起，杨虎城就“兵谏”进行了详细的部署。与此同时，在金家巷张公馆里，张学良也正在向他的一批文武亲信们布置行动，张学良对直接负责执行捉蒋行动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说：“你要听白师长指挥，把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活的，不许打死他，万不得已，只能打伤他的腿，别让他跑了。明天这个时候，是你死，还是我死，就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说着便用手指示意鸡蛋般大的圆圈。当时，有军官提出“捉蒋之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显然还没有考虑这么远，于是脱口而出：“捉了以后再说”。

会后，张学良率众赴新城大楼，与杨虎城会合，一起坐镇指挥，张杨属下各将领分头实施军事行动，文人们开始起草捉蒋后的通电稿，机要室则向延安发出了“已发动捉蒋，正在行动，请予支持”的电报。此时，已是1936年12月12日零时30分，中国的近代历史即将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