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福潮:《书海泛舟记》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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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书
    南方周末    2004-09-02 16:30:54

  ■书海泛舟记
  □范福潮

  初一开学,中苏珍宝岛之战刚过,全国都在备战,上午军训,下午挖防空洞,过了四周才上课。“文革”前的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统遭废弃,“复课闹革命”后,学生没有教育部的统编教材可用,课本由各省临时组织编写,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发到手的新教材只有语文、数学、俄语,课本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新增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音乐课改称“革命歌曲”,体育改称“军体”,练投弹、打靶、拼刺刀,一学期还要安排八周时间学工、学农,即使这样的教材,也无足够的课时学完。
  上学对我来说,与玩耍无异,在校时间,多花在换书上,这是校园里惟一的乐趣。书包里装几本小说,上课时约好人,下课铃一响,打着手电,钻到防空洞里,各人拿出各自的书,互相交换。但并非每次都能换到称心的书,遇见对方拿的书是我看过的、或不爱看的,便难成交。书的可读性是关键,物以稀为贵,拿一本好看的小说一次可以换到两三本书。那时,尚无“流行歌曲”一词,但“流行小说”却是有的,这些书虽被批为“毒草”,但仍高居“流行小说”的排行榜,在地下流行,外国小说像伏尼契的《牛虻》、高尔基的《在人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国小说像《封神榜》、《说唐》、《说岳》、《水浒》、《三国演义》,都很抢手,私下询问,读没读过这些“流行小说”成了关乎品位的大事,拥有这些书在喜欢读书的同学中更是地位的象征。换书也有规矩:不能拿别人的书去周转。一天,我用林汉达的《春秋故事》从一连四排张宝龙手里换来一本安德列夫的《红色保险箱》,连夜看完,第二天拿这本书换来一本凡尔纳的《机器岛》,第三天又用《机器岛》换了一本萨多维亚努的《漂来的磨坊》……别人若也像我这样换书,打时间差,便难免“穿帮”。第四天,宝龙问我:“你怎么拿我的《红色保险箱》和别人换书?”
  久而久之,经常换书的同学形成一个固定的小圈子,多数人成了我的密友。大家都感到防空洞里“现货交易”不方便,预先不知道谁手里有什么书,成交率不高。我想出一个办法,约了10个同学,每人写出自己拥有的50本书的书目,复写10份,人手一份,这样,大家按书目挑选想看的书,互相交换。我想看宝龙的《摩诃多的故事》,上午告诉他,他想看我的《瘸腿魔鬼》,下午,我俩即带书到校交换。仅过一个月,我们这个“换书会”又发展了十来个会员,新会员还有外校的高年级学生。换书会的书目有一千多本,除了小说,还有散文、诗歌、史志、传记等书,我们阅读的范围随着会员的增加逐渐扩大。
  一天,上课间操时,老师在教室搜查学生的书包,我和几位同学书包里的书被没收了。事后才知道,一位同学因借书之事与宝龙结怨,跑到校革委告状,把我们“换书会”的活动揭发出来。校革委把参加“换书会”的学生定性为“地下小集团”,停课、办学习班,令我们一周内按书目把“毒草”小说全部上交,逾期不交,将被开除。正在学校不依不饶的时候,邻家廖叔叔的儿子被单位派到学校当工宣队员,担任我们连的指导员,那时,工宣队在学校掌权,他是工宣队长的徒弟,经他斡旋,此事便不了了之。廖大哥叮嘱我以后不许把小说带进校门,他透露给我一个好消息:“学校在吴山买了四十亩山坡建学农基地,每班抽三个学生去开荒,让我带队,你也去吧,到山里开荒,比在学校挖防空洞强。”(之十二)


范福潮 2013-08-20 1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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