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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本来是种很不确切的命名，我在一本书的短序中就此做过以下说明：
　　用晚清通用的语言来说，是叫做“中学”和“西学”，后来才渐渐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叫法。这种借用地区方位或国别来界定不同文明系统的方法，无疑是很不科学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但有大片“西方看来是东方，东方看来却是西方”的地区，而且还有大片“西方看来是西方，东方看来却是东方”的球体的另半边。欧洲现在还有些人执意把中国、日本一带叫做“远东”，可是聪明的中国人早已不再把西欧叫“泰西”了。文化圈和国界并不相同，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多国一种文化，一国多种文化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这本书沿用“中西文化”的称谓，无非是迁就于约定俗成，图个方便。（注：《中西作用之间·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以上的说明，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讲清楚。这就是，任何文明系统总是承续与变异的统一，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由此举凡谈论中西文化的关系者，按说不能不力求给予所议论的内容以时代的限定。无论中国文化，还是欧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性质都有很大的差异，是不待言的。由严复开其端、到“五四”时期形成高潮的“东西文明”比较研究，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推进贡献固大，但是清末民初的这种文化比较研究，不管见解如何不同，却犯有一种通病，即忽略了所议论的文化的具体的时代特性。比如说，认定“东方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这在“五四”前后是很常见的一种见解，从杜亚泉到李大钊这样旨趣甚异的人，都作过这类的归纳定性。那么，这种归纳定性是准确的吗？假如所比较的东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处于汉、唐盛世之际，甚至是元、清开国之初，那么，当时的中国与欧洲间的文明特性和时尚风气的差异，难道可以归纳作“主静”与“主动”之别吗？显然，无论如何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凡进行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应以确定的历史范围，即比较具体的时代背景为观察的前提。不然的话，即使强为大声壮语，也是难以作出科学的分析的。
　　有鉴于此，本文所探讨的中西文化交流事项，只限定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近代史范围内。更准确些说，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中国的固有文化与输入的欧美文化间交流的特性问题——毫无疑问，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渐”自然也进行着；只不过后一方面未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罢了。
　　　　　　二
　　如何认识和评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与作用，自然首先需要把它放在中国文明史的全过程中，予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中国文化是自成系统的，在历史长河中虽有新陈代谢，破败流失，它的主体却能世代庚续，传承不辍，从而累积为人类文明的重镇，这是举世公认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封闭的排他的文化体系，不能把它看成是纯粹土生土长的没有任何外来杂质的“本位文化”。相反地，恰恰可以说，正是由于具有开放的胸襟，主动而积极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才得以成就得如此博大精深，正所谓“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注：《荀子·徐无鬼》。）。”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文明史上尽管也经历过许多波折，生出过许多冲突，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之功，对于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影响之重，确是盖莫大焉。
　　近世学者都一致承认，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两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影响之大，足以构成划分中国文化史分期的两座重要的界碑。（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引起中国的繁荣崭新局面，作过极高的估价。（参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钱穆则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拉伯，第三次是欧洲。（《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把中国接触波斯文化放在接触印度文化之后，未必确切。至于波斯、阿拉伯文化于中国之影响，毕竟规模有限，自不好与佛教文化、欧洲文化并列为同一等次。对中国文化史分期，作得较好的还是柳诒徵。他把“自东汉以迄明季”，划为中国文化史的第二期，即“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融合之时期”，把“自明季至今日”划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即“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中国文化史［上］》））
　　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几乎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无不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文化的输入，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同时，所输入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由于本土文化的根深势厚，佛教文化的输入并未能动摇它的主导地位；佛教文化并没有取代中国固有文化，中国文化并没有由于大量吸取佛教文化而从此南亚化、佛教化。中国历史上的这次两种文化大交流，虽然也产生过许多纷争，引起过多次冲突，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它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融会的互补作用，中国文化确因吸取和消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繁荣的历史新时期。
　　当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文化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向外扩展的需求相适应，欧洲文化也进入了主动开拓、向外大力传播的新时期。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一批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陆续来到中国。为着传教的需要，他们带来了欧洲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自此，中国人开始把这种以精确而实用为鲜明特色的欧洲的新学问，叫做“西学”。天启三年（1623）耶稣会士艾儒略着分科介绍西方学术（主要是介绍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西学凡》一书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以及《寰有铨》（即“宇宙论”）之类介绍欧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的书。（注：参见徐宗泽编着：《明清间耶稣会士译着提要》，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版。）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交流，从此拉开了序幕。这次新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始，意义自属重大，但它毕竟只能算是一个序幕。一则，当时交流的范围还有限，主要集中在天文、数学、历法、舆地这些方面；直接可以实用的历法和数学以及造炮技术等，更受有关当局乃至朝廷的关注，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并未能引起中国方面的足够重视。二则，当时关心西学的人，只是上层少数有识之士，即使在士夫学人中也远远算不得普及，所以那时欧洲文化的传入并未能改变中国文坛的状况，更未能对中国的社会面貌构成重大影响。三则，这次文化交流，为时毕竟短暂。清朝前期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迅速为文化排外主义所取代，从康熙朝因礼仪习俗与教庭发生纠纷引起的“禁教”，发展到雍正朝的“禁学”，排外渐渐成为清朝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基调之一。乾隆时虽有“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对待西学的政策，（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学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但实际上清廷连西方的“技能”，也并没有真正认真“节取”过；他们至多只是喜欢自鸣钟、大水法之类的器皿玩物、园林技艺而已。所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虽然已经拉起，但是很快帷幕就又落下；不幸的是，这一落幕，就落下了一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次梗阻，更加拉大了中国和欧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蒙受损失的，当然主要是中国。
　　　　　　三
　　近代中国的一百年间，即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的这段时期，中国才真正进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对迟滞，使得这个期间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能不具有前此所从未有过的时代特色。举其要者，大致如下：
　　一、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度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倾斜的。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中欧文化交流的性质，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这显然是汉唐宋元时代所未曾有过的，直到明清之交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科学技术时，也还没有把这种传播先进文化的倾向显露得过分惹人注目。即使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如徐光启等人，认识到欧洲在天文、数学诸领域有着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内容，可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已处于全面落后的局势中。鸦片战争后则情形大变，输入先进的欧洲近代文化，直接成为一个如何改革中国固有文化并使之近代化的问题。洋务自强运动的创议者们的可贵处，就在于他们打破守旧势力的重压，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以及“船坚炮利不如夷”这样一种现实，（注：《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制洋器议》，光绪戊戌本。）从而勇敢地提倡“不耻师学”的精神，断然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注：《校ｂīｎ＠①庐抗议·收贫民议》。）于是他们才认定中国的自强之道应当是向西方学习，以求“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注：《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制洋器议》。）。自此以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路下来，中国的进步文化运动，无例外地都继承了坦然承认中国落后于人，决心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的这一基本精神。
　　二、近代中国和欧洲间的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就中国方面而言，这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即正在侵略自己国家的西方列强——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这样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性质，这是前此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林则徐、魏源等提出“洞悉夷情”、“师夷长技”之始，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制夷”是其目的。这样的“制夷”议论，在明清之际是没有的，即使在积极提倡西学的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人士那里，也是根本看不到的。鸦片战争以降，先进人士们是自觉地把如何使中国振衰起颓这一强烈而严峻的政治话题，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根本之图，正因如此，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讨论和争议，几乎无例外地都直接表现为探讨中国怎样才能图自强、御外侮的政治论争。
　　三、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中欧文化交流，自此便无时无刻不环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在古代中国，如从汉到唐，欧洲文明的传播，范围主要是限于狭义的纯文化领域，诸如传入物品、器皿、技艺、艺术，以及宗教、习俗之属，从未直接触及到政治制度，更未涉及社会制度一类的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所传入的欧洲文化的科学技术，范围虽然扩大，但是他们介绍的这些“西学”，并没有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事；因而对中国社会与政局也就没有造成重大震撼。总之，在引进欧洲文化时，自觉地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着眼点，这是近代以来的事，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先进人士“向西方学习”所追求的全新的宗旨。当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由浅入深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开初，注意力还着重在军事技术，渐渐有人懂得必须“重商富民”，发展经济；再往后才有改革政体，进而改造社会制度的主张次第兴起；到了二十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一事，则直接成为呼吁在中国立即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启蒙舆论。
　　四、近代以来欧洲文化输入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中国在一国之内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事，而是成为全球性文化大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总是要逐步融汇到中国文化的主流中，成为中国国内文化的一部分；西方文化，只有“割断”与产生它的母体脐带的关系，方能在中国站住脚跟。这种外来的文化（比如佛教），已经变成中国的一种教派或学派，而不再反映外国的利益需求，不再受外国势力的直接支配。如果不是按这样的规矩办，这种中外间的文化交流便难以在中国进行。清初罗马教庭曾经努力保持对耶稣会士的控驭和指挥的权力，结果则是引起清廷推行“禁教”的措施，并由此而激化了清朝当局对西方的警戒与排拒情绪，终于导致出中西间文化交流几近中断的局面。近代以来，文化交流的性质与形式起了变化，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演化为纯粹的国内文化活动的事，已日见稀少。况且，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人们也渐渐明白了所谓“西学”并非一个性质单一的学派，其中不但包含着细密的学科分类，而且还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派系，存在着许许多多意见的分歧甚至对抗；这样也就引发了那些努力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士，在对西方学术见解的采择上，渐渐产生歧异。于是，西方的学理之争、学派之争、主义之争，也逐步移置到中国的文化论坛上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接受西方不同的学理或主义的中国学界政界人士发生的争执，其激烈程度常常并不亚于他们与守旧派之间的争执。“向西方学习”，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目标。或者说，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士间，目标与主张的分化，已经突现出来。“学西方，学什么？”开始具有了新的含义，人们得以用新的标准去观察和分析西学，力求做出更明确更具体的选择。事实表明，二十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看成是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日趋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大势，以及飞速进步的交通和传播媒介，使得中西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循着世界潮流灵敏变动的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现像。
　　　　　　四
　　由于具备以上的一些历史特点，所以中国和欧美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期。回顾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中国近代文化史，当可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是一个艰难曲折，充满着迎与拒的斗争、充满着碰撞与融和的过程，但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近代以来的先进的欧洲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之大，涵盖面之宽，群众性之广，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正像在中国唐宋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严格区分儒、佛、道的思想界限很不容易那样，要想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把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分择得一清二楚，也逐渐变成了难以办到的事。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容看，它既继承了中国固有的优良的传统文化，又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母体文化”的血缘，在它身上是非常深刻而清晰的，但是，它又是在兼容并包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文化；再也不好仍以“本土文化”或“本位文化”来看待它了。
　　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理应成为继承和宏扬人类文化遗产的担当者，理应对全人类的文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已经明确把“对外开放”定为国策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和欧美间今后文化交流的趋势，无疑持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们的世界还不平静，尽管文化思想领域里“欧洲中心论”、“中国威胁论”、“儒学救世论”之类思想还在干扰着全球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但是平等而和谐的文化交流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无法阻挡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还会进一步证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是人类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同世纪初梁启超所形容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文明的结合，必将诞生出人类文化的“宁馨儿”。
　　字库末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分右加队的左部
　　
　　
　　
中国文化研究京13～17G0文化研究丁伟志19981998 作者：中国文化研究京13～17G0文化研究丁伟志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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