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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在文艺学领域没有什么贡献的吾辈，是没有资格来谈论“创新”这样一个题目的，我这儿所谈的，只能是个人多年来从事文艺学专业的体悟与感受，以及自我反思的有关问题。拟讲三点意思：第一，文艺学创新是难的；第二，在中国，文艺学创新尤难；第三，文艺学毕竟还在发展，文艺学也不可能终结，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
　　一、文艺学的创新之难
　　一门学科，是由基本理论范畴与相关“元问题”构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某些理论范畴及“元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必会越来越丰富，况且，在人文学科方面，古人及前人的智慧并不在今人之下。因此，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往往越是艰难。我们所从事的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虽然时间不长（据赵宪章先生在《中国文艺学的现在和未来》一篇文章中论及，“文艺学”一词最早见之于1843年麦登写的《现代文学史》一书的绪论中），但从起源以及实际内容来看，却是有着久远传统与深厚积累的。早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有过关于文艺学的比较深入系统的论述。在中国历史上，相关成果更是纷涌迭现，难以尽数。在这样一门学科中，由于许多重要问题已经有前人反复研讨，后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有什么原创性，实在是越来越不易了。
　　举个例子来看，在中外文论史、美学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探讨过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康德提出了“审美表象说”，歌德认为作家应该“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奴隶”，朱光潜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胡风强调“主观拥抱客观”等。这些见解，虽然均有其自身的独立影响与理论开拓价值，但就其实质性理论内涵来看，我认为基本没有超出中国唐代画家张璪早就仅用8个字做出的概括，这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另如后人的现实主义论说，其主旨也基本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见解。
　　这种状况，其实不只见之于文艺学，在人文探索领域是具有某种共通性的。理智的歌德，曾经这样告诫爱克曼：“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① 英国现代着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得更为彻底：整部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
　　由于积累深厚而创新之难的状况，其实又不只见于人文学科，也见于某些传统性的自然基础学科。如，据有关信息可知，在数学领域，近30年来，世界上“已难以寻到众所瞩目通晓全局的大数学家”。②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经这样论及物理学领域的情况：“在20世纪近代物理学革命以后，在约为3／4世纪的时间内，物理学并没有发生新的基础性的革命性的重大变革，物理学的进展主要还表现为对于相对论量子论的完善及推广应用上”。③ 也许正是与创新之难不无关系，据有关报道，目前英国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一些科学课程出现了危机，由于报考人数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大学将陆续不再开设某些科学方面的课程，从1997年起，已有将近1／3的物理课程已被注销。④ 在法国、德国， 也有不少人认为物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物理一年级学生1998年的注册人数仅为1991年注册人数的一半”。⑤ 可见，在发展危机方面，文艺学与上述某些自然学科之间，似乎也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
　　二、中国的文艺学创新尤难
　　与西方相比，我们的文艺学创新尤为艰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现实与文化的滞后。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发展过程，越来越具共通性。后进国家，追逐发达国家，几乎已成为一种必然。与之相关，后进国家的某些文化观念，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观念，也就势必呈现出滞后性。以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例如近些年来成为热点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文化传播之类问题，大约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纳入了欧美学者的视野，并曾形成了法兰克福与伯明翰这样声名显赫的学派。由于现实本身的滞后，近些年来，相关问题才为我们所重视。又因现实问题的相通，我们在这方面的某些见解，也就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两个学派，给人的感觉，甚至很像是在炒西方人三四十年以前的冷饭。另如近几年来越来越受中国学者重视的生态文学批评问题，至少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萌生于美国，由于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中国学者要另外拿出什么原创性的成果，也同样是很难的了。
　　二是僵死的学术体制。学术体制，大约应包括学位授予体制、职称晋升体制、学术成果评审体制、学术资源管理体制等。学术体制，本应是尊重学术活动规律的产物，应以创造并保障良好的学术生态，为学者的独立思考、成果发表、学术活动等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为宗旨。经由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的学术生态，当然已大为改观，学术自由的程度也大有提高，但与市场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现有的学术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呈现出的仍是指令性、规划性与计划性格局。例如出版社、报纸刊物等学术资源，仍是按国家规划布设的，属指令性和垄断性的，这样一类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学术载体，要体现真正的学术自由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另如许多研究课题、经费、奖项、职称数额、学科设置，乃至大学的课程开设、教材编写等，亦往往是由政府主管机构统辖规划的。这样的学术体制，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仅以课题而言，有些重大科研项目，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等方面的重大项目，由国家统筹规划，重点扶持，当然是必要的，但不加区别地将一切都掌控在计划、规划之中，则是有害于学术发展的。从中外历史上来看，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谁规划出来的？在人文领域，问题就更为明显了，如中国的孔孟学说、老庄哲学、刘勰的《文心雕龙》，西人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等，是谁计划出来的？事实证明，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往往是在无所顾忌的学术生态中，学者的个人才智得以自由驰骋的结晶。如果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破坏了学术生态，限制了个人才智自由驰骋的空间，学术危机也就是必然的了。仅从这方面看，我们目前的文艺学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与深层次的体制性危机、生态性危机有关。而这方面的危机，制约的其实又不止是文艺学。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落后，乃至其中的某些弊端祸患，亦均是与之有关的。例如，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学术腐败问题，亦正与“官场腐败”相同，不论“反腐”呼声多高，如果不从体制入手，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另如建国以来，在我们的思想文化及其他领域发生的诸多悲剧，许多人至今仍习惯于将其归之于“极左”思潮，事实上，不论“极左”还是“极右”，在健全的体制中，都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思潮”，而只有在其不受体制制约，或者与某种体制合谋时，才会在历史上留下罪恶。
　　三是学术心态的自卑、局促与浮躁。其自卑性的突出表现是：以仰视性的目光，以“重复说”、“捧着说”的思维方式面对西方现代文论，结果，某些原本并不高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的见解，在我们这儿也可以大行其道。例如，在我国当代学术界，詹姆逊的理论有着广泛的影响，为许多人所推崇，却没有人能够像美籍印裔学者艾贾兹·阿赫默德那样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恰恰潜存着的“后殖民主义”的阴影。阿赫默德尖锐地指出：“几乎每一位现代的亚、非国家知识分子都至少懂一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欧美文论家曾经不怕麻烦学过任何一种亚非国家的语言；宏大的翻译工程使文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广为流通，但当这些文本译自亚非国家的语言时，这种流通就会拖延得出奇地缓慢。”。⑥ 正是由于交流的不对等， 西方白人学者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第三世界的文学实际，故而詹姆逊所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之类见解，其实不过是根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验而得出的定义。其局促性的主要表现是：第一，褊狭的文艺学功能定位，即过分看重的仍是文艺学的实践价值，缺乏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真正的理性探索精神，固守的仍是他们所不满的“知性”（其实是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第二，向往一统化、完成化，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文学艺术问题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缺乏对文艺学的开放性、未定性、过程性特征的认识。第三，谨小慎微，步趋他人，缺乏学术敏感。例如，原本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以反对“文化霸权”为主旨的“后殖民批评”文论，也许更应该产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曾经长期沦为半殖民地状态，至今仍不得不忍受发达国家某些方面的文化霸权屈辱，且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度，而我们却缺乏这方面的学术敏感。另如接受美学理论，也许更应产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相应理论资源的国家，而我们却无人有此意识。其浮躁心态主要表现在：我们总是热衷于制造或追逐所谓的学术热点，急于抢占所谓的某种话语权，喜欢参与原本意义并不大的学术论争，而缺乏甘于寂寞、扎扎实实、潜心以求的学术精神。
　　三、我们还是要设法创新
　　一门学科的发展之难，当然并不意味着最后终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数学、物理、化学等一些传统自然学科，毕竟也还在许多方面不断有新的进展。文艺学同样如此，据芝加哥大学教授、《批评探索》主编米切尔2004年6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中介绍，在美国，文学理论除了在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展现新的生机之外，以哈拉维（Donald Haraway）等为代表的后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正在兴起，与研究计算机时代出现的新生命体以及人的主体性的相关理论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模式。⑦ 另如最近几年在英美国家声势日高， 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生态批评，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生态诗学、女性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等，也已展示了文艺学研究的新天地。
　　中国的文艺学研究，虽然存在更多的局限，但亦并非注定了没有创新之可能。我们的现实及相关文化，虽在某些方面滞后于西方，但在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审美心理、生活方式以及面临的相关现实问题等方面，毕竟又不同于西方。只要我们调整学术心态，增强学术敏感，注重从自己的现实与文化出发，将同样大有开拓与创新的空间。至于学术体制，亦并非不可逾越，如曾处于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的前苏联的学者巴赫金，不也照样创造了“复调”理论，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了吗？可见，文艺学的创新，除了相应的外在条件之外，我们自身的人格素质、学术视野、思维方式等也至关重要。具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进一步致力以求。
　　第一，要打破褊狭的文艺学功能定位，即应该认识到，文艺学研究，除了与文学艺术实践相关之外，还是对人类心灵秘密的揭示，是对真善美的终极性价值追求，是一种自足性的思想创造。借用西方学者福山等人的见解，在更高的价值层次上，文艺学成果，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中外文论史上，许多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成就正是如此，如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艺观，弗莱的“原型批评”等，很难说是对人类文艺创作实践的总结，其价值也并不仅仅在于实用性地指导创作或评价作品，而更在于开创了一个个闪射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精神空间，可以启迪人类更为丰富地把握世界，更为深刻地认识人生，更为有效地提升精神品位。
　　第二，要拓展襟怀，扩大视野，加强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与现实责任感。以事实来看，世界上许多卓有成就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其成功正是与此有关的。康德注重的是永恒性的人类的道德完善，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精神解放，马尔库塞等人力图拯救的是为技术文明异化的现代人类社会，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隐含的是对专制社会体制的抗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在心态自卑、局促与浮躁的中国当代文艺学领域，要出现这样的理论家，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也正是据此，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中国文艺学成就的低下及我们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三，要从更深层次上解放思想，切实破除“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之类思维方式。对此，我们虽然早已不乏清醒的理性认识，但在实际思维过程中，却又极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例如当我们奉行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概括方式时，却忽视了康德、黑格尔式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预设先验本质的合理性；当我们信奉存在决定意识时，不敢相信有时意识也会决定意识；当我们为“非本质化”、反对“宏大叙事”之类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立场所吸引时，往往忽视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并非一无是处，往往忘记了在后现代背景下出现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仍是“宏大叙事”的产物。
　　面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创新之难，过分地怨天尤人，空谈危机，显然是没什么意义的，只能徒增文坛悲凉而已。根据现实，拓展个人襟怀，调整自我心态，解放思维方式，潜心以求，我们的文艺学，也许才有某些方面的创新之可能。
　　注释：
　　① 《歌德谈话录》，88、250页，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② 黄力民：《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数学中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0(5)。
　　③ 路甬祥：《百年物理学的启示》，见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 cas. ac. cn/html/Dir/2005/05/31/9199. htm
　　④ 《英国大学科学课程遭遇危机》，胡乐乐摘译，《社会科学报》2005年7月28日。
　　⑤ 新华社6月14日：《法国物理学家对物理学发展前景担忧》，http://www. people. com. cn/GB/channel2/570/20000614/102651. html
　　⑥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3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⑦ W．J．T．米切尔：《理论死了之后？——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李平译，《文化研究》第五辑。

东方丛刊桂林115～123J1文艺理论杨守森20062006
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250014）
作者：东方丛刊桂林115～123J1文艺理论杨守森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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