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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却长期困扰着史学界，成为史学家不断谈论的新话题。近年来，不断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作指导；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是就其能发现阐明过去、说明现在、指导未来的规律而言；有人则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的真实性。比如，发表于《华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4 期的“试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即是如此。该文认为：“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即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了解和说明历史真相的工作，对于史料和史实的研究如此，探讨历史规律亦如此。”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诸位同仁。
　　　　　　一
　　近年来，始终有人不断地谈论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文革”时期，“四人帮”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作俑，暗放毒箭，大搞影射史学。他们用主观杜撰的儒法斗争史来构筑整个中国思想史。借“批孔”大批“宰相儒”影射周总理；借所谓“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以“揪现代大儒”，企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炮制所谓“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以阴谋组阁；借“风庆轮事件”批所谓“投降卖国”的“儒”；借所谓评《水浒》以宋江架空晁盖，恶毒政击邓小平同志。江青更借吹捧吕后、武则天妄想实现其现代女皇的梦想等等。以历史影射现实，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注：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把史学践踏得不成样子，严重损害了历史学的声誉，使一门严肃的科学变成了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沦为他们役使的婢女，窒息了历史学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为了肃清其流毒，为了解放思想、澄清是非，开始了对他们的深入批判，对这种打着革命旗号的极“左”思想开始了清算。为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重又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关于这一点，杨文已经注意到了。（注：杨向群：“试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一文，见《华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2 年4期。）因为过去强调党性或阶级性，把它们凌架于科学性之上，甚至认为越革命就越科学，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历史，玷污了历史科学的声誉。其次，近几年来，由于过于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出现了不尊重历史事实，将古人现代化、以历史比附现实托古改制，甚至因现实需要改铸历史的倾向，使历史沦为现实的注脚。比如，一些热衷于全盘西化的人，用西方的发展道路来裁剪中国的历史，强中国就西方，抛售了种种奇谈怪论。什么早熟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典型论、超稳定结构论等等，都是这种戴有色眼镜的产物。因为他们处处以西方人的脸孔照中国，必然造成中国人头发不黄、眼珠不蓝，这个不是那个也不行。由现实而及历史，使历史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他们的批判经不起推敲，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缺少起码的历史常识。比如，处于主张大力开放的善良动机，他们批判中国古代历来闭关锁国，从而造成了今天之闭关落后。但是，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开放始终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不然，几千年的民族大融合没法解释，盛唐长安的各国留学生没法解释，三条蜿蜒起伏、横亘欧亚大陆、连结欧亚非三大洲的丝绸之路也没法解释。针对这种连基本的史实都没搞清楚，就盲目阐幽发微、乱作主张的“海派”学风，人们提出了质疑。这是史学界重视历史真实，提倡历史科学性的又一个原因。第三，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来讲，重秉笔直书、求真、不曲不隐是一个传统。从史的起源来说，“”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引《玉藻》左右史之言解释记事，以“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解释中正。江永则进而认为“中”为官府之簿书，“凡官有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注：转引自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既如此，更要求如实直书，所以，从史的起源及职能来说，如实直书，公正不隐这一点看的是比较清楚的。从史家流传的故事中，如南史氏、董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故事，都说明搞历史研究是以求真为历史学的最高宗旨。近人王国维曾赞曰：“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注：王国维：《观堂集林》24卷。）乾嘉之学精在何处呢？乾嘉之学就是考据学，精就精在考据上。乾嘉学者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点滴史实的考据，他们的根本宗旨就是刨根问底，恢复原来的面目。主张读书要眼如明月，大小纰缪均不许放过。考据之风遍及全国，史家不以考据即不足以齿诸史林，把史学引入到考据学之一途。当时虽曾引起过章学诚文化史学的强烈反抗，但匹夫撼树，仅章氏之力焉能抵此暴风骤雨，考据之学顺势发展着。直到顾颉刚疑古求真，傅斯年建立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以及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之精神，实质上都是抱着同一宗旨的。这种以考据为能事之风，影响中国近三个世纪，直到七十年代末仍有“回到乾嘉去”之议论，史坛求真之风，不可谓不盛。本来十九世纪是自然科学大丰收的世纪，人文科学纷纷向自然科学看齐，追求历史学的科学也就促成了科学性与真实性的天然结合。这是把历史学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第三个原因。
　　从整体上看，这种强调科学之风与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前两个原因是直接的近因，而后一个原因是内在的根本原因。
　　　　　　二
　　在上述背景下，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理解为真实性有一定道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以往的史学家所推崇的“直书”和“求真”，都是讲的一种史德。并不是史学的最高准则，更不是就史学的根本任务而言的。比如，孔子认为“书法不隐”才是“良史”。（注：《左传》宣公二年。）刘知几认为“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注：刘知几：《史通·惑经》）指出“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崔弑，司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刘知己对此非常赞许，认为象“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注：《史通·直书》）因为阶级社会，历史的着述解释权操持在统治者手中，历史总是被歪曲，所以，史学家总是特别推崇那些敢于“秉笔直书”、拥有“宁为兰折玉碎，不作瓦砾长存”之铮铮气节的良史。这实际上是从史德的层面上着意的，不是就历史学的基本属性而言的。
　　在西方也是如此，希罗多德在写《希波战争史》时声明：“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实是真实的。——我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着作。”（注：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公元前二世纪欧洲最着名的史学家波里比亚，也是主张求真的。他说：“‘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注：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这种求真、直书的传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史学家拥以自勉的优秀美德。都是就史学家所应有的史德这一层面而言的。这种良好的史德，当然要影响到他们的治史方针，必以求真为要务。但是，这还不能算是一种治史的广泛原则，也不是就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上来谈论科学性的。至于后人据此加以推广，将这种质朴的求真变成为穷根索源，以考据为最高目的治学思想，这是后来的事，此处暂且不论。
　　我们知道，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是纷繁复杂的，只追求一种史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于历史有一套科学的认知理念和手段，否则，也必然同样会流于空谈。玉不雕不成器，历史之原状即或能求出来，摆在面前，如不借助于主体加以认识，仍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可言的废品而已。比如对于封建社会史，古代史学家始终颂扬着直书、实录，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唯物史观的锐利武器，不能指出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看不出他们仗着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之弊病；固守其章句，必然弄不清历史之真相，反而会被漂亮的言词所迷惑。所以，史德只是一个史家所必备的素质之一，而不是全部。
　　当然，史德与史学家的才、学、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对立的，它们有内在的统一性。有丰富的才、学、识三长，而不具备良好的史德，不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而只有史德没有系统的历史认知理论，更谈不上史学家。端正了这一态度，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讲史德，以此代替一切，必然窒息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求真、真实是历史学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并不能涵概整个历史学，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是一种误解。
　　其次，长期以来，强调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保护神。历史研究当然需要科学性，但科学性决不等同于真实性。历史学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离开了人的思想、理论的指导，追求一种绝对客观的“排除了主观”的纯粹历史，不仅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要追求真实、客观就必须排斥主观的因素，然而，历史学又不可能离开主观。这样就使一批人相信只有经典作家说过的、肯定的才是科学的。只有这种言论才可以指导历史研究，否则即认为是伪科学或反科学的，盲目排斥其他理论，拒绝史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拒绝发展，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越讲真实，越追求真实，就势必越固守经典作家的章句教条和恪守一些具体的结论，就越排斥新思想，排斥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样越崩越紧，最后就只能卡住自己的脖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是正确的，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具体结论都是正确的，更不能把它视为万古不变的教条。
　　再次，就历史的研究过程而言，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大家都知道，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一去不复返，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比如：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历史上所知的孔子，是后世对于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因为孔子原貌怎样，谁都不知道。孔子死后百年左右，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出，再传以三四代的儒家弟子把孔子视为圣人，视为诲人不倦的大师，视为不得志的人才，看为中国传统与正统文化的提倡者，凡此一切有多少合乎百年前孔子在世时的事实，倒显得不那么重要。所可注意的是，《论语》中所表现出的这个孔子，正是战国初期政治社会开始大乱时，主张保守以求安定的儒家思想。他们都希望借着复古以安全社会，所以也就描写了一个好古博古的大师与圣人。再进一百年到了战国晚期，如以《荀子》一书的孔子为代表，孔子已作为鲁国的摄相，七日而诛少正卯，威风十足，是《论语》中所不见的。孔子又为鲁司寇，断案的方法奇特，为一般人所不能了解。鲁君向孔子问难，孔子竟傲气十足。通过这个孔子我们可以看出战国中期以下的百家争鸣，群士争助，各思谋得一官半职的热中之士，所特别标榜的故事。这个孔子已远不如《论语》中的孔子之超然，其分别就在战国初期的儒家尚不似战国中期以后儒家的急求仕进，而急求仕进正是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的共同特征。对于这种情况有两种代表性主张：一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主张应该通过不同的关于孔子的记载，进行比较、考证，直到最后弄清孔子的本来面目，即求真，主张不要被各种现象所迷惑，要透过记载者的主观，并排除这种主观，要拨开乌云见青天，这或许符合杨文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主张；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孔子原貌如何，谁都不知道，也不必去追问，我们只要透过《论语》、《荀子》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搞清楚战国初期与中后期不同时代的追求与特征就足够了，因为这种“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它的价值也是主观的。“生而为人，不能脱离主观，”“只要人仍为人，他对于未来只能摸索，对于现在只能猜测，对于过去只能就他对于现在的看法与对于未来的希望而给它一个主观的意义。”（注：雷海宗：“历史过去释义”，《中央时报》（昆明版）民国35年1 月31日。）这种主张认为历史学本身是主观的，历史过去如何，不知道也不必去追问，关键在于人为地赋给它某种解释和意义，这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的主张。（注：参见侯云灏：“雷海宗早期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3期。）
　　在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看来，历史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解释，并不在叹息已逝的过去。就现实而言，历史虽一去不复返，但现实却是此在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摆在我们面前，这可不必去埋怨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对于现实，如果我们不透过杂乱无章的现象，略去一些无意义的琐事，借助于主观思维，提出某种解释，赋予一定意义的话，那么现实虽然在我们面前，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也是如此，历史作为过去的现实，也必然层峦叠嶂、繁茂芜杂，不可能也没必要皓首穷经，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把历史上的大事、大致经历搞清楚就足够了，搞历史研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因事论理。其实，对于科学史学派而言，真实绝对客观也永远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傅斯年是标榜科学史学的，对于客观一事，他只是承认：“在社会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界，寤寐求之，尚且求之不得，仿佛庄子说：‘规不可以为圆’，也仿佛‘几何原本’的命题，是不能画出来的；然若完全放弃了这个祈求，以为一切社会的方法都是从某一种主观的法规，这对于社会科学之进步，当然是一个大障碍了。”（注：《傅斯年全集》，〔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四册，第364页。）在他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已。然而，傅斯年曾极力主张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但是，后来却不得不求诸多元主义，开始怀疑起客观来。既然真实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一个理想境界，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杨文还主张历史学的科学性就等同于真实性，以求真为要务，认为追求科学就是追求真实，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岂不是要把历史学引入死胡同吗？不关注现实，“知古不知今”，不注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历史学必须失去生命力和方向。当然，人文主义历史哲学派把史学变成一种毫无客观性可言的相对主义的东西，我们也是不赞同的，这里姑且不谈。
　　最后，我们不妨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背景再放大，追求纯客观、排除主观的真实，这种“科学”思想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发展的产物。
　　经典物理学（即牛顿物理学）的创立，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这种建立在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观念上的经典物理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低速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由于牛顿理论构造上的精美和实用的巨大威力，使人确信它已完全解决了宇宙中的全部问题。但经典物理学是从封闭、简单的世界图景出发，适用于解决单个粒子和单个轨道的运动问题。在经典力学中，时间是可逆的，这样也就谈不上发展、变化，过去与未来就毫无区别。在这个世界图景中，每一个粒子都按既定轨道运动。整个世界象一个精密、严谨的庞大机器，只要一经推动，齿轮就会按既定方式传动下去。过去决定着未来。只要知道了一个系统的初始状态条件，就能按着运动定律推算出这个系统今后的一切状态。未来是由过去严格决定的，因而被称为决定论。在这种背景下，兰克提出了史学家应该而且也能够超然物外地纯客观地“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书写历史”。这就是追求纯客观历史，企图建立科学的历史学，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大背景。这种根源于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进行过批判：“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101页。 ）这种把人类历史与自然运动机械比附，必然导致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的忽视，对个性的抹杀。所以，19世纪后半叶德国勃兴的历史主义思潮，便是对这种机械论的挑战。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把科学性与真实性等同的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动摇了经典物理学的权威性。相对论把物质与时空密切联系起来，空间连同时间一起成为随运动速度而变化的东西，彻底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说。量子力学体系成功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不仅推翻了原子是物质不可分的最小微粒的传统观念，更有意义的是它摧毁了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量子跃迁”打破了“自然不飞跃”的古老格言。“测不准原理”使任何判断性实验成为不可能。“任何一种研究自然的目的，原先是尽可能按照自然界本来面目，也就是在没有我们的干预和我们的观察的情况下去描述它，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注： W·海森堡：《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7页。）“这使得严格把世界和我区分开成为不可能了。”（注：W·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 此处均转引自雷颐“自然观与历史观”一文。）自然界已深深地人化了。
　　现代科学彻底打破了机械决定论的幻想，那种认为在“世界之外”完全客观地反映外界、精确预言未来的一切，实际上只是一种神话。“人是万物之灵”，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之区别于动物界，就是因为人有思想、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是一种有目的、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活动。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受制于自然，而人却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并改造自然。人类能够在实践中选择——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一种脱离人的神秘力量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科学已经丧失了那种君临万物，不偏不倚，作为最后仲裁者的无尚地位。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也不应抱残守缺，纠缠于历史真不真实这一无法成立或者说无法证实的命题不放。顺应时代潮流，把史学科学性探讨的重点，由单纯强调对客体的认识，发展到对客体和主体的认识并重这一角度来加以重新思考。
　　　　　　三
　　毫无疑问，历史学当然是一门科学。与其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从而导致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论争的话，勿宁说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人文科学。（此点容另文详论。）对其科学性须予以重新解释。如果还以历史学是否真实作为衡量其科学性的标准，则是不合时宜的，也是片面的。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再在是否真实，是否能客观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上争来吵去，已经毫无意义。
　　科学性的根本内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该事实昭示的意义以及对它的客观解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首先指历史认识的科学性。历史事实对科学的历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比如说有云彩是下雨的必要条件，没有云彩下不成雨，但是有云彩不一定天天都能下成雨，如果没有其它条件，云彩或许永远下不成雨。历史学也是如此。“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注：转引自“论历史思维”一文，《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4期。）历史学的琴弦，还要靠史学家指头的拨弄。
　　我们说历史学是科学，是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能提供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同时又因为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现象（即规律），所以，历史学不仅能够成为科学，而且本身也确实是科学的。这种史学的科学观承认史学客体对主体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又承认主体可以能动地重铸客体，创造并反映史学的客体。它要求历史学家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创造性思维，必须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志趣、需要，首先创造自己的主体，重构自己的心灵。同时，这种创造与重构又不是主观随意的，最终要受史学客体的制约。这种经过主体的鉴别、筛选、化合、提升而重构的历史，表面看似主观的，受历史学家的心灵活动支配，但它的内容，实质上则是客观的、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科学的。这种就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自觉的研究历史的理论武器，而不是教条。这既坚持了历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又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就史学的客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基本事实，二是历史知识（或有哲学意义的历史）。历史基本事实是指确凿存在过的并且能够认识的历史现象，比如孔子的存在，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位思想家。再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我们知道战国末期确确实实有一位秦王嬴政，他灭六国统一了中国。求真，应是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考证、考实性认识。对于这种历史基本事实，尽管它已过去，无法直接证实，但仍可以知道，因为史料可证实。不能因为它已过去，而史料又有主观之介入，就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存在。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成为一门科学的资格。而对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如何？嬴政怎样统一，因什么而统一？则是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的问题，这种解释是需要不断重新研究和改写的，因为时代必然要求这样。对于这个问题，历史相对主义错在连这一基本事实也不承认，而历史客观主义又一味强调求真，看不到历史解释的相对性，或者说，只强求历史按它的模式解释，而不允许别人有另外的解释，从而使历史学只拘泥于点滴事实和千篇一律，看不到历史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面。
　　对于有哲学意义的历史（历史知识），一般地说，允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进入史学家视野的真正客体。对于这些历史知识，不要说历史真相说不太清楚，就是真相说得再清楚，也有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的各种不同看法，这是允许的。对现实的认识和解释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这是否说历史就没真事了？成为相对主义的东西，没客观性、科学性可言了呢？不是的。它的科学性就在于：从广义上说，我们承认历史的基本事实（历史本体）制约着对历史的解释，制约着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换句话说，有哲学意义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朝着与历史基本事实相吻合而不是相背离的方向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是科学的、也是客观的。
　　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批判历史相对主义不敢也不愿讲求真的错误，比如，只要他们认为某种历史现象没意义，该历史现象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种走极端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又要批判历史客观主义把求真作为史学的最终目的，贬低历史学。客观地说，求真只是史学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完成史学所应该完成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此。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指出，对于古代中国的历史‘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自序”。）对于历史，我们不仅要知道其当然，更要知道其所以然。这就需要认识、解释，要运用历史知识，要借助于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的理论武器。如果将史学仅停留于求真的初级阶段，把求真作为史学的最终目的，只会降低史学的地位，把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直至取消历史科学本身之存在。
　　因此，史学研究既要避免钻牛角“捉虱子”，把科学性等同于真实性的错误，又要防止不顾历史事实“喷云吐雾”、言之无物的错误，使历史学尤其是历史认识论研究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9～14K1历史学宋月华19991999文章分三部分，总结近年不断谈论历史学科学性问题的三个原因；分析了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理解为真实性的诸种因素及科学和认识论发展的背景；指出科学性的根本内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该事实昭示的意义以及对它的客观解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首先指历史认识的科学性。作者：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作者：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9～14K1历史学宋月华19991999文章分三部分，总结近年不断谈论历史学科学性问题的三个原因；分析了把历史学的科学性理解为真实性的诸种因素及科学和认识论发展的背景；指出科学性的根本内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该事实昭示的意义以及对它的客观解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首先指历史认识的科学性。

网载 2013-09-10 2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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