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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3-0016-05
　　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新领域与新方法，它在现代西方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是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西方(主要在美国)口述史学复兴运动的产物。
　　但是，口述史学有它悠久的传统。了解这种传统及其延伸，将使我们对于现代西方口述史学，对于它的发展进程中的困难，以及它的未来前景，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本文就这些内容试作论述。
　　　　　　一
　　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诗谈起，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历史，而跟神交通的人，即那些宗教家，是最早的历史学家。[1]
　　其实，口述史学史也是这样。在邈远的洪荒年代，在文字发明之前，神、巫与诗人可说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那时，一个氏族的诗人，就是这个氏族的历史档案库。诗人们可以将神或巫作为抒发情感的媒介，祭神巫祝，行咏歌手，正是通过世代的口耳相传，在神话传说或英雄史诗中，为后世保存了原始先民最初活动的记录。于是，就有了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这在世界各个民族与地区，都大体如此。
　　这里我们先说中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多为英雄人物，它大抵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界进行斗争的故事，也有一些是反映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2]其中前者流传至今甚多，如治水的故事。在上古时代，许多氏族中曾流传着那些治水有功的英雄人物。例如，原在今山西省境内居住的金天氏的昧和他的儿子台骀，原在今山东省境内居住的少@①氏的修和熙，原在今河南省北部居住的共工氏，都是那时能治水的英雄人物，后来都被演化为神。当然，神话传说中最着名的治水英雄，当数夏后氏的禹了。禹按着地势的高下，疏导汗漫的洪水，使之分别归入一定的水道，使民众脱离水患，得以在平地上栖居下来。在治水过程中，无论风里雨里，他都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为大家所敬重，他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为后世所传颂。至于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等反映先民与自然界作斗争的故事，就更为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了。
　　关于氏族、部落间战争的传说，尤以黄帝蚩尤之战最为着名。传说他们神通广大，黄帝曾把应龙调来，要他用水去淹蚩尤。而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呼风唤雨，阻止了黄帝的进攻。后来，黄帝又把天女旱魃请了下来，才把雨止住了，这才由应龙把蚩尤杀掉。
　　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不管在具体事件上的真实性如何，但总的看来，却是原始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从中也可依稀看出一些原始的历史观念。对英雄人物的颂扬是原始先民传述历史的一种最古老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古老的口述历史。
　　这种情况不独中国存在，在西方亦是如此。这里以古希腊为例。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是颇为丰富多彩的，它系列完整，内容宏富，在古希腊人看来，电闪雷鸣，白昼黑夜，江河湖海，乃至雨后的彩虹，深谷的回声，举凡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万物有灵”的，一切自然现象都被人格化了、形象化了。在人格化了的诸神身上，也具有人的衣食住行和人的喜怒哀乐，体现了更多的人的品格，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等。你看：神情威严的“众神之父”宙斯，干出了多少风流逸事；农神得墨特耳失去了爱女，痛不欲生，甚至连万物草木也都枯萎了；由于俄底修斯未获海神波赛冬的批准，私自航海回家，于是海神大发雷霆，兴风作浪，结果把即将抵岸的俄底修斯重新刮到茫茫的大海上去飘泊；更有甚者，是爱与美之神的丈夫所干的那个恶作剧，说的是战神阿瑞斯和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蒂私通，被爱与美之神的丈夫匠神赫斐斯托斯发觉，于是他把他们包在一张网里送到众神那里，使之当众出丑，引得哄堂大笑……
　　诗是原始的历史，也是一种古老的可以咏唱的口述历史，与神话传说一样，也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是一种远古的声音。在上古希腊，尤以荷马史诗最为有名。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之间，相传为盲诗人，因此才叫他“荷马”(Homeros，在爱奥尼土语里就是“盲人”的意思)。“荷马史诗”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口头流传的年代，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补充，不断丰满，最后才由大诗人荷马整理定型，成为特具风格的史诗，斯时已是希腊城邦国家步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学者们普遍认为那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编订的。现代学术界对荷马其人其作争论不休，但再多的争论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出自远古时代的声音，它是对昔时流传在人们口头中的上古历史的一种呼唤，是人类跨入文明时代门槛前的一份历史遗产，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最早的历史，在它那里，包含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而这正是史学史，也是口述史学所要追溯的源头，这在古代希腊如此，在古代中国如此，在古代犹太如此，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文字发明前，人类的历史大致是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传承下来的。
　　　　　　二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渐启，文字既出，各种文献资料也纷纷出现，这就开始了用文字记载历史。然而，此后的古代历史学家，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在历史着述中，口述历史仍是记述历史的重要方法，时愈古而愈显其重要性。
　　以中国古代为例。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也就是说，在文献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口述历史有其优越性，它并不逊于当时的文献资料。《论语》正是这种典型的口述语录体。可见，我国史学中的口述历史的传统及对它的认识与重视，确实源远流长。如《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可否说明，在中国上古周代，便有专门的史官，从事搜集人们(主要为君王)口头的言谈，用来记载历史。当然，中国古代的史官，其职能要比我们理解的广泛得多。
　　这种做法，至汉代大史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更有大进。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文献资料更富，但有时亦穷，也需借助与依靠口述历史的材料。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谈及荆轲刺秦王的史料来源时说得很清楚，他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古代史家多为大旅行家，其游历，不仅是访求名山大川，探寻历史陈迹，也在于搜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就包括搜集口传史料，为其撰史之需要。史家司马迁正是这样一位大旅行家，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本部，前后有十年之久。他首先“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其后，他“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②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仕为郎中”，扈从天子，巡幸四方，又开始新的远行。
　　司马迁被学界称为中国的“史学之父”，由司马迁所奠定的口述史学方法传统，一直影响后世，绵延不绝。无独有偶，这一点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也表现得很明显。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和司马迁一样，喜游历，其足迹东至两河流域南部，南达北非埃及最南端，西迄意大利半岛及西西里，北临黑海沿岸，几乎遍及当时希腊人所知的古代世界。他与司马迁当然不是同时代人(希罗多德早于司马迁足足约三个半世纪)，但司马迁不知道有希腊，希罗多德也不知道有中国，这未免令人遗憾。
　　然而，有一点在东西方两位“史学之父”那里是共同的，那就是把口传资料用来写作历史着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古希腊，由于文字记载出现较晚，因此在希罗多德撰史时，他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颇为匮乏。在那时，史家撰史，往往要靠自己的亲自采访和实地调查，口头流传的资料大多成了古希腊史家觅取资料的“主要来源”。“历史”这一词，在古希腊文中，最初即指通过考问、探究而求得的知识。希罗多德正是这样。他每到一处，总是仔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考察各地的名胜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努力搜集各类历史故事。随着广泛的旅行，他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物，上至国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他们的口中，他获知许多人类过去的故事，随旅途所见所闻，写下了不少片断的作品(即后来他写的《历史》一书的前半部分，第一至第五卷)。就这样，他躬身实践，实地调查，亲自采访，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口碑(口传)史料，希罗多德是不可能完成他的传世之作《历史》的。他是一面游历，一面写书的，这种口述的资料，在他书中是占大部份的，当然他也采用文字资料与考古学资料等。
　　稍后，更有古希腊杰出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396)撰写名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了写作这部着作，修昔底德也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传统，大量采用口碑史料。他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尤其重视当事者的口述，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可靠的材料。他比希罗多德的进步之处在于，修昔底德表现了对口述见证资料可信度的怀疑，并由此确立了缜密求真的科学方法。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西方史学史上不断被学者证引的着名论断：“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3](PP17-18)
　　在上引这段着名的论述中，修昔底德显示了作为古希腊最卓越史家的批判精神，一种史料批判原则与考信的精神，它对后世西方尤其是19世纪的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口述历史的传统也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失。可以这样认为，中西早期历史学家着史时兼用口述历史，是历史学对远古传统的一种回音，这种回音仍在不断的延续。
　　　　　　三
　　只要历史学在发展，口述史学悠久的传统就不会被湮灭或阻塞，历史学家总是不断地“发现”它，运用它，直至现代口述史学运动的崛起，以及口述史学的现代复兴。
　　我们在这里需略加笔墨，铺陈一下西方史学这一“崛起”前的成绩，“复兴”前的“发现”。当代英国着名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这样说：“历史学家们对‘口述史’的发现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不太可能被遮掩住。并且它不仅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4](P88)
　　事实正是这样。口述历史，这种最古老的技巧(方法)自历史学产生后，历史学家对它的“发现”(实为运用)，就不可能被阻滞，它总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古老传统的顽强，也说明了历史学的生命力。
　　在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社会”中，基督教神学的史学观念改造了西方古典史学。这时的史学，不在世俗的书院，而在僧侣的庙堂，编纂历史的多为教士；所叙述的对象，不在现实的人间，而在空渺的彼岸世界。但古典史学的口述史传统却在中世纪仍得以一脉相传。如被称作“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从他留传至后世的《英吉利教会史》来看，在那里除留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外，也包含了可观的口述史料。在大多数的英格兰地区，由于文献资料匮乏，他总是想方设法搜集口头传说，并对这些资料加以佐证。“我决不愿意让我的子孙后代读到谎言。”[5](P3)这是这位生活在7世纪后期的“英国历史之父”的临终遗言，也是一位富有求真精神的历史学家的心声。比德对于他所叙述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的还是非凡的都尽可能地提供第一手资料；倘若缺乏第一手资料，如果材料的来源除了一般的口头证据外，他就会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不管怎样，口述资料与口述史的写作方法始终是与这位历史学家结伴的。
　　至西方近代，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如伏尔泰，这位被称作“理性主义史学之父”的史家，自然厌恶口头传说的“荒诞不经”；但令伏尔泰高兴的是，那些“预兆、奇迹和幻象现在被送回到寓言的领域中，历史需要受到哲学的启蒙”，换言之，他要把“哲学的明灯”引入到精芜杂沓的历史档案库中，因此，他写的历史着作，决不排斥口述史料，包括他的传世名作《路易十四时代》，口头证据是该书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
　　到了19世纪，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历史学家对口述史“发现”的范例，这里略写几位：一是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l，1800-1859)，他的名着《英国史》是19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着名、最畅销的作品。在这部着作中，马考莱浓墨重彩描述了社会下层的人们的生活，为了写好这些人，他充分运用了来自坊间的调查、回忆录、日记、民谣、寓言、诗歌和小说等多方面的资料，其中口述史料占优。无怪乎他的书能在坊间行销一时。口述资料所具有的生动性等特点，在马考莱那里有着很明显的反映。另一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这位“法国第一位伟大的人民史学家”，以其《法国大革命史》这样一部“把自己融化在当年的那个革命环境中”的名作而享誉后世。他对口述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偏爱。他这样说：“当我说到口头传说时，我指的是民族的(national)传说，它仍然普遍地分布在人民的口头上，它在为每个人所言说与重复，农民、城镇居民、老人、妇女、甚至儿童；如果你在夜晚走进一家乡村小酒店，你就能够听到它；你可以这样来收集它；你发现一位过路人在路旁休息，于是你开始和他攀谈起来，先是谈到下雨的天气，然后是季节，然后是食物的高昂价格，然后是皇帝的时代，然后是大革命时代。”[4](PP25-26)米什莱的卓越，在于他对历史充满着一种赤诚之情，这种赤诚之情在他那里已化作一种取之不竭的动力，这种不竭的动力转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有效的方法演绎成一种他所笃信的史学理念，为此，他整整花了10年时间来搜集口述资料，他的名言：“历史是民族的史诗”，将与他对历史学的贡献而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不仅在创立唯物史观、推动史学革命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贵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翔实与严密的作品中，也乐于汲纳口述资料，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这就是“既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也依赖于来自他们的无数通信者与访问者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报告。”[4](P46)如马克思的不朽之作《资本论》。在这部宏着中，马克思除大量地引用古典文献资料外，还征引两类资料：一是当代经济和政治理论及对它们的评论资料，另一是来自报纸、议会蓝皮书以及当代发生的一些生动的趣闻轶事。显然，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不少已经出版的口头材料，藉以帮助他的论证。又如，恩格斯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曾作了不少调查访问，以搜集民间的口述资料。1842年，他在曼彻斯特曾作过很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6](P281)的状况，有着很切身的体会。很难设想，这部着作只是关在书斋、依靠那时官方的文献资料就能写得出来的。
　　19世纪以降，史学研究与世变桴鼓相应，西方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在乐观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科学主义大兴的学术氛围下，历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的追求甚笃，在这种情况下，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大盛，他所标榜的“如实直书”，注重原始史料，尤其是刻意觅求官方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他的内证(Internal Criticism，论证史料的价值)和外证(External Criticism，鉴别版本)相结合的考订方法，构成了他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基础。对此，他这样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7](P57)
　　在这种史学理念及时代风气下，口述史学的传统受到了阻滞，口述史料被排斥，被降为民俗与神话一类而不能入流，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中期(兰史客观主义史学大盛之时——引者注)，使得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更有可能在毋需使用任何‘活的文件’(即口述史料)的条件下进行写作。”[4](P56)于是就有了法国史家古朗治(Fustel deCoulanges，1830-1889)的名言：“不是我在写历史，而是史料通过我在陈述它自己。”[8](P9)这里的史料即兰克及其学派所主张的文献资料，而主要是指官方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史学发展的复杂轨迹，它既使史学向着前进的、科学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它又与此相背离，向着如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所说的“最古老的技巧”(即口述史方法)相背离的方向迈进。正是在这种进步与背离的双重变奏中，口述史学因时代的机缘而迎来了复兴的年代，而西方史学(其实岂只是西方史学)正是在这样曲曲折折的过程中不断地前进着。
　　　　　　四
　　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前景怎样?1998年岁末，美国口述史家，《口述史评论》杂志主编勃鲁斯·斯代夫在北京大学作口述史学的讲演，他一开场就这样说：在中国，口述史就像“中国的难题”(The Chinese Puzzle，这是斯代夫写的一篇文章的篇名)一样，难以寻找到所有的部分。[9](P253)“中国的难题?”难道口述史学的发展仅仅是“中国的难题”吗?口述史学恐怕是一个“世界的难题”。
　　口述史学之所以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在我看来，原因不外是：
　　其一，口述史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不重视，在许多方面得到了验证。例如，以中国内地而言，口述历史的研究还未能列入从国家到地方的学术研究课题规划之中，目前国内大概还没有一个专门性的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有热心者曾提议成立“口述史学研究中心”，但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又例如，资金不足。从事现代口述史学，是一项需付出高代价的史学工作，“对于任何渴望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的研究者来说，最重大的问题是资金”[10]，美国口述史家卡什和胡弗发出这样的感叹。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历史系曾进行过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的口述历史访谈，后来由于没有得到后续资金的支持而未能继续开展下去，实为可惜。再例如，在高校的相关专业中，缺乏学科支撑点。有消息称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刘一皋教授已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但这在国内恐怕是凤毛麟角的吧。由于没有相关专业的哺育，这方面的人才就培养不出来。于是就相应地产生了下一个问题。
　　其二，缺乏从事口述史学所必需的人才。
　　要从事口述史学吗?你必须是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有良好的历史学的素养，有现代学者的眼光，有广阔的知识面，有熟悉从事某一课题的具体的专业训练，有能驾驭如何做口述史学的一套方法(如何制定课题、如何访谈、如何整理、如何综合等等)。这样的人才，在目前大陆学界，似乎也是至为鲜见。因此，我们发展中国的口述史学的当务之急是要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而不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当然不只口述史学是这样，其它如发展中国的影视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也都是这样。
　　其三，口述史学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
　　这恐怕是口述史学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由于对口述史学缺乏深入的了解，也由于传统的“口说无凭”的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对口述史料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如约翰·托什所说：“大多数专业史学家甚至现在仍对利用这类材料进行研究持怀疑态度，并时常不愿意讨论它实际存在的优点与缺点。”[11]正因为这样，口述史料在那些重文字史料、重文献考据的学者那里，受到了轻视，乃至被一些史家完全地抛弃了。
　　诚然，口述史料主要是通过访谈而获得的。如何看待受访者的回忆，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些都是可以存疑的。造成这种缺憾有很复杂的情况，或由于年深日久致使受访者的记忆失误和不完全，或由于受访者的个人原因而故意歪曲真相(或避重就轻、或自我拔高、或无中生有、或欲言又止)，或受访者受到了访谈者的诱导(或暗示、或曲迎等)而使“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如此等等。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回忆失真，从而背离了历史的真相。这是为什么?此乃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主体意识所使然也。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可能复原的，口述史家通过口述史料重建历史，并辅之以文字史料，经历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不显现着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事实上，以文字史料为主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难道就那么客观吗?难道文字史料就那么可靠吗?难道它就不充斥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吗?如此厚此(文字史料)薄彼(口述史料)，这不是出于传统史学的偏见，就是出于对历史研究过程理论认识上的盲区或误解。对此，应另文详加讨论，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
　　现代史学在前进，现代口述史学也必将在坎坷曲折中前进。其实，方向业已指明，坚冰必须打破，航道应该开通，我们对现代口述史学发展的前景，同影视史学、心理史学等一样，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不论是“中国的难题”还是“西方的难题”都阻挡不了我们。前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莫斯这样说：“口述史学要对历史学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就必须使自己彻度地被人们所了解，并接受严峻的考验。”[10]要使口述史学彻底地为人们所了解，需要做多方面的艰苦的工作，我们愿意为此作一颗铺路石子，为现代口述史学充当“吹鼓手”(注：对此，钟少年、杨雁斌、杨祥银等同志曾写过不少文章，功不可没。他们的大作大多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史学理论研究》、《学术研究》等刊物上，不另一一列出。)，让历史学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克丽奥(Clio，历史女神)早日走向坊间。
　　收稿日期：2003-03-05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昌16～20K1历史学张广智20032003口述史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文字发明前，世界各地的历史是借助于诗歌和神话等口述历史的形式传承下来。早期历史学家着史时兼用口述史资料，是历史学对远古传统的一种回应与延伸。中世纪以降，口述史历经曲折，迎来现代的复兴。然而，口述史学的发展既面临着困难，又充满了希望。其困难主要在于口述史学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研究所需人才匮乏，以及口述史学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口述史学/传统/发展/前景/Oral history/tradition/development/prospectsOn the Tradi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Oral History　　ZHANG Guang-zhi　　History Department,Fudan Univerity,Shanghai 200433,ChinaOral history has a long history.Before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historyhad been handed down in the form of oral history,such as poems and myths,in　China,even in the whole world.Oral history by which early historians wrotehistory is in fact a continuity of the ancient tradition.After Middle Ages,oral history has entered the times of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afterundergoing some difficulties.However,oral history in modem times taces with　some common difficult problems because oral history hasn't been stressed;there are few people who study oral history;and the reliability of oralhistory has been questioned.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43　　张广智(1939-)，男，江苏海门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昌16～20K1历史学张广智20032003口述史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文字发明前，世界各地的历史是借助于诗歌和神话等口述历史的形式传承下来。早期历史学家着史时兼用口述史资料，是历史学对远古传统的一种回应与延伸。中世纪以降，口述史历经曲折，迎来现代的复兴。然而，口述史学的发展既面临着困难，又充满了希望。其困难主要在于口述史学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研究所需人才匮乏，以及口述史学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口述史学/传统/发展/前景/Oral history/tradition/development/prospects

网载 2013-09-10 2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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