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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3-0013-03
　　民间，是一个充满灵性、广阔而伟大的世界，它常常在人文文化面临枯竭的危难时刻成为拯救人文的洞天福地，因而，我们的祖先总结出这样一种文化规律——礼失则求诸野。礼即人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且，它仅仅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原本并无雅与俗之分，只是由于一部分掌握了文明话语发布与运行权利的人目光狭隘，才有了这般鄙夷与献媚的文化态度，即时尚的新概念——价值立场体系确立的偏颇。今天，我们固守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就要结束了，新的工业文明以高技术的发展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那些古老的民间文化作为珍贵的文化财富就要大面积地消逝于文化的视野了。这宗培养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伟大财富，面临着一系列危难的命运；而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它来武装我们，需要它作为不竭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的躯体更加健壮——若一味强求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所谓的文化认同，狭隘地将这宗财富当做民族文化的沉疾顽疴而弃之，则会真正使我们处于一种绝对的尴尬——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同他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历史上，抱着金饭碗求乞的文化现象并不少见。同时，如何对待我们的民间文化，也直接涉及到我们在目前条件下的文化自尊与安全问题。
　　有许多学者都谈到了抢救和保护的迫切性问题，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而我以为有两方面应该更具体、更深入、更细致地去做。其一，是技术保证的理论资源；其二，主要是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的档案处理。
　　无疑，这次浩浩荡荡的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运动，应当是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良机。抢救和保护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应该得到现代民间文化的理论支持，尤其是技术手段的实施。也就是说，以民间文化科学为背景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在这次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民间文化运动中，应该形成良性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通过抢救和保护的实践，使现代民间文艺理论更加完善，同时，通过科学的理论指导，使我们的抢救和保护更富有成效，能够避免历史上的教训。目前，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在学科调整和分类中，民间文学的命运出现了根本不应该出现的尴尬。民间文学的神话研究部分，往日被划归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理论被划归现当代文学，这多多少少还能使民间文学理论有应有的学术地位，而后来干脆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一起划出中文大学科，划归了社会学，划入法学大学科，近一百年的现代民间文艺理论建设就这样轻易地被人武断地抹去了。这其实是一种无知，说严重一些，是学阀作风，是学霸作风。举世皆知，现代民间文艺学运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么可贵的文化资源，当年在五四歌谣学运动中，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直接为新文学寻找白话范式，顾颉刚他们高呼打倒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历史，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学术格局。我们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学术体系的确立、建设和发展，给我们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我们受用着茅盾、鲁迅、朱自清他们的学术思想，更不用说胡适、鲁迅、郑振铎、顾颉刚和江绍原他们的诸多理论的系统和深邃，影响着我们的学术品格。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民间文艺学两大传统，即几千年的古典传统和近百年的现代传统，都没有得到必要的整理，这也给他人留下忽视、漠视这个学科的口实。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学科的独立性在现代学术史上已经被证明，今天，我们在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理念时，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一学科出现被抹杀、被冷遇的局面。况且，诸如顾颉刚他们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理论成果，钟敬文他们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江绍原的民俗学理论等，在文化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显着的验证。在这样一个“目光向下的革命”中，关注民生、贴近民众、面向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的确立，直接决定了这场民间文化运动的学术品格，如何建立和完善更具科学意义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学术体系，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没有必要的理论支持，这场运动将重蹈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的覆辙；科学地总结和认识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避免许多弯路。技术手段的运用，若失却现代民间文艺学进程中的成果，它的科学性也就相应地减弱了。举目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上，固然出现了钟敬文、张紫晨、乌丙安、陶立ｆáｎ@①、叶春生、李惠芳、刘守华、段宝林等一批学者的着述，但不能不承认，限于诸多条件，在学派建立、学术争鸣等必要的学术活动中，我们还缺少与世界那些大师级学者相比肩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上，这直接涉及到技术质量问题。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一项特殊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我们尤其强调“掌握可靠而充分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第一手资料”，也确立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扩大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原则上的要求，科学的搜集整理方法及必要的指导和训练一直未得到应有的规范，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学术质量。更应该指出的是当前在学术发展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忽视传统文献典籍的理论价值，一是忽视必要的田野作业，这两种倾向严重影响了当前民俗学的迅速发展。有一些人片面强调“学术接轨”，动辄用西方社会人类学理论等问题去横刀夺取学术话语的制控权力，甚至有人洋洋得意于去做“民俗学的叛徒”，而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对西方学者的理论懂得多少?当然，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现代民间文艺学体系的建立，这是一种事实，但若我们忽视了“本民族”的基础，一切努力恐怕更多的是枉然。借鉴必要的西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依据于必要的实践，结合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持久的探索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创新直接关系到学科的前途和命运。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不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职责和使命，而且是全球性的，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面对历史和时代应尽的职守，那么，在这样伟大而神圣的抢救与保护运动中，现代民间文艺学为其提供必要而科学的技术手段和理论资源就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了。
　　民间文化的档案处理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立场确立的具体问题。我在前面讲过，搜集整理作为抢救和保护的具体方式，应该得到必要的科学的理论支持，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除了必要的抢救和保护之外，我们还应该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使之有效延续和发展。这样，民间文化就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上，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整体融入全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尽管在具体的文化词中有不少士大夫极力鄙薄这些内容，“野”、“俗”、“淫”等名号，是文人阶层对民间文化的概括，这也恰恰证明了民间文化的个性；统治者对其介入的方式，也因之形成了一种“求俗”、“问风”的传统，即我国传统的民间文化控制和管理问题。诸如“乐府”等问题，就是这种传统政治经验的有效方式，它确实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调整文化策略的积极作用。在文献保存上，相应出现了“祭祀志”、“五行志”和“风土志”等文化传统，尤其是明清方志材料中，“入境问俗”成为修志治史的必要环节。诸如《风俗通义》、《荆梦岁时记》、《帝京景物略》，包括《广东新语》等文献，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代民间文化历史的基础参照系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文化理念的差异，这些典籍几乎清一色地存在着“缺失”，即任意删节，许多有珍贵价值的材料被人不经意地丢弃了。那么，我们今天“全面搜集”和“忠实记录”就成了更为有意义的活动。究竟“全面”和“忠实”到何种程度，才算得上具备了科学性呢?显然，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要将每一个民间文化生活内容都完整地记述(录)，这是极其艰辛的工作。而现实又确实要求我们这样去做，去详尽它，尽最大努力保存它的原貌。建立民间文化档案，是全民族共同的职责和使命，需要各个方面齐心协力，急需专业的博物馆、档案馆作为硬件来参与其保存。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全国各地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大量的博物馆和档案馆又是不现实的，在许多地区，温饱这样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还不少，教师的工资拖欠问题、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农村医疗保险问题都放在文化的前面，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像股市那样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在更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想像，做文化收藏的人又是社会成员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珍贵的文化财富一个个消逝。问题还在于理念的确立，如何使全社会都行动起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这样一种神圣的职责与使命，是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作为文化决策者和文化工作者，都应该正视这种现实。选取典型的民间文化生活片断，有步骤、有计划地全面搜集和忠实记录与保存，与大规模的普查相结合，我们尤其应当鼓励各种专题形式的个人行为；同时，将这种抢救和保护与政府的修志工作、文化开发工作相结合，也是完全可行的。有许多学者埋怨政府只顾开发而不注意保护，政府中一些官员的文化素质与知识结构确实是个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的期望从来都是高于全社会的，很容易与社会实际相脱节。特别是一些急功近利的开发商，其素质低劣的程度令人发指，他们对文化的破坏其实是我们抢救和保护运动中的敌人，但这就是一种实际；问题在于社会发展中他们又常常是强势阶层。那么，正视现实，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相结合，普查的地毯式搜集、整理和个人的专题式搜集、整理相结合，包括把民间文化作为产业进行开发，以及向全社会进行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特别是在社会行为中，“普查”的论证应给予高度重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国家文化部、民委和文联等单位共同组织的三大集成(故事、歌谚、谚语)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对民间戏曲的忽视却令人扼腕——尽管十大集成中有戏曲志一项，但是，民间戏曲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更大的难度。十年前，我曾经在许多村寨考察庙会，亲眼目睹了一些民间戏曲发生的变异，它更多的是口耳传授，并没有固定的文本，对它进行记录就有了更为艰难的困境。民间戏曲是综合的民间艺术，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异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包含了故事、歌谣、谚语的内容。但是，随着农村娱乐手段的改变，尤其是大量民间艺人的去世，这种保存和抢救就显得更迫切了。建国前，张长弓先生呕心沥血，将民间艺人请到家中记录民间鼓子曲，整理出《鼓子曲谱》、《鼓子曲存》、《鼓子曲言》、《鼓子曲词》等珍贵资料，为戏曲研究者提供了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本”，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典范。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努力更加重要，尤其是学有所养的学者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从个人做起，从眼前做起。这样，民间文化的档案保存才能免受更大的损失。
　　同时，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不应该仅仅是一群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者的事业，还应该更积极地、更广泛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支持，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理论建设上有着相当深刻的教训。事实上，民间文化研究拓展了许多学科，诸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任半塘的《唐戏弄》等着作就是明证。然而，近些年来，相当多的学者追求所谓的学术规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了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发展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机遇，学科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其方法等问题衰微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省。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是伟大的文化实践，更是伟大的文化创新，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发展飞跃的重要机遇!
　　本刊责任编辑注：“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笔谈共五篇，本刊第10期转载前三篇，本期续完。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15G0文化研究高有鹏20032003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高有鹏(1964-)，男，河南项城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民俗学硕士导师，学科带头人。 作者：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15G0文化研究高有鹏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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