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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故居

据台湾吴一舟在《蒋介石行谊》一书中所云：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工作、生活非常有规律。下面是一张蒋工作、日常生活进程表：

蒋家官邸生活一幕。宋美龄常与蒋介石对弈，据说宋的棋艺很高，经常使蒋陷入沉思。

每天6时起床（冬日在7时左右），绝不晚起，起床后静坐片刻，做健身运动约数分钟，即开始工作。他首先检查昨日所做的工作是否完毕，一面计划今天要做的事。待计划择定后，在平时就先记日记（有的书讲每晚写日记，如果晚间来不及写，第二天早晨补写），写毕就读书。要是在战时，即与前方将领通电话，听取情况，并指示机宜。读完书即开始办事，此时所办之事大都是重要的计划方案或紧急重要文稿、手令等。

8时左右开始进早餐，饭后入书室阅览当天报纸所载重要消息，接着续办紧急宾客或有紧要公事。9时离官邸赴办公室处理政要。平时都在此时接见重要宾客或有紧要事件请示的各级首脑。10时左右会客，会客后或出席会议或向部下训话，批阅公文，到12时左右才回官邸。有时在回官邸车中翻阅公文或考虑政务、翻阅报纸等。

12时半进午餐，此时多边吃边看电文。如果发给前线将领电，都是他亲拟稿交发，以免经过参谋秘书拟签呈核判行校对等手续，耽误时间。饭后小睡约半小时或静坐休息。3时起又开始看公文，研究各方面送来的电报，闲时则看书报。4时起又开始会客，此时所见多为普通客人，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三四十人，每人谈话时间，以三五分钟为限，故会谈内容极简单扼要，如客人少公文不多，便在五六时许，偕夫人到郊外散步，借以考察民情与市政建设、军风纪等。

下午7时半左右进晚餐，饭后大都在8时以后与中央各部会首脑会商军政大计，或请专家研究问题。谈毕又批阅公文或看书阅报，补写日记。睡觉时间大抵10时到11时左右，睡觉前考虑次日应做的工作，兼做健身运动。如遇战事紧张，即使在深夜亦常用电话或电报指示前方军机，翌日仍准时起床。

吴一舟还说：除非遇有特殊事故，蒋介石绝不轻易变更他的生活规律。

不管吴一舟说的是否全是事实，仅以此表而论，蒋介石简直成了一架机器。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晚年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退台之初，蒋介石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闷坐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大陆失败，并制定整体“反攻”计划。待重登大宝后，便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之中。此时蒋虽然已60多岁，但出于完成反共使命需要，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十分旺盛，超过了一般成年人。在他的“总统府”，除了处理公务之处，便是接待来访者，整日客人不断。他在“总统府”见客时，一般由侍卫长和秘书陪同，此种做法是以防不测。在士林官邸见客时，大多由秘书陪同。在会见客人时，蒋有时亲自记录一些要点，但主要由秘书记录大纲、建议事项、或蒋交代的事项。蒋在会见政界高层负责人时，秘书则回避。在蒋的官邸，设有新闻、言论秘书二人，协助蒋的日常工作。蒋对秘书工作的具体要求是：整理搜集若干资料，供他写作时参考，或者笔录他的口述文件、讲稿，或交大纲与秘书，令其起稿；陪见客人，笔录谈话要点；处理一般新闻、划出每日新闻要点；联系传播媒介，即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电视台等；旁听各项会议，了解全貌。除了新闻、言论秘书之外，蒋还设有英文秘书。这些秘书在同蒋的多年接触中，深知蒋的心态，所以后来都有好的去处。

与大陆时期相比较，蒋在台湾时期的工作、生活也算是比较有规律的。一般每日6时起床，7时盥洗完毕，其后做早操。操后入房与夫人宋美龄共同祈祷，祷告毕开始用早餐。早餐时一般听口齿清楚的武官为他读报纸。早饭后自己翻阅报纸与批阅要文，或接见高级官员与主持会谈等。下午1时半用午餐。午饭后睡半小时左右。起床后再看重点新闻、批阅公文或接见重要官员、来访者。3时左右开始阅读香港报纸，至4时半，带一随从出去散步。散步到兴奋时，边走边唱旧时军歌以及《反共复国歌》等，有时也养花、种草、逗狗、投食喂养等。散步半小时后返回办公室喝茶，茶毕再继续办公。7时开晚饭，晚饭后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专人在旁边为他解说，他最喜欢看的是台湾自己拍的电影，因为当时台湾的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对蒋介石歌“功”颂“德”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泉水。洗毕后写日记，晚间写日记已经成了习惯，数十年间毫无间断。蒋自己称：

“几十年来，我每日必有日课，每日必有日记，虽在造穴颠沛之中，也没有一日间断。我在阅读某一种书籍时，没有终卷以前，绝不旁骛其他书籍”。《"总统府"内幕》第148页。

独敬耶稣

谁都知晓，蒋介石信奉基督教是受其夫人宋美龄影响的。宋美龄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其父宋嘉树原是美国美以美会派驻中国的牧师，对神学有着相当的研究。其母倪桂珍出身于中国最古老的基督教家庭，而且是明朝徐光启的后裔。在父母亲的熏陶下，宋美龄对基督教极感兴趣。在宋嘉树的苦心安排下，宋美龄10岁那年赴美国教会学校求学，成了佐治亚州卫理斯女子学院的一名高材生。毕业返国后，她因家庭的显赫担任了电影检查局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职务，并成为上海社交界的一颗明星。

宋美龄与蒋介石初识是在1922年底孙中山家中，蒋一见宋便倾心于她。蒋托孙中山将宋美龄许配给他，孙大吃一惊，但表示愿同宋美龄商量。宋美龄当时对蒋就没有好感，主要原因蒋已结婚，已有两个孩子，在上海滩还有两个没有名分的女人。宋庆龄表示她宁愿看到小妹死去，也不愿看到她嫁给蒋介石。然而蒋对宋锲而不舍，后得到宋蔼龄与宋子文的帮忙，才使事情发展有了转机。但宋母一直反对这门婚事，她不仅因为知道蒋结过几次婚，还因为蒋不是基督徒。

蒋介石自幼受其母王采玉敦诲，信奉佛教。为了与宋氏家族攀上姻亲，顾不得母亲的教诲，答应甘愿当一名基督徒。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便东渡日本正式向在日本疗养的宋老夫人提婚，并请求允诺。有关求婚的经过，上海《晨报》曾有如下的报道：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对蒋对于联姻之手续，即一一办妥，毫无其他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美龄妻之。”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便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蒋宋结婚后，蒋介石遵守诺言，每天起床后与宋美龄共同研读圣经、祷告，并讨论读经心得。自然，蒋到前方视察，宋美龄不在身边时又另当别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宋氏兄妹得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允许，遂由南京抵西安救蒋。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说：

“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

蒋介石此说实在牵强，其目的不过是表明对救他出“苦难”的宋美龄的感激之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进一步表现出对基督教的笃信不渝。据宋美龄称：

“不论在什么地方，蒋介石的卧室中，都一定要挂一张耶稣像，以表明蒋总统对耶稣的敬仰与虔诚。”

台湾舆论也宣称：蒋介石晚年信仰基督愈益虔敬，他在凯歌堂（凯歌堂是蒋介石做礼拜的教堂，此名源自抗日战争胜利还都南京时，为纪念凯旋归南京，才有此命名。凯歌堂在台北士林官邸，恢复礼拜，寓意将来打败中共凯旋而归的一天已不远）做礼拜可谓是风雨无阻。凯歌堂的牧师周联华是蒋介石的同乡，有好事者问周联华，你在凯歌堂讲道，怕不怕“总统”，周联华答称：

“我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他老人家的鼻子以上，大其眼睛部分是有父亲的威严，但他老人家鼻子以下，却如母亲一般的慈祥。我在凯歌堂讲道好多年，从没有害怕过。与其说是我没有害怕，倒不如说蒋介石没有使我害怕，我是像其他教会一样的讲道。”

1963年，国民党元老孔祥熙（右）过80岁生日大寿，何应钦（左）特别前来祝寿。

周联华的说法的确难避拍马之嫌，有人说周联华是“教棍”，此说虽尖刻，但切中要害。

蒋介石对基督教的灵修生活，从受教之后从未间断。他日常起床后，一起身便和宋美龄一起祈祷默念，洗漱后再读圣经，念几首赞美诗，每当念到耶稣时，蒋介石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鞠一躬。晚上10时坐祷告后，沐浴就寝。范希周主编：《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第93页，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蒋介石不仅坚持灵修生活，而且还喜读灵修方面的书籍，特别喜欢读《荒漠甘泉》。自1944年7月起直到病逝前，他每天坚持诵读此书。蒋介石还嫌原译本不够通顺达意，就命王家棫先生重译，经他审查为“革命精神”的修养读物。蒋介石曾说：

“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也无论你对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

由此说可见，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信仰唯心主义的典型。

蒋介石为什么独爱《荒漠甘泉》一书呢？顾名思义，原作者本意是阐明人的境况就像荒漠那样的枯干，上帝的道如甘泉使人获得滋润。蒋介石大陆兵败，退至孤岛偏安，加之国际形势“逆转”，蒋家小朝廷处境艰难。也唯其如此，他对《荒漠甘泉》有了偏爱，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甘泉，借此聊以自慰。王家棫所译《荒漠甘泉》一书，每篇之首的标题，都是蒋介石亲笔所撰，可见蒋对此书重视程度之高。

台湾舆论说：孔祥熙在台湾的梨山修建了一所教堂，破土动工那一天，蒋介石、宋美龄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全到了，由牧师周联华负责在梨山筹备破土动工典礼。当时梨山还很荒僻，找不到人来帮忙，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找当地的山胞。山胞对唱歌是充满天才的，周就请梨山教会的牧师临时帮忙组织一个唱诗班。唱诗班组成后却提出—个条件说：“我们可以为你们唱诗，你可不可以请总统证道。”这下子可难倒了周联华，他说：“你们来唱歌已经很光荣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请他老人家为你们讲道。”没有想到在典礼快要结束、祝福之前时，蒋介石竟走到山胞面前开始证道、训话和鼓励。对此，雷鸣远神父称：“我一生业已见过伟大人物，但我能说，梅尔西枢区及蒋介石是我一生中所遇见过的最伟大的两位。”康振楚先生也说：“基督徒生活的四柱，即读经、祷告、聚会、见证，蒋总统对四件事经常不断地做，从来没有间断过。”

逗狗、养花

蒋介石晚年不仅对做礼拜有极浓厚的兴趣，而且非常喜欢逗狗、养鱼、摆弄花草。

蒋介石每天快用完午餐时，一条中型的白狗被放进蒋介石用餐厅里，接着一个侍卫人员拿着盘子，等待着蒋介石调拌白狗的饭食。据台湾资料称：蒋介石非常喜欢这条白狗，自然这条狗对蒋介石也非常亲热。常与蒋相处的牧师周联华，猜想蒋之所以喜欢这条狗，这狗一定是条名犬。好奇心驱使周联华问蒋的爱犬是什么种。蒋介石听后笑而不答。宋美龄一听便

知周联华外行，于是问他道：“你猜猜看是什么种呢？”这一问把周联华难倒了。周在这方面的确是外行，只会读圣经、布道。搜寻记忆，他想起在蒋介石官邸的庭院里，看到侍卫官训练警犬，他们受命寻找失物，不消片刻就把一方手帕找到了。周认为蒋的这条白狗一定是千中选一、万中选一的名犬了。周联华还记得宋美龄也有一条爱犬，它能担任警戒工作，有一次宋美龄和蒋介石开玩笑说：“你假装着打我，看看它帮助谁？”结果周联华看到的场面是：那条狗总是挡在蒋介石面前，不让蒋介石打宋美龄。周联华想：既然宋的那条狗如此乖巧，那么蒋的这条狗一定比宋的那条狗还要灵通。可是他搜尽枯肠，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有名的品种来说出那条狗的出身。蒋介石见周联华回答不出，越发高兴。最后，还是由宋美龄揭穿这个谜底，她对周说：“我告诉你罢，你就是对狗很内行，也说不出它的品种，它是土生土长、台湾生的土狗”。

蒋介石逗完狗后，有时去庭院散步，有时4时半去散步。在庭院散步时，他总是走到水池边，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然后将饼屑均匀地抛撒到水中，一会，成群的金鱼蜂拥到池边抢食。此刻，蒋介石异常兴奋，边喂金鱼边像检阅部队点名一样，每条鱼都取有一个名字，有一次他对左右说：怎么今天××还没有来吃？

蒋介石不仅喜爱逗狗、养鱼，而且还特别喜欢花卉，这一爱好鲜为人知。蒋常常将他喜爱而罕见的花卉，陈列在他常去憩息的“兰亭”里。他每次做完礼拜回来，几乎都到种满花木的园艺所里转一圈。据台湾资料称：蒋对花木的生长观察很仔细，往往比花匠还要细心。不仅如此，蒋还有时亲自摆弄花草。花匠们为蒋介石在官邸里建造一座玫瑰园，他兴致好时，就与花匠们改良花的品种，做插枝的工作。

最让蒋介石喜欢的是那些台湾产的蝴蝶兰。蒋曾对花匠说：“西洋兰太过艳丽，倒不如我们土产的蝴蝶兰，清艳芬芳。”1973年，蒋介石曾要林务局在海拔2600米的高山区，试种在寒带才能生长的牡丹。这些牡丹是日本农校河本教师精心培养改良的，过去每年献给蒋介石一些上品，前后有100多株。由于这些花木不适应台湾的气候，在官邸试种以失败告终。后来这种花木在高山地区试种成功，但蒋介石此时已不在人世了。

对于蒋介石的衣、食、住、行，台湾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资料，众口一词，都称蒋介石的生活水准还不如台湾一个中等市民。下面是台湾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传记资料的记载：

吴一舟在《蒋介石行谊》一书中写道：

蒋介石在食的方面，“早晨喜爱吃稀饭，有时吃一碗汤，用点咸菜。中晚两餐只有两三样小菜，平时在家宴客，总是很普通的四菜一汤，并不备酒。他每餐一小碗饭。招待外宾、记者或侨胞，通常都用简单的茶点，很少举行盛大的宴会”。吴称蒋吃一小碗饭是在日本军训时养成的。“不饮茶，不吸烟，不喝酒和咖啡等刺激物品，数十年来如一日”。他称蒋数十年来从未饮过一杯咖啡，喝过一杯酒或吸过一支烟。

《伟大的总统----蒋公》一书的作者也说：

“蒋介石每日用餐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摄取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无缘，连茶也不喝，经常饮白水”。他还引证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话说“蒋公平素生活上的享受，和苦行僧、清教徒无异”。

很显然，上述两种说法在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是在进一步神化其领袖。

对于衣着方面，台湾舆论说蒋介石不太讲究，但特别注意整洁。他在接见外宾或遇有重大活动时总爱穿军服或礼服，平时在家总喜欢穿中山服或长袍大褂。

也有舆论说，蒋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6—7年以上。他在重庆的一件旧黑披风，虽领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照旧穿用。平时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穿，不忍扔掉。

上述说法确有其事，因为在慈湖灵枢暂厝处与“中正纪念馆”，蒋的遗物都有展览。但蒋介石在世时的挥霍无度又怎么解释呢？他在衣着方面的做法显系是做给别人看的，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对于住的方面，台湾舆论说蒋介石的住房很简单，不追求豪华，除了必要的设备外，从没有特殊要求。在蒋介石的住室内，往往挂两幅肖像，一幅是孙中山像，一幅是耶稣像，室外客厅往往挂一幅宋美龄亲自画的画（宋美龄晚年对中国画兴趣极浓，一直从事绘画。她用均匀的笔触描绘优雅的花卉，有人说她画的淡墨山水，细致得像布鲁塞尔的花边。宋曾说：“我晚上未能入眠时，就画画。”经常是宋画画，蒋题诗。一次，蒋为宋画的题诗是：“风雨重阳日，同舟共济时，青松开霁色，龙马纵云旗。”）

还有舆论说，蒋介石到台湾后，到处建行宫，劳民伤财。除了在草山即阳明山修建的士林官邸之外，还有以下一些官邸：

慈湖官邸：位于台北桃园县大溪镇东北角。因此地有一个较大的水面，经人工改造后，蒋介石为纪念母亲王太夫人，就改称为“慈湖”。在湖畔四周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并仿浙江奉化故乡房屋式样，兴建了一排排平房。蒋介石与宋美龄每月来此都要小住几天。蒋病逝后灵柩暂厝此地。

角板山官邸：位于台北桃园县境内，距慈湖约10公里处。该地风景秀丽，古木参天，景色宜人。官邸就在角板山公园旁边。

涵碧楼官邸：位于台中着名的日月潭风景区。早在日本统治时代，因多人至此游览，日本人在那里修建了许多招待所，涵碧楼就是其中之一。蒋介石夫妇来这里小住时，往往是有重大事情需要考虑决策。每逢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会、代表大会及“行政院”和台湾“省政府”改组，各部、会人事更动等，蒋介石总是来此住上几天。国际上发生与台湾关联的重大变故，有时也到此来考虑应对之策。

西子湖官邸：位于高雄市内，以便蒋介石夫妇到台南视察时休息住宿。高雄市政府为了讨得蒋介石欢心，特在西子湾地区，种植花木，修整道路，改善卫生。

对于行的方面，有舆论称：蒋介石每次外出时，经常有同一类型的小汽车四五辆组成的车队同行，以防不测。从士林官邸到“总统府”，沿途要经过圆山、中山桥、中山北路一、二段、中山南路、介寿路等地段，全程约4公里。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三在路上畅行无阻，在车队未出发前，沿线布置便衣岗哨，车队经过的各道路口所有红绿灯装置，一律开放绿灯。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处通往基隆、宜兰、苏澳的铁路平交道，每天火车来往频繁，在经过平交道时，都要将栅栏放下，以保证公路车辆安全。当蒋车队抵达时，就要停车等候，不仅对蒋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影响办公时间。当时有拍马者向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严家淦建议，希望能由台湾省铁路局会同台北市政府，在该处平交道上，兴建一座公路天桥。严家淦深悟官运之道，遂下令建桥。桥建好后命名“复兴桥”。很多人认为桥下可设摊营业，但也有人认为设摊营业会影响蒋的安全。后来有人将此问题提交省府委员会讨论，经争论之后，严家淦作出结论，认为兴建“复兴桥”的目的，原就是顾虑“总统”安全问题，乃不准桥下安置部分摊贩。蒋介石也忧心忡忡地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蒋在台湾时期，有一些事情颇为舆论所关注：

特赦黄孝先案。黄孝先是原国民党军第7兵团中将司令黄百韬之子。黄百韬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后，其家眷撤退到台。黄孝先在20岁左右时，曾和一位同学发生同性恋。黄氏后来认为他受了奇耻大辱，不堪被玩弄，遂将这位同学骗至台中苗栗县山上，乘其不备将其打死，然后企图焚尸灭迹。后被人发现告当地警察机构。警方将黄予以逮捕交地方法院审理。因此一案件是台湾刑法上规定的唯一死罪，所以很快被判处死刑。此案发生后，台湾舆论大肆报道，致使台岛对此案讨论颇为热烈。在台湾高等法院报请“最高法院”核复期间，有人认为黄父是黄百韬，是为“国”捐躯的“烈士”，要求蒋介石下令予以特赦。蒋介石得知此事后，遂下令特赦，将黄孝先由死刑判决改处无期徒刑。蒋此举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世人所不敬。

蒋介石和装扮成西部牛仔的孙子孝武、孝勇漫步士林官邸。

淘汰人力车。国民党退台之初，台湾的交通工具除了少量汽主少外，主要靠脚踏三轮车。因三轮车充斥台北市和各都市，严重地影响了交通。蒋介石坐在汽车里，看到上述情况，指示有关单位限制三轮车发展。后来蒋得到报告，说香港、日本计程车颇为适宜台北，又下令淘汰三轮车，发展计程车。因此事事体太大，需要从长筹划，蒋介石看到淘汰三轮车方案迟迟未能通过，就在汇报会上大发脾气，指令部下限期提出方案，并对收购三轮车价格与安置三轮车工人转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待有关部门淘汰三轮车案拟定送蒋介石“御览”后，蒋朱笔一挥，批准了此一提案。至此，三轮车基本在台湾各大中城市被淘汰。蒋介石这种“事必躬亲”的性格，可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但也干涉了下级部门正常的工作，使下级部门处于被动地位，并引起诸多不便。

参加党小组会。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为有效。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蒋介石作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府资政”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都互称同志，唯独对蒋介石称“总统”。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

排挤毛泽东的同乡。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须蒋介石亲自核定。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蒋亲自召见盛，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看到他的仪表不错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蒋之所以不同意盛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由此说明蒋介石与毛泽东势不两立。

偏爱粤剧。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宜享天伦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玉堂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爱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后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一生着述颇丰，台湾官方出版的就有《蒋介石集》（上下册）、《先总统蒋公全集》（共计3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册）。当然这些着作多为捉刀代笔。他到台湾之后，除了每年发布各种文告与讲演之外，着述明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共专着，一类是对王阳明哲学研究进一步订正的着作。

其实，早在大陆30年代，他就非常推崇王阳明。他所鼓吹的“力行”哲学，就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的演绎和曲解。他到台湾之后，又将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以示对王阳明的尊崇。与此同时，他又在草山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就此点而言，是当年“力行”哲学的翻版。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还让蒋经国多多从事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生日。14日，蒋介石从日月潭给他寄来的一封信称：

“经儿：

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着述汇编》第10辑第603—604页。

蒋介石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教会蒋经国用什么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复国”的使命。蒋经国不愧是蒋介石的儿子，他对父亲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他说：

“父亲对王学的研究，进而发为事功，重要的是贯彻了行的道理。特别是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和国父知难行易学说发明贯通，说明‘知行合一’的良知学说，是与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不唯不相反，而且是相辅而行的，亦唯有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才能实现知难行易的学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着述汇编》第10辑第601页。

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不是把“反共复国”放在第一位，而是吸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践”、“向下扎根”，因而被称为“民粹派”的领袖。

在蒋经国眼中，他的父亲是个“领袖”、“严师”、“慈父”，没有人比他更“伟大”。在蒋介石病逝前，他曾发表过《风雨中的宁静》、《我的父亲》等文。蒋介石病逝后，他又发表了《守父灵一月记》、《难忘的一年》、《梅台思亲》、《领袖慈父严师》、《其介如山》、《风木孝思》、《思亲励志报国》、《10月有感》、《沉思于慈湖之畔》、《回顾苦难而充满希望的5年》、《7年的思慕和信念》等文，以示纪念。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待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着述汇编》第9辑第629页。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尝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父亲常曰：‘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文明也。”《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着述汇编》第9辑第645页。

蒋经国上述言论显然是不实和吹捧之词。谁都知晓，蒋介石在反省大陆失败原因时，始终为其错误进行辩护。他为了维持蒋家小朝廷，不惜打击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爱将，以传位于子，说“无私无我”太过阿谀。

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

蒋经国在“思亲亭”。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唯为儿者知之最深。”《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着述汇编》第9辑第633页、第10辑第563—564页。

1976年3月8日，蒋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

“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着述汇编》第10辑第563—564页。

蒋经国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组织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创建政党，并发动数百次反清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在晚年，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并将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正如毛泽东所说：“鞠躬尽瘁”。而蒋介石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则是苦难、灾荒，是血与火。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老百姓在战后就喊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上来，地上来，就是老百姓活不来”。就连拥护过国民党的人士也宣称：国民党在中国当政22年间，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并没有真正实现，而实现的却是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种“三民主义”，即“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蠡起”。如果将蒋介石同孙中山相提并论，显系抬高了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唯一能够使人理解的是，这番话出自蒋经国之口。

网文 2010-07-20 06: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