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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华夏后裔、炎黄子孙。作为古文字中的“夏”，我们不可不求，不可不察，不可不辩。自北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学家，对古文中的“夏”，不断地作出辩识和考征。但截至目前，这一过程并没有完结，“夏”字的衍变过程、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尤其是甲骨文中是否有“夏”字，人们至今仍存有疑问。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多年来一直苦心求索，今自觉初见端倪，故理顺成文，以就正于学界。
　　　　一、“夏”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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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所谓夏者，即九夏之义。”戴侗及阮元的解释颇有道理。按照这种解释，“夏”之本义应为人歌舞之形，以后又引伸为舞乐，故“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九夏”即九种舞乐。
　　又《尔雅·释诂》：“夏，大也。”《方言·一》：“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又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此“夏”当为引伸之义，而且很可能是由“夏，中国之人也”所衍生。
　　由此，我们看到，关于“夏”有三种解释：“夏，中国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这对于我们正确考释古文中的“夏”字，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出土文献“夏”字的考证
　　本节所称“出土文献”，是指殷代以后，汉魏以前之出土文物，如石经、玺印、帛书、金石文字等等。这些文献的时代特征明显，资料丰富，是我们考察、研究文字变化的主要依据。现分述如下：
　　　　１、汉魏时期的“夏”字。
　　（一）魏“三体石经”，也叫“正始石经”，三国曹魏正始二年（公元２４１年）刊立，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未刊全）等。因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文字书写，故称“三体石经”。其中古文一体，同《说文》、《汗简》所收古文大致相近。石碑原存河南偃师县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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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汉印文字征》中所收“夏”字，则与“魏三体石经”中秦小篆基本相同，这是“汉承秦制”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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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１．魏三体石经“夏”
　　２．３．４．５．《汉印文字征》第五·十五“夏”
　　　　２、战国文献中的“夏”字
　　（一）、战国玺印。罗福颐先生所辑《古玺文字征》第五·三有二枚“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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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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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楚帛书。１９４２年９月，湖南长沙东郊杜家坡（即子弹库）一座古墓中，出土一件帛书，当时归蔡季襄所有，后蔡转卖给美国人柯克思，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费利尔美术馆。帛书依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左边一段１３行，与古代天象有关，可称“天象篇”；中间部分右边一段８行，叙述宇宙的起源与形成，涉及不少神话人物，可称“神话篇”；沿四周一篇分１２小段，每段记一个月的名称与宜忌，可称“月忌篇”。帛书年代久远，加之出土后保存欠周，帛书颜色深暗，字迹模糊难辩，给研究带来困难。１９７３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在其所着——《楚帛书译注》中，首次用红外线拍照，字迹清晰，为研究提供了方便［（７）］。帛书《天象篇》有“春”、“夏”、“秋”、“冬”四季之辞（图二：６右），又《月忌篇》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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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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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４、西周金文中的“夏”字
　　（一）、墙盘。１９７６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内有一件墙盘，铭文达２８４字，极为重要。铭文云：“上帝司夏，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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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如排箫的乐器；翟者，野鸡的尾饰。当时文舞，手中必拿这两样东西作舞具。而墙盘此字，恰象正面人文舞之形：人上身披有羽饰的衣服；左下“不”可能为野鸡的尾饰；右下之“义”可能是排箫。因此，此字与“夏，舞也”之字义完全吻合。再从辞意来看，“夏”代表中国。“上帝司夏”即上帝管制着中国。《礼·祭法》云：“历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故周人以自己能继承夏业为正统。因此，“上帝司夏”与周人的观念也完全吻合。总之，根据字形、辞意，这个字应该释为“夏”。
　　关于墙盘时代，学界意见大致相近，但又不尽相同。由于铭文中追颂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先王的业绩，故多数学者定在恭王及其以后，亦有学者定为夷王之时［（３０）］。尽管具体时间上存有分岐，但为西周中期之器是没有疑问的。
　　（二）、仲夏父鬲。传世铜器“仲夏父鬲”一件（三代５．３５），其铭文为“右戏中夏父乍丰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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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引起学者的注意。郭沫若、于省吾先生先后考证其为“夏”字，逐得到学界的承认。
　　１９７４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周代窖穴中，出土“伯夏父鼎”一件，其铭文与“伯夏父鬲”基本相同。当为一人所作［（３２）］。该鼎是典型的西周晚期蹄足圜底鼎。由此可证，６件“伯夷父鬲”也应是西周晚期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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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此字，李学勤先生释为“夔”，“读为扰乱之扰”［（３４）］。以字形而论，该字与墙盘之“夏”基本相同。墙盘之“夏”，前面已作详细考辩，此不赘述。以辞意而论，“夏”、“雅”古通，此处之“夏”当假为“雅”。“雅”者，交往也。《汉书·名永传》：“无一日之雅”。此铭“自今余敢雅乃大小事”乃牧牛誓词，意为“自今日起，我敢往来于小大事……”于此处文通意顺。
　　　　三、“夏”字的类型及其衍变
　　　　１、类型。
　　上述文中，共列举了十四种不同的“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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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公簋中的“夏”字，稍微发生了变化：头上长发由高竖变为平折；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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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形。但这个侧身人形与秦公簋的“夏”字颇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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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是伯夏父鬲中“夏”字之讹变：侧身人形下部之“女”移至“日”下，而右侧仍保持侧身人形。从字之结构看，人形显然是重复了（有男又有女），说明书写者此时已不明“夏”字结构之原委。
　　以上诸字，已非真正的形声字：其左不是形符，其右亦非声符。它们是原来形声字之讹变，即原来声符中的一部分移至形符下，形成了新的偏旁。
　　第四类、侧身人形形声字之简化。古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由简而繁，尔后又由繁变简，好象是一条“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夏”字的变化亦不例外。由于“夏”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变得非常复杂，故到战国后期，“夏”字开始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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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不伦不类：它既非原“夏”字中的形符，又非原“夏”字中的声符。它是在“夏”字衍变过程走入岐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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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衍变源流
　　我们从“夏”字类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夏”字的衍变是按三个方向向前发展的（亦见“夏”字衍变源流表）。
　　第一方向是正面人舞形会意字。其衍变轨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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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同一类型。左都为形符“日”，右侧声符则发生了变化，其形体明显受秦公簋“夏”字的影响。
　　第三方向是女性侧身人形形声字。其衍变轨迹为伯夏父鬲——鄂君启节。这条衍化之线的特征是：侧身人形下部“女”旁移至形符“日”下，而右边仍保持侧身人形。
　　综观“夏”字的类型及其衍变，我们发现“夏”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西土（宗周和秦），其“夏”字为会意字；而东土六国，其“夏”字为形声字。各种“夏”字都是在此两个不同类别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故东土六国使用的形声字“夏”基本灭绝，以至后人重新认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艰辛的考证；但秦国使用的会意字“夏”（后来实际上变为象形字），则一直流传下来，并成为楷书“夏”的前身。
　　　　四、卜辞“夏”字求索
　　自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卜辞问世后，文字学家们就力图在甲骨文中寻找“夏”字，以证夏朝之存在和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个世纪快过去了，学术界公认的“夏”字并没有在甲骨文中找到（误释者不算）。此中的原因何在？我认为：第一，殷墟卜辞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占卜记录，从商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大约已过去了三百多年，故殷墟卜辞很少有关于夏朝情况的记载；第二，在殷代，人们还只知道春秋两季，并无春夏秋冬四季之分，故关于天象的卜辞中，亦不会出现“夏”字。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殷墟卜中“夏”字的出现一定会相当的少，故辨识和考证也就会相当的困难。但“少”并不等于没有。如果夏朝和夏人确实存在，那在十多万片的殷墟卜辞中，不可能一点痕迹不露。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曾对甲骨文中的“夏”字进行考证：有的释“夔”为“夏”［（３５）］，有的释“屯”（误为“牙”）为“夏”［（３６）］，均不可取。对于甲骨文中“夏”字的考证，必须在周代金文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探索，然后寻求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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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　“五弦琴”中夏后启形象
　　本文第三节的分析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东土六国所使用的“夏”字是形象字：日为形符，侧身人形为声符。在这些侧身人形声符中，仲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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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身手微托；下身微屈，有足。这里最重要的特征是头上长发高竖。这个特征可能与夏人的发式有关。古人的不同发式往往是区别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的根据之一。
　　着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一件五弦乐器，又称“五弦琴”。在琴身的后半段绘有两幅人与龙的图案（图五）。“其一，人作蹲状，有面有孔，头上长发高竖，且向两边弯曲，头两侧各有一蛇。颈下横亘一龙身，组成上肢由左右向上延伸，……其二，人亦作蹲状，面孔多出个大鼻梁直冲天灵盖，月牙形大嘴左右上翘，双目倒卦，耳部各叮一蛇，蛇身后摆。胯下两龙如前状。”［（３７）］此人是谁，学者们自然关注。《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各曰夏后开”。袁珂案：“开即启也，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３８）］。此《山海经》中描述的夏后启与“五弦琴”所绘的人物十分相似。故冯光生先生云：“这两幅图里人模神样的两个形象基本特征一样，实即一人，……就是《山海经》里的有名人物——夏后启。”［（３９）］这个考证十分精当。
　　夏后启的形象与前述字形象相比，除了两蛇、两龙无法表现外，其余则比较接近。尤其是“头上长发高竖，且向两边弯曲”则完全一致。不仅东土六国形声字“夏”头上长发高竖；而且西土（宗周和秦）之会意字“夏”也是头上长发高竖。因此，“头上长发高竖”应是夏人们的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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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身作蹲踞状（与夏后启蹲踞状相似），身后无尾。因此，这个字应该释为“夏”。再从文字字形来看，该字头上长发为三长竖道，而西周金文之“夏”（墙盘、仲夏父鬲、伯夏父鬲）之“夏”字头部侧为一长竖道，二短竖道或全部为三短竖道。其前后承袭的关系仍清晰可见。也许会有学者提出，这个字象猴形，怎能释为“夏”呢？须知：“夔”字在甲骨文中也是猴形，但在后来金文中，则变为人形了。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同一个字在甲骨文中和金文中，其形体不可能都完全一样。如果前后都完全一样，何谈历史变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在前后变化的历史中，把握住它的主要特征。抓住了主要特征，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夏人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发高竖。而此字恰恰具备了这一特征。故此字应当释为“夏”。现将卜辞重新隶释如下：
　　己巳卜，雀氐夏？十二月。
　　己巳卜，雀不其氐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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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凡被“氐”者，都是些地位低下的平民和种族奴隶。上引卜辞“雀氐夏”之“夏”应是“夏人”。“雀”是殷代的重要诸侯国，其地望大约在今之豫西［（４３）］。豫西恰恰是夏代统治的中心区域。商汤灭夏之后，不可能将原居夏人统统迁走，总会留下相当一部分。这些留居下来的夏人，自然成为商代统治者的种族奴隶，他们要尽多方面的义务。“雀氐夏”就是雀侯挈领这些夏人去殷都，或服劳役，或服兵役，甚至也不排除沦为人牲。这是“夏人”受奴役之苦的真实记录，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相反，如果将此字释为“夔”，那就很不好理解：“夔”为商人之先祖（卜辞中常见高祖夔），雀侯怎能挈领夔去服劳役、兵役或沦为人牲呢？故以卜辞辞意证之，该字也应当释为“夏”。
　　　　五、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
　　本文首节所述“夏”字字义，有两点十分重要：一、“夏，中国之人也”；二、“夏，舞也”。《说文》所例“夏”字为秦小篆，实际上是宗周和秦文字的延伸。秦小篆“夏”源于墙盘，其本义应为“夏，舞也”；可《说文》却云：“夏，中国之人也”。这是一个“矛盾”。产生这个“矛盾”自有其内在的原因。
　　我们从“夏”字的类型及其源流中可以看到：宗周和秦所使用的“夏”是“夏，舞也”之“夏”。这个“夏”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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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夏”是真正的“夏人”之“夏”。故《说文》所云：“夏，中国之人也”应该是指这个“夏”，而不是指宗周和秦所使用的会意字“夏”。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字”，六国所使用的“夏”逐渐灭绝，唯独秦使用的“夏”得以发扬。但秦始皇废除的只是东土六国“夏”字的形体，而不可能废除“夏”之字义。“夏，中国之人也”乃妇孺皆知。故许慎作《说文》时，采用的是秦文字字形，而注释的却是“夏，中国之人也”字义。这是历史的结合。悠久的华夏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竟然在“夏”字上放射出灿烂的光彩，实令人惊叹不已。
　　众所周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文明的时代。但以往关于夏朝的历史，一直处于传说之中。无论是考古文章，还是历史教科书，都是一种推断，尚未取得确切的文字证据。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有多大，而其意义又是何等重要。前些年，我在《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一文中，曾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殷代带“戈”的铜器铭文族徽，指出这些以“戈”为族徽的氏族，实际上都是夏部落联盟内的氏族后裔［（４４）］。我当时推导出这一结论时，内心十分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夏部落曾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社会群体，夏代亦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历史。”［（４５）］如今，我又从“夏”字古文的考证中，增加了如下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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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墙盘铭文“上帝司夏”。周人以自己继承夏业为正统，“上帝司夏”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上帝司夏”之“夏”代表着中国，同时亦说明夏朝确实存在过。
　　第四、殷墟卜辞中确有“夏人”，这就是前引的合集８９８４。卜辞中“夏人”的遭遇，同夏亡之后夏人所处的地位完全吻合。既然殷墟卜辞中确有“夏人”存在，那商代之前的夏代就是确切无疑的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笼罩在历史上的面纱终将一层一层地被揭去。
　　（１）见《古玺汇编》００１５、５５４１、５５４６。
　　（２）史树青：《“夏虚都”三玺考》，《河南文博通讯》１９７８年２期，第３６页。
　　（３）黄盛璋：《所谓“夏虚都”三玺与夏都问题》，《河南文博通讯》１９８０年３期第１—２页。
　　（４）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８年４期第８页。
　　（５）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８年４期第４页。
　　（６）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１９６３年８期第４４３页。
　　（７）Noel Barnard：《Ch'u silk manuscrip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参阅《江汉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之附图）。
　　（８）转引连劭名：《长少楚帛书与中国古代的宇庙论》，《文物》１９９１年２期第４０页。
　　（９）（１０）王献唐遗着：《邳伯考》，《考古学报》１９６３年２期第５９页。
　　（１１）（１２）周世荣：《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１９６、１１９页。
　　（１３）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四分，第１０８１页。
　　（１４）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背顶山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１９８８年３～４期，第２５页。
　　（１５）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说雅》，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４月。
　　（１６）叔夷钟、搏铭文分别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第２４１、２４７页。
　　（１７）（１８）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３期第３１７、３３５页。
　　（１９）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８年３期第１页。
　　（２０）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２期第１４３页。
　　（２１）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２期第１５３页。
　　（２２）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七辑，第９５页。
　　（２３）裘锡圭：《史墙盘铭文解释》，《考古》１９７８年３期，第２５页。
　　（２４）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１９７８年３期第２５页。
　　（２５）陈世辉：《墙盘铭文解说》，《考古》１９８０年５期第４３４页。
　　（２６）赵诚：《墙盘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五辑第２４页。
　　（２７）刘楚堂：《墙盘新解》，《殷都学刊》１９８５年２期第２１页。
　　（２８）刘宗汉：《说“ｈｕà①见”—“ｈｕà①”类字研究之一》，《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５４４页。
　　（２９）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一版。
　　（３０）晁福林：《墙盘断代再议》，《中原文物》１９８９年１期第７９页。
　　（３１）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卷二之二》，七十五页毕姬鬲。
　　（３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图版说明》第１—２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３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第１９７—１９９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３４）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ｙě③》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第１５４页。
　　（３５）徐锡台：《殷墟卜辞中“夏”字考》，《人文杂志》１９８４年５期，第１０２页。又刘土莪、尹盛平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一文中，将《京津》３９２７一辞释为“司夏”。但该片为残辞：“司”字不明显，“夏”实为“夔”。故“司夏”之释不能成立。见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５１—５２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第一版。
　　（３６）夏渌：《释甲骨文春夏秋冬》，《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５期第７９页。
　　（３７）（３９）冯光生：《珍奇的夏后开得乐图》，《江汉考古》１９８３年１期第７７页。
　　（３８）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１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４０）合集，指《甲骨文合集》。
　　（４１）转引王襄：《ｆǔ③室殷契类纂》正第十二第５５页下。
　　（４２）金，指《金璋所藏甲骨卜辞》。
　　（４３）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４４）（４５）拙着：《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９年１期；又见《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５９页，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一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讯去言加戈
　　②原字匠去斤加也
　　③原字竹下加甫再加皿
　　
　　
　　
中原文物郑州065-075H1语言文字学曹定云19951995 作者：中原文物郑州065-075H1语言文字学曹定云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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