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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作家是以乡土小说而引人注目的。他们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废名笔下的乡村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真挚的人情味，堪称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远逊色于他们的乡土小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使它因此而越发具有了不可忽略的意味，诸如：繁华在都会，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等等。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构筑出谈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这里，不但恩格斯说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及判断绝对有效，而且尤能见出中国人文精神中那种悲壮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分量。
　　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在认识城市的同时，完成了一种文化描述，小说中的无数主人公们强化了他们的乡村情结，也了结了他们的城市梦想。这里，城市不是以“题材”而是以“意象”的形式呈现。他们无意于具体的城市生活特色，只关注这种生活中的人性变异，进而展示其生存困境。
　　这里的“生存困境”，亦即与固有的文化氛围不相融合的生存空间给人造成的一种心理失落。这种“心理失落”在京派作家身上，就表现为对城市的厌倦和对乡村的依恋。但是，地域观念在他们并不强烈，对乡村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厌倦只是他们在多重文化冲突中作出的自己的文化选择。城市与乡村，在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中是一组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它远离了现实的意义，成为京派作家感受人生的精神砝码。他们对“生存困境”的感知，是以纯粹的精神体验的方式存在，它来自京派作家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对社会人生的审美介入，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人生的认识，完成一种审美判断，是京派作家最显着的特点。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明显呈现着两极形态：乡村的美丽、静穆与城市的堕落、混沌。因而，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基本上是笼罩在他们的乡村梦影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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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所置身的世界本无“乡村”与“城市”之分，是历史的不断发展，才打破了单一而固有的农业格局，使城市出现了。城市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物质的繁盛和社会的前进。但是，城市不象乡村那样虽然贫瘠、荒僻却能敞开慈母般的胸怀，不拒绝任何闯入者，城市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傲慢，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可以让人饱受世态炎凉，新的生产关系使它丧失了道德。在城市，金钱的地位空前地上升了，它肆无忌惮地毁灭着人性，物的世界的繁盛导致了人的世界的贬值，于是，城市愈来愈繁华，而人在其中也愈来愈变成非人。
　　本文所指的城市包括那些刚刚从乡村脱胎而出的中小城镇以及正在迅速发展的大都市。然而，城市在这里又没有确定的含义，它只是与乡村相对而言，与乡村一道构成了两种文化的对应物，并以互相对立的形式出现。京派作家的文化取向是选择乡村，推拒城市。虽然他们大都是教授、学者。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已跻身教授行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中人。但他却固执地以“乡下人”自称，拒绝对城市的认同。
　　沈从文的城市观也许不能完全代表京派作家对城市的体察，但他对城市的体察却是最有深度的。他从“边城”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传奇色彩。生活和施展才华的内外驱力带领他一步一步迈向了城市舞台，然而恰恰是这一步一步的迈进，加大了他这个城市“闯入者”的痛苦的张力。他把思考的焦点对准了城市与乡村的比照：乡村如一股清新活跃的风，高扬着生命的旗帜，城市在乡村的烛照中，显得猥琐、虚假而又僵硬。城市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苍白的躯壳。因而他对湘西故土怀着永恒不变的热爱，恋笔于那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镇。而他的城市中人则呈现出“人性的沉沦”。可以看出，沈从文一进入城市社会，就怀着一种隔膜和厌恶。但是，让他返身离去，又是不可能的，对新的生活的渴望使他必须留在城市，忍受一切的难堪。沈从文之所以没有达到与城市真正的融合，原由于他的世界观的自我抗拒。儿时已形成的对蛮荒原始的自然状态的人生方式的认可，以及一开始踏入城市时那些贫困的日子更使他在煎熬中看够了城市的虚伪。这个时候，再转过头来遥望那片乡村故土，必然会感到一种宁静的温馨。于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感情的依托，有了这个他心中理想的所在，城市就显得更加堕落和荒唐。在心灵上，他始终是城市世界的局外人。这样，沈从文笔下就出现了两极人生的鲜明对比：一边是完美、崇高和纯洁；一边是异化、堕落和虚伪。两极参照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即使是象凌叔华、林徽因这样生活优裕的京派女作家，也都强烈地渴望走出窗外。中西兼具的教育并没有使她们从心灵上完全归属城市。她们属于“人性的、太人性的”一群，从一种纯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观照出发去认识人生，感知生活，同时在小说中也透视着“城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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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对城市世界的扫描不是站在全方位的视角，他们是从乡村的立场来返观城市，在他们眼里，乡村代表着“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 〕生命力就洋溢在无雕无饰的生存状态中，与自然相契合。而城市则褪尽了生命的原色，充斥着虚伪和堕落。他们的城市小说没有了描写乡村时那种牧歌式的情调，而是以人性剖析的审视点构筑笔下的城市世界。与描写城市生活的现代中国其他作家相比，他们不象茅盾那样以全景式的勾勒展现都市人生的复杂形态，也不象以刘呐鸥、穆时英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那样刻意捕捉城市生活新奇的感觉和印象。京派作家不在于表现城市生活的紧张、快节奏等现代生活特色，所提供的城市生活场景也不够完整，但他们专注于现代城市对人的异化，切入的角度命中了城市人生最致命的弱点。他们将具体的城市特色淡化、抽象化，以便与乡村景观构成鲜明的对立，他们那文化介入的视角使他们审视城市的焦点聚光于那些绅士、官僚、职员、教授和大学生……等“知识者”之中。这些城市文化的代表者演绎着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2〕这样一个总的特征。 这帮“知识者”群像所具有的虚伪、卑琐和贪欲，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和道德沦丧。
　　沈从文的《八骏图》就集中了沈从文对知识阶级的道德、人性的心理学分析。“八骏”，指的即是八位被称为“千里马”的大学教授。除了故事的主角、小说家周达士，还有物理学家教授甲，生物学家教授乙，哲学家教授丙，史学专家教授丁，以及六朝文学史专家教授戊……。这些知识“名流”，分别于暑期来到青岛海边一所学校讲学。表面上，他们个个“为人显得很庄严”，很老成，心里却时刻被情欲所鼓动，于是在维持外表的“尊严”和屈从内心的欲望之间，现出了困顿、虚伪、自私、猥琐的原形。
　　这群“知识者”道貌岸然的外表掩饰不住心底的躁动，他们都害着现代人最普遍的病症：对性与美的欲望在“道德”及“文明”的幌子下被抑制、被堵塞，只能以种种变态、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情”和“欲”，是沈从文解剖现代人病态心理的一个入口，现代社会把情与欲变得复杂化了，它们已经不单单是属于个人的行为，而是附带上了许多外在的因素，甚至变成了“道德”的附庸。情与欲的扭曲正是人性失落的最鲜明的特征，沈从文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分析八位教授的心理病症的。
　　《自杀》是沈从文解析这种病症的又一个例子。小说含蓄地写了中年人的感情波动。“大学教授”这个“体面”的身份需要他维持已被公认的“幸福”。但潜意识却时时要受情欲的困扰。
　　这就有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是那“体面”的虚荣心的满足，还是情欲的兑现？小说中前后两次出现在教授心部响起的“叭”的一声，是来自他心里的断裂，心与身已貌合神离。“仿佛有一点忧郁，不知从什么地方继续侵进生活中，想用力挪开它，可办不到。”从此，教授心里的那份安宁被打破了。寂寞、无奈、空虚，都被笼罩在一种空洞的“幸福”光圈之中。
　　被打破的是那层“文明”的外壳，它造成了知识阶层性爱的无常，情欲的萎琐。丈夫可以在客厅昏黄的灯光里与太太的女友暧昧地调情（《有学问的人》）；妻子可以被作为诱饵，满足丈夫一个新奇的“闪念”（《某夫妇》）。……
　　“现代男人和女人深层的心理疾病就是直觉官能的病变和猥琐”。〔3〕用劳伦斯所说的这个“现代”， 指称中国的那个至少是京派作家城市小说中的“城市”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里的直觉官能，就是人类的生命力量，来自人体自身，是一种原始的，未加修饰的，浑然超朴的生命源泉。“城市”已使这一切复杂化了，因而就呈现了一种杂乱的心态，一种由心理层面透出的人格裂变。
　　在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看来，生命的冲动可以冲垮一切。一个极其“厌恶”女人的人，在一种“真实、自然的美”（这里指爱情，亦指女性）面前，却心甘情愿地迅疾跌入了婚姻的网（《若墨医生》）。若墨医生当然也是个“知识者”，但他与沈从文笔下的另一些知识者不同，他因还有天真、偏执的这些真实的生命力度，所以还有资格成为一个能去爱的人。
　　当然，沈从文那些热情、持久的爱情故事，属于他的乡土世界。在那里，一群没有受到任何“城市文明”沾染的乡下人，创造了一幕又一幕生命之剧：萧萧（《萧萧》），柏子（《柏子》），四狗（《雨后》），还有媚金、《豹子和那羊》里的一对情人……，甚至山大王也为情所感，成了温柔的丈夫（《在别一国度里》）。那里没有所谓悲剧和喜剧之分，也许故事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但在生命的情与欲的升腾中，显示了一种人性的强力。相反，城市中的人们，这种生命的强力已被阉割，情与欲已不足以构成故事，只配用作冷眼透视和理智解析的材料。被“文明”和“知识”武装的男女们，情，变得虚伪；欲，变得猥琐。“生命也如文明人的历史，因涂饰过厚而苍白贫血”〔4〕。
　　城市与知识是文明的结晶，也是文明的标志。知识者当然生活在社会化程度高且集中的城市。而从人性出发研究人性的沈从文，他在描绘城市知识阶级情欲猥琐的同时，超越了城市这种生存背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所谓的“知识”本身，从更根本的层面否定了城市那种戕害人性的伪文明。
　　沈从文一篇小说直接以《知识》为题，拆穿了“知识”的骗局。一个留过洋，以“人生哲学”的论文得到过哲学硕士的人，却在一户乡下人身上找到了“人生”的标本，断然抛弃往昔的一切，痛骂了老师，烧掉了书籍，跑进了山林。这个故事象一则寓言，其含义不言自明：活也自然，死也自然，任何知识都是矫情，把生命看作日月星辰，一切才能纳入永恒。这是一种带有禅意的人生观，只有脱落了所谓的知识，才能进入智慧的境界。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借莫须有先生“自叙传”般的生活观感，透彻地传递了废名对“知识者”的观照。对莫须有先生而言，知识曾使他获得了一分虚名，然而他却没有舒展自由的人生。“知识”，成了沉沉压在他身上的铁套，斑斑锈迹已染遍全身，他自己却一无所知。他的行动永远在此岸踏步，却让思想盘桓在遥远的彼岸，而这两岸的落差又把他打扮得极为神秘，他在两岸之间忙碌着，一会儿洞察人生，评析世事，做博学思索状；一会儿萎顿踌躇，卑琐软弱，费思伤神。这部作品里，废名放弃了他惯常的诗意描写，改为散漫行文，语句篇章都散漫之至，似乎是无心雕琢，其实正是作者有意而为，因为这种结构行文恰恰与莫须有先生这“唐吉诃德”式的城市文人的心态、意绪相吻合。
　　还有《讲究的信封》、《追悼会》、《晌午》、《文公庙》……，从大学生到私塾先生，人性的懦弱、自私、阴暗、粗俗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基点。废名不厌其烦，孜孜不倦地揭发着“文明”病症，展览着所谓知识者那变异的人生。不独沈从文、废名如此，对知识的解构几乎成为京派城市小说的聚焦点，但他们似乎并不是仇恨本体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寄予了“城市文明”以批判的主题。
　　贫民人生，作为城市的一角，也曾被京派作家所关注。沈从文为此写下了《腐烂》、《泥涂》、《生》……，此外，还有女作家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及萧乾的小说集《篱下集》等等。
　　沈从文的《腐烂》和《泥涂》分别写了上海棚户区和“长江中部一个大市镇”的贫民生活。作者不是阶级论者，他是持着“人性”主义来看这个世界的，所以他没有从“阶级”分析的立场揭露其“腐烂”的缘由，而是把“下等”的贫民生活与那些“上等人”的花天酒地做了一个比较，不动声色地嘲弄着那些绅士、太太们的生活，从“人性”倾斜的角度倾注了自己的批判力量。在城市贫民社会里，基本的人性要素已经不复存在，贫民们起码的生存权力和生存尊严都被剥夺殆尽。
　　女作家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是把贫民放在一幅城市生活的缩影中，在北平罕见的华氏九十九度的高温里，一边是挑夫们流汗、卖命，直到在溽暑中倒毙；一边却是有钱人的闲聊、庆寿、摆宴设席……，作者剖开了城市人生的“横切面”，把相同的时间点里各不相同的人生作了一个客观对比，作者的同情明显地倾向于那些城市贫民。
　　如果说，沈从文和林徽因对“泥涂人生”的关注，完全出于他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他们是站在这种生活之外，基于自身的人性体验，向城市贫民布施的一种“人类的同情心”，那么萧乾，这个出生在北京贫困区的贫困儿，对生活的感受则来自现实人生的真实体验。他的小说大部分取自他的童年生活，他把自己所受的一切屈辱变成为内心深处对这种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的社会的叛逆。《篱下》、《落日》、《矮檐》……，都是写一个城市贫儿的命运。小说把城里人的虚伪、冷酷，从一个儿童眼里展现出来，更显示出世态炎凉的残酷。母子之情的真切与城市社会人心恶浊产生鲜明的对比。而以“姥姥家”为象征的乡村生活也在这个贫困儿童的脑海里被一遍又一遍地绘上七彩光环。
　　城市贫民，与城市知识阶层构成了城市人生的两极，知识把人异化，贫困又使人变成非人。京派作家写乡村时，并没有掩饰人们生活的简朴和劳作的辛苦，但同时也从中展示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力量。而城市贫民的生活却让人感到极端的压抑，他们处在城市的层层罗网下，生命力已被扼杀了。北京街头的卖艺老人和上海棚户区贫民的生之挣扎都让人感到了生活的沉重以及基本的人性要素对这种生活状况之深重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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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沦落是文明进程中一个最令人痛楚的“恶果”，现代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所产生的种种失落感和幻灭感都由此而来。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描绘了一个人性已被扭曲的“城市世界”，在那里，本该以最热烈最坦诚的方式实现的情与欲，却被虚假的“文明”阉割了，那里不能容纳爱情和梦想，要么虚伪地活着，要么沉重地死去，人生被消解在一片空虚和无奈里，“文明”与“生命”呈现为尖锐的对立状态。
　　这种“文明”与“生命”的对立，远远背离了京派作家那种理想的生存形态，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京派作家的文化范畴里，自然、和谐、静美是生命的至高境界，他们向往健康的人生与理想的人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而在他们的“城市世界”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以及生命力的消亡。因而他们怀着对理想人性的无限追求来解剖这种人性的沉沦，并试图在现实与理想的对比中揭示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根源。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具有强烈的文化取向与审美价值，体现了人类不可泯灭的对精神世界的终极追求。
　　然而，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物的世界的不断增值。随着封建宗法制的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占据了主体，人类固有的美德、价值标准和自然、质朴的人性因素却遭到了物欲的冲击，和谐、自然、静美的生命状态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京派作家没有辩证地看待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是固守着“乡下人”的立场，把原始的野性强力看作人性与生命力的本源，并由此来判断和衡量“城市世界”人性沦落的现象，就陷入了一种静止的历史观。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5 〕人性的沦落给人类的前行带来了一片不和谐音符，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和谐”的形成和被打破中，社会的进步才成为可能。所以，道德的评价应当与历史的评价相关联。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人的异化，但是它终究要由文明本身来解决。历史不断向前，文明也会不断完善，京派作家对城市的观照恰恰是缺少了这种动态的历史审视，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正确而全面地看待京派作家那“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
　　注：
　　〔1〕《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 第2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2〕《烛虚》，沈从文。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第68页。
　　〔3〕《性与美》〔英〕D·H劳伦斯着，于红远泽，第3页，知识出版社版。
　　〔4〕《城与人》，赵园着，第246页。
　　〔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版。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文秘系教师）
　　　　　　　　　　　　　　　　　　　 〔责任编辑　李怀亮〕＊
　　
　　
　　
河北学刊石家庄79-8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淑玲19961996 作者：河北学刊石家庄79-8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淑玲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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