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1948天地玄黄》二·南方大出击

叶圣陶1948年3月日记（摘抄）
7日（星期日）上午看报，读毕《约翰克利斯多夫》。此书可视为罗曼罗兰所撰之近代文化史，于欧洲文明多所批判，非仅小说而已也。或谓此为罗兰中年之作，颇含尼采之色彩，罗兰晚年亦不自满。我国译本出世以后颇为风行，影响读者之思想不小，而此与我国争取民主实有不利。余谓此亦难言，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不善观之未免不发生坏影响者。不宜以此责《约翰克利斯多夫》与其译者也。
10日（星期三）竞日缮抄曹高《蜕变》第四幕，作为教材。七时举行读书会，谈余之《倪焕之》。诸人促余谈说，余实无可谈，只能零星说一些，后仍舍此书而杂谈文艺。九时散。2113日（星期六）缮抄三人所选文篇之目录，分寄佩弦叔湘，并作书，商工作进行步骤。依余预计，高中国文白话文言两种各六册，五月底必须完成各二册，庶几可于下学期供应学校采用。
27日（星期六）十一时，偕小、墨往车站……车以一点五十分开，四时后到苏。……与小墨就宫巷中一家小酒店小饮。余欲重温少年时代买醉之景，而酒店殊寥落，提篮卖小菜者亦稀，颇非当年之景象。或者我辈入店太早耳。而苏地中产者之没落，不复能过悠闲之生活，必为其原因之一。
28日（星期日）晨起雨未止。开窗望花园，知花树几无所不有。桃花已谢，杏花将落。梅棠数树，繁蕾已垂。牡丹亦有蕾。余心爱树木，-一观玩之。……至怡园，其中破败不堪，假山仍旧，而亭榭卉木皆不如昔。世界已变，此种文化必将淘汰矣。遂至悬桥巷九如吃茶。其处多棋局，硕丈入城恒来此观弈余因告小墨，此悬桥巷为余出生之地，此九如茶馆，余幼年即有之。坐约二小时，乃归。旋复饮酒。
1948年3月1日，一本以“书”的形式出版的杂志《大众文艺丛刊》，由香港生活书店总销售，出现在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书摊上。《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就在香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引出各种反应，据说“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并且十分深远，以至今日要了解与研究1948年的中国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一共出了6期（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如今已很难找全，北京大学图书馆也仅藏3期。
人们首先注意的是这个杂志形式上的特色：不仅是以“书”代“刊”，不编号，每期以中心内容或文章的题目命名——这种编法在当时好像颇流行，同时在香港出版的《野草文丛》、《自由丛刊》，我们将要论及的《诗创造》、《中国新诗》都是如此。真正特殊的是刊物版权页上不写编辑者，只写着作者即中心文章作者的姓名，比如第1辑署名即是“荃麟。乃超等”。在作为发刊同的《致读者》里也是一开头就申明：“我们不想在这里来多作自我介绍”，但却强调：“这不是一个同人的刊物而是一个群众的刊物”。——既突出着作者，又强调其非“同人”（非个人。非小集团）性，这是为什么呢？于是人们自然要把注意力转向其着作者的背景--实在说，这个刊物在当时。以及以后、以至今日，引人注目（甚至震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确在于此。
我们对这个影响重大的刊物的考察也就从这里开始吧。先看看这个刊物的主要作者当时的身份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地位——
邵荃麟，先后在刊物上发表《论主观问题》等7篇重要论文，其中《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敬悼朱自清先生》二文署名“同人”。当时为中共华南局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副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委员。1949年以后曾任作家协会中共党组书记等职。
冯乃超，先后发表《战斗诗歌的方向》等5篇重要文章，时为中共香港工委委员。文委书记，1949年以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人事处处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胡绳，发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等3篇重要文章，时为中共香港文委委员，1949年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林默涵，发表《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等3篇重要文章，时为中共香港报刊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乔木（乔冠华），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等重要文章，时为中共香港文委委员，1949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夏衍，发表《“五四”二十九周年》等文，时为中共华南局委员、香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等重要文章，时为着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等职。
茅盾，发表《再谈“方言文学”》等文，时为着名“民主人士”，1949年后任文化部部长等职。
丁玲，发表《我怎样飞向了自由天地》，时为解放区着名作家，1949年曾任中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职。
结论是很清楚的：《大众文艺丛刊》的主要着作者都是当时及1949年以后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或作为主要依靠对象（“旗帜”）的文坛领袖人物。
那么，这个创刊于1948年这一历史转折年头的《大众文艺丛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呢？叨年代的有关回忆说法并不一致。时为香港工委负责人之一的周而复回忆说，有一天，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大家觉得有出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冯乃超十分赞成，最积极的是邵荃膀，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出这个刊物”，商量的结果，就办起了《丛刊》。③作为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则说得比较明确：“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鲜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群执笔，写了《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卜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4/看来，林默涵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即使如周而复所说，开始是几个人有所议论，最后仍是得到了中共文委的同意与领导的。而林默涵所说，作为《丛刊》办刊指导思想的纲领性的文件《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虽由个人执笔，却是代表了文委领导集体的意见，则提供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大众文艺丛刊》的办刊方针。指导思想、重要文章与重要选题，都不是个人（或几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集体”即至少是中共主管文艺的一级党组织的意志。/4/或许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这一论断提供“旁证”：当时熟悉文坛（特别是左翼文坛）情况的人，对邵荃膨批判胡风，乔冠华批判胡风，胡绳批判姚雪垠都会感到惊奇：因为正是邵荃膨在1944年（即四年以前）着文高度评价了路翎的代表作《饥饿的郭素娥》，说这本书“充满了那么强烈的生命力”，是“人类灵魂里的呼声”，因而“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里”“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5/而“生命力”之类正是邵荃颇们这一次批判的重点。直到1945年邵荃鲜还在呼吁作家“主观战斗力量的提高”，“面向人生的追求和搏斗的人格力量”，/6/更是在用语上都与胡风接近了。乔冠华在重庆时，曾因发表《方生未死之间》等文章而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现在由他来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这不能不说是有几分尴尬的，以至胡风在刀年代提及此事时，还忍不住略加嘲讽。/7/胡绳则是姚雪垠的老友，姚雪垠当年写作《春暖花开的时候》，胡绳是促成者之一，并且由是在他主编的《读书月报》〔发表的；现在胡绳突然要对《春暖……》一书大加讨伐，就只能在文章附语里略作检讨。/8/当然可以辩解说，上述各人经过党组织与同志的帮助，已经认识了错误，反戈一击也是允许的（以后每有批判运动，都会出现这样的反戈，这一次也算是开了先例）。但至少也证明，他们的此次批判并非个人行为，乃是以“个人”的名义去体现“集体（党）”的意志。
弄清楚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前述《丛刊》的纲领文件《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的主旨所在。该文一开始即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断定“这十年来我们的文艺运动是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其主要理由（标志）是“我们忽略了对于两条路线的坚持”，“对于马列主义的艺术观与毛泽东所指出的文艺观点的不够坚持”，从而“削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的文艺运动中就缺乏一个以工农阶级意识为领导的强旺思想主流，缺乏这种思想的组织力量”，“失却集体思想的引导”。/9/请注意这里所着意强调的“坚持”。“阶级”、“立场”、“领导”、“主流”、“组织”、“引导”等词语（概念），这些词语此刻对非解放区的作家（知识分子）尚是陌生，因而又是他们正在努力学习的，但很快就成为“共和国文化”（我们姑且用这个概念）的主导性词语。而这些词语（概念）的中心（核心）意义即在：要“坚持”集中体现了工农“阶级”利益与意志的“党”的“思想”与“组织”的“领导”广引导”）：这就是党在文艺上的“立场”，也即“文艺的阶级性与党派性”的原则——“党派性”也是这个文件着意强调的/10/，以后简称为“党性原则”，并成为“共和国文化”的核心（实质性）概念（原则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时刻，强化其对于文艺（以及知识分子）的领导（或称引导）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时的“领导”广引导”）还主要是通过“文艺批评（批判）的形式，对正处于夺取政权的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这种领导是迟早要体现为权力意志的，这就使得《丛刊》的言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性。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请读以下文字--对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我们是不能不予以纠正的。马列主义者，既然是首先从客观实际出发，所以在文艺上毛泽东就以“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作为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主观论者则是从主观要求出发……这是我们与主观派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歧点。在我们看来……小资产者的主观精神，如果作为其自己阶级意识的集中表现，则一定也会妨碍他向人民大众的接近和改造。对于这样的主观精神，我们非但不要求去发扬，而且要求去破坏它。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列主义“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12/
这里的主语复数“我们”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们”不仅是代表着“多数”，即所谓“人民”（‘“群众”）。“阶级”广政党”）的代言人，而且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解释者，判决者，即所谓真理的代言人。与“我们”相对立的是“他们”，二者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非此即被，不可调和，绝不相容。“我们”担当的是真理的扞卫者与审判者的角色，居高临下：“你们’与“我们”不同，因此“你们”便错，不辩自败。/13/--这种“我们”体的话语，其独断性是已经饱尝后果的世纪末的今人几乎一眼即可看出的/14/；但在历史的当时，它却是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在渴望熟悉、接近“新社会、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前的：它不仅显示着胜利者的强势与权威，而且闪现着理想、道德的光辉，对于正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个体，自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只要也加人到“我们”中去，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与崇高。--这些“我们”体文章的作者本身其实就是现身说法：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在代表“我们”写作时，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自豪与自信，文字也变得“高屋建领，势如破竹”了。/15/
在这里无妨稍稍考察一下“我”与“我们”这两种主体指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五四”时期是一个高扬“我”的时代，“我”作为抹杀个体的封建伦理的历史对立物，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鲁迅小说的女主人公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堪称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几乎在同时，就开始了对“我”（与之相联系的个性主义思潮）的怀疑，处于绝望中的自我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力量源泉。于是，当20年代末诗人殷夫高唱“我融人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1929年5月1日》）时，他传达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信息。“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多数的力量，更是真理。信仰，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在以后的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中，在一切都被毁灭的废墟上，“我们”更成为无所依傍的个体生命的精神归宿，显示出一种神圣性。到所要讨论的1948年，随着政权的更替，“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在当时，这是全新的秩序，体现着一种崇高的理想，仍然保留着某种精神的魅力，同时又伴随着服从的绝对要求，对个体生命自由形成或隐或显的压迫。于是，“我”在被“我们”所接纳（融化）中，既感到了群体生命的崇高，又获得了一种安全感。“我”向“我们”的靠拢（皈依）就这样成为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体的话语也成为一种“时代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我们”（以“党”为集中代表）与“我们”体的话语即将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时，提到首要地位的是‘批判”，即如《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中所说：“思想斗争是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这就使得这种“我们”体的话语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革命”广批判”、“阶级斗争”）色彩。翻开《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革命的火药味：这同样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开头炮的是郭沫若，他在《斥反动文艺》里，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他据此而把他所说的“反动文艺”分作“红”、“黄”。“蓝”。“白”、“黑”五种，而以“红（粉红广、“蓝”、“黑”为主要对象，对他所说的几个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指控沈从文从抗战时期高唱“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到把解放战争“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指责朱光潜提出“人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来看戏的，另一种是生来演戏的”，其逻辑就是以国民党党老爷为“生来演戏”的，老百姓是“生来看戏的”，足证为国民党的御用作家与学者；对为《大公报》写社评，鼓吹自由主义的萧乾，则怒不可遏地要作震天“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广郭沫若认定这几位作家所代表的是“封建”“买办”的“反人民革命”的“反动文艺”，因此大声疾呼：“要毫不留情地举行大反攻”，“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全面的打击”，“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在一个月以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则于脆说要把这些打引号的学者们“赶出地球以外去！”/16/郭沫若这篇檄文写得如此激烈，却不免言过其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但又义正词严，声情并茂，铿锵有力，颇适合于朗诵、广播，为“我们”体的革命话语增添了几分文学（戏剧表演）色彩，并逐渐成为其文体特征（标志）之一。/17/这类文字在大转折的混乱中，是很能起“振聋发愤”的作用的。其内容与形式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由理论家胡绳撰写的文学评论懈路翎的短篇小说》，掀开了第二次公开批判胡风及其青年朋友的序幕，/18/以后又有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木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大文。这次批判一开始即明确是“从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进行思想斗争”/19/，因此与郭文的“声讨”不同，是偏于说理与论辩的，但也有政治要害的“点睛”之笔，如“对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我们是不能不予以纠正的”，/20/“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去曲解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针，自行提出一套思想，一套理论，以此来团结与我相同或有利与我的人，自成一个小集团”。/21/这里所发出的警告本也是明白无误的：即使是革命话语，其运用模式与解释权也是法定的，绝不允许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胡风和他的朋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没有听进去（或者不愿听进去），偏要继续冒犯革命权威，这就酿成了以后的悲剧。至于这次论战涉及的两种话语的分歧，在下文再作讨论。
《丛刊》以及前后出版的，同样是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几家进步刊物，如茅盾。巴人、周而复、适夷等主编的《小说》月刊（194年7月创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1948年1月复刊）等，还有计划地开展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这也是所要着力进行的“思想斗争”的一个方面。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评论的重点，几乎全是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最有影响的作家或作品，除路翎之外，还有小说家姚雪垠、骆宾基、沈从文，小说《围城》（钱钟书作）、《引力》（李广田作），诗人臧克家等，如果加上前几年即已批评过的戏剧家曹禹、夏衍，/22/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名单。对国统区着名作家。作品的这种批判性的“再评价”，与下文还要讨论的对同时期解放区的作家、作品的肯定性评论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这是在为“文学史”的评价作准备：所要争论（争取）的正是文学史（以及现实文坛）上的主导地位。因此，这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评论，很少论及作家、作品艺术上的得失，而是偏向于其创作倾向，特别是思想。政治上的倾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有些文章读起来简直就像是思想（政治）评论--这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吧。这里无妨略引几段——
这位被称为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确实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他的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
我们确实发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是以知识分子自己的心境或从个人的感觉去赞颁农村。无论是出发于右的对现实的逃避，或出发于“左”的一种革命的空洞概念，结果都是使农村神秘化了。（默涵：《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
作者尽管也接触到现实，但是，很明白的，并不是让人民群众的觉醒与斗争的巨浪来淹没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窄的心灵，而只是借历史现实中的片段作题材来表现和抒写自己。（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
由于作者的过多的问情，使他对于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游离于现实社会斗争以外的情绪，思想二、镌6人出工和生活方式几乎完全不能给必要的批判；由作者从心底流露出来的感伤，使他的这几篇作品几乎表现不出对于生活意义的勇敢的追求。（胡绳《关于（北望国的春天＞）》
意图是再清楚不过的：要从根本上划清“无产阶级及其文学”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文学”之间的严格界限；由此所要传达的信息也是明白无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知识分子）要想在新的无产阶级的时代继续写作，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无论是写工人，农民，还是写知识者自身，都只会是歪曲。一篇评论文章长段地引用列宁的论述，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除了彻底“投降”，“把知识分于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也即消灭自身，已别无出路。/23/——这里，“（知识分子的）改造”作为新时代主体后语之一，其内在的严峻性其实已经表露得相当清晰了。
以上三个方面的“大批判”以这样的权威地位同时展开，所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被批判者的反应自不待说，就是中共党内的反响也是强烈的：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看了刊登了批判胡风文章的《丛刊》第2辑以后，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上海文艺方面负责的蒋天佐也表示了不满，同为香港工委负责人的潘汉年则对胡风说，他个人并不赞成那样发表文章/24/，这就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埋下了伏笔。文坛之外的震波自然要小得多；但据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邵燕祥后来回忆说，他看了郭沫若的文章感到“很惊奇”，一方面，因为投稿的关系，对沈从文有所了解，觉得郭沫若对流的批判有点夸张与勉强；但另一方面，郭沫若却是自己“所景仰的名家”，他的话又似乎不能不信：在不明内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中，这样的困惑大概是比较普遍的吧。/25/
而这次大批判更深层的影响，是以后才显露的：它实际上是意味着一种选择，即以“思想斗争（批判）”作为发展共和国文化（文艺）的首要任务与根本之路。这一“选择（决策）”在建国后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贯彻，并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因而很难为后人所理解。但当事人却是极其认真地指出：“一个为某种理想而斗争的人，自然要最积极地批判那些妨害达到理想的一切。”/26/人们渴望创造一种纯粹的全新的文化（文学），就迫不及待地要与一切旧的文化（文学）划清界限，实行所谓“彻底决裂”，至少也要与之绝缘--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就是这么说的：“古人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砂在泥不染自黑’，不要让泥和白砂接近，白砂自然也就不容易黑起来。故尔肃清泥巴，也就成全了白砂。”/27/——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
《丛刊》的作者在论证开展革命批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1941年以后，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在中国所起的巨大影响”/28/，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据说“大量的古典作品在这时被翻译过来了。托尔斯太、弗罗贝尔，被人们疯狂地、无批判地崇拜着。研究古典作品的风气盛行一时。安娜·卡列尼娜型的性格，成为许多青年梦寐追求的对象。在接受文学遗产的名义下，有些人渐渐走向对旧世纪意识的降服”/29/。这或许是事实吧，但由此而反映出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文学）的高度警惕性，却是更应该注意的。这里内含着双重疑惧：既表现了长期处于西方世界包围中的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侵略（包括文化侵略）近乎本能的警觉，又显示了长期处于资产阶级对抗中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异己感与不洁感。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丛刊》的批评家们在激烈地开展国内思想斗争的同时，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西欧文学的没落倾向”/30/，对所谓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文化，即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提出特别严峻的批判o：这既是追根溯源，又是预先防范。对西方文化（文学）的这种不信任几乎成为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长期影响着新中国的文化领导人及其选择（决策），《丛刊》的批判倾向仅是一个开端。
当然，《丛刊》并不止于批判，他们也有自己的建设，或者说，他们是以批判为建设开路的。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文艺中心口号是建立“人民文艺”，有人又称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32/，也有称“大众文艺”①的。这自然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继续与发展，但也有新的特点，即是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并且有了《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作为基础（根据）。因此，整理、传播解放区文艺，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就成为人们所要作的基本建设工作。《丛刊》与在它影响下的《小说》月刊等刊物都以相当的篇幅刊载解放区作家的创作与民间文艺作品/34/。还专门出版、发行了《北方文丛》，共出3辑，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孙犁《荷花淀》，康濯我的两家房东》，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白毛女》等25种，差不多集中了解放区文学的精华，影响是很大的。这一年5月，香港中原剧社。建国剧社、新音乐社联合演出《白毛女》，接连上演一个多月；11月，南方剧团又上演了根据赵树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喜剧《小二黑结婚》，也是＿动香港与南洋一带。在此基础上，《丛刊》等刊物都以重要篇幅发表评论，作理论上的评价与倡导，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批评与创作模式正在孕育之中。
郭沫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在接触解放区文学时的最初反应：“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有兴趣的。”/35/这恐怕是相当真实与真切地传达了当时大多数读者（包括知识分子读者在内）的共同感受。而批评家与理论家则由此引发出了一系列更带普遍性的结论：
关于“写什么”。“文艺应首先去反映这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状貌与其内容本质”，“在今天，表现新中国的光明面，表现劳动大众的积极性与优美品质，这些主题必然是要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在今后文艺中，我们要更积极地去创造像铁锁、李勇这一类人民英雄的典型”。/36/在革命胜利，新政权建立伊始，要求歌颂为胜利作出了贡献的英雄，以树立新的理想与道德典范，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在新中国文坛中曾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颂歌的文学”的美学原则在这里已经初见雏形。/37/“越是和人民现实生活的景况和要求等接近的题材题旨，就越容易产生效果”/38/，“今后写作的主题方向，必然是和政治经济的斗争与建设，更有机的更紧密的配合”，“我们的文艺，应该环绕这些中心任务，才能配合实际的需要”/39/--新中国文学中盛行一时的“配合现实，写中心”的写作模式已是呼之欲出。
关于“写作形式”。“在形式方面，他们是尽量采用当地人民的口语（方言），大胆采用旧形式和‘民间形式’，而又同时把新的血液注入旧形式与‘民间形式’，他们教人民进步，同时又向人民学习，不超过群众，同时也不做群众的尾巴：这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40/--这一经验在1949年后得到广泛的推广，对新中国文学的面貌的影响恐怕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怎么写”。“基本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不但仔细访问过他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而且还去和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他不止根据群众的意见修改过一次而且修改过三几次。他读给农民和干部听过，也交给有创作经验又有些农村工作经验的人看过’。”/41/--这种“深人生活”的写作方式以后又有更广泛的实践。
关于“由谁来写”。一方面，是这样的新型作家：“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作者完全是从农民的生活与实践中去取得人民的思想感情”，仿佛是“一个真实的农民向我们直接述说他们村子的故事，并不是另一个知识分子在代他渲染铺张”／‘另一方面，是在民主政权下翻了身的人民大众，他们的创造力被解放而得到新的刺激，按他们开始用万古常新的民间形式，歌颂他们的新生活”/42/--这大概就是所谓“两条腿走路”或“两结合”的创作的最初提法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农民化的作家与农民作家的结合，体现的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五四时期即已提出的；而“农民化”的“新型作家”的出现，必是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改造的结果，这又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点似乎很值得注意：尽管《丛刊》的批评家们一再强调解放区文艺所提供的文艺新质，但他们宁愿把它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新阶段”。这一年纪念“五四”29周年时，很多人都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邵荃碗在一篇文章里就专门批判了把“五四”看作“单纯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的“曲解”，以为这是“漠视了‘五四’的人民意义，漠视了‘五四’以来人民革命的传统与力量”，他因此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而“毛泽东思想”正是“‘五四’以来，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L最大的成果”/43/
1948年，人们还频频地谈到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丛刊》专门发表了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作者并不讳言，此文是针对胡风对鲁迅的“曲解”的；因此，全篇自始至终强调鲁迅“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向无产阶级的立场”的“转变”。从这样的鲁迅观出发，鲁迅的“五四”启蒙话语--他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他的个性主义，怀疑主义，等等，都被看作是鲁迅的精神“负累”，只是“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据说今天胡风们重申这些话语，“其客观的趋向却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大众的自觉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的抵制”。论者所要描绘的是一个据说是与前期鲁迅对立的后期新鲁迅：他“终于使自己和中国无产阶级政治相结合”，“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并“以（与暴露黑暗）同样程度的执拗守卫真实的光明”，等等。--这里，用“革命话语”来“改造”鲁迅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其目的是要用这个改造过的鲁迅来充当“革命话语”的护法神。这与前述对“五四”传统的自觉承传，看似矛盾，却有内在的一致：都是为“革命话语”争取思想文化（文学）领域领导权与正统地位的自觉努力。
这一切，在历史的当时，都是顺理成章的。因此，人们从《丛刊》上读到这样的文字：“‘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已经经历过几个阶段，现在我们正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前途是壮阔无比的，让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全心全力，来拥抱这个新时代，新的人民，并且为中国新文艺运动祝福吧”/44/，是不能不受到一种鼓舞的。人们沉浸在对依稀可见的光明的未来的憧憬中，很自然地就忽略了《丛刊》新话语内在的严峻性。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注：一个“/”之后或两个“/”之间的数字是原注释号码）

钱理群 2013-08-20 14: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