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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全面的停滞以至衰退阶段，而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则急剧分化，呈现出不平衡发展。进入八九十年代，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出现普遍而长期持续的微增长甚至负增长。尤其是东亚及南亚地区以外第三世界出现严重衰退，而前苏联东欧地区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竟是负4.5%。
　　但是，中国经济在八九十年代呈现出快速及持续增长，显得不同寻常。那么，这个被称为“中国奇迹”的发展经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否存在一个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经济变革模式”？
　　有一种学术化观点，认为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既包含着市场规范也存在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市场经济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应该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危机将出现。
　　还有一种观点，在关于苏联模式经济制度变革的争论中，主流系统认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设计的前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大萧条，而中国改革却与高速增长并行。韦茨曼早在一九九三年就提出的：“按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主流产权理论，人们通常所说的‘东欧模式’，应该是基本上代表了制度变革的正确方向，而所谓‘中国模式’则应该是导致经济灾难的处方？怪异的是，中国模式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东欧模式的大致上的、迄今为止的和比较上的不成功形成强烈对照。”
　　世界银行在总结性的一九九六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制度转轨中的不同政策和实际效果所反映的，究竟是变革策略的差异，还是诸如历史条件、发展水平以至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另一论题，就是强调特有因素的差异、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也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与它的体制和政策无关，前苏联东欧的经济灾难同样如是。在世界银行的一九九九年度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评这种提法，指出中国的经济变革实际上比前苏联东欧复杂和艰难，因为它必须同时应对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两个课题，而不像后者那样仅需要应对体制转轨。
　　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特有因素：即同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缓解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摩擦和矛盾。问题是，将这个过程说成是自然或容易的事未免武断。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环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水平偏低所能概括的。一九八○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近半，不仅远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而且堪与被认为是过度工业化的苏联东欧经济相比拟，是世界上同一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种初始环境中形成的快速工业增长以后仍然得以持续，从而能够吸纳来自农业部门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其原因值得研究。
　　从长时期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战后半个世纪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经验，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个经验可以归纳为下列三项：一、后进发展一般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也即生产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以及工业产出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趋于上升；二、工业增长与工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提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工业增长与非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以及生产率提升之间同样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三项在相关文献中一般称为“卡尔多的风格化现实”，是以着名的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卡尔多命名的，而卡尔多本人对此做出的理论解释，则被称为“卡尔多—维尔敦定律”。这一“定律”在文献中颇有争议，而问题本身则大致上是共识。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正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不仅远高于同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各自的平均水平，而且超过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平均水平，这应该是同期中国经济快速而持续的增长与国际比较显得不同寻常的关键。
　　问题是，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从黄金时代转入八九十年代的停滞和衰退，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业化所面对的需求制约，那么，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需求来源是什么？来自主流系统的一个解答，是强调同期快速增长的外贸出口的作用。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国施行的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如果将出口增长的动力归结为国际比较优势，即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是容易或自然的事；如果将出口导向指认为中国经济中的符合市场规范部分，则上述两种观点得到确证。只不过，为什么这样被认为是容易的事，却没有同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这是有待解答的难题。而中国的外贸出口是否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即是否为劳动密集产品所主导，本身颇成疑问。一个直接的反面证据是，以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制造品的比例看，在一九九七年，中国的同一指标不仅远高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而且超过巴西和俄罗斯等，这不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轻易解释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是电子信息产品，后者在一九九九年占全部制造品出口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就生产技术特征而言，电子信息工业在中国只能归类为资本密集产业：其劳动生产率几乎是整体工业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按照贸易分析文献的惯用标准，同一指标高于1的产业属资本密集。
　　工业化需求来源的另一可能途径，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收入分配。从中国的工业结构看，几乎所有中国居民都能感受得到的一个现象是：一大批新兴耐用消费品的爆炸性增长和迅速普及所引起的“消费革命”。这些新兴产业一般都具有技术进步快、前后关联广、收入需求弹性高的特性，是典型的大规模生产工业，因此，它们的迅速膨胀既带动整体工业的增长，同时又有赖于大规模消费的国内市场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居民收入分配模式。进而言之，正是由于相当平均化的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模式，中国的工业增长，就在依循这样的因果纽带中得以实现：消费诱导投资，带动整体需求增长，从而既能吸纳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又能通过深化专业分工和学习效应等动态效率，提升工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形成生产与消费、工业与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这里的关键在两方面：一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变动，不仅表现为工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且表现为工业内部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带导作用。二是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使得大规模消费能够配合大规模生产、起到诱导投资的作用，同时又不致在宏观层面上侵蚀积累、影响投资资金来源。中国的平均化居民收入分配模式，最能从各种社会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中反映出来，诸如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幼儿夭折率、成人文盲率等，都是远远超逾既有的人均收入水平所能支撑的程度，而接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强调消费诱导投资，对于理解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有特殊意义。概念上，在未经改革的典型苏联模式经济制度中，中央计划机构负责投资决策，而且往往采用“生产机器以生产机器”的发展策略，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不存在。改革之后，分散化的投资主体基于预算约束软化确实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不过，由于不再存在“生产机器以生产机器”的可能性，长期而言始终必须面对投资需求的制约。中国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在一九九六——一九九九年的宏观经济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
　　而平均化收入分配模式又是建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上的。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基本上仍然是公有制部门占主导，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现在可以回头探讨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主流系统是一个符合市场与背离市场成分并存的混合体。后一种成分所指的正是上述的特定经济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有关的现实观察大致是公认的，即国有企业的体制特征与市场经济原则以及个人化产权规范相去甚远，特别是政企不分，各级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企业财务预算约束的软化、劳动制度的刚性以及企业控制方面的内部成员强势，等等。概念上，中国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往往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政府通过多种途径雇佣和激励公司管理人员的创业活动（或企业家活动）；然而更根本的是，这一过程的环境变迁，却又包括了更广泛的改革，涉及到企业内外的既得利益者即地方政府、职工、所在地社区、银行以至其他业务相关部门等等，它们构成了一种规范企业发展的制衡机制。从利润留成到利改税、承包制，直到九十年代以来的致力建立以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公司制，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特征。
　　那么，这种与市场规范相去甚远的企业体制，究竟有什么效率上或经济发展上的意义？如果说，这种体制真的如上述那样在宏观和结构意义上有其特殊优势，那么，在微观效率方面，是否有如主流系统所断言的是表现恶劣？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论首先集中于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演变，特别是按照生产函数定义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由于众多有关研究的估算结果大不相同，而又缺乏公认的客观标准和相应所需数据解决分歧，主流系统的断言也就始终只能聊备一格。再加上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主流系统赖以支持其断言的根据转移到国有企业的财务方面，并进而将企业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趋于增加联系起来，断言如果不尽快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东亚式危机很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现实情况是，主流系统第二论题的可信程度，并不比上面讨论过的第一论题好多少。一方面，国有企业、银行和国家财政这个综合体的财务状况绝对说不上是濒临危机，而已有的累积困难也不能归结为企业财务方面恶劣所致。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国家财政困难，而非企业效率低下。在整个改革期间，国有企业承担了本应属于财政责任的种种社会成本，同时还面对所有者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利税上缴任务却远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沉重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愈趋恶化的财务表现，包括利润率趋降、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大幅上升等，所反映的更多是宏观经济问题、而非微观效率低下。在改革开放期间，国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与整体工业部门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大致上是在八十年代略高、在九十年代稍低，两者都是持续趋于下降。考虑到中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中所提折旧率偏低和没有计入通胀因素，因而倾向高估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则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比起整体工业部门的平均水平应是只高不低。与此同时，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一直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他诸如产值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等企业效率指标同样如是，而这些企业的绝大部分正属于国有部门、是国有部门的核心部分。这样看来，国有企业的特殊体制，尽管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判断势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显然却有其他方面的优势足以补偿。
　　如上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制度仍是充满刚性或固定性、特别是强调与各种利害相关者的长期稳定关系，这在本质上类似典型的东亚或日本式体制，而相关文献中正有发展成熟的经济理论解释这种体制的特有优势和弱点。在市场需求稳定增长的环境中，富于固定性的长期导向体制特别能够通过诸如集体学习效应等动态规模效应，促进生产率提高；反之，在需求收缩的环境中，这种体制却往往难以灵活调整，因而其竞争能力就比不上以灵活性为主的、符合“要素”市场调节的短期导向企业。这正解释了，单就既有的财务指标看，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业绩表现超过非国有企业，但是到九十年代的萧条和回升时期其表现却不如非国有企业。而这种解释进而凸显出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特征，即宏观层面上的大规模消费与微观层面上企业的长期导向行为特征的相互配合，也即平均化收入分配模式与企业的利益机制的结合。这种结合无疑对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意义深远。
　　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变革所面对的制约。在原有的经济制度中引入市场调节固然是建立经济发展的微观激励机制的必需，然而根本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按照个人化产权规范推行的企业制度和劳动制度改革，却往往冲击了上述的宏观环境与微观体制的平衡。这种冲击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短期化，以及对职工工资收入的削减和对他们的职业保障的威胁，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打击平均化分配模式和相应的大规模消费；前一种现象表现为八十年代频频困扰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即回报快速的加工工业过度膨胀而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后一种现象则是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所谓减员增效政策下，地方政府纷纷卖掉企业资产，单方面撤销对工人职业保障的承担，导致下岗职工人数剧增，以及随后整体经济出现消费需求萎缩、投资增长停滞。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带来诸如技术引进和开拓国外市场之余，却又使得中国企业面临与跨国公司的不对等竞争，以及产业结构面临不利的国际分工格局的诱导与压力，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几乎堕入拉丁美洲和东欧式外债陷阱，在九十年代则出现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以致控制战略性产业的局面。
　　以上种种，最终将中国经济变革中的国家调节推到前台。这倒不是说国家必然有动力和能力主导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是说，至少是在潜在意义上，国家始终是体现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首要主体，有可能起到其特有的作用，也即致力于保持平均化收入分配模式，有利于后进发展的结构变动，以及企业体制三者之间的协调。观诸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在缓解产业结构失衡、塑造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保障最低限度的平均化收入分配等各个方面，国家调节始终还是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与此同时行为有短期化现象，特别是表现在八十年代的所谓“冒险闯关”改革政策和国际大循环发展策略，以及在九十年代的放任收入分配急剧分化和减员增效政策上。导致国家行为短期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认识方面的，也有现实的财政困难，至于这两者的更深层原因即国家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及其演变，则是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二○○○年二月于伦敦
读书京36～42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卢荻20002000 作者：读书京36～42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卢荻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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