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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宾·梯克尔爵士（sir Crispin Tickell）曾任英国驻墨西哥大使，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英国海外开发署常任秘书长，英国肯特州坎特伯雷大学校长，华盛顿气候研究院院长，国际科学委员会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环境政策中心绿色学院院长，南约克郡地球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现任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英国路透社基金会理事。
    他是第一、二、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外方委员。他关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并积极为此出谋划策，是首批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中国国际环境合作奖获奖者之一。
    应解振华局长的邀请，他于4月20日专程到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演讲。他的演讲从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描述了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动态和英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展，表述了他对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建议和看法。他的演讲信息丰富，富有建设性。国合会秘书处组织整理、翻译了他的演讲全文，希望能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启示，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保护自然环境的急迫性与日俱增。在过去的30多年里，公众对于环境的关注程度时高时低，实际行动总是少于空洞的口号。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今天，我要探讨的是我们的思想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尤其是结合英国和中国的情况），以及现在要遵循的原则。
    25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带来的飞速发展，我们都有所了解。不管“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现在已经差不多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普通意义上的经济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误导性——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即使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且不平衡的程度正在增加，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同时，可以预计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期望值都在上升。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发展带来的弊端：环境恶化。所有的变化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后代人的眼中，我们创造的这个社会肯定会有点奇怪，我们对化石燃料使用成瘾、在需求至上的消费观念驱使下，对生物或非生物的消耗都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虽然我们一直在增加各种产品的产量，但由于对其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浪费，我们已经开始面临资源紧缺问题。
    如果在发展的利弊之间存在调和的可能，那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让人还捉摸不透的观点。对很多人而言，这个词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其含义却模糊不清。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人们对它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大部分人赞同布伦特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定义（1987）：
    “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损害的发展。”但是这一定义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同样多的问题。我的建议更加简单：
    “对人类有益的持续发展，同时能保护我们的栖身之地和代代相传的遗产——地球。”
    或者是罗布·格雷提出的一针见血的定义：
    “如果还想生存，那就请善待地球。”
    　　　　地球“健康”
    如果人类及其后代还想继续繁衍下去，我们需要一个环境“健康”状况良好的地球。然而这种“健康”正面临着威胁。来自外太空的定期访客会发现地球表面在最近200年里发生的变化大大超过了在那之前的2000年内发生的改变，而在最近20年内发生的变化又超过了之前的200年。就像我们在近期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阐明的那样：变化——就在太阳底下发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有以下五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地球人口以让人眼花缭乱之势飞速增长。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世界人口是10亿，而现在这个数字是63亿，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在1992年的里约会议以后，全球新增人口超过了50亿。人口问题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些使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全球每年新增的700多万人口中，大部分都出生在非洲和亚洲的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尽管有大约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却仍面临生存危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谈不上“可持续”。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并采取了有效措施的国家之一。
    其次是土地质量的下降和废弃物的堆积。我们一直在破坏陆地生物赖以生存的土壤。据预测，超过20亿公顷的土地都将面临质量下降的影响。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65％的可耕地已经失去了部分生物和物理作用。大部分国家仍然没有制定针对废弃物处理的相关政策。
    再次是海水和淡水的污染。海洋污染在近海区域最为严重。对整个海洋而言，鱼类是一种有用的污染测试标准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的估测，全球至少60％的渔场已被完全开发或开发过度。
    人们发现，大部分海洋生物活动在沿海区域。由于产量和物种丰富性方面的特点，珊瑚礁又被称作“海底热带雨林”。根据估测，珊瑚礁的数量已经下降了27％，30年后可能会再减少32％。
    同时，人类对于淡水的需求每隔21年就会翻一番。在未来20年内人类的用水需求量将可能增加40％，其中17％用于种植粮食以满足新增人口（尤其是在最贫穷国家的新增人口）的生存需要。水资源紧缺并非一个新现象，人们预测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地球上可供使用的水资源与汉代和同期的罗马时代相比并未增加，那时世界人口只有4.5亿。到2050年，将有大约30亿人面临严重缺水问题。
    第四是我们给其他生物物种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效果可以与几亿年前宇宙星体作用导致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不相上下。目前的物种灭绝速度是自然条件下的好几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出的灭绝或濒临灭绝危险的物种数量已经大大增加。作为生态系统状况的关键指标，1/4的哺乳动物面临着在不久的将来灭绝的危险。
    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遭受的破坏已经十分严重，目前的人类行为将会使未来的进化进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种现象在细菌和病毒的微观世界里最为明显，它们已经学会适应人们用来对抗它们的药物。人类的繁衍周期是20年，而细菌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实现繁衍。我们还不能估计引进经过基因改良的生物活体（转基因活体）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最后，我们一直在改变着大气中的化学成分。如果有足够的国家政策支持，酸性降水问题将可以得到处理。为控制和最终消除臭氧层空洞现象，国际社会已达成一系列国际协议。气候变化问题更加棘手。它与我们生产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有直接关联。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一直把天空当作一个“垃圾场”。其结果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达到了4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处于与工业革命以前相比的第三高水平。甲烷，这种含量稍少而对温度作用更大的温室效应气体，其浓度比工业革命前增加了1倍多。尽管人们对碳循环的科学研究十分有限，但是在大气含碳物质含量和地球表面温度之间确实有着明显的联系。中国科学院设计的模型表明，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现在，唯一的争议是人类对气候带来的影响程度。去年，气候变化国际专家小组的第三份评估报告表明，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将上升1.4到1.5摄氏度，与1996年的评估相比有所增加；预测海平面将在1990年和2100年之间上升9到88厘米，如果北极和南极的冰山继续融化，形势将更加严重。
    就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环境新千年报告即GEO2000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在日趋恶化，很多问题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
    在那之后，1000多名参加四大全球研究计划的科学家联合发出了特别警告。2001年公布的阿姆斯特丹宣言在两项重要倡议中归纳了环境问题的清晰框架：
    “人类活动具有改变地球系统运作方式的潜能，可能使它变得对人类和其他生命更不友好、并不可逆转……地球系统在过去至少五十万年里都没有受到自然变化的影响。就目前在地球系统内发生的改变而言，其数量和改变速率都是史无前例的。地球正处于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状态。”
    “人类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加速变化是非可持续性的。因此，对待地球系统的常规方式已经过时。它应该要被取代——而且是尽快被能确保地球环境持续发展、同时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成熟管理战略取代。”
    这也是我们决定于2002年8月26日至9月5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背景。继斯德哥尔摩（1972年）和里约热内卢（1992年）召开的会议之后，它是第三次此类首脑级会议，同样也经过精心筹备。联合国组织召集六大地区重要人物圆桌会议讨论会议议程。我是欧洲和北美圆桌会议的主席。我们的组员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人士、工会成员、实业家、商业家及其他人士。
    我们得出了两大结论。首先我们强调在各个层次采取实际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当今时代，政府的权威正被各种力量削弱——上有国际组织、下有地区和地方团体、外有世界范围内直接联系的个人，全社会对这项活动的参与尤其重要。
    我们在报告中提出，当今的一代人正处于可以挽回被改变了现状的过去的最后关头。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所缺少的只是政治意愿、行动承诺和公众对“不采取行动”后果的清楚认识。
    第二个结论是人类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市民和政府都要重新考虑他们对于“发展”的定义，必须认识到，工业界以及波及其他领域的需求至上主义是“不可持续的”，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担心我们和其他圆桌会议的努力并不能带来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结论也与我们大同小异。
    那么，在约翰内斯堡究竟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什么？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很好的五点议题：有关淡水和卫生的问题、各种形式的能源生产、人类健康、农业未来和对我们与其它动物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化的保护。除了各国政府，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和特殊利益团体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正式成果包括1份政治宣言、1份长达五十页的执行计划和由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参加的100多个合作机构。
    会议在主要问题的处理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捕鱼、卫生、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有害化学物质使用以及对一些原则的遵循（污染费、预防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在所有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的必要性等）。还发生了一些出人意外的好事，其中就包括非政府组织、商业机构和工业机构及大学等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总体上看，约翰内斯堡会议大大令人失望。几乎没有达成具体的行动承诺。各种花言巧语烟消云散以后，人们回到家中，大部分人可能会很快忘记这件事情，又开始信奉“买卖照旧”的简单公理，就好像这点从未被质疑过一样。
    　　　　价值
    与大多数人和国家领导人所理解的不同，我们面临着显然不只是一个危机。我们要把环境看成是继承物并传给后代的一种自然资源馈赠。我认为人们应该赞同一个着名经济学家的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是环境的一个全资子公司。”简而言之，没有“健康”的环境，就没有“健康”的经济。但是要衡量“健康”确实很困难。自由贸易理论家喜欢暗示价格机制的存在，但是另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市场在定价方面做得完美无缺，可是确认成本时却很无能。”价格是指示器，但我们也要确认它们是否掩盖了真实成本。一个定价系统应该不仅包括传统成本，还要包括资源替代成本和资源使用可能带来的危害的成本。
    最近，人们在提高传统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兼容性方面做出了更大努力。世界银行使用新的环境会计方法纪录自然资源的损耗。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任何损失都要与其他地方的收益相抵，例如像服务、知识和社会资本这样的人力资源储备。由于与普通商业会计有点类似，它也十分符合现代经济思维方式。但是我们用人力资产替代环境资产的能力应该受到限制。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可能也会带来同样多的问题。有谁预见到了惰性氯氟甲烷会对臭氧层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有确定的货币或经济价值。我们如何衡量一个物种消失的损失，或者像我们呼吸的空气这类生态物质的价值呢？
    　　　　英国和中国的应对之策
    到目前为止，普通人的反应是怎样呢？他们一般会遵循一种规则模式。首先是大范围的情绪紧张甚至是无助。这些问题被人理解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应付了。然后，人们会开始着手处理，然而成效甚微，接着他们就认识到大刀阔斧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这其中会有很多的停顿、开始和倒退。最后他们会开始换一种方式思考，发现以前困难的事情即使无法避免也并没有原来那么困难。
    我们必须把人类社会全部调动起来，但政府的责任尤其重大。它们要显示出领导才能，同时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公众意见。据我所知，做得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所以我认为在演讲的剩余部分先与大家分享一下英国的经验将会有所帮助，然后我会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一个成员的角度谈谈中国的经验，从该委员会成立之初，我就参与其工作了。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涵盖了很多环境问题，但是直到1992年召开的里约世界首脑会议，可持续发展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里约会议以后，英国前一届政府发表了一份题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件。后一届政府又在1999年发表了一份题为《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文件，并提出了四大主要目标：满足个人需求的社会进步；对环境的有效保护；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保持稳定的经济高速增长水平和高就业水平。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它还确立了涵盖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150多项指标。
    前任和现任英国政府都觉得有必要获得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中肯独到的建议，因此设立了一系列咨询机构。我参与了几乎所有机构，而在1994年到2000年间担任一个可持续发展6人小组的主席。可能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小组是如何运作的。这个小组可以直接与首相和其他部长沟通。小组每年选择4到5个主题，在一份年报上发表其建议，政府必须在6个月以内做出公开答复。我们选择的议题有：环境会计和定价、政府采购政策、运输政策、二氧化碳隔离、住房和土地使用计划及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时候，政府会采纳该小组的建议，有时候不会。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6人小组都不仅是一个在政府中起骨干作用的核心小组，而且也是一个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基本问题的机制。
    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就是在2000年建立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份过去5年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成绩的总结。它评价了政府在农业、能源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认识到英国政府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政府做得都要出色。同时也指出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提到的领域包括道路和航空运输，认为这两个领域内的增长抵销了人们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的少许进展。它尤其谴责了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一种目的的做法。“在会导致温室气体大幅增加的政策和计划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经济增长无异于将其构筑在犯罪和色情业之上”。报告还指出，为环境目的征收的税收太低，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有太多的政治短视行为、导致采取的措施很少触及问题实质或作用范围很小。
    因此，在英国可持续发展是“活泼健康”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再来谈谈中国的经验。就像其年会政策建议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很好地印证了过去十三年里它在态度和政策上的变化。每一年这些政策建议都会更加清晰、实际、因为各个专家组和课题组的工作让我们对中国的形势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最后一组建议可能是最为明显的了。在我看来，委员会成功的基本因素有：与中国领导层的定期沟通；中国与外国参与者之间的坦诚相待、无拘无束的交流；专业人才基础和课题组的支持；在处理空气和水污染等问题上取得的显着成效；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愿意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影响范围以内采取必要的行动。据我所知，在即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委员会会议议程上这些仍然是核心专家组的工作重点。我们先预祝会议圆满召开。
    当然，成功的取得不能一蹴而就。一些问题像水的定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各种能源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土地植被转化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在中国西部地区）等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单单是中国的情况如此。正像领导层已经承认的那样，最突出的问题可能就是怎样在地方和地区执行那些在纸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实施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政策。
    同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很多方面都处于前沿。我自己非常关注的环境经济学课题组目前在进行一项可能会在全球范围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他们试图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一项重要贡献——“绿色清洁增长”观点进行定义。
    有人曾经问我，中国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有几点是显而易见的：加速城市化问题；肉类食用数量增加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更加清洁地利用中国煤炭资源的新技术以及未来的运输政策。目前，中国的汽车使用似乎存在增长的趋势，然而在欧洲我们更加提倡火车、自行车甚至人力车这些运输方式。
    最近的一期《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科学发展的文章。它号召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科学研究（2001年，中国只把相当于GDP1.1％的资金用于研究，而这个数字在日本是3％，美国2.8％，韩国2.7％）。先进的科学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为后者需要中国国内及国家之间的研究合作和在中国不同领域内的科学应用。谈到未来，我不禁想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可以在生物医药和生物科技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同样在保护中国特有的生物多样性方面也丝毫不会逊色。
    我要对你们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对你们目前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定价方面的工作表示支持和鼓励。这也要求从“生存标准”的评价方法转向“生活质量”评价方法。其次要劝诫你们，其他地方的发展方式和责任承担制度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你们完全有机会可以跳过其他地方犯过的错误。在中国某个地区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在其他地区也会发生。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潜在可能性。第三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及祖孙后代：符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传授有关自然过程的知识、与自然界保持紧密联系、培养孩子们保护地球环境世界环境京10～14N2生态环境与保护克里斯宾·梯克尔20042004山东世纪天鸿获得出版物发行经营许可，这是我国首次同时授予民营企业这两项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出版业改革加速本文系柳斌杰副署长2月24日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暨颁奖大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滴石克里斯宾·梯MBO:Publishing Industry;Enterprise Reformation
  WANG Yun-feng 1 & LUO Ya-hai 2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2.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Politics and Law,Wuhan 430000,China)克里斯宾·梯克尔，英
    克里斯宾·梯克尔，国合会秘书处 作者：世界环境京10～14N2生态环境与保护克里斯宾·梯克尔20042004山东世纪天鸿获得出版物发行经营许可，这是我国首次同时授予民营企业这两项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出版业改革加速本文系柳斌杰副署长2月24日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暨颁奖大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滴石

网载 2013-09-10 2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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