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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文学系指半个世纪前活跃于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文学。对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５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怎么论定它的历史地位，使之回到应该回到的位置上去，应当说也是一个有裨于现今社会发展与文学事业进步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应把握住三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空间所构成的交汇点。透过这个交汇点，作历史的纵向考察，看它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承上”关系；透过这一交汇点，作另一历史纵向考察，看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启下”关系；透过这一交汇点，放眼世界，作横向考察，看它与其时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共时性关系。通过这么一种全景式与立体化的考察，由此所得的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应当较为科学一些，应当具有较深沉一些的历史感与较强一些的当代性。
　　　　一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崭新阶段。但是，它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就其文学基本意识而言，它既有中国现代文学一以贯之的文学基本意识的延续性，而又有其文学基本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意识，我以为可作如是观：启蒙，救亡，与时代和民众结合。这一文学基本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只有强弱与表现形态的不同，而无有无之别。
　　五四文学的这一基本意识，表现为民主与科学。在当时，“民主”被界定为“人权”，被界定为“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科学”主要指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相对立。先驱者们，不惜“断头流血”张扬这一文学基本意识。浸润着这一文学基本意识的文学主张、批评理论与文学作品，确实起到了唤醒民众，挣脱封建枷锁而作真人的反封建的巨大作用。从陈独秀、周作人到文研会，从鲁迅到郑伯奇、闻一多乃至李金发，或传达了觉醒者与反叛者的呐喊，或抒写了觉醒后不知去向的人们的彷徨，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地密切了文学与时代与民众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主要传统即现实主义与功利性的结合。
　　左翼文学的这一文学基本意识，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即阶级解放意识。文学与时代与民众结合，在这里，往往直接化为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这自然取决于当时中国革命对文学的要求以及文学的回应与自觉追随。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到“左联”理论纲领及多次决议，从茅盾、丁玲到叶紫、洪深，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赞颂觉醒了的工农大众。这较之于五四文学的基本意识，应该说是一种超越、一种突破，乃至刷新。
　　抗战文学的这一基本意识，主要表现为民族解放意识。民族解放意识成为抗战文学的思想特质、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的灵魂。这自然取决于民族解放战争这一社会生活基本内容以及文学向这一生活内容的大倾斜。民族解放意识成为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支撑点。抗战文学的文学观念与思维方式不能不与当时政治观念与思维方式取得认同。文学家们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意识浸润于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第二自然”中，决定着抗战文学创作的主题意蕴。抗战文学创作，就其主流而言，或抒写高昂如长江大河的民族解放热情，或抒写英雄壮举，或批判揭露剥蚀民族解放力量的阴暗面与社会弊端，或反思历史发掘传统、埋葬糟粕，其主题与品位之中，都只有民族解放意识的亢奋与沉思之分、高下之别，而无有无之异。也因此，抗战文学作品才能引起普遍的乃至轰动性的时效应，获得广泛的共鸣。同时，民族解放意识也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历史大潮与文学大潮的核心与基调。正如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战场一样，中国抗战文学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力一翼。具有民族解放意识的抗战文学，契合着中国抗日战争社会生活与世界历史潮流，凸现出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所具有的共时性特征，符合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实际即“一”与“多”，民族解放旗帜下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一切，就形成了抗战文学一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抗战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的心理机制而言，民族解放意识构成了他们的主导心理机制。他们同处一种生存环境与心态环境即烧焦的土地、血染的山河、悲苦的呻吟、反抗的怒火，逃亡又逃亡，流浪又流浪；他们共有一种身份即逃亡者、流浪者、战士。这种处境与身份给他们心理与精神上的震动及撞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何别的历史阶段里的文学家们所不曾有过的。因此，他们具有的民族解放意识，不仅极其强烈与厚实，而且就个人而言超越了自我，就阶级而言超越了阶级，就民族而言超越了民族乃至种族而与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的民族解放意识相通。这就决定了抗战文学民族解放意识的开放性特征。
　　第二，从抗战文学创作客体即作品的主题意蕴而言，民族解放意识构成了基本主题意蕴。作家们超越自我、阶级、民族乃至种族的心理能量与艺术激情，自然会煽起一种特殊的创作欲望与创作冲动，决定着创作题材与主题选择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主题意蕴，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反侵略战争与反专制独裁于一体，使之具有特殊历史时期“现代意识”的鲜明色彩。这就大大强化与深化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宏观主题。
　　第三，从抗战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而言，悲壮美是其基本格调。作家们的主导心理机制与艺术激情、作品描写的“客观真实”——“主观真实”渗透过的“客观真实”以及读者的接受心理与期待视界，都制约着甚至决定着抗战文学作品应具有的巨大力度，并由此形成一种特殊历史阶段里文学审美品位即“力”的美，悲壮美。
　　其实，抗战文学这一基本意识的“承上”与刷新，更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学那里去。一以贯之的要素，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不朽的人民性。人民性，主要指作品所反映的人民生活、要求、愿望及反抗斗争；现实主义精神，主要指文学与政治与时代与民众结合过程中所传达出的忧国忧民意识。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整体。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是中华民族自强、自尊、奋进、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精神的一种体现。两千余年来，不因时代不同、阶级各别、政见纷争、文学观不一的文学家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与发展着这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但是，不应讳言，这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也包含了一些“非现代化”的质素，主要是“忠君”一面。“忠君”与“爱国”连在一起，典型的“国本位”意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加剧，反帝意识、情绪与行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给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注入了新质即民族解放意识。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民主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促使这一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向“现代化”转换即救国救民靠民族与民众觉醒，靠民众自身。抗战文学的基本意识，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基本意识的“旧”传统而使之发生裂变；继承与发展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意识的“新”传统而使之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
　　抗战文学的重要历史地位，不仅在与中国文学基本意识演进比照中显示了出来，同时也在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交往进程中得到展现。
　　中国现代文学是吸收世界文学影响发生的，又是在与世界文学交往过程中发展的。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交往只是“来而少往”的话，那么抗战时期抗战文学对外交往便是名符其实的“交”而“往”了。这种交往是通过多渠道、多层次进行的，形成全方位与全景式交往新格局，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汇合与认同，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交往大汇合，呈现出宽泛性的特点。其宽泛性主要涵盖两个大的向度：一是从“急功近利”出发，同世界各文学团体与个人频繁接触与往来，大量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二是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建设和发展出发，译介世界文学名着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间，美、苏、英、法等国家众多文学家不约而同地扑向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其中一些作家在战斗过程中或战斗结束后创作了蜚声世界的长篇巨制。自此，世界文坛出现反法西斯文学大潮。中国抗战文学界一面掀起抗战文学运动的实际行动，一面致函西班牙人民与文学界，声援其正义战争。中国抗战文学一开始形成，就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潮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中国抗战文学对外交往有序化进行，制订出“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对外交往原则。“文协”多次致函世界笔会和美英等国文学团体，向世界人民与文学家们，揭露日寇侵华暴行，表达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求其友声”。同时，掀起抗战文学作品“出国”热潮，让世界人民感知中国跃动的脉搏。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欧美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学界，除在本国开展援华抗日活动外，还派作家来华。其中，苏联、美国、英国来华的作家较多。他们在前线、后方和敌后，一面采访，一面作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创作出了一批有份量有影响的作品。他们把正义与同情洒向中国人民，把仇恨射向侵略者。这些规模宏大、范围宽广的交往活动，虽属表层的，然而却及时地交流了信息，沟通了认识与情感，对于中国跻身世界，提高国际地位，重新树立中国形象，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着较深层次地交流情感，为着获取异域文学的营养，中国抗战文学家，也大量译介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首先，注重于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译介。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１０００余名作家上了前线，握笔从戎。他们先后创作了一批品种齐全、内容丰富的作品，献给卫国战争。中国抗战文学界译介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以小说与剧本成就最为显着。《不朽的人民》、《虹》、《宁死不屈》、《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保卫察里津》等中长篇小说，以及《前线》、《侵略》、《俄罗斯人》等剧作，在中国影响尤大。中国读者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的如Ａ·托尔斯泰所说的苏联人“初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人，然而一旦大祸临头，无论老少都会升起一种伟大的力量——人类美”。中国抗战文学翻译家与批评家戈宝权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苏联文学》中，系统地评介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非凡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抗战文学界继续译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３０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匆匆进入中国左翼文苑，其间虽有周扬与胡风关于这一理论中典型问题的讨论，但尚未来得及深入一步，芦沟桥炮声响了，论争中止。１９３９年后，中国抗战文学界在苏联文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续研讨影响下，开展了几次现实主义讨论。其中，斯大林的文学“真实观”和卢卡契的文学“真实观”，被译介入中国抗战文学界，深深影响着中国抗战文学理论建设。当时，中国抗战文学界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口号及其阐释文章，明显地吸收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观”；胡风的“主观论”则更多地吸收了卢卡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观”。特别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文学界，１９４２年后开始了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边倒”。
　　其次，译介美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译介。一方面是美国作家来华后创作的反映中国抗战的文学，如约翰·根塞的《亚洲内幕》、格兰姆·贝克的《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温台尔·威尔基的《天下一家》、赛珍珠的《中国的插话》、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和《中国的战歌》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与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家本人带来殊荣。另一方面是译介美国作家写的反映欧、亚、非反法西斯战争及美国社会生活的作品。珍珠港事变后，美国一批作家随美国百万之师开赴欧、亚、非战场。他们创作的小说、剧本、报告文学，多为直接反映战斗生活，近距离透视反法西斯战争。其中，海明威和斯坦贝克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中国翻译界“是最出风头的”。海明威写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的小说《战地钟声》和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战地春梦》、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和《攻欧登陆战纪实》两部欧战纪实性作品以及写美国社会生活的《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都译入中国。马尔兹的《向东京前进》、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阿乐贝特·威廉的《俄罗斯人、国家、人民，为何而战》等等，也都一时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中国抗战文学界译介英国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大抵也分这么两个层次。来华英国作家詹姆斯·罗芒·贝特兰写的《华北前线》、《战争阴云》、《回到中国》，弗雷达·阿丽特写的《扬子前线》、《日本在中国的赌博》，奥登写的《到战争中去的行程》，等等，不仅在英美等国出版发行，也先后译成中文见诸中国报刊。当希特勒把战火烧到英国领土后，英国文学界一面在国内与民众一道奋起反击，一面派出作家随军到欧亚非前线，从事新闻报导与文学创作。其中，译入中国而又产生较大影响的要数格林伍德的长篇小说《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朋丁先生》以及普里斯特莱的长篇小说《格雷特里的灯火管制》。
　　再次，译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法西斯国家的众多作家，远走异国他乡，从事反法西斯活动与创作，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大潮的一部分。中国抗战文学界先后译介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写的《和平村记》、《我们七个人》、《寄自火线上的信》等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和剧本《三兄弟》，还抢译了在客观上暴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石川达三写的《未死的兵》。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有２００余位作家逃离家乡到美国、苏联等国家定居。他们把上百部作品送进世界反法西斯文坛。译介入中国抗战文坛的有列普曼《地下火》和谟德嘉·李登夫人的《谁无儿女》，尤其是托马斯·曼、享利希·曼、凯塞、布莱希特、贝歇尔及其作品，倍受中国翻译界、评论界、读者界所欢迎。意大利资深反战作家西龙尼及其作品《意大利的脉搏》也在中国抗战文学界引起共鸣。中国抗战文学界对法西斯国家的法西斯文学作品如日本的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和意大利的“黑衫文学”则是猛烈排击。
　　这些既有重点而又宽泛的“急功近利”的译介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尤其是为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创制了一个窗口，输送了大量生动形象的信息。
　　在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频频交往的同时，中国抗战文学界也重视世界文学名着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战时的中国翻译家们，有鉴于二三十年代多从日文译本转译世界文学名着而留下的诸多缺失，从充实与健全中国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发展出发，在战火硝烟中直接以英文、德文、俄文原作为范本，较系统地译介没有这次战火硝烟味的世界文学名着，诸如乔叟、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等人的作品。仅大后方《时与潮文艺》一家杂志，就连载过《神曲》、《浮士德》、《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译文及评论文章。中国抗战文学的中后期，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纷纷进入中国抗战文坛，特别是其中的大后方文坛。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现代主义作家们大都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洪流，中国作家与批评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有了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文学家需要吸取多种文学营养，以提高抗战文学创作水准。因此，乔易士、卡夫卡、劳伦斯、伍尔芙及其作品的译介，一时形成热潮。以介绍西洋文学为己任的《西洋文学》杂志，出版过“乔易士特辑”，译载乔易士的小说、诗歌和乔易士研究论文，而且大加评介，表示对乔易士的勇于创新的毅力“肃然起敬”，称赞乔易士运用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相交织写成的作品把读者直接带到人物的意识中去，是以前任何一位作家也没有想到这样去做过。以译介世界为主要对象的《时与潮文艺》，就连载了卡夫卡的作品及评介文章。如果说，对乔易士与卡夫卡的译介偏重于“扬”的话，那么对劳伦斯与伍尔芙的译介就侧重于“抑”了。劳伦斯及其小说《虹》、《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在东西方评论界都是有争议的。中国抗战文学翻译界在译介其《虹》时，着重批评小说流露出的不良思想倾向。伍尔芙于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８日不堪忍受希特勒的飞机轰炸英国城镇造成的恐怖而投泰晤士河自尽。中国抗战文学界于１９４３年发表文章译介其人其文，批评其绝望的人生态度与作品中流露出的悲观颓丧情绪。奥登和里尔克的诗歌译介入中国抗战文坛后，也深深影响了一批年轻的中国诗人。
　　总之，中国抗战文学界紧紧抓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提供的机遇，以民族解放意识为文学灵魂，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开展交往。这种交往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目的性之明确、眼光之深邃，都是３０年中外文学交往史上任何一个阶段不可比拟的。尤其是对现代主义的“扬”或“抑”，更不是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对现代主义所持态度与眼光能相比拟的，而深入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本体里，把握其精髓，发现其真正异质与艺术价值的所在了。３０年中外文学交往，于此开始走向成熟。
　　　　　　三
　　抗战文学虽然随抗日战争的结束而成为历史，然而，它对后世文学却有巨大启示意义。
　　抗战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不管是“流”还是“源”，其诸多文学现象似乎或明或暗地仍在晃动。归纳起来，我以为主要是抗战文学形成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探讨中的得与失。
　　抗战文学的民族解放意识，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到此时趋向于民族文学传统的复归和“现代化”的反思。当然，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走势。五四文学革命及其成功，标志着中国文学从此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在这其后的２０年间“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问题，萦绕其间，左右颠簸，倾斜无度。只有到了抗战文学阶段，“现代化”与“民族化”结合的问题，才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界一致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并试图加以解决。这，集中体现在“民族形式”讨论与延安文艺整风两件重大文学事件上。
　　全国范围内的长达３年之久的“民族形式”讨论，归根结底，我以为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文学传统“复归”问题，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问题。讨论中，意见分歧较大，偏颇性亦大，但是有一种重要理论极富建设性，即郭沫若、茅盾、胡风及周扬等人提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应立足于现实生活，吸收西方文学营养，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学精华和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既成的文学形式，以及赋予民族形式的内在含义即指主题题材、文体、语言、情感、表现手法与叙述方式、等等。这便是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抗战文学建构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结合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具有开放性与世界意识、多元化与宽泛性的特征。１９４２年５月的延安文艺整风，是从战争与革命事业的全局背景上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抗战文学的发展，规范其发展方向。其中核心问题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一核心问题的实现仍然有待于“现代化”与“民族化”结合的解决。不过，在理论导向上，更向“民族化”一边倾斜。这两件文学大事，特别是延安文艺整风，影响与规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未来。这两件文学大事，不容讳言，未能取得完全的共识，留下一些缺失。共识差距与缺失，必然影响“现代化”与“民族化”结合，而且在当时的大后方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出现了一种反差现象即前者向“现代化”倾斜，后者向“民族化”倾斜。这种跛脚的共时性文学创作现象，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历时性发展过程之中。
　　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沿着解放区文学轨道前行。赵树理及其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抗战文学“民族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然而，他的“民族化”带有封闭或半封闭的文化氛围特征，缺乏“现代化”的文本意识与文体模式，自然不可能解决好“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这也是不应讳言的。这不应讳言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中成了主流。当然，抗战文学中的大后方文学“现代化”倾向，也并未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绝灭。五十年代初，胡风的理论及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六十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这一承传性的“现代化”因素，由于是在一个大封闭环境里出现的，自然不免大减先前的锐气与光彩。历史车轮转到七十年代末及其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之势，文学亦出现了“现代化”热潮。这自然也可以视为对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十年”封闭型文学符合逻辑的反拨。然而，这种“现代化”趋势中又出现了“洋化”现象，于是前几年又呼唤民族文学复归。由上考察，不难看出，抗战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铺垫的不全是可供任意选择造成文学康庄大道的宝石，其中却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一历史包袱在相应的土壤里发展乃至恶性膨胀，促使当代文学走着日趋狭窄的道路，在封闭型的文化圈内徘徊、挣扎。这在抗战文学那里，似乎始未料及，而似乎又在意料之中。
　　中国文学如何“现代化”与“民族化”，依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必须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与艺术特征。不过，这种艺术个性与艺术特征不是在封闭的文化状态下形成的，而是立足于民族现实生活土壤，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在与世界文学交流和碰撞中自然形成的。这种民族文学，既排除了民族狭隘性，又排除了民族虚无主义，而以自己耀眼的光辉，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成为世界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这种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也许就是抗战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探讨与尝试，留给后世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民族解放意识为灵魂的中国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巅峰期，为中外文学交往史上的成熟期，它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铺垫的是一个并非坚实的基础。这便是我的抗战文学历史地位观。
　　　　　　　　　　　　　　　　　　　　　　　　责任编辑　韩云波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029-03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苏光文19951995 作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029-03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苏光文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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