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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1000—5110（1999）03—0048—05
　　　　　　一
　　论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首先应当设置宽松理解的前提。如果试图阐述概念，我们将面临重重困难，且极有可能无功而返。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人们更多地留意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完备形态，以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迁衍流变。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多数人的认可只是囿于二、三十年代“创造社”、“新月社”部分作家的创作中，所谓浪漫主义思潮，亦是有源无流，难见变化发展，造成这种研究局限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常常生硬地理解浪漫主义，不切实际地严守僵硬的理论教条。因而，对抗战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我们甚至难见全面的描述，更不用说深入的探究。其实，如果从文学思潮流变的角度进入研究，研究的主导意义应在于强调浪漫主义文学的丰富变化，而不是恪守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
　　舍弃生硬的灰色理论，平常之见，浪漫至深至极只是一种情怀，一种早已安息在海洋中的情怀，一种独具魅力的文人情怀，浪漫于今更惟如此，因为将这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情怀推向极至的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实在离我们太久远了。拜伦式孤高绝世的英雄，雨果崇高的热情都已不复存在。文人们仍眷顾浪漫，但转世的衰音已无力而渺茫，浪漫主义伟大伤逝的遗留不过是陈旧的幻想与新鲜的怀旧传达出的文学絮语，对想象与虚构的真情怀想，于无由的伤感中自叹自怜，于现在对过去的多少有些矫情的凭吊，于现实对未来的或许空洞的憧憬。但切不可低估这一切，这种可叹可敬的唐吉诃德式的文学精神，一直是维持文学命运的巨大能量。尤其在现代中国，当作家们在现实政治的泥淖中举步维艰时，这种浪漫的情怀和精神更显可贵。
　　瞻顾历史，虽然浪漫主义确实难以甄别，所以雨果坦白地将之界定为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最权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也认英国的浪漫主义为自然主义；虽然浪漫主义的时代相去已远，文学变迁使本不确定的浪漫主义更为纷纭复杂，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虽然浪漫主义好像已经只能偏安于文学史家的着述中而得以延喘为续。但文学中的浪漫情怀和浪漫精神却生生不息，浪漫主义的歧义性特征和丰富性日渐演化，变异为一种深层模糊的文学意识，更普遍、更深刻地留存于诗人作家的下意识中，表现出来，便是存在于文学构想、背景、叙述、情调、风格中的一种广泛的文学情形。
　　以此理解观照抗战时期的文学，我们应有些许发现。
　　　　　　二
　　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文学时而愈见飘忽不定，时而又清晰可鉴。战争与浪漫有时相距太远，有时却又似乎甚为贴近。两者之间的离合亲疏显示出诱人的文学景观。
　　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造成了现代文学的全面改观，惨烈的战争一开始几乎完全毁坏了现代文学日渐成熟的进程。“七七事变”，特别是上海战争发生后，文学几乎近于瘫痪的边缘，作家们失去了创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失去了创作的心态，创作的机制。文学期刊急剧萎缩，出版业大都停顿，战争无情地斫折了文学。主观上，作家们可贵的抗战热情激昂澎湃后，自然而然地归宿到了实际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中。少数作家甚至投笔从戎，以生命报效民族。他们的选择为人叹服，却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遗憾。所谓“抗战八股”一时兴盛，且愈演愈烈，使文学在后来的史家眼中价值陡降。即使是一些成就斐然的着名作家，创作亦深受战争的影响。以老舍先生为例，他在抗战前夕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着《骆驼祥子》，创作趋于巅峰状态，抗战爆发后却无暇持续先前形成的十分成熟的创作形态。一是由于身为“文协”总务部主任，他流汗最多，出力最大，为“文协”事务鞠躬尽瘁；一是他将许多精力都花在与抗战宣传有密切关联的通俗文艺的创作上，很少有人知道老舍先生在抗战期间是一位知名的通俗文艺作家，他创作的鼓词、相声、快板、新洋片词等作品已近五十万言。如果不是战争的影响，老舍先生奉献于现代文坛的成果，肯定还将增多。
　　从文学流派、思潮、组织社团的情况来看，战争的破坏性仍然很严重。抗战期间全国作家的组织机构呈现高度统一的状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赫然而立，同人性质的社团已极少见，着名的大概只有“七月社”、“战国策派”等少数几家。我们通常以地域性来概括抗战时期作家的活动，有国统区文学、根据地文学、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等，亦说明旧日作家们的派别社团已不复存在。
　　现代派诗歌是最先被战争激流掩埋的文学思潮。现代新诗经过几代诗人的筚路探索，终于走上了诗歌艺术的自由之路，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等知名诗人为代表的“现代”诗潮。他们对纯粹诗歌艺术的追求最为彻底，毫无保留，他们的创作可以用一句最简短的话来概述，就是施蛰存所言：“‘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现代的诗。”看一下被称作现代派艺术纲领的戴望舒的《诗论零札》，情况更易了然：“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份”；“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是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变异）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由于他们倾心尽力的追求，为现代新诗营造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但1937年战事一起，这股在现代文学史上也许是最具价值的诗潮，很快便衰颓下去了。再过将近半个世纪，纯粹正宗的诗歌艺术仍无新的建树局面，让人感怀不已，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战争，一个悠久古老的诗歌国度或许已然苏醒。
　　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在战争影响下，也掺进了几许亦可喜亦足憾的杂质。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增强了情感的力度。民族情感的激越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节制，使作家的创作定势稍显松动。其它的流派中，京派作家群的创作日见寂寥；新感觉派艺术的代表人物彻底落败。文学于民族的灾难中无奈地陷入了失控的状态。
　　　　　　三
　　在整个文坛不太景气的情形下，浪漫主义适时地切入了战争，充当了惨烈历史的悲壮演员。战事一开，作家们与民族命脉相生相博，共激共振，共同的人格精神齐塑出“救亡图存，咸具此心”的绝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成立宣言中就鼓动一种壮烈的文艺：“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诗人们更表现得难以自抑，《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中发出的誓词是：“我们是诗人也是战士，我们的笔杆也就是枪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壮怀激烈的心态，透过这种心态，传统浪漫主义的壮美特性可见一斑。抗战初期作家们的笔耕虽多应时之作，情感多量，冷静不足，但偶尔也有上乘之作，胡风便盛赞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底一首最壮丽的史诗”。认为这篇作品“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底苦难与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荡着读者底心灵”。（注：《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大波大澜的时代，作家与社会息息相关，往往易于产生高度体现时代精神和作家完美人格精神的史诗性质的作品，这类作品的美学功用在于“激励时代，感奋时人”。（郭沫若语）热情、献身、悲壮、光荣，正是这些浪漫主义的特定语汇表征了那个时代作家与民族解放战争的确当关系，我们应当记起1830年的雨果，这位诗人在当时成了法兰西共和主义时代的一面精神旗帜，以自己的激情鼓动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当时代变迁和激荡之时，激情的浪漫思想往往充当历史发展的自觉工具，而其它艺术思想却难以起到这一作用。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史册中最为惨烈的一页，但在残酷的战争现实中，人们往往更易于怀想浪漫、倾心理想。因为人人舍身忘死以求的目的，就是没有战争的和平；过分残酷的战争也迫使人们在浪漫的幻想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和安慰。
　　史载，在淞沪抗战最壮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曾有一年轻美丽的少女，冒着枪林弹雨，将一面国旗送到守卫者手中。此事被当时的新闻报纸宣传得沸沸扬扬。这大概就是战争中的浪漫。把爱国主义的义举和隐含的浪漫叠置在一起，将会造成一种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影响。诗人覃子豪在一首名为《九月之晨》的诗中状写了美丽的浪漫映照的战斗。诗中写道：
　　上前线去吧
　　我已经看见像战士鲜红的血液的
　　——九月的蔷薇
　　在一丝绿叶之间
　　我安慰似的摘下了蔷薇
　　插在红马的头上
　　红马飞驰着奔向兵站
　　当然，也有作家执意于创作与抗战无关的“纯正文学”。如沈从文，以今天艺术评判的眼光来看，他写于抗战期间的长篇小说《长河》可算当时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长篇小说中亦存在着许多的浪漫因素。作品悠远绝世的故事会轻易地挑动起欣赏者的浪漫暇思，加之作品“在朴素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氛”。（注：《沈从文文集》（七），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一如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长河》也为我们展现了纯真幻美的田园牧歌和传统灿烂的人伦景致。
　　沈从文作品的浪漫主义特性并非完全出自作品的本真存在，其美好的人情人性和美好的笔触不过证明了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表现的些许余情末景；在更大程度上，其作品的浪漫主义特性得力于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造成了我们对作品的奇特印象，进而激发我们艺术审美中的想象，充分调动我们对人性中一切美好品性的彻悟，才形成了读者心目中各有不同的美的感受。沈从文的创作在战时文学中虽属例外，但由于其成就的卓越，仍然值得在此附带一笔。
　　　　　　四
　　抗战时期浪漫主义的集中表现，当推许多作家对英雄主义的极力张扬。
　　在蓝海所着的现代第一部《中国抗战文艺史》中，绪论的附题便是“——英雄时代之再生”，作者断言：“如今，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文艺上也应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后起的以浪漫主义表现为特长的作家孙犁说得更明白：“浪漫主义适合于战斗的时代，英雄的时代。这种时代，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注：《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孙犁写作较晚，他以《荷花淀》成名时已到了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残酷和艰辛已被八年的时日渐渐滤去。胜利的前夜，人们情思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成分，沉重变为清新，悲愤为愉悦取代，英雄的品质散布于平凡的生活中，乐观主义气息日渐抬头。孙犁的作品多以战争中根据地妇女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而又具备上述种种迹象。他笔下的人物多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坚毅的品质，热情勇敢、开朗乐观的性格。对于女性，孙犁处理得过于理想化，与现实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大概只有他这样处理女性形象，塑造出众多的浪漫理想的人物。如《荷花淀》中的水生嫂，《吴召儿》中的吴召儿，《光荣》中的秀梅，《钟》中的慧秀等等。在早期的战争作品中，英雄们的归缩几乎没有例外地是牺牲，孙犁作品中却少写到牺牲，胜利将至，人们已经可以从精神上卸下牺牲的沉重担子。早先作品伴随英雄的总是悲剧的氛围和悲壮的格调，孙犁作品却向我们展示了轻松优美，如诗如画的生活背景。虽然孙犁从来认定自己的创作当属现实主义，但其所谓“散文化”的小说中已包容了诸多的浪漫特质。
　　这之前的文学中英雄却是别一种面貌。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抗战初期名振一时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丘东平在这篇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抗战英雄的形象，他的名字便具有英雄气味——林青史，外貌特征也有理想浪漫的风采，年轻而漂亮，整齐的装束发出新鲜、洁净的闪光，像一位胆怯而庄严静穆的少女。作品描绘林青史带领英勇的第四连同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最后却被友军缴械，自己也被执行军法枪决。其英雄悲剧的深度虽见于敌我双方的苦斗，更多的则表现在主人公的人格创痛，表现在他负载着巨重的担子走尽壮烈而痛楚的生命，一种痛苦的末路的悲哀。作者赋予英雄的牺牲以极其悲壮的色彩，从而高度凸现了人物形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作家们的创作心情渐趋平缓，战争初始时的激烈已渐渐淡化。早期的作品中，情感太过紧张，状述亦无张弛，格调过度一统，于是造成了人物单一，情景刻板，表现公式化等弊病。当战时作家的聚集地由武汉再度内移后，许多作家的漂泊生活亦告结束，暂时稳定的战事和一时稳定的生活促使许多作家考虑自己在战争中的位置，并逐渐摆正了创作姿态。很多作家的创作由短制而长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战争仍在持续，作家的民族情感并未消退，于是很多作家寻找到浪漫主义。将浪漫主义与英雄时代结合起来，既易于抒发自己的抗战情结，又不偏废创作上的艺术表现。浪漫英雄成了一些作家竞相追逐的描写对象。所谓浪漫英雄，并非象拜伦似的高贵浪漫气质和旷世英雄人格的完美结合，而是抗战时期特有的一种浪漫的英雄。在这里，“浪漫”和“英雄”没有合二为一，有时是以浪漫的故事铺垫英雄的行为，有时让英雄在生活中推演出一两幕离奇的浪漫故事。英雄们大都寄寓着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而浪漫有时不过是作家思想情感繁饰的附丽。英雄的思想行为各异，言谈和举止有别，命运遭遇不同，但精神境界却大抵相似，都怀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坚定信念，咸存舍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又共具坚毅卓绝的意志品质。浪漫却时而体现在英雄的人格精神中，时而贯彻于作品的故事演绎中，甚至只存在于作品的抒情语言中。
　　这种浪漫英雄美学的集大成者，当数40年代的“战国策”派文学。“战国策”派非纯文学团体，林同济、雷海宗等多倾情于政治、哲理、历史、文化的问题，只有陈铨专事文学创作。因而人们所见的这一派别对文学的阐释并不很多，公认的代表性文字只有林同济的《寄语中国艺术人》。文章为艺术创造规定了三道母题，一是“恐怖”的母题：“恐怖是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拨开了一切，剩下的就是恐怖。时间无穷，空间也是无穷的。对这无穷的时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后的脆弱，看出了那终究不可幸逃的气运——死·亡·毁灭。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险暗的深渊：它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二是“狂欢”的母题：“那正是你看到人生最深渊的刹那，六根颤，汗满身，血满面，你认定了生命是‘无能’，忽然间不知从那里刮过来一阵神秘之风，揭开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见，见得了一线的晨光，见得了陆地的闪烁。”“它是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乱创造。”第三是“虔恪”的母题：“那就是神圣的绝对体面前严肃屏息崇拜。”而所谓“绝对体”则是“自我之外发现了存在，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它伟大，它崇高，它圣洁，它至善，它万能，它是光明，它是整个！”林同济这种查拉图斯特拉似的思想狂呓，实导源于以尼采为领袖的德国新浪漫哲学和浪漫美学，其实质是以非理性的、个性的诗化情感重新确立人生的本质，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无限的时空，人的精神的各个层面进行深沉的体验和孤独的感受。林同济以尼采神化艺术审美的美学特质空洞而不切实际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走向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只是西方思想传统的翻版。正如林同济所发现的，中国民族是一个缺乏“虔恪”的民族，而在“战国策”派兴起后，即使在陈铨的作品中，我们亦难找到超绝时空的“虔恪”。事实是，尼采思想完成了对西方19世纪之前浪漫主义思潮的高度总结，并使其结论走得很远，把在他之前的浪漫主义思想推向了颇具个性禀赋的极端；而对现代中国作家来说，他们钟情和流连的仍是尼采之前的西方传统浪漫主义。
　　陈铨便是雨果《欧那尼》式浪漫悲剧的热衷者和躬行者，他以“浪漫悲剧”标示自己的几部代表作。在《金指环·后记》中说：“剧中的人物，都是有高尚理想的人物，他们追求的是荣誉，是感情，是道德上的责任，为着荣誉感情责任，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一种浪漫的精神和人生的态度，也许是中国新时代所最需要的。”他对“浪漫”的理解是“实际上‘浪漫’原来的意思，是人生理想的无限追求。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下，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
　　陈铨着名的剧作有《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等。这些剧作的主要意义在于其民族主义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战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而也为作品带来了很高的声誉。陈铨的文学主张以积极倡导民族主义为核心，他甚至试图鼓动一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常常与国家政治合流，陈铨的思想亦体现出一定的官方色彩。他的剧作甚至有“官样八股”之嫌。由艺术上观之，以上三出剧并无太杰出之处。陈铨习惯于在剧本中以人物对话表现创作主旨，而对话又大都不出民族主义思想左右，都是战时民族情感的抒发。《野玫瑰》中塞满了离奇浪漫的情节，但太过拥挤的故事似乎也只促成了作品良好的观赏效果，与作品思想之间脱节严重，作品的悲剧意味也不浓厚。《金指环》被作者题为“三幕浪漫悲剧”。从戏剧形态上看，确实较《野玫瑰》更多悲剧色彩，浪漫也即从悲剧中产生，该剧的构思主干有些相似于同时期郭沫若的《虎符》，遗憾的是，叙述组织和人物都没有得到充分艺术的展现，仍然过量的体现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人物语言，干扰并掩盖了对悲剧深度的拓展。但陈铨作品却为我们提供了清一色的众多“民族英雄”形象，《野玫瑰》中的特工人员夏艳华、刘云樵、王安，《金指环》中的军人刘志明、马德章，《蓝蝴蝶》中的租界检察官钱孟群，这些人物的精神意志、思想抱负如出一辙，几无差异。
　　“战国策”派是一个曾被严重误解过的派别，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从理论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战时文学的高度体现民族精神的积极参照。在我们记住那段历史的时候，当不该遗忘“战国策”派。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昆明48～5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周华19991999本文试图突破以往研究中将浪漫主义局限于二、三十年代的“社团”“思潮”的传统，以宽泛的理解认可抗战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诸多浪漫主义因子，进而将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延伸进四十年代，勾勒出别一种抗战文学的情形。抗战文学/浪漫/浪漫主义/战争现实/英雄主义收稿日期：1999—02—15周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云南昆明　650092　　周华，男，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作者：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昆明48～5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周华19991999本文试图突破以往研究中将浪漫主义局限于二、三十年代的“社团”“思潮”的传统，以宽泛的理解认可抗战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诸多浪漫主义因子，进而将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延伸进四十年代，勾勒出别一种抗战文学的情形。抗战文学/浪漫/浪漫主义/战争现实/英雄主义收稿日期：1999—02—15

网载 2013-09-10 2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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