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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冬月，在英国学术院的安排下，我有幸采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领袖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1932-)教授。临别时，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学术情况，他提议我找大卫·莫利 (David Morley)和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聊聊，并推荐我阅读麦克罗比的新书《文化研究的用途》。
　　麦克罗比不巧没见到，但霍尔推荐她的那本书却在书店里买到了。回国后细读此书，感觉有必要将其中有关霍尔的要点介绍出来，——在霍尔研究尚未展开的中国学术语境中，以作此项研究的入门，并可能由此而窥见英国文化研究的堂奥。由于霍尔不相信其他学者对他的评论，例如他甚至于骂Chris Rojek的《霍尔》一书为垃圾，这也许是他的怪脾气，所以无论怎么说，麦克罗比的霍尔平议就具有了特别的价值。
　　这是一本教材性质的着作，由英国着名的 Sage出版公司于2005年推出。该书属于对“文化研究”的概论，但与通常“概论”有所不同，它不是以“论”带“史”、带“人”，而是将当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论题置于具体的理论家之个人性的着述之中，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些论题是如何哺育和构成了文化研究这门学科”，另一方面或许更有意味的是呈现出文化研究的复数形态或众声喧哗：实际上，它“不是一门壁垒森严的学科，而是一个移动着的领域，一个充满争论和辩难的场所”①。超乎这种学术性考虑，书名中“用途”则是说本书还将由此而揭示出文化研究对于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用途或价值”。理论必须有用，这是英美的传统了，作者表示：“正是这种效能将我引向在本书中对六位主要文化理论家着作的聚焦。”②
　　我不清楚霍尔是在何种意义上欣赏此书的，他当时没有说明，但就“概括地”抓住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性”贡献而言，麦克罗比所选择的写法恐怕是最适宜于达到这一目的了，加之又是一个他所信任的作者。
　　对霍尔思想的评述被作为该书的首篇，其他五篇依次是关于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霍米·巴巴、布尔迪厄、杰姆逊的。这种谋篇布局显然并不直接就是文化研究学派的金字塔或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但确也暗示了麦克罗比是将开创文化研究的首功归于霍尔了的。③对霍尔的尊崇，此外，还隐约地表现在她将马克思、阿多诺、本雅明、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和墨菲与霍尔平列，认为一门当代文化理论课最好以讲述这几位大家的思想作绪论，④这也就是说，霍尔，当然是与其他人一道，奠基了当代文化理论或文化研究。
　　那么具体而言，霍尔为文化研究做出了哪些特殊性的贡献呢？麦克罗比选取了霍尔学术生活中三个范例性的时期来说明。这三个时期是：“电视（197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1980年代后期）和多元文化主义”⑤，其中第三个时期未言具体时间，而以2000年发表的两篇关于多元文化问题的文章为代表。这种示例性的写法对于兴趣广泛和多变的霍尔可能多有不逮，挂一而漏万，但长处则是具体、入微、鲜明，且或较“综论”型写作要客观也更贴近于对象一些。
　　一、媒介：“复杂统一”
　　对于第一个时期，麦克罗比给出的例子是霍尔等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以“媒介小组”名义所发表的《时事电视的“统一”》（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该文是对英国广播公司一个名为“全景”的时事政治电视节目的专案研究。但远不止是对“某一”“电视”节目的分析，麦克罗比试图说明，它标志着霍尔文化研究生涯的媒介时期。在此时期，霍尔所关注的重心是“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大型意识形态机构具有其自主性，权力之潜在的阶级关系如何只是在‘最终’才变得明显起来。”⑥表面看，“它们的运作好像跟经济、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组织几无瓜葛”，而实际上，“这种自主性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却是以各领域例如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之间的冲突而更有效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秩序。它们生产出一种各有利益的幻觉，而其实则是掩盖了现存社会秩序那些基本的资本主义要素所具有的一致或统一，它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被保护、争取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就有‘复杂统一’(complex unity)这一术语的使用。”⑦
　　就对资本主义新闻实质的揭露而言，此时的霍尔具有其一生中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是阿尔都塞延及霍尔的一个方面，即把意识形态生活化和文化化（或“内在化”和“理性化”⑧）地一直推演到“市民社会”，在此就是看似免疫于党派政治的电视媒介机构；而另一方面，霍尔还看到了媒介、国家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前引所谓只是在“最终”才呈现出权力的阶级性质，在“开始”与“最终”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变化，就此说，霍尔又非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当时那种粗糙的左翼。
　　正是借着这样的思想洞察，霍尔在流行的“同谋论”(conspiracy thesis)、“取代论”(displacement thesis)和“听任论”(laissez-faire)之外，独创一种新的更切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媒介研究模式，麦克罗比称之为“对于媒介（作为指意实践）与权力之间题的显微学研究”⑨，或许，我以为，“复杂统一”论是一个更富提示性的命名，其中既不乏麦克罗比“显微”下的“复杂”情况，又增加了“宏观”上的“最终”的“统一”，再还呈现出它们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麦克罗比指出，霍尔新模式的出发点是电视，扩大而言，一切媒介形式，从来不只是发送一种意义而是一系列的意义，其中当然有优先义，即意图上导控观众来接受的意义，但此优先义并不必然地得到优先的保证，结果“总是有潜在的因素造成断裂、瓦解和渗漏”⑩。因此，即使撇开解码维度，其积极性甚或颠覆性，而单论其编码实践，媒介之与国家、政治所构成的关系就已经是足够地错综复杂的了。这是否可能意味着霍尔主张，至少在方法论上，文化研究应当成为“意义的显微政治学”(11)？麦克罗比当然希望比这肯定得再多一些，她说：“在许多方面，我认为，对于霍尔自己的作品也包括他联名的那部分作品，此文都是范例性的。”(12)不过硬要一篇文章费力地承担起许多的意义，还不如从各别的文章进入各别的意义来得轻松自如一些。
　　二、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或“接合”
　　“撒切尔主义”时期的范例之作麦克罗比给出的是《艰难更新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1988)。该书主体是霍尔1978年以来所写短文汇集，其中多数曾先行发表于英共《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在后来为文集所写的导言中，霍尔总结说：“这些文章表现为企图界定‘撒切尔主义’政治计划的特征和意义以及它使左派所陡然陷进的危机。”，(13)据一本辞书介绍，“撒切尔主义”一语为霍尔所首创(14)，不过霍尔好像并不怎么在意这个首创权，让他自豪的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的“这一连接……被证明是战后英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历史转折点。”(15)
　　麦克罗比概括，霍尔的“撒切尔主义”分析有三个重点：“第一，对葛兰西的援用；第二，威权平民主义概念；第三，左派的教训（从撒切尔主义那里学得）。”“它们每一点对文化研究的创新都有所贡献”。(16)这就是说，霍尔在此所进行的“政治”评论具有重大的“文化”意指。惜哉，麦克罗比语焉不详。
　　关于英国文化研究对葛兰西的援用，史称“葛兰西转向”。如果说在霍尔的媒介时期，其理论资源主要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论，那么在“撒切尔主义”时期，则是转向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这一转向尽管展现出或者说至今仍然潜在着许许多多的意味，但最突出且实际发生了的则是对于意识形态与阶级之关系的认识转向：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不再是阶级的，例如，“‘资产阶级文化’不再纯粹地或完全地属于资产阶级。相反，它变成了产生于不同阶级处所之文化和意识形态诸要素的流动性组合”(17)。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理应是霸权性的。据格兰姆·特纳考察，英国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将阶级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林如此，“1970年代以来的核心工程如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集《通过仪式的抵抗》、《工人阶级文化》或者保罗·威利斯的《学习劳动》(1977)亦莫不如此。”(18)了解到英国文化研究的这一历史传统，我们就会掂量出霍尔之引入葛兰西“霸权”理论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了。
　　从阿尔都塞向葛兰西的转移显然不是起于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被忽略的是，在对意识形态之“霸权”和“接合”作用的认识上，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多有神交，尽管或许如霍尔所言，阿尔都塞从未全面地思考过“接合”概念，再如另一位学者所补充，“它不是他着作的核心”。(19)转向为现实所驱动，即“铁娘子”之大刀阔斧而又广得人心的改革所造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对于理论阐释的饥渴。霍尔切切思索的是：“铁娘子”对例如社会福利的削减显然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为什么还能得到后者的赞同和支持呢？霍尔发现，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是“威权平民主义”。这又是霍尔创造的一个新术语。(20)麦克罗比解释说：“领导权的这一独特形式所强调的是对于一种建立在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之上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21)它将资本主义界说为为了一切人，包括普通民众，他们同样可以成为资本持有者和利益获得者，因而“它也成为一种道德力量”。(22)撒切尔夫人时时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同他们一起抱怨过分官僚化的左派、工会和地方政权，她甚至还鼓动草根的造反形式，以争取一种真正的民主；同时，她也抨击自由主义的泛滥及其所造成的权威的衰落、家庭观念的浅薄、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和对创业精神的挫伤等等，从而要求一个更加规训的社会。“这不简单地就是一种语言的诡诈”(23)，用葛兰西的话说，这是一种霸权性意识形态的权力实践。
　　麦克罗比揭示，在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中，霍尔最所借重于葛兰西的有三点“霸权，斗争的范围和时段，最后，是平民的重要性。”(24)这就是说，在与左派的斗争中，撒切尔夫人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了威权，是所谓“威权平民主义”，其中平民被威权化即综合和超越，而威权被平民化即被普遍化、道德化、常识化和自然化。一当它被作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成为日常生活，其推进便不再与经济的或荣或枯那么息息呼应了。“事实上，与新工党(1997-)时期的经济不同，那时很少有迹象表明失业率会下降，也不存在许多信号指示那被大吹大擂的‘创业文化’(enterprise culture)除了单人规模的小企业有所增长外还能有什么更大的所为。但是，尽管如此，撒切尔革命还是照常推进。”(25)
　　撒切尔主义的胜利就是左派的教训。霍尔劝告左派放弃过时的经济决定论、阶级本质论，而学习撒切尔夫人的平民性，以常识抓住人心的能力，将她所喜欢的一些概念和观念重新接合起来，为后工业社会，为一个不再单纯以阶级身份所标识的社会制定出一套新的政治议程。
　　麦克罗比总结出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点修正：“其一，意识形态不是专属于或者天然地联系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其二，在复合型社会里，意识形态计划……可以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可以改变社会……其三，……这种改变可能并不必然地受制于或者紧密地相关于经济力量而发生。”(26)这是霍尔从后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那里如麦克罗比所指出的，是从葛兰西的“霸权”那里，应当也是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述那里，所得到的理论灵感，或许还更是从撒切尔夫人学来的政治教诲。霍尔当然不敢独占这些收获，而是将它们与左派分享；霍尔相信，如果左派能够抛弃其阶级统合论，那么撒切尔主义或者其所体现的“接合”理念同样能够成为他们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多元文化：“在异之同”
　　关于霍尔的多元文化主义时期，麦克罗比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霍尔如何去想像和构建“在异之同”(commonness in difference)这样一个颇显悖论的命题，并由此而创设一种新型的政治逻辑。对于霍尔来说，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一方面他承认全球化确实表现为西方驱动或美国宰制，“其主导的文化取向就是同质化”(27)；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这不是惟一的趋势”(28)，全球化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着各种形式的差异化或地方主义。因而当代政治学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同质化与异质化或普遍化与特殊化再或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霍尔的主要贡献，我以为，不在于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思路从而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他从差异或特殊性入手：它们不能被绝对地宣称，即是说，不存在绝对的差异或特殊性。进一步，如麦克罗比所发挥，“如果我们都能看见我们文化价值的特殊性，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去发现一种超越于这些特殊点以使他人可以提出其要求的更大的语境。”而反过来说，“这更大的语境是否能够构成一种修订了的普遍主义呢？”(29)根据霍尔的身份观念，任何身份之构形都必须参照于他者，“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不能只是依据其积极的在场和内容来界定。所有的身份项均依赖于其局限性之标出，即以其所非而定义其所是。” (30)换言之，要确定我之“所是”必须以我之“所非”即以他者为前提。借取于拉克劳的《解放》 (Emancipations, 1996)一书，“就我被一种构成性的缺乏所穿透而言，普遍性是我身份的一个部分”(31)，如麦克罗比所发现，霍尔于是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理解的普遍主义视域”(32)。显然，它不是老启蒙主义者或老自由主义者所想像的普遍主义，霍尔很警惕，“在此范式中，……普遍主义在每一点上都与特殊和差异相对立。”(33)原因是，这种普遍主义假定了其对特殊主义的超绝、整合或消灭，其作为后者的典范、目的或归宿，例如霍尔引之于拉克劳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过去只能被描述为一个普遍的文明化作用、现代化等等。其他文化的抵抗不是被呈现为各种特殊身份及文化之间的斗争，而是被说成是在普遍性与特殊主义之间一场全面开创新世纪的斗争”。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简单地说”就是在此“西方特殊主义被改写为一种全球普遍主义”。(34)，
　　与此模式相反，霍尔借助于拉克劳所建立的“普通”原就存在于“特殊”之内，他继续援引拉克劳，“普遍产生于特殊，但它不是作为某种支撑和解释特殊的法则，而是一个能够为断裂了的特殊身份进行缝合的不完整视域”(35)。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普遍”。“何以不完整呢？因为，它不能如其在自由主义概念中那样被注入一个确定不移的内容。只要一个特殊的身份虑及了其他者、其自身极端之不足而扩大视野，在其中所有方面的要求能够而且必须被协商，那么它就将被重新定义。拉克劳是对的，他坚持其内容不能被预先知悉——在这一意义上，普遍就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永远退缩着的能指’。它是这样的视域，即每一特殊的差异都必须根据它来为自己定向，假如它不想退回到绝对的差异的话”。(36)这种新的“普遍”，我理解，不是启蒙“理性”，不是康德的“先验原则”，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费瑟斯通所问题化的“全球知识”，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等等，而是，用孔子的术语，“仁”，即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动态的交接关系。麦克罗比的概括是：“普遍成为责任、认识和协商的聚合点”，或者毋宁说，“一个协商性的无终点的过程”。(37)她猜度，这大概就是“在异之同”的真谛。应该不错，“在异之同”当是立足于“差异”而追求诸“差异”间不得不如此的相互承认和沟通。
　　从政治上说，这种“在异之同”的多元文化主义吁求，麦克罗比认为，可能就是“对民主的一个扩展、深化和因此的再充实”(38)，而用霍尔自己的措辞，“一种新的多元文化之政治逻辑”：作为一项理论战略，其目的是“促成以差异对普遍与特殊、民主与平等的一个根本性的再构型”。(39)这在中国迄止目前还未成为一个问题，而在二战以来的英国，面对一个既成事实的多元文化社会，如何重新界定“英国性”(Britishness)或“英国身份”早已是一场旷日持久而新意迭出、不止限于文化人和政治家且几乎全民皆兵的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战争了。在这个战场上，以敏锐的现实感和激情的政治介入为特色、热衷于“霸权”和“抵抗”的“英国文化研究”或就是霍尔则自是令人瞩目地一马当先了。
　　也许有必要避免或纠正一个可能的误会：尽管麦克罗比将多元文化主义主题作为霍尔第三个时期的重点，确乎如此，1990年代以来霍尔在其学术履历中最密集地思考了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除被麦克罗比作为范例的两篇外（其中一篇未正式发表），还有《文化身份与流散》(1990)、《地方的与全球的：全球化与族性》(1991)、《新族性》(1992)、《文化、共同体、民族》 (1993)、《谁需要身份？》(1996)、《何时是后殖民？》(1996)、《他者的景观》(1997)、《谁之遗产？》 (1999)、《思考流散》(1999)，等等，但他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却是很久以来的事情了，错落于此前两个时期，例如1970年的《黑色不列颠人》，1978年的《种族主义与反动》，1983年的《媒介中的种族建构》，1986年的《葛兰西与种族和族性研究的相关性》，8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安排下他到中国参加了少数族裔问题研讨会，参观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或许还只是表面文章，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霍尔之所以为此问题所经年缠绕是由于他个人传记上的前殖民地出身也就是说作为“英国性”之外部这一背景。这种异质性是如何具体而微地作用于霍尔的文化研究活动，当然尚待细细抉剔，但它显然是“先天地”决定了霍尔与此问题无法解除的关联，而在另一方面说，这毫无疑问地也是他在处理此问题时之优势所在。
　　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贡献绝对不止于如上三条，而且也不一定尽如麦克罗比所教给的解读，如果我们接受霍尔的“解码”理论的话。麦克罗比承认，她有意回避引出对霍尔的各种批评，“他的批评者和对话者很多。而我的目的则相当地不同，我要宣传和排演霍尔着述的一个时段，方法是从中抽出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在我看来最具威势且展现出其贡献的全部力量。”霍尔是否喜欢无批评的解读？我不想“恕己以量人”，倒是愿意为霍尔一辩：同情式的研究可能最贴近对象的本质。当然，倘使不满足于只是做学生，那么除了“入乎其内”，就还得“出乎其外”。
　　进入霍尔有许多工作要做，走出霍尔或者说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更是任重道远。成事在天，吾等惟勉力是幸！
　　注释：
　　①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5.2.
　　②Ibid., 8.
　　③被霍尔骂为垃圾的《霍尔》起首一句也是把霍尔摆在文化研究的第一把交椅上的：“斯图亚特·霍尔是当今文化研究的杰出人物。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享有同等的荣耀。”(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2003,p.1)这种定位，霍尔恐怕是不会反对的。
　　④See 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
　　⑤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10.
　　⑥⑦Ibid.
　　⑧Helen Davis指出：“阿尔都塞的前提是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某种我们将其内在化和理性化的东西。”(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London: Sage,2004.48)或如她所引用的B. Ferguson的说法，“意识形态不是一整套预先存在的信仰，被以某种方式强加给，或只是灌输进、用锤子敲入一个不懂怀疑的和天真无邪的人群。不是的，它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和关系。”(See Ibid.)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你无处逃避的生命存在。
　　⑨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12.
　　⑩(11)(12)(25)(26)(28)(34)(38)Ibid. 11,16,26,22.
　　(13)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of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8. 1.
　　(14)Se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Theorists, ed. Ellis Cashmore & Chris Rojek, London: Arnold, 1999,.218.
　　(15)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1.
　　(16)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22.
　　(17)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ed. Tony Bennett, Colin Mercer and Janet Woollacott,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xv.
　　(18)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the third edition.198.
　　(19)See Marion O' Callaghan, 'Introductory Notes',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UNESCO, 1980.24.
　　(20)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7.
　　(21)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2)Ibid.霍尔注意到撒切尔夫人的修辞：“在一个公司里，不要跟我谈什么‘他们’和‘我们’”，“你们都是‘我们’”，你活下去就是公司活下去，你成功就是公司成功——每一个人都在一起。未来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p.49)这可以视为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一个形象写照。
　　(23)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137.
　　(24)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7)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 ed. Barnor Hess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0. 215.
　　(29)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0.
　　(30)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234.
　　(31)(35)See Ibid.
　　(32)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0.
　　(33)Stuart Hall, '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h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 .234.
　　(36)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234-235.
　　(37)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0.
　　(39)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236.
　　(40)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37.
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30～235G0文化研究金惠敏20072007
霍尔/文化研究/媒介/撒切尔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霍尔的着作正在被陆续地引进中国，但对他的研究迄今还非常匮乏，更不要说整体的评价了。本文借助麦克罗比的眼睛鸟瞰了霍尔对文化研究的三大贡献：第一，开创了媒介研究的微观意义政治学；第二，通过对撒切尔主义的评论提升了文化在构造社会中的作用；第三，提出了“在异之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
作者：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30～235G0文化研究金惠敏20072007
霍尔/文化研究/媒介/撒切尔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网载 2013-09-10 2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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