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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转折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文化研究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得风气之先的是一批英国学者。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衍生而来，最初研究者采用的仍是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常规和概念，但是研究对象改变了，不再把注意力专注于文学文本，而是指向了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如果说最初文化研究还主要关注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生存状态以及政治身份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后现代研究、大众传媒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身份研究、生态研究、区域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霸权研究等，而且这一扩展的势头还在继续。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大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刷新了文学研究的内容，增强了文学研究的活力。当初文化研究的另辟蹊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把文学研究仅仅限囿于文学文本的狭小范围内这一做法的不满。当人们经历了沉闷、乏味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时代，在眼前展现出文化研究这一片如此开阔、生动而且实实在在的天地时，顿时获得一种新鲜感、复苏感、解放感，正是得到这种普遍心态的推动，文化研究一时间风靡于世。然而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文学研究既可以讨论有关文学欣赏的接受理论又可以讨论有关同性恋的“怪异理论”，那么它还是原来的文学研究吗？在人们把《花花公子》杂志作为一个后现代文本进行解析，或者把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炸毁“巴米扬大佛”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进行考察时，其中还有文学研究吗？如果说上述尴尬主要还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而造成的，那么还有更深一层的尴尬，即在文化研究中对于审美价值、艺术规律或者所谓“文学性”、“诗意”的关注和考量也已十分薄弱甚至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文学研究曾经借助文化研究寻求出路，而文化研究也确实曾对文学研究的更新和拓展助过一臂之力，然而随着研究兴趣和研究重心的转移，文化研究日渐消解了文化研究。
　　晚近以来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消解使得这二者之间的天然矛盾凸现出来。研究角度和研究方式总是适应研究对象的产物，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矛盾来自文学与文化的差别，最终通向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歧异。以往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同”，主要把文学传统视为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意义载体，一种解读形式，而较少看到二者之间的“异”。然而这种“异”恰恰意义重大，正是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歧异，决定着晚近以来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未来发展，也正是这种歧异，证明了文学传统将永远不会丧失其自身价值，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文学研究进行到底。
　　　　二、文本形态与实际生活形态
　　文学传统主要在以往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得以保存，而与之相关的种种文学活动大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因此最有力的依据仍在于文学作品本身，寻绎文学传统重在研究文学文本。但追索文化传统则重在面对实际生活，对于后者来说，研阅文学文本以及其他文本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考察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典章文物、遗痕残迹等实证材料，直接接触意识形态、国家、政治、阶级、种族、宗教、性别、家庭、地域、少数民族、第三世界、市场经济、生态环境等现实问题。上述差异主要来自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这二者存在方式的不同，文学传统主要寄寓于文学文本之中，表现为文本形态；文化传统则主要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实际生活形态。
　　这一差异造成了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之间诸多方面的不同：
　　文学传统主要寓于文本形态之中，从而主要通过对于文学文本的“细读”来把握它，而这必须求助于良好的文学修养、审美趣味和文学阅历。文化传统则主要存在于生活形态之中，主要依靠社会调查、实地踏勘和田野发掘获得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并通过对这些第一手材料的分析、整理、比较、对照、综合而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这就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打底。
　　历来“文学经典”似乎成了“文学传统”的代名词，后人能够读到的文字可能只是前人着述的九牛之一毛，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淘汰了大量不足以传世的作品，留下的都是经受了时间考验、堪称经典的精粹，而文学传统也就在其中得到集中的保存。但文化传统却是不期精粗、无论文野的，并不刻意追求所谓“正统”和“典雅”，乡风民俗与典章文物作为文化传统的表现往往是等价的。
　　另外，文学传统更多精英色彩，文学历来主要是文人墨客、诗人作家等“精英”的专利，以文本形态为主的本性使之更多一些书卷气，从而更加精致也更多讲究，这种高雅典范的品格当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注重语言文字形式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文化传统更多民间色彩，文化传统切近实际生活、融入实践活动的特点本来就通向通俗性和大众性。为此雷蒙·威廉斯提出了“文化是平常的”这一着名论断，并坚持将这一点作为看待文化的出发点。（注：见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页。）
　　　　三、学科形态与非学科形态
　　无论中西，有一个共同倾向，即伴随着“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表现出一种明确学科身份和确立学科范型的冲动，它致力于寻找文学的特殊性，据此将文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而这种特殊性往往是到文学传统之中去求致。文学特别讲究文统、学统、师承和门派，所谓“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注：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谓“言必称希腊”，“一切要合乎常理”（注：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0页。），无一不是在文学传统之中寻找建立学科范型的根据。在文学传统的延续过程中，有许多知识、法则、惯例、常规、约束、禁忌等不断被后人延用和仿效，逐渐沉淀下来，变成一种自恰性、规范性和体制性的东西，进而成为文学建立学科范型的依据。在以后俄苏和我国的文艺学中，从文学传统中援引范例来对文学进行学科界定的工作一直是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作为学科长期以来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象和范围，铸就了属于自己的方法和原则，并对那些有可能妨碍和威胁其学科存在的各种偏向严加防范和抵制。
　　与文学不同，文化不仅不抱建立学科范型的热情，相反地倒是反对生硬地进行学科设定的。晚近以来一直让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一桩事就足以说明文化对于学科自恰性和同一性的漫不经心到了何种地步：对于“文化”竟有一二百种歧异百出的定义而至今未有定论！这在文学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专业分工上，至今仍然很难将文化明确归入某一学科。文化的这种非学科性、反学科性与其专业特点有关，就文化所包容的每一个分支、单元或子项而言并无更多新意，但其长处在于在这些原先相互分隔彼此疏离的方面之间拆除了樊篱、打开了通道，将它们联结整合在一起，而文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丰沛的活力和魅力。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拆除和抛弃从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常规、先例、习惯、定则和规训等规范性、体制性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赖恩·斯托克指出：“‘传统’大概是我们处理文化问题时理解得最差的基本概念。……自19世纪以来，传统在现代化和理性化理论中已经成为不合规则的东西了。”（注：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New York:Pantheon,1972,p.224.）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于学科规训制度啧有烦言，更多将学科划分看成妨害学术发展和知识生产的障碍，将学科体制的建立视为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的隔膜和偏见、维护各别学术集团的狭隘利益、甚至孳生专业特权和学术腐败的渊薮，于是推倒壁垒、填平沟壑、跨越边界的呼声日高，而文化研究恰恰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条出路，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非学科性、反学科性对于显得僵硬的学科规训制度无疑是一个空前有力的挑战。总之，文化研究不圈定轮廓清晰的知识领域，不谋求明确的学科定位，不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谈不上特别的研究方法，也不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反正怎么都行。而这一点恰恰是与学科规训制度分门别类、各司其职的限定性、自恰性、规范性背道而驰的，也是与那些常规、先例、习惯、定则等传统性的东西不相为谋的，这就使得文化研究以明显的宽泛性、兼容性和交叉性而受到普遍关注。
　　　　四、象征形态与现实形态
　　文学研究总是像钟摆一样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这两极之间摆动，尽管这两条路径各执一端、相互对立，但当它们还谨守着文学的边界时，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肯定文学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关连着社会历史的。无论是所谓“外部研究”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怀，还是所谓“内部研究”对于文本、语言、形式的探究，都确证着文学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以象征形态参与着社会历史，并从而对人类实践活动产生影响。这既是文学本性的支点，又是文学传统的内核，古往今来的文学就是在对于新的象征形态的不断追求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也是在对于更好的象征形态的不竭创造中生生不息、辉光日新的，文学传统也就在对于新的、更好的象征形态的追求和创造中得以凝定和赓续。
　　如果说文学是作为象征符号、以象征形态间接参与社会历史的话，那么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实践活动、以现实形态直接介入社会历史。雷蒙·威廉斯强调应当从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他说：“我则愿意把文化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注：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130页。）这当是对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比较确切和全面的理解，它肯定了文化对于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的行为、制度等的实际作用。
　　衡量这一理解的恰当与否，标准仍在传统之中。文化传统由来是多种实践形式复杂交织的载体，它总是以现实形态直接介入社会历史的进程，无论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还是伦理政教、礼仪信仰，乃是一定民族、地域的人们千百年来的共同实践孕育而成，也是影响一定民族、地域的人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可见文化传统不同于文学传统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它与实践活动的关联更为密切，它对于社会历史的参与作用更为直接、更为实际。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化传统表现出更强的选择性，亦即根据当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重新选择和阐释传统，并使之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文学的死亡或再生
　　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比较和考量不难见出，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各有特点也各有长短，有相互包容之处也有彼此差异之处，既然如此，这二者也就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因此不但文化将继续存在下去，文学也永远不会泯灭。
　　首先，以往曾经有过重书本知识而轻实际经验的偏颇，如今恰恰颠倒了过来，文本不再神圣，阅读走向边缘，生活方为至上，实践才是真知，这是一个讲实际、重操作的时代。这一变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倡导一种深入实际生活、积累实践经验的风尚。但是文本的意义终究不能抹煞，到任何时候，文本都是记录和传递人类经验的重要方式，它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淘洗而日趋精粹，经过无数代人的千锤百炼而日臻完美。有理由相信，文学文本作为保存并延传文学传统的意义载体，对于人类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源泉。
　　其次，那种不同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确实不可取，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学科交融乃是势所必然也是势所必要。然而保持不同学科的专业分工、发挥不同学科的专业特长也是学术发展和知识增长的基本要求，当初建立学科范型也就是鉴于其在特定的专业范围内具有加强方法论训练、整肃学术规范、清理知识传承和发掘思想资源等优长之处。完全取消学科设置无疑将带来新的弊端。明智而合理的取径当是在发挥专业特长与打破专业壁垒、尊重专业分工与提倡专业交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学科范型的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传统的规范性、体制性与文化传统的非规范性、非体制性都是可资利用的资源。
　　再次，文学以象征形态关联并参与着社会历史，故此有人把文学看成社会历史的“范例”，肯定它对社会历史具有“索引价值”，然而这仅仅是将文学作为直接参与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的附庸和从属来确认其意义的。这显然是不够的，文学还有超乎实践活动之上、为其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而这一点乃是文学传统得以延续、文学存在至今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据和理由。沃尔夫冈·伊塞尔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没人会否认文学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索引价值，但是从这一事实中却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像文学这样的镜子为什么要存在下去，它又是如何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既然文学作为一种媒介差不多从有记录的时代伊始就伴随着我们，那么它的存在无疑符合某种人类学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些什么，对于我们本身的人类学的构成，这一媒介又将向我们揭示出什么？这些将导致一种文学人类学的产生。”（注：沃尔夫冈·伊塞尔：《走向文学人类学》，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这就是说，文学传统不断追求和创造新的象征形态的动力本来就植根于人类的天然需要之中，不仅对文学进化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文化发展也是有力的促进因素，文化对于社会历史的直接参与必须从文学获得审美之光的烛照，否则它在通往实际生活的甬道中将熄灭对于真理的洞见，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以上分析使我们确立了这样的信念，有一日之天地，就会有一日之文学；有一日之文学，就会有一日之文学研究。文学不会因文化的炙手可热而销声匿迹，它仍将成为人类精神栖居的重要形式而继续存在下去；文学研究也不会因文化研究的登堂入室而被废黜、被放逐，对于流行音乐皇后麦当娜和广告巨子大卫·奥格威的研究终究不能取代对于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的研究，同样，生态批评和文化身份研究也终究代替不了对于前苏联“解冻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研究。有理由相信，文学不会“下岗”，文学研究也不会“失业”，对于文学研究眼下所遭遇的困顿不必消极悲观，当然更重要的是调整策略、采取措施作出积极的应对。面临着这场艰苦卓绝的精神历险，我们可以从特里·伊格尔顿的预言中获得激励：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能带来文学的死亡，但也可能是它的再生。”（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55～164J1文艺理论姚文放2003200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折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拓展，也遭遇了困惑，从而凸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天然矛盾。这一矛盾来自文学与文化的差别，最终通向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歧异。首先，文学传统主要寄寓于文学文本之中，表现为文本形态；文化传统则主要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实际生活形态。其次，古往今来围绕着文学一直表现出建立学科范型的热情；文化却不仅不抱这种热情，相反地倒是反对生硬地进行学科设定的。再次，文学历来是作为象征符号、以象征形态间接参与社会历史；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实践活动、以现实形态直接介入社会历史。这种种歧异决定着文学与文化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文化将继续存在下去，文学也永远不会泯灭。文学研究也不会因文化研究的登堂入室而被废黜、被放逐，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文学研究进行到底。责任编辑注：原文在《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约15000字，作者为本刊转载作了部分删节，特此说明。 作者：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55～164J1文艺理论姚文放2003200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折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拓展，也遭遇了困惑，从而凸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天然矛盾。这一矛盾来自文学与文化的差别，最终通向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歧异。首先，文学传统主要寄寓于文学文本之中，表现为文本形态；文化传统则主要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实际生活形态。其次，古往今来围绕着文学一直表现出建立学科范型的热情；文化却不仅不抱这种热情，相反地倒是反对生硬地进行学科设定的。再次，文学历来是作为象征符号、以象征形态间接参与社会历史；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实践活动、以现实形态直接介入社会历史。这种种歧异决定着文学与文化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文化将继续存在下去，文学也永远不会泯灭。文学研究也不会因文化研究的登堂入室而被废黜、被放逐，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文学研究进行到底。责任编辑注：原文在《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约15000字，作者为本刊转载作了部分删节，特此说明。

网载 2013-09-10 2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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