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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王光明
　　地　点：福建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时　间：1999年6月20日
　　记　录：毛丹武、曹尔云
　　王光明（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本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曾经作过一次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大家普遍意识到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学理的角度看，文学理论都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更加扎实、更加有效的知识谱系的问题。重建知识谱系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开放我们的学科视野。那么学科视野应该如何开放？特别是向哪一些方面开放？当时还没有进一步展开，这次童庆炳教授来我们这里讲学，讨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从理论探索角度看，这个世纪文学理论在形式主义（包括俄国的形式主义和美英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取得霸权地位以后，人们都感觉那种封闭的体制化的文学理论有很多的瑕疵，呼唤冲破形式物化的压抑。因此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这样一些理论出现，包括伊格尔顿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这些批评从大的方面看，都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的文化展望。在国内，面对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陷入困境，同时面对九十年代商业社会对文学的世俗化影响，也一直在寻找更有效的回应方式，譬如前几年有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前两年有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讨论，目前又普遍关心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人们似乎相信，文学的文化展望能够提高文学的品格，能对文学现象作出更多角度的阐述。那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文学的文化批评有何优越之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如何融合？
　　　　　　文学问题的文化关联
　　童庆炳（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的文学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文本和我们遇到的种种文学问题，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解释的无效性。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过去文学理论探讨的视野很狭窄，过去我们探讨文学问题包括分析作品，视野太窄。这视野无非是一个政治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直到近年来增加一个语言学的视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视野，当然还有心理学的，从这些视野来解释文学有一定的成效，但还是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比如说文学的本质问题过去也经常谈，我们就觉得找文学的本质好像要给文学找到一种唯一的界说，一层本质、二层本质、三层本质，唯有这种规定才是真正地揭示文学的本质。我们觉得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所以我们现在倾向于不谈文学的本质问题，而谈文学的观念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文学是怎么看的，你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从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王蒙在《文学评论》发了篇《文学三元》，遭到批判，说他是搞多元论。后来我跟王蒙说，那是因为你讲的元太少了，我现在是给学生讲文学五十元，他们就不再批判我了。实实在在说文学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谈。这次我们从文化角度来谈文学，我们认为现在文学理论的教学应该双向扩展。在宏观方面，就是应该采取一种文化的视野：微观的方面，要把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流派的方法用到具体的分析文本当中去，对文本进行细读。同样一篇文本用不同方法去解读，我们解读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俄国的形式论也好、英美新批评也好、法国的结构论也好、符号批评也好，还是后来的解构主义、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都可以作为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一方面，是用文化的、一方面是用文艺理论自身的方法来解读具体文本，也许这种双向的扩展能够开拓我们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园地，使我们对文学的解释更有效。
　　文化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就是怎样来理解文化。为这个问题我读了一个暑假的书，我读到的文化定义有一百多种，文学的文化视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百多种文化定义最重要的有三个：第一种是文化等同于文明，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文化，这一个定义最早由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来，国内很多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社科院的庞朴，他就认为文化就是文明，可以分成心、物、心物结合三个层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分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种形态。文化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种种创造和活动。我们觉得从这种文化视野来研究文学太宽了。另外一种理解，文化是一种个人的修养，比如知识的多少、造诣的深浅，这个角度又太小。后来我们经过讨论，文化诗学中这个文化概念基本上应该是西方符号学的那个文化概念，所谓文化就是人的符号思维活动的产品及其生成的意义的总和，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文化。按照卡西尔的说法，文化形态最重要的是6个：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研究、文学的文化视野或者说文学的文化研究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比如说要研究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多重重叠起来进行研究。总之是跨学科的研究。
　　苏文菁（福建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关于文艺学的文化视野应该是当代文艺研究的必然趋势。这实际上也是文化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我以为卡西尔的文化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不完整的，或者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同意文学是个广延性很强的概念，那么，我们也完全应该对文学的宏观视野有一个开放性的期待。目前，也许我们会考虑到卡西尔的六种文明与文学的关系很密切，但是，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学科本身无论是向广度还是向深度发展，都需要有新的工具和手段，此时，我们感到旧的工具的滞后和手段的陈旧。到那时，我们就会像现在不能忍受仅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手段进行文学批评一样地厌倦现有的划定的圈子。因此，我以为在文艺学的宏观研究上应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另一方面，我以为就每一个具体的批评者而言其方法的使用是有限的，每个批评者只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生活经验、思维定势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批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只是一个视野，方法无所谓新旧，关键是要在方法与作品之间找到深切的联系，只有这种批评才是有效的。
　　王光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八十年代中期我给助教进修班讲课时比较认同的一种观念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是依赖于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习惯而延续的社会共同经验，它不仅是包括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意识，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本分类的分层行为。美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和克雷格对文化作了这样的解释——文化有一种比较固定稳定的解释，然后他给一个流动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模式，一个是社会表面的，一个是心理的、精神的，随着符号的使用而被学到和传授。这里符号成了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构成了人类行动的是出色的成就，包括体现在人工制造品上的成就。所以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传统是由历史延伸而挑选的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必然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以被视为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雷蒙·威廉姆斯文化研究的方法非常好，通过五个关键词：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在两百年中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探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他认为文化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是指“培养、自然的成长”，然后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文化成了自成一义的词，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某种事物的文化，它的第一个意思指的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跟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相通。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个意思是，“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姆斯认为“文化”一词含义的变化和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变迁引起的思想与感觉上的变化，它不仅是对生产力和工业社会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民主”的反应；而文化本身也作为区别于生产力的道德活动和知识活动，获得了“高于实际社会判断的过程”的地位。文化在今天不但成了衡量人类生存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解释一切共同经验的模式。我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文学与文化天生就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学都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文化时期，那时并不强调美学的独立价值，强调的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重要性，它往往跟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宗教、语言学混在一起，既没有职业化的作家，也没有文学史。中国到了魏晋才进入文学的自觉时期。而西方，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艺术的独立是18世纪浪漫主义的发明，19世纪才得以流行的。如今，文学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独立的发展，特别是经过现代主义的强调，把文学作为与庸俗守旧的生活的对抗方式，反而变成了一种表达中产阶级思想、趣味的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孤立的关心，助长的是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公共领域的裂缝加宽了，伊格尔顿提到，有必要重提批评的传统作用，他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其和传统决裂，不如回到过去修辞学和社会性的文学观念上去，把“象征”领域的生活和政治领域的生活联系起来。
　　童庆炳：我们认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是非常需要的。过去特别是在十七年一段的研究视野太狭窄了，主要是政治、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不能够解决文学的问题。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就在讨论典型问题，可是典型是什么？界说来界说去无非是这样：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这基本是蔡仪的解说。后来李泽厚说要换一个范畴：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就是典型。但这也还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换汤不换药，我们每个人还不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像这一类问题纳入到文化视野来观照的话，也许就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比如说对鲁迅、沈从文两个现代文学的高峰，如果我们从文化学这个角度阅读就会见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比如我认为鲁迅的一系列作品蕴含的意义是反原始文化的，是主张人类要不断现代化的，要有新东西、要有新的追求，才能改变我们的国民性，才能挽救中国。比如阿Q这个形象，从文化角度分析我们认为阿Q的主要特征是他思维的原始性，他的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把想象的东西当成了真实的东西，把虚幻的东西当成真实的东西，他被人打了，说儿子打老子。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但他把虚幻的想法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使他飘飘然了，得到满足了，这种思维是原始人的思维。鲁迅批判这种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就是反原始思维的。主张人类要不断进化、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改造社会，民族才能获得新生，这是鲁迅的一种文化观念，在沈从文那里恰好相反，是倒过来的，主张原始文化的。他认为只有原始文化比如说《边城》、《萧萧》里所描写的那些民风、民情、民俗，那种对歌定情，那种对金钱的蔑视，那种人和人之间牧歌式的纯洁关系、那种同情心等，这种原始的文明才能挽救由城市文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才能挽救这个国家、解救这个民族。所以从文化视野来解读这两个现代文学的大师，就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作品是这样，文艺理论和诗学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作文化的解读。比如说我们古代的作品基本上是文化的产品，用哲学的社会学的观点去阐释，就往往不能还原到生成它的历史背景，我们对古代文论的把握就不很准确。我给学生讲《文心雕龙》讲了五遍了。现在慢慢体会到刘勰五十篇实际上是先秦两汉中国以来的全部文化思想的一种综合，很多东西都不是文学本身的东西，是通过文化转换过来的。西方的很多文论，比较成功的往往是文化诗学。最典型的是原型论，荣格的原型论，弗莱的原型论，是从神话文化视野来探讨文学问题取得的文论成果。最近，我也对巴赫金发生兴趣，他用狂欢化的理论解释法国作家拉伯雷获得了巨大成功。拉伯雷在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是跟莎士比亚等同的巨匠，但是批评界由于找到了阐释莎士比亚的方法，他的地位提高了。而对拉伯雷始终没有找到阐释他的方法，因此，他的地位显得要低一点。现在巴赫金用狂欢化理论来解释拉伯雷的《巨人传》等作品，拉伯雷就让人刮目相看了。狂欢化在狂欢的节日里（中世纪西方大约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处在这种狂欢文化的时候），人进入到非同寻常的另一种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带着面具，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大家一起狂欢，彼此都可以丢开死规矩，互相嘲弄，这样就把等级观念给取消了。我认为像王朔的作品就有某些狂欢化的因素。我觉得狂欢化的提出是文化诗学很成功的一个范例。我认为像狂欢化这种理论在中国有转化和延伸的可能。我们中国人没有一套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近百年来，虽然有像王国维的意境说，但是真正的理论不太多。我们现在要寻求自己的一种理论，文化诗学研究可能是获得突破的一条路子。
　　　　　　文化批评与当代语境
　　南帆（福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福建师大中文系兼职教授）：文学研究的单一视野的确遇到很多问题，有些是文学研究不能解决的，有些按照传统的学科框架研究到一定程度也不能进行下去了。目前，很多文化批评研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前，杰姆逊有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谈到整个文化研究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他提出这一点是怕又来一个固定的框架，把它框住。现在很多重要的话题，如女权主义问题，很难说是文学、哲学、还是历史学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演化为后殖民理论的问题，包括后现代的问题。延伸出来，从整个文化视野来看，按卡西尔文化理论的六个方面看，是否就把问题解决了？我现在也非常犹豫。有些东西研究起来不清楚该是怎么个归类法，比如印刷科学的出现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包括现在的影视传播系统的出现对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包括瓦特那本非常着名的《小说的兴起》谈到十八世纪个人主义的兴起对于小说产生的意义，像这样的问题，恐怕都不是传统文艺理论那些旧的概念、范畴、体系所能解决的。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而我个人更关心历史性或历时性的，我们现当代（当然现当代的概念从哪划分起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文化视野里显出特别强大的力量？今天在座的都是搞人文科学的，但如果跟自然科学对话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价值取向跟我们的完全不同，包括那种价值取向背后的权威心理、霸权心理，包括两种知识的划分，在世界范围内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按他的描述有一种势不两立的状态，自然科学家总是居高临下地蔑视人文科学家，这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很多文化问题。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提出，自然科学那些知识是不是不证自明的？他们本身就需要论证那些知识的合法性。自然科学的那整个知识系统通向的确定性与人文科学通向的不确定性这两者是怎样交汇的？这两种知识在如何争夺或者说如何冲突？而文学又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关心的。但我个人关心当今的文化现象一般分成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想注意在当今这个时代的文化视野里如何建构文学这个概念，我们这个时代指认什么叫做文学？我经常遇到一种说法，文学批评应该回到文学。我早先也很认同这个说法，特别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但现在我想追问一下：你所说的回归文学是指什么样的文学？因为在不同年代或者说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什么叫做文学这个答案并不一样。《文心雕龙》那个时候跟我们今天的文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环境指认文学包含着我们这个文化环境对于文学的期待。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一旦文学这个概念在某种文化环境里成立以后，它又会发生什么威力？它在我们这个文化环境取得了相应独立的地位后，又产生了哪些作用？又跟其它文化门类产生何种对抗、冲突、相互支配，或按福柯的说法，权力、话语系统、话语类型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怎样展开的？这两方面都很有意思。我个人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空间里各种话语体系或文化方式的排列，有时候把它称之为话语的光谱，它们之间如何演变，不同类型在如何对抗，又如何在某一种程度上结成一种共谋关系？
　　荒林（福建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我想先不说从什么角度来谈批评，我想说在我们当代的文化处境里面，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生活和言说的这种处境里面，言说文化批评意味着什么？无论从批评还是创作角度，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言说文化批评的时候至少意味着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受到了文化批评的冲击，现在文学界关于文学批评的争论很多，文化批评的上扬和文学批评的下降都可能意味着某种权力一话语关系的演变。并非我们不关注文学了，而是关注点位移了，或者说产生了一种自我调整。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或者从女性文化角度来看，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化肯定不是一个东西，但肯定有一个重要问题，文化是什么？文化对女性又意味着什么？而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来说，在很漫长的一个时期，它们有着一种互为隐喻的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常被象征它文化发展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它有一个很强的隐喻关系，但不是唯一的。比如美国文化在世界二十世纪成了世界文化的主流，主要是从经济价值着眼。也就是文学与文化这个东西不是一样的，但也不是互为分离的。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处境、历史语境里始终是两个互相探测的东西。比如有时候我们从文学角度看文化，有时从文化角度看文学，这背后是一种关系演变。譬如女性主义文学，如果从艺术角度看很多作品是不成熟的，但它可以揭示女性的文化处境，反过来从文化角度看文学，比如说今天女性文学的繁荣发达，甚至在艺术形式上比当今某些男性文学更加发展繁荣，有些形式甚至更加成熟。这时我从文化角度说，女性文学的努力是女性文化的一种建构的共同愿望在起作用。这种文学空间的建构无形中扩展了女性文学的领域，为女性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形式，这个形式预设了文化的种种可能性。只有在这种非常具体的文学与文化的展开中，才能探讨文学与文化的互为承担、反思的关系。
　　王珂（福建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对今天的话题我想到一个结论：与其说现在文学求救于文化，文学批评搞不转了想从文化视角来考虑，不如说我们对文学本身有疑虑。我提的还是回归文学本身。但南帆老师肯定会提出问题：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我觉得文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文学应该包括文化；第二，文学是艺术。文化主要指它写的是什么，而艺术主要是指怎么写。这样理解，我觉得好分析一些。也许大家会认为是奇谈怪论，文学应该是文化中的一种，现在怎么是文化成了文学的一种了？我想从个人的一些经历和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来谈论这些问题。我在西北师大研究所时，面对的是特定的西部文学。而西部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民族文学。当时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不需要你搞宏观研究，一个诗人写首诗你给评价一下，一个人出了本诗集，你给他写一个评论。写评论有个问题，你说我不懂不行。最早开始时我是纯艺术的解释，从什么结构主义啊、符号美学、心理分析这些角度解释，对文化批评即写什么内容我是比较轻视的，非常看不起。但一次我闹了一个比较大的笑话，一个蒙古族诗人写了一首诗。歌唱母亲，他写：我的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情人，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我的母亲很伟大。如果放在汉族特定环境里谁敢说我的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情人，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就是伟大？但是蒙古族、藏族很早以前一个姑娘长大到十五、六岁，给她一个帐篷、一群羊就赶出去，出去后就可能碰到一个男人，一晚上就生下一个孩子，父亲走了，孩子就留下。在那么严酷的生存环境里，他们民族要繁衍下来就是这样。解读的时候，我说他不应该这样写，因为基本的道德不对。他就向我解释他们民族独特的问题，提醒我们汉族批评家要注意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文化背景、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让我以后比较注重、关注他们的文化了。意识到关心写作的内容也就是关注文化；关注它的形式，怎样写，是艺术上的分析和判断。根据具体作家作品，有的是比较注重内容的，有的比较注重形式。以前南帆老师、孙绍振老师讲到对《白鹿原》有看法，实际上我不太赞成。我就认为《白鹿原》是一个好作品，我觉得《白鹿原》比较说真话，反映比较真实。以前我对林白的小说也根本看不起，现在我对林白很重视，我觉得她对女性很重要的生存问题写得很真实，这主要是内容的问题。在今天的生存境遇里，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生存问题，所以文学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写什么内容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写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理论家提倡一种高品味的、非常艺术化的东西，也应该容许有一部分人关心现实的文化处境。
　　游小波（福建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现代西方不少学者注重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像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杰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以及伊格尔顿等人的理论，这些批评理论为我们拓展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颇有启示意义。以往，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比较注重社会、政治等他律因素，而相对忽视对文学自身特殊规律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理论对此作了反拨，对文学自身自律的探讨用功颇深。但它们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与社会、读者都隔绝开来了。这种“片面的深刻”，导致文学研究视域的狭窄化。文化学批评理论恰恰对此作了纠偏。比如新历史主义就相当注重探索“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的关系，强调诗学与政治、社会的关联性。在文化学框架中，过去通常被看作只是对文学发生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或被认为是外在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诸如经济、政治、宗教、自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就必然地被看作是文学艺术的范畴而引起重视。这对处在社会、大众审美文化勃兴时期的文学研究，尤其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它对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域和理论的空间，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也有个疑问，就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往往采用艺术文化的概念来代替艺术活动的概念，这就容易由此而认为艺术与非艺术的文本之间是没有疆界的，导致文学批评艺术尺度的缺席。这是否存在大而化之、离开对文学本体追问的危险？
　　童庆炳：对文学的理解，我现在基本不采用本质论的观点，而是观念——我们怎么来看文学。在我将要新编的一本自学考试教材里，我把文学从一般到特殊界说为四个层面：第一，文学作为文化，文学本身是一种文化；第二，文学再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范围缩小；第三个层面，文学作为个体的心理体验，第四个层面，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从比较大的具体的层面一层层下来，这是目前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的一个大体上的综合。我觉得文学文化视野问题是讲文学与文化的共同性问题，并不是强调它的特殊性问题。进一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也还是强调文学与其他艺术共同性的；问题的第三层面文学作为一种个体经验这也还不是最终的个性；要到最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才是文学的特殊性所在。
　　郜积意（福建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为什么前面三个环节不拿掉？
　　童庆炳：只留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这样的视野太狭隘了，只讲文学是文学本身，而不知道文学是一种文化是不够的。无论中国、西方早期批评都是一种文化批评，文史哲不分的，后来独立起来，现在又回归了。
　　　　　　文化批评的出发与抵达
　　孙绍振（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我是非常赞成童老师扩展文化视野的观点的。这有方法论上的考虑。文学是非常奇怪的东西，本来研究文学就研究文学嘛，但是现在研究孙绍振不是研究孙绍振所言所行，不看我的档案，却研究我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再确定我这个人怎么样。这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我很怀疑。卡西尔说的文化六个层次好像什么都有囊括，但事物越到宏观时我们越无话可说，越到微观时我们也无话可说，过分宏观过分微观我们都没有经验。把文学跟其他对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应该分两个阶段：一是跟其他一切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阶级斗争、政治区别开来。我不同意南帆的困惑，我主张就是要回归文学，这是我最高的目标，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回归文学就是注意文学特有的想像世界的方式。过去我们用政治学的视角去研究文学，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已经被发明的人取消了。文艺与哲学的关系，我们始终纠缠在反映论弄个没完，所以讲来讲去一句话：作家要写好就要深入生活。这话等于说做糕的话一定要大米，做好酒一定要粮食，这是废话。我们研究的是做糕做酒的密码，不是什么原料。现在文化研究也是一种视角，我特别欣赏童老师提出的对鲁迅、沈从文的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别开生面。鲁迅是反对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而沈从文是恰恰相反。这样我们就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的发展，获得新的解释，避免了困惑。这是一个方面，打开一个窗口。但是，第一，任何窗户都是有局限的，文化学可能也会挡住一些东西。它所挡住的东西可能跟政治学、阶级论挡住的差不多。第二，文化的共同性与人物的个性显然存在着矛盾。比如祥林嫂、爱姑同属一种文化，但她们是两种个性。祥林嫂是那么出格的反抗，但又是那么的麻木；爱姑也是那么出格的反抗，但到关键时刻她也麻木了。这些都是复杂的，纯粹用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析很难回归到艺术本身来。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论断。从事文化研究，恐怕先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区分哪些地方是文化学解释的优长之处，哪些是它的局限。任何窗子都有打开的一面，也有遮蔽的一面，如果把打开的一面的发现以为是全部，那就造成另外一种误导。文学的文化解释的确是别开生面，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但解释到一定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文化学的批评在大行其道，一方面在诗歌创作里却产生了一种反文化的潮流。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文学重视普遍性的时候，用普遍性去解释文化现象的时候，艺术创作中仍然强调个性、个人化。我比较注重一个作家、文学批评家在最高层次除了观念的自洽外，需要有一定的操作性，而文化阐释则缺乏操作性，文化内涵把握住了，这个人物就是某种文化的代表。举个例子，现在炒得很热的一部小说，我和南帆都不能忍受的，但角度不一样，就是《白鹿原》。我们两个人对它评价是相当低的。我是从艺术本身、回归文学本身来讲的，语言提供必要的信息而不是全部的信息。《白鹿原》就经常有一种勃勃的野心：在句子里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结果读起来叫人发昏。我曾经做了一件非常狂妄的事情，把《白鹿原》写得最好的一段拿来修改，把里面的废话用括号括出来，提供读者作个思考，公道自在人心嘛。但是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从文化价值来说，它得到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白鹿原》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是矛盾的。
　　南帆：《白鹿原》的文化价值是否很高了，是否还可以质疑一下？
　　孙绍振：你这个解构主义就更彻底了，我姑且认为它的文化价值很高，以免问题转移。
　　南帆：我说的非常简单，它里面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整个搞不清楚。
　　孙绍振：对！前面价值是儒家文化，一种意识形态的伦理文化，后面又变成制度文化。作者思想的涵盖力、概括力、自洽能力是比较差的，这个人是没有才气、也没有思想的一个人。只是文化里面弄了一个好的广告而已。陕军东征，我觉得最有才气的还是贾平凹的小说。现在有一股潮流，一会儿史诗，一会儿文化史诗，不得了，据说在茅盾文学奖里《白鹿原》还是全票通过，这是非常悲哀的。现在我们虽然还做不到回归文学本身，但应该提一个口号对童老师进行修改。文化批评阐释尽可能同艺术价值本身的阐释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合理。现在至少可以做一点，不管哪一种批评——话语批评、解构批评也好，关键是要做系统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不能纯粹是哲学的、社会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话语的、神话的，需要一个综合的考虑，找一个角度把如文化学、社会学、意识形态的批评与艺术本身的规律结合在一起。
　　童庆炳：我认为像新批评那种细读法应该成为我们批评的一种本能，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宏观的文化批评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我曾经让我的一个研究生到英国去读博士，我说你到英国去就把新批评给我学回来。结果他到英国以后，发现没有人研究新批评了，不是过时了，新批评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大家都掌握了。细读的功力对我们当代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宏观的文化批评必须跟微观的艺术批评相结合，而且要在细读的艺术批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批评。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就可能弄得大而无当，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郜积意：我觉得文学批评无论怎样看，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启发人的心智，批评不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别人或自己有一种心灵、精神、智慧的启发。以前我们一直强调批评是政治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启发人，因为它用行政的组织的权力来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不能启发，还会压制。现在追溯到印刷术，在研究《尚书》的时候，我发现宋代一旦开始纸版印刷后经书就大肆传播，官方的经书教育就成为民间的了。这个从文化角度也好文学的角度也好成了全社会的影响。在实际过程中重要的是研究的对象，这个研究对象可能会制约研究的展开。研究什么样的对象可能要调动你特有的知识积累。比如在研究九十年代文化的时候，像南帆老师会调动对媒体文化的经验。文学的文化研究问题，是整个知识积累和经验结合起来对对象进行一个深入挖掘的问题。关键是对对象的把握要和我们的知识的展开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童庆炳：一个是主体知识的积累；第二条是方法的制约；第三是对象的；这三者要找到一种契合点。这时你的知识能力能够被调动起来，你也能够自觉地运用某种方法，对象也被你解析开来，关键是这三者的契合。比如小郜做他汉代经学与文学的论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巴赫金的东西，对那个狂欢化还不太清楚。后来巴赫金全集出来了，看他第六卷后当时就想到如果我那时读了巴赫金的那篇东西，就会提示你在解析汉赋的时候是要用与巴赫金相反的一种理论，他是用狂欢化平民化的文化解读拉伯雷，而你应该用汉代那种高层贵族的文化来解读汉赋，这样解读就会更有力量。贵族文化有贵族的兴趣，因此赋里面有那么多的铺张、那么多华丽的辞藻、那么多的场面、那么多宴饮。反过来，也会提示你，你要尽可能用下层的文化视角来解读汉乐府，那么可能就会更好一点，你现在是用结构的那种方法来解读，当然还是不错的。但是把那些文化视野补充进去会更丰富。
　　余岱宗（福建师大中文系讲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拉伯雷、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阐释是有效的。有些中国批评家、理论家也拿巴赫金理论对大量中国文体进行狂欢化的研究，但在我的观察中，与其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还不如用我们中国戏剧的丑角文化去研究更有效些，包括川剧和每个地方戏种中都有丑角文化，这种丑角经常像鲁迅说的骂一下主人，再骂一下奴才，没有加冕、没有脱冕，他的面具始终是统一的。丑角有一个重要功能，他经常穿梭于各种阶层之中，从贵族阶层到平民阶层，不停地穿梭、对话，在对话当中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能启发我们的理论思考。如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有一种顽童式的反复，这种顽童式的文化原型在《西游记》中猪八戒、孙悟空那里已经有了，用这种方式解读的话，可以跟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进行对话比较。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叫做文化的还原。对这提法本身也应该保持警惕，到底我们能不能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当中，这是一个问题。同时我觉得所有文化的解读都包含着我们当代的立场，否则即使真的能够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感到任何文化最终意义上都是现在时的解释，才是有效的。
　　南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也就这么回事，把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提炼出来加以阐释。当然阐述时有不同的理论视野，现代理论告诉我们，特殊的、新的解读方式不时有新的发现。比如女性主义的批评中有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即《简爱》阁楼里的疯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简爱》，老一辈女性几乎人手一册，而注意到阁楼里的疯女人的，实际上却非常之少，我几乎没有听说过谁关心那女人的命运，那个女人在小说中只是一个道具。但是由于有了女权主义批评之后，我们一下子关注起这个人的命运来，展开了非常多的话题。一种文化理论视野与一种文体是密不可分的。包括刚才提到的《芙蓉镇》的问题，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芙蓉镇》很多细节很容易忽略过去，但由于某种新视野，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有了作用。新的视野的介入对什么是文学或是什么是好的艺术本身就会产生冲击，比如说女权主义批评就不满意为什么文学史上女性的作品就这么少。这里选择的标准是男性控制的，所谓的艺术标准本身就已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这么关心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情故事而不去关心两个大学生谈恋爱，这里有一些内涵可能是文学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普遍性一旦提出来，那么它在某种文化视野显示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今天我们文化视野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作品的解读和文化研究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白鹿原》的问题，我对《白鹿原》也很不满意。我发现这部作品在中部的时候发生了断裂，上半部是儒家文化与村里下一代人的冲突，很像是封建压抑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与巴金等人作品不同的是强调人的性欲本能与儒家文化的不同。《白鹿原》有一个相对比较宏大的视野，但实际上在《白鹿原》后半部完全消失了，后半部变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这里冲突的双方都改变了，前面的因果人物关系的纬度到后面变成了时间纬度，后面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和儒家文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后半部写共产党活动、接头这些部分几乎超不出《青春之歌》，作者本身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冲突关系并不清楚，只好用一些非常生硬的象征主义，但象征笼罩不住故事情节，像是硬贴上去的。后半部体现在艺术上是结构上的断裂，而结构上的断裂又恰好延伸到整个历史文化体系的问题。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宏观的研究跟微观的文本解读，并没有鸿沟。
　　王光明：我们对话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回到文学回到文化是否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联系着当代文学现象本身，我们面临着那么多不同机制文学的存在，要求文学批评给予意义的假定、分析和判断。这就期待我们不只要关心文学的审美、形式、技巧问题，还要关心时代文学的脉络是怎样被决定的，文学怎样生产和生产了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它将对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活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因此，展望和反思文学的文化意义，包括对当代创作进行文化反思，可以说也是题中之义。但通过对话我们也意识到，文学问题的文化展望并不是要丢掉文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出发点，实际上，传统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或是20世纪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包括罗兰·巴尔特和福科的理论，以及现在流行的后殖民、后现代的理论，都可以在文化批评中作综合的运用。当然，文学的文化批评展望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必须通过文学的特点和规则抵达文化意义的剖析。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认为，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觉得这话富有启示性。
　　
　　
　　
南方文坛南宁27～32J1文艺理论王光明20002000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27～32J1文艺理论王光明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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