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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性和灵活性都是领导工作中始终必须坚持的。办同一件事情，对原则性和灵活性两方面的运用不同，在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就截然不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数事实证明，注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于领导工作及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客观性——思想理论上的结合点
　　原则性与灵活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因社会客观需要而统一起来。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而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同时，社会生活、生产条件相对于人们的需求也总是有限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目标，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必须组织起来，使社会规范化、秩序化，只有“规矩”，才成“方圆”，由此便有了“原则性”。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复杂多样的原因，单靠原则性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原则性不应该、也不可能把所有社会事物都规范起来。社会的复杂多样，呼唤着人们之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灵活发挥。结果，在发挥原则规范作用的网线之间，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这便是灵活性的活动空间。有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人们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活动才得以有序并充满活力。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可见，原则性与灵活性同时出现、相互间紧密结合是必然的，不是主观人为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外在统一性。
　　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中，原则性寓于灵活性之中。可以说，每一具体的领导工作，表现的主要是灵活性，表达的主要是原则性。原则性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意志，是被社会主导力量所推崇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灵活性是人的一种能动作用，表达的可能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也可能是主观的、违背实际的。由两者的外在统一性所决定，二者的结合必须相一致，不可能原则性是客观的，灵活性是主观脱离客观的，那样，让原则性寓于灵活性之中就会使原则性“丧失原则”。两方面只有同时以客观性为基础，灵活性的主观发挥只有符合了客观实际，其相互的结合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内在统一性。
　　总之，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外在统一是客观的，内在统一也是客观的。在外在统一上，没有离开原则性的灵活性，也没有离开灵活性的原则性。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只能导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同样，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必会滑向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在内在统一上，离开了客观性，原则性就不再“原则”、灵活性就会极端灵活化。客观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互结合的根本依据。
　　　　　　二、全局性——工作实际中的结合点
　　当人们考察原则性和灵活性两个方面时，发现原则性代表着一种秩序、一种准则，始终忠实地为原则目标服务，具有单向性，方向直指原则目标，努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不遗余力。由于原则性这一性质，在每一个工作点上只有一个“原则性”，本身不具有可选性。而灵活性是一种方式，一种艺术，具有多向性质，在每一个工作点上存在着众多个“灵活性”。工作点的前提不同，灵活性就不同，灵活性是多样的，具有可选性。
　　因此，具体地探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问题，实质上是研究在什么前提下选择灵活性的问题。这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图式：在一个工作点上，一个确定的原则性周围存在着众多个理论上的灵活性，其中每一个灵活性都有可能与这个原则性结合。它们一旦结合，理论就成了实际。在领导工作领域里，人们要做的是如何使这个实际结合成为正确结合，保证事业的成功运营。这便是我们要寻找的前提，即领导工作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点问题。第一，全局性是一种客观性，从全局出发的一切考虑归根结底都是客观的选择，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基本依据。第二，相对于实际工作其它结合点，全局性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任何事情，以全局的观点来考虑两者的结合都是正确的，它有着广泛的适用性。第三，只有站在全局的角度，领导者才能高屋建瓴，超脱于琐碎事务，抓住主要矛盾，管大事、议大事，做领导要做的事。但领导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关注“小事”，也要采用相应的灵活方法。这是在全局下面、对整体全面把握时的领导行为，依然是领导管大事的体现。第四，全局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只要领导者具备了全局意识，赋予灵活性以全局性的内涵，是很容易在工作中对众多灵活性进行取舍操作的。第五，以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错误或失败，归根结底，都是以牺牲全局性为代价的。所以，全局性作为实际工作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点是当之无愧的。全局性本身作为一切原则的一个“原则”，同时又能包容灵活性在其间的创造发挥，作为结合点，其作用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推动领导工作的健康发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如何处置蒋介石，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主张。当时，对西安事变可能处理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杀掉蒋介石，以解人们心中之恨；一种是释放蒋介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党权衡利弊，比较得失，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埃德加·斯诺说，这并不说明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终于有人得了利，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这一实例雄辩地说明，制定策略、选择灵活性必须着眼大局。只有从大局出发，制定或选择的策略及灵活性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具有生命力。
　　需要指出的是，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全局性上进行结合，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是领导者的政策水平、思想素质。这决定着灵活性的选择方向。为讨一时的工作顺利，放弃原则去满足某些人眼前利益的做法，虽使工作顺利了，阶段任务完成了，但它牺牲了整体利益和全局目标。这不是对灵活性的正确选择，不是领导者应有的工作态度。
　　二是领导者的知识、文化。这决定着灵活性的可选数量。知识的多少与可供领导者选择方案的多少成正比，对同一项工作，领导者知识越多，灵活优选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是领导者的实践经验。这决定着灵活性的应用效果。经验是知识与实际联系的桥梁，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知识与实际是分离的。经验越多，方法越多，知识在实际中应用的机会就越大。
　　　　　　三、系统性——管理体制上的结合点
　　猫比大象灵活，显然不仅仅是猫体重较轻，其身体结构也便于纵跃翻滚。1973年，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驶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米格—25战斗机叛逃日本，美日专家当即“会诊”，发现其内部器械并不先进，有的甚至还很粗糙。但它为什么那样机动灵活、性能优越呢？原因在它的结构设计科学合理。可见，组织的灵活性、创造性与其内部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组织性质（原则性）的情况下，通过对其内部结构适当的变换，提高这个组织的灵活性，使原则性与灵活性在新的组织体制下实现理想的结合。
　　系统论的观点认为，一个由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经过优化设计后，整体功能能够大于部分之和，产生1＋1＞2 的组织效应。上面两个事例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系统都有这种“组织效应”，组织效应的产生是有条件的。系统论的核心问题，实质是研究系统的最优化问题，即如何使系统功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领导者，在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时，利用系统的方法，在自己的领导领域内，适时、果敢地调整和优化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既能充分包容或增强原则性，又能大大提高灵活性，使所辖系统的机能焕发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后，全国范围内以股份制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正在全面铺开。这一切不为别的，都是为了转换体制，使之机动灵活地适应大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某种体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出更大灵活性的事实说明了一个新观点，即灵活性并不完全决定于一个人的能力、经验等人为的因素，有时还决定于社会组织的特定结构及其内在联系。这样，一个具有全局观念、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无论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成就，还是为了单位的整体利益，或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都应该腾出一部分时间、精力，以改革家的勇气，着眼于体制的完善或变革。要知道，相对于寻求其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方式，这可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并具更重大的意义！
领导科学郑州17～18C3管理科学张海军19981998作者单位：安徽淮南工业学院 作者：领导科学郑州17～18C3管理科学张海军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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