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内容摘要〕　近代西方侵略对于下层社会而言，感觉最强烈者是教会势力的扩张。几十年的反洋教风波，一方面使民众通过对清廷的亲和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民众意识框架内渗入了近代国家观念，原有的“天下观”开始动摇。乡村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意义，又充斥着落后的排外主义情绪，它是近代民众思潮的主导意识之一。只有恰当地把握它，方能深入了解近代历史进程。
　　〔关键词〕　乡村民族主义　教案　国家意识
　　〔作者简介〕　张鸣，1957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生。吴静研，1960年生，黑龙江农业大学档馆员。
　　　　　＊　　　　　　　＊　　　　　　　＊
　　在谈到近代以来民众反帝情绪及行动时，学术界往往喜爱用“爱国主义”这样的概念。其缺陷是不易分别古代的类似情绪与近代的不同。我认为用“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描述、概括，相对要合理一些。说到民族主义，囿于斯大林民族国家理论，学术界往往将之局限在新型的知识精英阶层，实际上，民族只是一种由于母语、种族等因素而形成的自然事实。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民族纷争与融合，在西方介入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民间说唱及传说中的“忠”、“奸”之分，往往兼有“爱国”与“卖国”的内涵。当然，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民族意识，与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是有区别的，他们没有种族和民族的分别，国家与“天下”也搅在一起。但毕竟有了初步的“族分”与“国别”，只是思维的框架比较模糊。
　　近代民众的民族意识与传统的民族意识是有所不同的，区别在于近代人们头脑里在侵略和反侵略的互动中被强塞进了些原来框架所没有的成份。老百姓终于意识到了“天”外还有“天”，一个中心的“天下”意识开始崩溃了。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和思潮之间的中间形态，比之后来新型精英的民族主义，带有更多的非理性成份和乡土色彩，换言之，它存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意识趋向，因此，我名之曰“乡村民族主义”。
　　无疑，乡村民族主义是被帝国主义侵略激发的。给予中国下层社会最直接和深痛刺激的，一是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二则是以西方教会势力扩张为标志的“新十字军东侵”。两者之中，军事侵略在空间上只限于某些点和面，在时间上也是断续的，真正扰动了中国城乡的是后者。相当多的农民恰是通过教会，才感知到了西方的存在，通过教案才体尝到了被侵略的屈辱。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民族主义被唤醒的过程。
　　　　　　一、从“仇官”到“护官”
　　实际上，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大门的时候，统治中国近二百年的满清王朝如同历代王朝一样，已经患上了末世病，社会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下层民众仇恨的视线，集中在统治者身上。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没有一下子激起举国上下的同仇敌忾，一部分农民甚至把西方人视为“洋兄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太平天国的某些农民领袖竟然还认为是洋兄弟受了清妖的欺负。
　　随着中国农民的“土基督教”被在洋人帮助下绞杀，“洋基督教”在洋人的军旗后面步步深入，局面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相当多的下层民众的“仇官”情绪开始淡化了，在民教冲突中，他们有意地向官府求助，而在官府不得已偏袒教方时，仍能表现出相应的理解和同情。一些教案的参加者甚至以“护官”的姿态出现，比如在天津教案（1870）中，许多踊跃闹教杀洋人的市民都认为他们是由于“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伙“赶去护救。”〔1 〕这一时期流行的许多打教揭帖，对洋人洋教“欺官”“害官”也表示了相当的愤怒。光绪元年（1875）四川的一种鄙俚不堪的无名告示表示了对洋人“欺害清朝命官”的不满，认为实在“无理太过”，威胁要点起神兵神将，“渐（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2 〕稍后福建延平的乡民揭帖也表示了对洋人“占地方，官戕害”的担忧。〔3 〕据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反映，天津教案发生后，“扬子江的各大城市，如苏州、松江等地，人们好象是战胜了欧洲人似地庆祝天津事件，“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4〕甚至在天津教案过去十余年后，仍然有乡民为阻止传教士入境，高喊“甘学天津义民”，打死洋人。〔5〕相应地，《施公案》、 《彭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讲唱也在下层社会流行。鲁迅先生说：这类公案小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6 〕正是老百姓存在“护官”的心态，帮助官府的“豪侠”才会在街谈巷议中走红。这种现象隐含老百姓期待官府出面驱走洋人洋教的心理。当时流行的民间文艺作品还有一种比公案小说更粗糙的“膺戎图”，把“护官”意识推向了极致。“膺戎图”图文并茂，绘有“股肱大臣李鸿章”、“刚直大臣鲍超”、“忠义大臣田兴怒”三位的画像，并各自替他们说了一番辱骂洋人洋教及教民的“格言”。如李鸿章项下就有“耶苏老蛮留余殃，劝善为名贿奸党，岂能蔽我忠良，以下犯上该万死，阴谋诡诈恼上苍。 ”〔7〕田兴恕以杀洋教士名噪一时，“膺戎图”对他情有独钟也就罢了，可将沾洋气的李鸿章也列上，还要借他之口“夸官儿”骂洋人“以下犯上”，这已经不仅仅是护官，而近乎“崇官”了。
　　对“官”的嫌恶，是中国民众的意识主趋向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三大册《俗谚》，共收集古今有关“官”的俗谚计133 条，中性和褒意的只有6条。虽然有时也渴望清官，但更多地却是骂官、 仇官、嘲弄官和畏官。由仇官转为护官，民众社会心理的转变，预示着民族矛盾上升情势下的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民教冲突中，民众不仅是寄期望于官府的助力，而且自觉地加强了对同族国家的向心度。
　　　　　　二、保朝意识的弥漫
　　“护官”与“保朝”实际上是一回事的两种层次的表达。如果说“护官”还有几分勉强的话，那么民众的“保朝”之心却是相当真诚的。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民间戏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扬“精忠报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被唤醒的另一种标志，就体现在他们对朝廷形象及兴衰安危的关注。
　　几乎所有的反洋教揭帖、传单，对清朝皇帝允许传教之事，都没有怨言，甚至对朝廷下谕特准教民有不摊迎神演戏费用的特权之事，也没有只言片语的报怨，尽管针对教民不摊戏费的揭帖与打教风波一度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民众的打教闹教活动，除了少数由反清帮会组织的外，一般都很在意朝廷的威信与形象，甚至出现了纯粹由于维护朝廷形象而引起的政治性教案。光绪二十一年浙江永嘉某村一个教民只因用了刻有清朝国号的石香炉当喂猪的石槽，就引发了当地农民的闹教风波。〔8〕
　　在关心朝廷形象的同时，民众还不时地流露出他们对洋人“谋朝篡位”的天真担心。一份假托法国使臣的告示，虽然炮制者很拙劣地使其在口吻上很象作乱造反的起义者，却十分鲜明地把他们的焦虑和担心泄露了出来：
　　大法国使臣，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落各省，我国奉天承运，分遣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其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9〕而光绪五年（1879）的延平告白，则从正面表达出乡民们的拳拳之心：
　　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10〕
　　当乡民们认为地方官在教案中没有给他们作主主持公道时，他们偶尔也会骂官，但几乎均是从官员辜负朝廷这个意义上骂，比如说地方官“头戴皇上的顶子，吃皇上的俸禄，也忍得本朝天下被他扰乱。”〔11〕骂他们“作我清朝官，一心向外人”〔12〕。谴责的要点在于官员们对不起朝廷，辜负皇恩，却很少说他们怎么样对不起老百姓。
　　1885年中法战争停战时，广西乡野百姓都痛骂李鸿章奸臣卖国，甚至说他“勾通法国，假造圣旨，要冯公（指冯子材，笔者注）退兵，冯公不肯退，还要打，李又下令：‘凡杀番鬼佬一条命要填十条命偿还。’冯公只得退兵。”〔13〕但就是没有人骂皇上、骂朝廷。光绪十七年（1891）一份以孙悟空的名义出的反教揭帖，郑重其事地提出：“今有大事紧要，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达（答）天地之光，报达（答）圣贤仙佛，报达（答）大清圣皇，报达（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14〕表明民众的“保朝”实际是与“卫家”、“保种”、“卫教”（扞卫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分明感受到了洋人对其身家性命、传统风俗的威胁，才把“江山社稷”和“大清圣皇”放在了心上。后来，义和团头顶着“孙大圣”去“扶清灭洋”，这里已种下根苗了。
　　　　　　三、国家意识的明晰与“保国”呼声
　　近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民众关于国家的知识评估颇低，梁启超说：“愚民之见，以为己国之外并无他国。”〔15〕而陈独秀则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16〕其实，老百姓是早就从杨家将故事，《说岳》、《罗通扫北》、《薛仁贵征西》等戏曲小说中知道了世界上的人是分成不同的国的，为朝廷抵御、征付狄夷叫“爱国”，反之叫“卖国”，忠臣良将都是爱国的，而奸臣则大抵与敌国有勾连。老百姓头脑中的世界格局远比士大夫的松散。士大夫眼中国从属于天下，就象王从属于皇帝一样，狄夷、蛮貊可以有国、有邦，但不能有天下。夏之于夷，政治上是主从关系，地缘上是中心与边缘关系。而老百姓眼中的夷却是可以有“天下”的，有一类民间故事外国使臣给中国朝廷出难题，答不出就要反向他们朝贡称臣，实际上就暗含了这一命题，虽然从本质上说他们的世界框架与士大夫的“天下观”并无不同。
　　众所周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绝大多数士大夫既搞不清西方列强的位置，也弄不清西方诸国的国别，老百姓关于西方的知识则近于零。绵延几十年的打教风波，虽然笼罩着层层迷信荒诞的迷雾，但民众毕竟在与洋人、洋教的广泛而直接的摩擦与接触中，逐渐分辨出了英吉利、法兰西、米利坚这些洋人之国，并朦胧地感觉到它们与以往的“番邦”不同，属于别一个天地。光绪十二年（1886）的一份托名揭帖提到：“无论英美法国，总总俱属西人，即刻驱逐出境，无容包藏祸心。”〔17〕虽有盲日排外之嫌，但毕竟分出了英、美、法国，并暗示它们属于一个别于中国的世界（总总俱属西人）。在中法战争期间的一份揭帖说得就更明白：“近年法国披猖无忌，蚕食藩封。千百年之安南，一旦属于法西，尚不满欲，连轮北上，索赔兵费。”〔18〕言外之意就是说法国不是中国之藩，而且是可以与中国争藩的国家。又据徐珂《清稗类钞》：清末上海人称“英人曰大英人，颇符国际上互相尊敬之义，称法人则曰法兰西人（间有音讹作拔兰西者，与洋文原音相去更远矣），称美人则曰花旗人，称德人则曰迦门人（迦门系日耳曼之省音）。此种称谓，稍一移易（如直称德人、美人），中下层社会即不知所对。”〔19〕“大英国”、“大法国”这称谓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已经相当固定化，与洋人、洋鬼子等一并流行，上海下层社会如此，乡下也差不多。光绪十年（1884）福建龙泉一份匿名揭帖就有“刻下有大法国人临境”〔20〕之语。后来的义和团揭帖也有“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的提法〔21〕。一种流行的称谓固定化需多少年不太清楚，但绝非数年可以奏功则是可以肯定的。老百姓称洋人为“大英国人”、“大法国人”之类，当然不会是出于什么“国际上互相尊敬之义”，但把“大法国”、“大英国”与“大清国”相提并论，至少说明在民众心目中原来的“天下观”已经动摇了。再提起“大清”的天下，也就单指中国这一块了（是大清国而非大清朝）。这点认识上的变化现在看来也许显得“进步”得太微不足道了，然而就在英法联军入京之时（1860），一京绅看见联军与恭亲王会衔出的告示，还悻悻不平地以为：“乃将大英国君主、大法国皇帝，与大清国皇帝，并列为之，殊觉华夷不分，薰获同器，背理越分，莫甚于此，天高地卑，必不祚此骄卤也。”〔22〕谁想十几二十年后，中国老百姓嘴里居然也“薰获同器”地将之“并列为之”了，这个弯子转得不可谓不小，按这个逻辑走下去，近代意义上的“诸国”概念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于老百姓的观念世界里了。
　　随着民众“天下观”的动摇，乡村民族主义被唤起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民众对国事的关心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爱国热忱的高涨。在中法战争期间，连远在西南山区的山里人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切。时贵州镇远地方发生了一起两名外国游客被乡人哄打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撞上了一群散戏的乡民，被误以为是法国人。事后据当事人的供词，说他们认为“法国现在同我们中国打仗”，这两个“法国人”是来“探消息的”。将外国游客当成法国探子，固然有点神经过敏，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对国事的关切，却是真诚的，特别是当两个洋人开枪威吓时，居然没有吓退乡民，反遭一顿饱打，〔23〕可见民众爱国热情之高。
　　中法战争期间是一个教案的高发期，全国各地但凡有天主教的地方，几乎都发生了打教闹教事件。声讨法国人的揭帖、文告不胫而走，前线的战况通过民间传播的方式在城乡流布，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等人一时获得了传奇英雄的光彩。“粤东义民，视凡法人，皆若仇敌，凡欲尽教士商民为难，即教民亦不使片刻在境，万众汹汹，各无异心。”〔24〕香港的艇民、工人和挑夫更是以直接的行动，支援了中国的抗法战争。据当时中国官方的情报，战争爆发后，“香港华民密约毁法船，英官禁阻乃止。前法船上岸，买牛羊，民艇不载；铁甲伤，底工不修。近法商船到，民艇不起货，英官执而罚之。众艇怒，挑夫助之，艇夫避匿停工，中外货皆停搬运。港官还所罚，仍不允，英以兵胁之，毙华人一，英兵伤十一，益哄。扬言将焚港中法行。今晨舂米工亦假，刻尚未结。”〔25〕这样强烈而坚决的抵制、罢工之举，以致英港当局疑心是由于广东地方当局的指使。然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报却称并无其事，说香港“贫苦细民，一日不佣则困，此民心忠义，非官力”。〔26〕
　　非战区如此，战区的老百姓抗敌情绪就更高。刘永福与黄祟英本为同一系统的中越边境之“匪”，刘抗法而黄联法，结果农民都离开了黄，刘部越战越强，黄则人马星散，最后为乡人所擒杀。冯子材当时几乎是个空头“大帅”，但临危受命，在钦州振臂一呼，十多天功夫就招满十八营。当地老人回忆说：“钦州地区贫瘠，无业的人很多，当兵风气盛。那时武艺在农村广泛流传，民族意识很强，痛恨番鬼佬，所以百姓非常踊跃从军，几天之内，便募集成军了。参军的绝大多数是乡村农民，市民和有钱人根本不愿当兵。”〔27〕固然有当兵吃粮的考虑，但农民从军，“民族意识”还是起了作用，因为毕竟是临战招兵。
　　在另一个战区台湾，刘铭传在基隆受挫，“退至板加地方，该地人民怒而围之，提爵帅（指刘铭传，笔者注）发，由轿中拽出肆殴，且诟之为汉奸，为懦夫。爵帅惟曰：‘好好！尔辈欲我战乎？我今回基隆去，但尔辈谁为愿随我去者？’言甫毕，计挺身前立愿随爵帅去者约有千五百人。”〔28〕任二北先生的《优语集》记载了一个深受台湾山民喜爱的优人张李成召集千余山中猎户参战的故事，优人只所以如此，只因他“生长是间，不欲变服饰，为西人奴也”。〔29〕
　　象中法战争期间这样，非战区，甚至内地山乡的农民自动起来关心战局战况，非法打教，并甘冒牺牲，忍饥挨饿也要支持中国抗战的情况，在以前是没有的。在前两次对外战争中，至多只有战区的老百姓有抗敌的表现，而广大非战区则了无声息。至于秘密社会，甚至还有与英国人互通信函，交通往来，接受其“大炮火药”接济者。〔30〕某些邦会首领，甚至去联络教会一道反清。〔31〕而在中法战争以后，这种引教会为“反清同道”的一厢情愿消失了，秘密社会出现了“官”“教”同反的动向，有些打教揭帖夹杂着“去清复明”的字样。〔32〕这一时期哥老会的一份《出山简》这样说道：“中华之害起于外夷，大英、大法、俄罗斯、回鹘、日本群焉窃伺，中原鼎沸。而中原之揽大柄、操大权者，不思恢复之计，每每有议和者，抱薪救火……是何异于开门揖盗乎？咱弟兄戮力同心，凡属夷种，悉皆荡之。”〔32〕虽不伦不类地将“回鹘”与英法俄日排在一起，但反抗的矛头已经偏向外国人了。这种变化，显然是西方教会十字军几十年的势力扩张所赐。
　　绵延三十多年的打教风波，并没有能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步步深入，却唤醒了民众质朴、朦胧的乡村民族主义。民众在被迫了解了一点天外有天、国外有国的世界情势后，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深化他们的认识，升华他们的感觉，只是一天比一天憎恶扰乱、毒化了他们平静生活的“洋鬼子”。非理性的情绪在积蕴，他们借以反抗洋人，发泄愤忿的精神武器却又只能是旧习的神道、巫术与迷信。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洋教斗争的自然归结，运动中的种种因素，均在教案中种下了根苗，民众点滴的认识进步却又伴随着情绪上大幅度的落后。
　　民众的乡村民族主义，在另一个侧面，是中国下层社会对外交流的结果，在内涵上已经不同于往昔的华夷之辨，忠君爱国。然而这种交流又是被迫的和极其不充分的，民众在对外接触中了解到一些以往经验框架所不能容纳的知识，却又暂时只能用以往的框架来衡量度纳，文化中心主义阴魂不散，可文化上的自信却早已底气不足。乡村民族主义的表现，只能是爱国的又是排外的，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下层民众在认识上可能向前走，可在心理上却向外看，他们更向往的是恢复那不可能恢复的往昔。
　　注释：
　　〔1〕《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335～376页。
　　〔2〕〔7〕〔9〕〔31〕《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1070、1068、1018、734～738页。
　　〔3〕〔8〕《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1485、1836页。
　　〔4〕［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444页。
　　〔5〕〔23〕《教务教案档》第四辑，第689、1750～1751页。
　　〔6〕《鲁迅佚文辑》，解放军报社，1976年版，第126页。
　　〔10〕〔11〕〔12〕〔14〕〔17〕〔18〕〔20〕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8、112、167、90、138、 245页。
　　〔13〕〔27〕《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127～129页。
　　〔1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
　　〔1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页。
　　〔19〕徐珂：《清稗类钞》册一，第87～88页。
　　〔21〕《义和团》（一），第12页。
　　〔22〕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20页。
　　〔24〕《中法战争》（一），第27页。
　　〔25〕〔26〕《中法战争》（五），第37～38、38页。
　　〔28〕淡水关务司法莱格呈总税务司文，《中法战争》（六），第192页。
　　〔29〕任二北：《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 页。
　　〔30〕《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69页。
　　〔32〕吴才标：《出山简》，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　张 苌）＊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96-101K3中国近代史张鸣/吴静研19961996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96-101K3中国近代史张鸣/吴静研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9:4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